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太阳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1）

一、问题的提出

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时代背景下，农村经济社会、基础设施以及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均落后于城市，外加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导致农村老年人无法获得足够的家庭养老及生活照料，农村养老形势日趋严峻。在传统社会中，家庭养老是老年人最主要的养老方式，在农村也同样如此。但在城市化和农村人口流失的影响下，子女进城务工经商求学，使得农村老年人养老成为问题，“养儿防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临巨大冲击。为破解这一困局，互助养老成为农村老年人另一种可行的养老方式。农村互助养老是指通过互助幸福院、互助据点等形式，将该地区内养老需求没有得到有效满足的老年人聚集起来，在互助养老共同体内以互助的方式提供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并以积极老龄化的视角看待老年人，让老年人充分参与到互助养老服务中,为家庭、集体和社会作出积极贡献，从而在充分发挥老年人能动作用的同时以自助互助的形式满足自身养老需求[1]。从其特点来看，农村互助养老与农村社会的特点具有高度适应性和契合性，它既有敬老院等社会化养老的特征,又符合传统家庭养老习俗，可以充分利用农村熟人社会环境和孝老文化，整合农村养老资源，从而满足农村老人养老需求[2]。党和政府的相关文件对农村互助养老这一具有独特优势的养老方式进行了大力倡导。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在新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下，要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优化与扩大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能力。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提出推动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融合发展，积极开展互助养老服务。截至2019年1月底，全国共建有社区互助型养老设施8.73万个。经过近些年来的发展，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模式、管理运营不断系统化、规范化、法制化，在满足农村老年人养老需求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农村互助养老不断发展，学界对于农村互助养老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多元化，内容涉及农村互助养老的历史演变、运行模式、对策建议，也有学者从诸多视角分析农村互助养老。有学者从社会资本的视角进行分析，主张发展NGO组织以激活和培育乡土社会中的社会资本来推动互助养老发展[3]；有些学者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审视传统孝文化在当今社会所经历的冲突，并通过构建以“孝”为重心的农村养老文化来构建互助养老发展的良好环境[4]；还有学者从多中心治理视角研究老年人、村（居）两委、社会服务机构等主体间的关系，通过构建老年人帮扶中心、村（居）两委社会治理中心、社会服务机构——互助养老服务供给中心以提高互助养老质量[5]。诸多研究为深化对互助养老的探索积累了相关经验，但相关研究多是对农村互助养老院的建设经验的分析总结，而在农村互助养老内源性因素的演变及其合理性的验证上缺乏相关研究。有鉴于此，笔者尝试引入社会团结理论，试分析农村互助养老内含的社会团结机制在中国农村这个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下的发展及其变化，以更好地认识、理解农村互助养老，这也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二、农村互助养老界定及社会团结理论的引入

学界对农村互助养老的界定大同小异，如赵志强、杨青[6]在总结河北肥乡互助幸福院“村级主办、互助服务、群众参与、政府支持”的十六字原则基础上，认为农村互助养老是介于传统居家养老和社会化养老之间的一种新型养老模式，它既体现了社会化养老的特征，又符合老人在家养老的意愿，是居家-社会化养老之外的新模式，又是家庭养老的延伸，符合农村老人的需求。刘妮娜[7]提出“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服务”概念，并将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服务区分为互助型居家养老服务和互助型集中养老服务两种。杨静慧[8]则认为农村互助养老是在熟人社会的亲切环境中进行的，老年人相互扶持、共同陪伴的互助关系。“所谓互助，就其本质来讲，是一种社会交换，它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凭借着血缘、姻缘和地缘等纽带联结产生”。概而言之，学界对于农村互助养老的界定大体趋同，即都认为农村互助养老是对农村老年人养老资源的整合，并通过互助达到满足养老需求的目标。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历史悠久，且关于农村互助养老之发展历史及实践模式研究成果颇多，近年来呈现逐渐增多的趋势。张云英、张紫薇[9]通过研究农村互助养老的历史嬗变得出结论：历史上的宗族互助养老是现代农村互助养老的原始形态，具有明显的血缘性和家族性特征，且宗族互助式养老离不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孝文化和互助文化则是孕育宗族互助养老的文化基础；传统社会的宗族互助养老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了重要的养老供给，弥补了家庭养老的不足，为实现老人“老有所养”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也为今天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提供了借鉴。赵志强、王凤芝[4]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传统孝文化在现代社会所受到的冲击，并弱化了家庭养老功能。他们认为由于原有的乡村运行秩序被破坏的同时新的秩序未建立，导致了农村老年人的边缘化。因此，他们主张构建现代农村的新型孝老、养老文化，培育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良好环境，真正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得、老有所乐”。因此，无论是宗族互助养老还是孝文化的构建，都体现了在农村社会环境下老年人及其归属的亲友群体的“社会团结”，并在“社会团结”的基础上达成互助养老。从理论的视角来看，社会团结理论可以是分析农村互助养老的一个切入点，从这个角度看农村互助养老会得到新的启发。

