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安忆于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纪实与虚构》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它不仅为当代长篇小说注入新的活力，也为后继小说创作提供别样的价值与借鉴意义。分析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以细读文本的方式对自始至终浸透文本中的孤独寂寞这一主题感受与情感体验进行解读，试图寻找主体产生这种精神体验的原因，从而进一步分析主体如何在女性视角下消解孤独与寂寞，并探讨其寻根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王安忆;纪实与虚构;孤独感;女性;寻根

一直以来，对王安忆小说的研究已是热点并形成较成熟的体系。其长篇小说《长恨歌》一经出版便在文坛一举成名，引人注目。至此，有人便认为这是对张爱玲小说创作风格的继承与发展，是描写女性人生与情感故事、展现女权主义的再创造。在今天看来，比起王安忆的其他作品，对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的审美价值研究相对较少，且大多是从该小说的叙事结构与主题这两大角度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而本文主要从小说所蕴含的审美精神体验这一角度入手，分析其所蕴含的精神意味。

一、主体的焦虑与孤独

在《纪实与虚构》中，孤独这一精神体验始终贯穿其中。主体是孤独的体验者，无时无刻不表达着焦虑与忧伤。但主体也在努力发挥自身能动性，即玩游戏、寻找玩伴、写信等，用自己的方法来抵抗与消解孤独。小说中的主体“我”是上海的外来户，是坐在痰盂上到了这座城市。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在传统的节假日里，别的孩子都去走亲戚家，而“我”只能走“同志”家。在孩子的眼中，他人拥有的自己却无法拥有，这本身就令人沮丧，使“我”感到孤独与寂寞。说着不流利、不正宗的上海话，走在陌生的街道上这都使“我”倍感孤独。语言的隔膜和没有小伙伴的形单影只都是“我”孤独的原因。但也正因如此，“我”热衷于融入这个城市，生怕落伍，特别愿意和人交朋友。“我”有时自卑，有时自傲，有时想和邻居的小女孩示好，有时还跟随保姆进入别人的“家庭”。“我”还认为楼上老是窥伺的阿太是造成我孤独感的罪魁祸首。母亲与她的明争暗斗也加深了“我”的孤独感。张先生的孙女儿是我最初的玩伴，然而“我”那恋慕浮华的种子还未来得及播撒就被母亲铲除夭折。不论是“我”与男孩女孩在弄堂相约玩耍，建立最初的人际关系与独立的情感世界，还是“我”积极地参加学校活动热衷于“开小组”，欢喜得牙咯咯响，亦或是和英语老师作对，都体现幼小的“我”努力去摆脱孤独，渴望融入这座城市的赤诚之心。然而每一次实践都使“我”陷入更深的困境，孤独感渐渐将“我”包围，使“我”感觉“我”向往的上海灿烂夜晚带有一股暗淡的颓败之象，与“我”格格不入。这些人际关系的建立与情感的琐碎加剧了“我”的孤独，甚至别人家擅长做的馒头也使“我”自卑，“我”是这城市里什么都没有的人。渐渐地，学英语使“我”孤独，自怜且怜人的心情又因无法诉说更令“我”感到孤独。

“我”因为孤独也很想有爱情这一桩事，于是每天“我”都渴望收到一封情书以期望通过爱情来救赎我的孤独感，消除我的寂寞。这是多么真实又隐秘的少女心思。但是那些奇遇，那些“我”相识的男子最终只是过客，最后留下的只是片段印象，组织不成故事。最终只是夏夜的流星，各穿银河。“我”又一次陷入孤独的沼泽中。于是“我”感叹只有深刻关系才是对我们漂泊人生的一种解救。爱情可将人互相契入得那么透彻，从而建立起深刻的关系，但同时也是世上难得。“那些戏剧性的因素从我们生活中经过，由于我们反应迟钝，缺乏行动，犹豫不决而一去不回。”[1]305这也是我们失去与他人建立深刻关系的契机的重要原因。因此，“我”慢慢产生了独身的念头，孤独已经成为“我”的一种存在方式，“我”渐渐与它融为一体，在时间上没有过去，只有现在。空间上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因此，主體建构层面长期存在着焦虑与孤独。它们不再被刻意放大，而成为了一种常态。

