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志强

（贵州民族大学 法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民法典》。《民法典》于2021 年1 月1 日开始施行后，《合同法》同时废止，有关合同的民事法律规范将由《民法典》中的合同编替代。《民法典》总则编第142条则规定了意思表示解释规则，作为统摄民事法律行为（包括合同）解释的基本规则；而《民法典》合同篇第466 条代替了《合同法》第125 条，规定了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时的解释规则。《民法典》同时规定了意思表示解释规则和合同解释规则。意思表示解释与合同解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意思表示规则的实施与深化有赖于合同解释制度的完善。

一、问题的提出

追求法律的稳定性是大陆法系的固有特征，法典编纂被誉为大陆法系的精髓。而在英美法语境下，法典化一定程度上是法律僵化的代名词。19 世纪是英美法法典化思潮的兴盛时期，但是除了特定商业领域外，并没有导致家庭法、继承法、合同法和侵权法等的全面法典化。[1]英美法非法典化的特质的益处之一就是合同法理论不断推陈出新。英美合同法理论大致经历了古典契约理论、新古典契约理论、现代契约理论的演进，各种理论异彩纷呈，理论研究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迭代。

大陆法系民法的法典化有可能会对合同法的研究带来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法典的编纂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果法典编纂得以进行，其结果是否将阻止合同法领域内巨大变革的出现（虽然这些变革在某种程度上使合同法更趋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