社会团结理论是由著名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所提出的重要概念。社会团结就是指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协调、一致和结合的关系[10]。他指出，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社会分工，进而也改变了社会团结的基础，为社会团结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纽带，产生了两种社会团结类型，即“机械团结”和“社会团结”。所谓的“机械团结”指的是通过强烈的集体意识（所有群体成员的共同感情、共同需要、共同文化信仰）而把个体联结起来的那样一种社会结合类型。在“机械团结”中，社会成员保持高度的同质性，在思想文化、情感意识、生活习俗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都保持高度同一性。由于这种高度的同一性，所以涂尔干称其为“机械团结”。而“有机团结”则指的是通过职能上的相互依赖而将个体联结起来的那样一种社会结合类型，社会成员之所以结合在一起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强烈的共同意识、共同情感，而是因为他们存在着功能上的相互依赖，功能上的相互依赖使他们谁也无法离开谁。这是一种和动物有机体内部各个器官之间的联结非常相似的一种社会结合形式，所以涂尔干把它叫作“有机团结”[11]。他们构成了社会团结的两种类型。农村互助养老或称抱团养老，从字面上来看就包含了团结的含义，与社会团结理论在内涵上具有契合性。从社会团结理论来看农村互助养老，意在明确两点内容：一是农村互助养老是一种社会团结。它以需求为手段将农村老年人聚集起来，并以服务为载体将老人维系起来，并通过文化、伦理将这种社会团结表现出来。农村互助养老整合了农村老年人的需求、情感归属和文化认同，并达到协调、一致和结合的关系。依据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社会团结的形成须有集体意识、文化思想等共同性因素。农村互助养老的社会整合功能显然是建立在养老需求、情感归属、文化认同等同质性因素的基础之上，这些同质性因素构建了老年人的“团结”。二是农村互助养老的内在团结机制经历了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转变。在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前期阶段，由于农村老年人在需求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此外受政府支持、社会支持等制度性因素的推动，以及农村居民对敬老、孝老文化的高度认同，使得老年人在需求、制度推动和文化等因素的推动下组成互助养老共同体，使该阶段的农村互助养老表现出较明显的“机械团结”特征。但随着经济社会和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其包含的社会团结类型也发生了变化，老年人角色分工的差异性、服务对依赖程度的强化作用、多群体的合作参与，这些因素都使得农村互助养老表现出“有机团结”的特征。农村互助养老的团结类型经历了一个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转变。

三、共同需求、情感归属、文化认同产生并体现机械团结

共同的需求、情感归属以及文化认同使得农村老年人愿意参与到互助养老中。在这个过程中，需求、情感、文化等因素作为外部力量将农村老年人聚合在互助养老共同体内，同时也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使这个阶段的互助养老表现出机械团结的特征。

（一）共同的需求推动形成“机械团结”

首先，需求是推动老年人参与农村互助养老的重要原因。农村老人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生活照料问题。许多老年人由于身体原因、家庭原因或经济原因无法照料自己的生活，因此产生了共同的生活照料需求。通过互助幸福院、结伴而居、结伴活动等形式，将生活无法自理的老年人聚集起来，由集体出资、政府资助，建立“幸福院”，并配备基本的电器、家具和生活用品，由年轻的老人照顾年长的老人，身体健康的老人照顾身体较弱的老人，经济好的老人支持经济差的老人，互为依靠、互相帮助。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共同的生活照料需求将老人聚合起来，并通过互助以满足生活照料需求，从而实现生活照料方面的互助与团结。其次，精神慰藉与社会参与是老年人的另一大需求，但与物质赡养相比具有很大程度的依他性，因为它涉及代际关系和人际关系，因此，老年人很难完全凭借自身的力量使之得到满足[12]。在此情况下，通过互助幸福院、结伴活动、“时间银行”等方式使老人和他人进行交流、交往，组织老年人参与集体活动，并与其他老人建立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可以增强彼此间的信任和情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老年人的精神慰藉和参与社会的需求，实现精神共济和人际团结。总的来说，由于老年人在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等方面有着共同的需求，因此采取一致的行动，通过互助和自助满足自身和他人的需求，催生并维护了老人们对于互助共同体的集体意识和归属感，进而形成“机械团结”。