小说中，母亲不仅对年幼的“我”影响深刻，在某种程度上她是“我”孤独的重要原因，为“我”孤独的人生主题有力地增添一笔。母亲很少说上海话，总是坚持说普通话。她还不准“我”与邻家的孩子往来、玩游戏，她要求“我”要像大家闺秀一样端庄文雅、少言少语，更要像“同志们”的孩子一样朴素大方、说普通话，不得沾染一切俗气下流、卑鄙龌龊的事物，否则容易带来不好的影响。但“我”犯过许多错，在母亲面前泪水成行。所以，“我”认为“我”被孤立、产生寂寞与孤独的精神体验，母亲是罪魁祸首，难辞其咎。因而母亲在“我”某一个成长时期里，成为“我”假想的仇敌。“我”一个人在家里走来走去，心里恨着母亲，觉得是她使我们一家都成了孤儿一样的人。可当“我”知道母亲三岁没了娘成了一名孤儿时，“我”的内心才开始隐约体会到母亲头脑冷静，性格坚毅背后的寂寞与敏感。她反对串门，与亲戚很少有往来，有时“我”向母亲询问过往的事情时，她完全不理解为什么“我”这样热衷。母亲有着孤儿的特性，所有人将她抛弃，她也将所有人抛弃，这种习性使“我”感到寂寞，但也未曾打消我探寻家族历史的积极性。母亲这样一种孤独的生存心境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年幼时的“我”和“我”们的家庭。

除了“我”和母亲，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笼罩在淡淡的孤独之中，无法自拔。张先生每日都看着这座房子，他站在阳台上俯瞰着一切。他觉得他和这房子一样有一种被抛弃的心情。他就彷佛站在一个内患重重的“孤堡”上，最后在地板上跳来跳去，吓坏了孩子们，让人感到凄凉与悲哀。文明戏女演员更是一出生就流言缠身，奇事层出不穷。人们总是背了她叽叽咕咕，眼神神秘。因为这些流言蜚语与其说使她受了不少委屈，不如说她注定将成为孤独大军中的一员。尽管后期“我”与她要好，听她讲述那些新奇的故事，最终我们还是形同陌路，断了往来。此外，保姆、小五、阿太、弄堂里的男孩等，这些人物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忧郁气质，在他们的身上时刻笼罩着一种孤独忧伤的精神氛围。

在时间上，“我”的整个家庭没有来历，“我”羡慕别人家的一切“有根有据”，不像自己家“无根无由”，这导致了“我”一种无来历的孤独之感。在空间上“我”依然处于孤独的状态，虽然生长于上海，但由于缺少语言文化的认同、亲友的陪伴沟通，让“我”成了孤家寡人。因此，在这两个维度上孤独都伴随着“我”、笼罩着“我”。这也促使主体“我”能动地发出一系列行为去抵抗与瓦解心中的孤寂、落寞与忧愁。

二、女性视角下消解孤独的方式与意义

孤独之感与漂泊情愫不仅贯穿《纪实与虚构》这部小说中，在王安忆的其他作品中，如《长恨歌》《天香》《富萍》等，也时有显现。可以说当触及女性人物与建构女性故事时，漂泊与孤独这一情感线索总是会在王安忆的作品里若隐若现。在她近年的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更是具备浓得化不开的孤独精神体验。四处寻找东家的月娥、为生计奔波的萍萍、漂泊在异国他乡的陈玉洁都是这一类人物。王安忆以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寓示自己的价值追求，展现自己独特的视角：建立一种有力的、深刻的灵魂美与实体美的精神家园以此来消解孤独这一精神体验。同时作者的创作风格受孤独这一精神体验的影响，以至于创作出来的作品带有寂寞忧伤的意味，同时也包含着独特的女性视角。

心理学家佛洛姆认为，“人也许能够忍受诸如饥饿或压迫等各种痛苦，但却很难忍受所有痛苦中最痛苦的一种——那就是全然的孤独”[2]。幼年时期“我”认为游戏是一件好东西，它可消除人的孤独。在游戏中，人们结成同盟或者敌手，这样我们就不会觉得形影相吊，孤家寡人。后来“我”又认为爱情是个好东西，它具有结合的力量，还富有可操作性。然而这些也无法消解“我”的愁思，“我”在与此刻的外界建立横向关系，但结果总是不尽人意。除此之外，“我”还认为，“坟地也是一个好东西，它带有家园的意味，它将我们死去的亲人挽留在那里，又或者将我们召集去那里，使我们永不离散。”[1]24由此“我”便想到“我”家族的历史中断了，社会关系也被割裂了。热衷于翻看照相簿的“我”，思绪泉涌，问题千万——我们生命的源头在哪里？推进我们繁衍的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我的灵和肉从哪里来？这些都促使“我”不断思考与追问“我”的祖先是谁，“我”的纵向关系又是什么。与其说“我”是在寻求家族神话与历史根脉的一份具体真实的答案，不如说这是化解“我”内心孤独之感、给漂泊无依偎的内心搭建的一座心灵港湾，是排遣一颗飘摇心灵的孤独感的方式。于是寻根的念头在“我”的脑海中出现。

