董少平，李锡青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信访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枫桥经验”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标杆和典范，先后经历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到“党政动手，依靠群众，立足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再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再到自治、德治、法治“三治结合”，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1]随着时代发展，“枫桥经验”在坚持“矛盾不上交”的历史底蕴的同时，不断丰富自身内容，历久而弥新。在不断丰富和创新的同时，其势必将面临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与选择问题。如何平衡不同价值在“枫桥经验”价值体系中的定位，如何作出更优的价值选择与整合，进而指导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是其必然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一、“枫桥经验”的价值冲突表征

“枫桥经验”通过长期发展，将自治、德治、法治相融合，软法与硬法相结合，融入了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对于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的预防、化解乃至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多重作用和意义。基于不同的价值考量，“枫桥经验”会作出不同的价值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