（二）情感认同增强机械团结

在传统农村中，农村居民大多以从事农业生产为生，即使条件稍优越的家庭也依然离不开农业生产。历史悠久且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形态直到改革开放前也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农民。同一个地域的农民从事着相同的农业生产，由此带来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等都保持着高度的同一性。这就使得他们在参与农村互助养老的过程中会产生情感上的认同，由此产生社会信任条件与村庄社会资本，将农村互助养老置于社会信任条件下可以对互助养老的和谐发展起到润滑的作用[13]。同质的生产生活方式把农民的同一性演绎出来，表征出了一个“同质”的社会群体。此外，中国农村是个熟人关系社会，邻里之间延续着比较多的情感联系，人际关系比较融洽。农民一向有聚族而居的习惯，家族是农村社会重要的基层组织，同时也是农民所依靠的重要社会支持网络和重要社会资本。在传统社会中就曾有家族养老的实践，并在农村养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社会正处于急速变革中，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社会养老能力不足，开展农村互助养老，就是充分利用农村聚族而居，和邻里亲属比较强烈的情感认同，把养老由“小家”扩大为“大家”，通过农村社区互助养老能够使有活动能力的老年人相互照顾。因此，农村互助养老以情感为纽带，以宗族关系为网络，老人在这种熟悉且高度认同的熟人环境里养老可以将冲突降到最低，同时将认同带来的快乐提到最高。所以，农村互助养老就是老年人对熟悉环境的一种适应，他们通过互助养老获得快乐的生活体验、表达共同的需要及情感，它是生活在同一社会环境下，有着共同生产生活方式和共同情感归属的老年人实现“团结”参与的养老方式，并通过互助养老增强他们之间的“机械团结”。

（三）文化认同体现机械团结

在农村社会中超越家庭和血缘关系的互助养老实践由来已久,既有伦理思想基础,也不乏生动案例。传统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民世世代代都生活在一个区域内，不仅有感情上的认同，也有文化思想上的认同，这是形成“机械团结”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农村发展互助养老的有利条件。首先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从事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经验，而老年人在从事了一辈子的农业生产后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他们可以指导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如何正确地进行农业生产，因此在传统社会，老年人作为长者和生产经验的传授者受到晚辈的尊敬。在现代，这一尊老、敬老的传统成为了发展农村互助养老的一大助力，可以提高人们对互助养老的认同和支持度。其次在传统农村中，人们非常注重孝文化，子女在父母年老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赡养老人，以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这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并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父母、长辈进入晚年生活时使他们能够老有所养、安享晚年是人们共同的心愿。且老人生活在同样的环境，有着同样的文化、共同的目标，这使得他们在意识上隶属于同一集体，凝聚在一起互助养老。涂尔干认为，传统社会的统治靠“机械团结”来维系，在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中这一特征更加明显。因此在农村中，农民有着同样的文化和思想，传承同样的习俗，这种共同性使他们意识到大家同属一个集体，而不会离心。因此，这种具有“同质”的，带着同一需求、情感、文化认同参加互助养老的农村老年人所形成的团体性社会就是“同质”的社会。农村互助养老的起源以及这个参与互动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机械团结”的过程。

四、角色分工、互助服务、多元群体促进有机团结

共同的需求、情感归属以及文化认同等因素发挥了机械团结的作用，将农村老年人聚合在一起，催生了农村互助养老。随着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其社会团结类型也由机械团结发展为有机团结，由机械团结式的互助养老发展为有机团结式的互助养老。

（一）角色分工多元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农村也经历了较大的变化，农村在道路交通、住房、教育状况、医疗设施、年均收入等方面得到极大改善，农民的经济角色趋向于多元化，呈现出亦工亦农、亦农亦商的新型劳动角色现象[14]。在参与农村互助养老的老年人当中，他们退休前所从事的职业也存在差异性。有些老年人一直从事农业生产，是职业农民；有些老年人曾外出务工，年老时返乡养老；有些老年人年轻时外出经商，从事商人职业；有些则可能是基层干部，退休后在家养老。这些职业不同的老年人在参加农村互助养老时所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如职业农民和退休农民工占了农村互助养老的主体，他们主要是互助养老的参与者。退休养老的干部和商人则作为乡贤在互助养老的筹备、实施和管理中发挥领军作用，带领更多有需要的老年人参与其中。不同职业、不同角色的老年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体现了老年人多元化、有机的参与。依据涂尔干的观点：“分工越细，个性越鲜明，分工造成的差异损害了社会的集体意识，分工越来越承担了原先由共同集体意识所承担的角色”[15]。那么，农村互助养老团结机制的变迁也可以说是村落分工复杂、细化的结果。村落民众劳动者就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角色多样化，村落组织结构发生改变，互助养老的有机参与特征逐渐显现出来。最后，农村空心化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只剩老年人留守在家，这种异化的社会结构使人的差异性也不断增大，使得互助养老的有机参与成为新趋向，并表现出更强烈的“有机团结”特征。