王安忆曾在短篇小说《我的来历》中对父亲表现出亲近之感，体现出自己对父系家族的认可与文化的认同，并由此表达出作者对血缘、根脉以及民族之间的交叉缠绕与相离的思考。而在《纪实与虚构》中，作者探寻了整个母系家族的故事，以母亲作为一个起点，将上海成长的“我”与远古的祖先相联系。对此，有人则认为这种对自己来历、血缘关系的构建体现着主体对父亲血缘、权威以及寻根文学的“审父”式主流写作的逆反。中华民族往往从父姓、父史，寻根文学本身经常被评论为一种“审父”式的追问。这是作者有意识地展示女性权力，确立女性生存地位，从而达到摆脱孤立、消融孤独的目的。而本文认为，在小说中有关父亲的描述少之又少，形象几近模糊，父亲对家族的历史更是无从回忆，因此便失去了追寻父系家族历史的契机。可见，作者对母系家族历史的追寻与思考仅仅只是其父从遥远的南洋群岛来到中国投奔革命，家族的历史断裂比母亲更彻底，线索几近空白，寻根的难度相对较大，因此转而探寻母系家族历史。从这一角度看，女性权力的显现与对主流写作的反叛并不明显。王安忆曾说“人们说我是写性爱的作家是大错特错了，说我是女权主义更是错上加错。女权主义的说法破坏了我力求实现的平衡状态。”“男人与女人的对位图在我眼里，具有具体关系和抽象关系合二而一的效果。”[1]425由此可见，王安忆是以其特有的女性视角开始了对母系家族神话与历史的探寻进而消解孤寂忧伤之感。

对孤独的消解与历史的想象与建构，王安忆以坐标的方法归纳成纵和横两个空间，让虚构在此相离又相交的两维之中展开。虚构的历史视作“我”的纵向关系，虚构的社会视作“我”的横向关系，生命性质与人生性质的虚构组合在一起，犹如大树和水波，是一幅田园风景，并带领着我们在其中探寻和欣赏。对历史的想象是抽象的，而对线索的寻找是具体的。尽管作者的推理和考证带有主题先行的意味，根脉的寻找充满着多种可能性，但其中悬念迭起足以吸引读者。与其说这是在独特的女性视角下展开的冥想，不如说是消解孤独的有效方式与途径。于是，“我”开始大量翻阅史书，“我”开始冥想。“我祖先艰苦卓绝惨淡经营的时候，我在熟睡。现在我醒着，祖先们沉睡了，我与他们永远阻隔千山万水，万载千年。”“我的冥想就是我骨血的记忆，这是先祖们给我留的一个纪念。冥想在我心中活跃，生气勃勃，如泉如涌。”[1]151在确立了“我”的家族的传说神话后，“我”便开始转向对家和故乡的寻找。“离开祖先们生存的地方是多么悲伤，离乡背井一去不还是多么伤怀，中原再好也不是我的家，血肉相连的故乡变成子孙們人生地疏的地方。他们定是一步三回头，肝肠寸断。我想我母亲流浪的历史其实是从这时开始的，我们再不会知道，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故乡，这是我们家永远的绝望。”这表达出“我”对失落故乡的淡淡哀伤与不甘，也透露出“我”寻回故乡、瓦解孤独漂泊心境的决心。于是“我”南下亲访茹家溇，享受着寻根的过程，解构着“我”的孤独。

三、结语

正如王德威所说：“家史在民族史中的线索， 与个人在共和国中的成长纪录， 终于合而为一， 并归结到作者对创作活动的反省与反思。”[3]王安忆在第一人称的独特的女性视角下，摒弃了漂泊流离、现实的平庸琐屑，有意识地追寻与建构着自己的家族历史与根脉。《纪实与虚构》从焦虑与孤独的精神体验这一角度入手，冥想与虚构着“我”的历史和社会。“我”拿着虚构的武器，利刃的光芒闪耀着并照亮“我”的现实生活。在一系列追溯与思考中，笼罩“我”内心的孤独之感渐渐消散，终见月明。

参考文献：

[1] 王安忆.纪实与虚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2] 弗洛姆.逃避自由[M].刘林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70.

[3] 王德威.如此繁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98.

作者简介：满思言，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