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波

在文学书写中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往往是那些失败者形象塑造得最为成功，也容易诞生经典作品。中国自古就有悲情文学的传统，自“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等《诗经》名句，到汉代的悲情文学，一直到有清一代的《红楼梦》。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是失败的，无论是爱情还是功名都不如意，最后的结局也是极为凄凉的，但是《红楼梦》却经久不衰，贾宝玉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文学形象。到了五四白话文学时期，经典形象往往也是失败者，鲁迅笔下的阿Q、魏连殳、孔乙己、祥林嫂等，老舍笔下的祥子、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曹禺笔下的周朴园，等等，无一不是失败者，而这些失败者恰好成为文学史上最经典的形象，这些作品也成为了经典之作。到了当代文学，除了歌颂文学大潮期间多以塑造传奇英雄人物为主，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也多以失败者形象示人。知识分子书写方面，格非始终在谱写失败者之歌。余华笔下的底层人物也是这方面的代表，《活着》中的福贵，《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第七天》中的杨飞，死后都得不到安生。近期的文学书写方面，王传宏的《疼痛》书写的是失败的职场经历，肖亦农《穹庐》塑造了嘎尔迪老爹这样一位充满悲剧色彩的失败英雄形象。郑小驴的《去洞庭的途中》书写的无论是底层人物还是白领阶层，都免不了失败的命运。掀起文坛旋风的李洱《应物兄》也塑造了失败的知识分子形象。

失败者为何容易成为文学经典形象？从根本上说，中国民间传统和文学传统都有同情弱者、歌颂失败英雄的习惯，很多人物的遭遇是极为失败的，但是却被人称颂，进入经典文学作品，如李广、项羽等。此外，失败者形象之所以能够普遍获得成功，是因为这些人能够获得普遍的怜悯，引起关注和疗救。还有一部分失败者的失败只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而其正是作家构建的理想人格。比如格非等人的知识分子形象书写，《隐身衣》中的主人公在世俗意义上是失败的，却是作者投射的理想化人格。李洱的《应物兄》中主人公也是失败的，但是失败的原因很明显是不与世俗和解。王安忆《考工记》中的陈书玉一生随着时代的大潮颠沛流离，到最后仅有的心愿都无法实现，可谓失败透顶，归根结底还是他无法与世俗妥协。总的来看，这些失败者往往对现实有着明晰的认识，对自己也有清楚的定位，不虚与委蛇，不委曲求全，导致与世俗格格不入，无法获取世俗的成功。底层关注与乡土书写是对这些底层失败人物的刻画，从文学性的角度而言，失败人物塑造往往更具人性深度和审美价值。作家们依然坚守中国的传统审美伦理，同情弱者，追求一种悲剧美，因而失败者形象的塑造更易获得成功。

不过，当下作家们的书写有一种为失败而失败的趋向。特别是一大批青年作家，纷纷写起了失败者。按常理讲青年作家们似乎应该看取光明的一面，实则不然。青年写作中很大一部分的失败者形象是为失败而失败，这些间接经验的移植让作品有了令人膈应之感，尤其是联系起青年写作者普遍优越的生存境遇，便会越发觉得他们在为赋新词强说愁。项静在一篇分析“80后”写作的文章中指出“80后”写作是一曲失败者之歌。原因在于当前的机制之中，年轻人缺少上升的通道。但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相较其他人的生存境遇，这批年轻人已经处在一个相对优越的时代了。一方面失败者书写是一种真实性的关注，另一方面现实只能比小说更为残酷，他们的文本中多以失败者形象示人，反而掩盖了生活的真实性。

到了更为年轻、生存境遇也更好的“90后”这里，失败者形象书写反而越发加剧，有常态化的迹象。郑再欢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是失败者，《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从书名就可看出端倪，收录篇什中的菊花、八摊、咕咕哩嘀等人物都是底层小人物，其命运悲凉而失败。李唐的《我们终将被遗忘》所书写的故事几乎都是苦难而失败的生活，将底层人物的悲惨命运夸大书写，爱情不顺、工作不顺、家庭不幸。充满着厌世、消极、无所适从的态度。父母的缺失主题司空见惯。湿漉漉、黏糊糊，阴雨密布，终日不见阳光。《来自西伯利亚的风》《幻之花》《动物之心》等都有提及。到了他的长篇《身外之海》中，小说的内核依旧是青春叙事，失败的暗恋、三角恋、决斗、破裂的父辈关系、出门远行、路上的漂泊等，都逃不开青春书写的既定路数。再从叙述者角度来看，父亲的影子一直都存在，这些都是青年写作的固有模式和套路。小说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叙述方式，描写了很多生病的人物，叙述者是镇上的警察，常年胃痛，并伴有失眠症，其父亲则患有嗜睡症，老警察拉松的妻子去世时生了一种奇怪的病，这种疾病散发出玫瑰的香气，不得不说这样的疾病很有想象力。此外，乐队成员徐福患有人群恐惧症、老警察拉松也患病，等等，每个人都是病人，也都是失败者。