（二）服务强化合作和依赖

互助养老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也是它的优势，即通过老年人自己的互帮互助来实现养老。在互助养老中，老人通过结对帮扶、据点帮扶、“时间银行”等模式为其他人提供生活及精神慰藉。譬如老人依据某一特点或原则,自愿、灵活地结成“互助对子”，提供助餐、助洁、助浴、助医、助行、助急、精神慰藉等服务[16]；据点帮扶即通过据点互助,老年人在结对组合方式的基础上,有效集合社会、家庭等资源,由互助组合在固定的活动据点互帮互助；“时间银行”模式，由年轻老人为年长老人提供服务，实行实名登记，服务以时数累计,即可兑换同等时数的服务。通过这几种模式使老年人在互帮互助的过程中发挥各自的长处，与其他人功能互补，并且由于这种功能上的相互区别和相互依赖而必须结合在一起，谁也无法离开谁。因此，可以说每个老年人在互助养老中都是构成集体的一部分，他们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老年人个体与互助养老集体的关系，每一个老年人都是互助养老的一个环节，依赖于集体而非直接隶属于集体；二是老年人与其他老人的关系，有机团结建立在个人的相互差别基础上,是因为每个老年人都拥有自己的行动范围,都能自臻其境,都有自己的人格；三是老年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在有机团结的互助养老中个人分化较显著,每个老人自由地信仰、希望,并按照自己的兴趣与意愿行动,在集体管理中实行的是恢复性制度,强调重新恢复集体秩序。老年人这种团结的形成就像是一个具备所有器官的有机体,每个人都是有机体的一部分并共同促进集体有序运行，于是形成了互助养老上的“有机团结”。

（三）多群体的自愿合作参与，表现出多元化特征

农村互助养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成为反映农村社会变迁和人口发展趋势的文本。在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前期阶段，参与互助养老的群体主要是当地老年人。但随着互助养老在满足老年人需求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得到了政府越来越多的支持，并积极鼓励和引导更多的民众参与其中。譬如各种社会公益组织、慈善组织、志愿者团体为农村互助养老共同体链接更多资源，为老人们提供专业服务等；同时鼓励和引导当地居民为老人提供志愿服务；通过结合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正式组织、市场规则、法律契约等外生信用手段，在“人的共同体”基础上建设互助养老共同体。当诸多群体参与到互助养老时，增强了其多元化特征。

从互助养老共同体的性质分析，农村互助共同体是为农村老人就地养老提供便利的“组织”，就群体的组成而言，互助养老共同体属于次级群体。涂尔干“个人、次级群体与国家”的结构观点认为，次级群体是构成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它维系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当这些次级群体与个人的联系非常紧密时，它们就会强劲地把个人吸收进群体活动里，并以此把个人纳入到社会生活的主流之中。次级群体承载着“有机团结”，是因为它们在形成与运行中是与规范、道德相伴随的。按照他的说法，分工意味着专业化团体形成的必然性，个人自由是一系列规范的产物，集体的角色就在于它积极主动地涉入每一规范的形成过程。农村互助养老共同体实际上就是一个次级群体，无论是从互助养老共同体的形成还是从目的分析，它都遵循着社会分工发展的基本规律。它是在社会分工复杂化、人的高度社会化情况下自愿组合的一种互助养老组织，也就是涂尔干所说的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级次群体”。农村老年人以及当地居民、社会组织、社会机构等多元主体参与到农村互助养老共同体这个次级群体中，在政府引导下相互合作，相互组织，联络开展互助服务，体现着“有机团结”。

五、结语

农村互助养老是在农村空心化和人口老龄化的时代背景下，为有效利用老年人养老资源、整合社会支持、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的新型养老方式，它在农村熟人社会和家族互助环境中具备良好的文化和社会条件，一定程度上比较有效地满足了农村地区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从互助养老的社会团结类型所经历的变化来看，从需求、情感、文化等因素构成的机械团结，发展到角色分工、服务、群体多元化等因素构成的有机团结，体现了农村互助养老的内在团结机制的变迁。不同群体的合作团结是农村互助养老和谐发展的有力保障，不同的团结类型决定着农村互助养老不同的发展走向。只有深度把握农村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方式的机制，才能更好地理解、认识农村互助养老及其发展走向，并在其发展与变迁的基础上有针对性采取措施，使农村互助养老共同体更好地满足当地老年人养老需求，推动农村养老事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