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强

丁帆在《知识分子的幽灵》一书的序言里如是说：“我们的百年之中，只有罕见的几个思想的‘呐喊者在‘荷戟独彷徨，而很多人在昏睡着，有的是被阉割了，更有的是自宫了，连能够思想的个体知识分子都消隐了，何来的知识分子阶层呢？”[7]这既是沉重的历史总结，也是尖锐的社会批判。

一个世纪以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启蒙知识分子，不断让人追念和祭奠。这一次次的象征性行为，无疑确证这样一个现实——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一个充满悲剧感和无力感的群体，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在不无悲壮甚至充满反讽地扮演着堂吉诃德的角色。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的兴起，中国知识分子分化日趋严重。要么成为社会的边缘人（零余者），要么依附体制成为既得利益者并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这种一体两面、相互镜像的尴尬身份几乎将中国当下知识者一网打尽。而具有独立批判精神并能够始终举起长矛对准庞然大物和无物之阵的知识分子，几乎是凤毛麟角。

很显然，由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沦落为世俗化的中国知识者，这种整体性的垮塌及其可能的限度构成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议题。但面对中国崛起的现场，作为失败者的知识人又将如何抉心自食，正视内在的困境，继而在国际势变中更新乃至重建知识和价值体系，实现自我与群体的超越？这是必须正视的问题。

一、零余者的招魂术

20世纪以来，知识分子曾经几度居于社会价值与时代精神的中心地带，他们登高而招顺风而呼，起到了引领者与革命者的作用。但百年来的政治动荡、激烈的意识形态交锋以及政经体制的数度变革，使知识分子丢掉了知识精英、思想领袖的王冕。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浪潮中，消费文化高歌狂欢，知识分子群体的整体性垮塌——身体的无能、知识的无力、道德的崩溃甚至尊严的丧失，是当下中国知识者的精神症候。

回首百年之前，郁达夫塑造的零余者形象依然如幽灵般在我们眼前跃动;新世纪以来，被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裹挟的知识人再度为零余者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时间已经停止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端午竭尽全力地奋斗，不过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无用的人，一個失败的人。”在《春尽江南》中，格非让诗人端午陷入了世俗生活的漩涡之中，有价值的东西已经不再产生，只剩下烦和无聊。尽管端午的内心世界始终存在着双声部的对抗与纠缠：对古典音乐与现代诗歌的沉溺和对世俗生活的冷漠、妥协甚至对背叛的苟且。但当美与丑、善与恶在精神世界和俗世生活中交战拉锯时，充满无力感的零余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天天地烂掉”。精神放逐无疑是当代知识者一种无奈的选择。但格非显然故意加快了叙述节奏，让俗世事件化、梗概化，这也使新的零余者变成一种形象类型。

而一贯秉持灵魂拷问姿态的陈希我则对失败者进行穷追不舍的心灵追问。“王中国”是陈希我小说《大势》中的男主人公。顾名思义，“王”+“中国”必然隐喻了希冀民族国家强盛乃至重回世界中心的心理症候。但恰恰这个王中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在国内，他是一个无能的教书匠，无能到甚至无法使妻子达到性高潮。处在八九十年代市场和权力勾结狂欢的时代语境中，王中国利用学生家长的资源倒卖物资，但他无法在学生的蔑视中挽住“师道尊严”这块遮羞布。学生的嘲讽无疑是一记摧枯拉朽的重拳：“你还不是靠我爷爷？对我爷爷都会摇尾巴？”“是啊，我是在对他爷爷乃至他母亲摇尾乞怜。我为什么要那样？我这还当什么老师？我是教师，有知识，知识是有尊严的，我这还有什么尊严？”知识与尊严的崩溃，意味着在权力寻租的畸形机制和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中，中国当代知识者不仅丢掉了精神的王冠，还沦为被人耻笑的品格低下的献媚者和乞讨者。这种诛心之论，如今已司空见惯。

在陈希我的小说中，性无能成了对当代中国知识者的隐喻，它是知识者对现实无能为力的形象表达。因此，与掌握特权的学生家长发生肢体冲突时，王中国本能地意识到自己的无能，最后仓皇溃逃。但是，就是这个有着性无能病灶之人，却要给女儿“全人类全部财富”。这种偏执与自大，表面上是对女儿的溺爱，实际上是弱者对更弱势者变态的控制与占有。然而，陈希我的意义不仅在于此。将弱者的变态心理和行为放诸新的中日国际形势之下，彰显正在走向强大的中华子民在日本的新境遇、新问题，这是陈希我的独到之处。

二、性、耻辱与新生的可能

作为民族寓言的一种表现形态，文学中的性暴力往往把中日民族矛盾象征化为男性（强国）与女性（弱国）之间征服与被征服、侵犯与反抗的暴力关系;而偷窥、性幻想则被反向象征为男性（弱国）与女性（强国）之间的自卑与嘲弄、绝望与蔑视的不平等关系。这一体两面的男女性关系及其隐喻，一直是小说叙述民族矛盾时主要的心理症候，它们无疑承担了太多的道德审判功能。

1921年，郁达夫的《沉沦》喊出了弱国子民的世纪哀歌：“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因中国的弱小而产生自卑感，弱国子民无法满足甚至表达他对日本女性身体的正常欲望，极度扭曲的性心理使他愤而蹈海自杀。弱国子民的绝望感与复仇的声音一直在小说中回荡：“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寻求富强甚至复仇的心路历程，一走就是一个世纪。

2009年，当陈希我再次将目光聚焦于偷渡日本的中国人的性观念时，我们习以为常却又不无诧异地发现：以王中国为首的中国偷渡客，不惜以暴力与变态的方式扼杀日本男人与中国女人之间爱情与性关系的发生，竟是一个世纪前蹈海自杀的弱国子民的还魂附体。“在我们记忆里有着根深蒂固的屈辱。我们曾经被欺负了！我们曾经被亏待了！我们现在还在被歧视！”“被歧视是不幸的，但有时候也是一种幸运……成了一种仇恨，我于是就有了复仇的资本……就好像一个战士，戴上了坚硬的盔甲，在这盔甲里，私心甚至不被察觉。我们是为道义而战的，是为驱逐侵略者而战的，是为国家民族……”王中国的耻辱感和复仇辩白依然以民族国家的屈辱历史为底色。可见，经过一个世纪的沉淀与积聚，屈辱感与复仇心理已如千年冰山压得许多人喘不过气来。

如果我們以2008年北京奥运为时间坐标，彼时中日两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已经形移势变，此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追寻更是吹响向“盛世中国”迈进的雄壮号角。但是，国势和经济格局的宏观递嬗并未冰释百年来的民族之殇，小说的触角更诡异地探及冰山之下的幽暗深渊。毋庸讳言，扭曲的性心理、复仇的欲望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这些在失败中产生的民族心理图式与意识形态，都需要在新的国际格局中被纾解。而解开这个困局的关键，不仅在于民族国家之间的谅解备忘，更在于个体之间如何理性地处理历史记忆、现实矛盾与未来愿景等问题。正如陈希我在《大势》封底所写的：“任何人都生活在历史中，我们都逃脱不了历史。一个人、一个民族如何处理屈辱的历史记忆？一个受过屈辱的民族如何走向新生？这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是一个太重要的问题。”

这是个百年难题，这也是一次难逢的契机，但我们似乎束手无策。

三、崩溃的知识体系与重建的可能

是否能够以专业知识、专业精神介入社会、批判社会，是衡量现代知识分子的主要指标。百年前，新文化人通过译介新思想，传播新知识，尖锐地批判社会以及创建现代大学，建构现代知识体系等启蒙实践，深刻改变了知识人的思想观念和学术知识版图。但那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已成未竟的事业。作为失败者，启蒙知识分子不仅受到庸众社会的围剿，他们曾经热烈鼓呼的新知识新思想更是遭到复古思潮的一次次围剿。鲁迅就在《在酒楼上》《孤独者》中以惨淡之笔写出了这双重的失败……时至今日，启蒙精神似乎已成流风遗绪，但那现代的知识体系却在体制中顽强生长，尽管它们已经转换了面目。

相较之下，在当下日益世俗化的社会情境中，知识人已然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其日渐狭窄的专业领域和萎靡不振的批判能力更是失去了公信力，这不能不说是当代知识人思想—知识世界全面塌陷的具体体现。

因此，在当下小说中，我们看到知识人小丑般的存在。格非的《隐身衣》就通过一名音响师的视角，让那些教授学者们似是而非却又自以为是的言论变得可笑而无知，因为他们的奇谈怪论违背了基本的道德伦理和常识底线，而且表现出附丽于体制中的知识人愚蠢的傲慢和偏见。李洱的《应物兄》也以反讽的手法写出了被誉为当世儒学大师程济世的高论：“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都与18世纪启蒙运动有着历史渊源。而启蒙运动则受到了16、17世纪‘东学西渐影响。直到18世纪，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要大得多。辩证唯物主义就源于中国，马克思将之进行科学化之后，它又重返故乡。意识不到儒学于马克思主义之贡献，便难以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何会普遍接受马克思主义。”程先生认为，马克思是个儒家，有匡世情怀的人都是儒家。这看似学理化的知识考古，实际上，缺乏科学理性的逻辑论证和客观全面的历史分析。雷蒙·阿隆早就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写道：“随着中国重回大国行列，儒家学说也许能够复兴;但这种复兴并不能为中国重回大国做准备。”[8]当然，李洱无意印证这种先见之明，但当下的知识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实在让人不齿。作为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学者们本应证明知识内在理路的合理性、知识体系的科学性;但当知识者有意无意、半推半就地为权力和意识形态张目时，追求知识的真理性就变成了《皇帝的新装》中的“童言无忌”。这不能不说是世俗社会的胜利，是知识群体整体的溃败。

此外，那些被权力规训的知识观念，已然成为某种社会机制进行观念复制和精神控制的知识范型。在封闭的社会体制中，它们固然可以稳如磐石，但当它们遭到不同社会体制中异质文化观念的狙击时，又变得不堪一击。在《大势》中，日本人小泽如此质疑《小二黑结婚》：小二黑的婚姻自由，“只是符合了愿意执行这《婚姻法》的领导干部的意愿？”“既然两个年轻人的自由要保护，那么，那个三仙姑的自由怎么就不要保护了呢？反而要被剥夺。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她爱打扮，老来俏，也应当有她的权利。……就因为区长说不能？就因为围观的群众会嘲笑？区长说的就是对的？群众说错就错了？”[9]在日本人的质疑之下，自以为颇有怀疑精神的知识分子“感觉赖以生存的基础被撕裂了”。这种撕裂不仅让已经僵化的知识成见土崩瓦解，也掀开了知识生产和复制的僵化体制和意识形态迷障。来自高度现代化国家的个体观念，依然扮演了掀翻老大中国这座祖屋的力量。只不过，祖屋里供奉的神祗已经更新换代。

很显然，在彻底溃败中，重建知识者安身立命的道德、价值与知识的根基，拨开意识形态的迷雾，再度回到“立人”的命题，这是当务之急，却也道阻且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