目前的“90后”書写多有此倾向。除了故事的重复，主题重复度也很高。作家普遍贩卖苦难，文学创作成为了“痛苦比赛”，无边的痛苦是近十年文学着意传达的情绪。比如说何向的《预告南方有雨》讲述的是子辈与父辈的代际冲突。父亲的不辞而别与从天而降并没有为故事增添多少新意，反而落入俗套。《预告南方有雨》仍旧是“痛苦比赛”，将小人物在大都市的辛酸进行复写。很多成熟作家也写苦难、写悲剧，但在他们那里失败感中仍生成着苍凉诗意，无路的苦楚中残留着人性的光泽和生活的希望，照亮了灰暗之途。而“90后”的苦难书写却少了这种东西，尤其是一窝蜂去书写的时候，明显有了“强说愁”的嫌疑。在悲剧情怀之下，人生无路可退。“90后”作家王占黑在一次访谈中直言“我不想卖惨”，其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卖惨的作家不少。将失败者形象塑造简化为痛苦比赛，明显丧失了形象本身应有的冲击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青年写作欠缺火候。

其他主题方面的失败书写也十分常见。青年作家们的底层书写也有一种为失败而失败的现象，比如底层书写中过分聚焦黑暗与苦难的书写。农民进城这一题材反复书写的都是进城的失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诚然这是现实的，但是城乡融合并不尽是文学作品所描绘的那样黑暗。青年写作惯用黑暗书写，陷入失败极端化叙事的陷阱，将这种无法进城的主题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很多青年作家在书写底层苦难的时候喜欢用戏谑的笔法，将悲剧色彩淡化，由于作者对苦难没有切身的体验和深刻的体悟，会造成感知的片面化，书写苦难反而掩盖了苦难本身，无法达到以笑写泪的目的。

婚姻失败者和情感困惑者也是近年来文学书写的一大主题。中国式婚姻涉及太多外部因素，失败的婚姻与情感也是社会问题的一个反映。这类题材中，失败的婚姻与破败的家庭似乎才具有书写的价值。年轻时本是遇见美好爱情最好的时候，而有些青年作家笔下却多写失败的残酷的情感关系。卫慧、绵绵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创的残酷青春模式一直得以延续下来。时下的青春书写中，性侵、堕胎、父母干预、分手、失败成了标配与套路。正是这些各式题材的同质化书写，让青年写作陷入失败叙事的泥沼。

青年作家因为生活经验与创作经验的缺乏，不得不通过间接方式获取经验。信息社会中这自然不成问题，前辈们的创作成为挥之不去的影子，影响的焦虑处处存在。青年作者对失败者形象的追逐正是源于前辈们留下了太多经典形象无法绕开。他们的创作形成迷恋失败者形象的写作套路，归根结底是一种同质化的书写，致使底层书写成为了为失败而失败的书写。再比如底层书写过分放大苦难，这种放大除了会泯灭人们内心对生活的希望，还会让苦难变得廉价而司空见惯，不再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

青年作家们入世较浅，对生活缺少直接的体验与把握，生活经验的匮乏導致文学经验的匮乏，很多经验来自转述，来自大量的外界知识，如传闻、新闻报道、影视作品、国内作家的创作，以及其他的艺术创作。这种互文书写在庞羽的作品中十分明显，歌词、古典诗词、现代诗歌等现成的文学资源在她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如《龙卷风》《我不是尹丽川》等。这些年轻作家特别擅长对国内外既有文学作品的模仿，“还未年轻就已经老了”，以此来形容当下某些“90后”作家并不为过，重重阅读经验加诸其身，语言与技巧的游戏套路谙熟于心，一出手俱已成熟。近几年来，“90后”作家纷纷推出长篇小说，阅读下来会发现这些作品无论是文学经验还是生活经验都明显不足，不少作品建立在失真的想象之上，而非现实经验的累积。

文学书写具有超越性，那些失败者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得失论。大部分失败者形象是作家根据自己的理想人格投射到人物身上而打造的形象，这些失败者仅仅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而在作家那里是成功的，是自己努力追求的理想境界。作家们提供了一个个理想化的人格形象，从而进入经典的行列。或者是透过失败者的塑造深度介入现实，引起关注和疗救。不少青年作家们对失败的理解比较受局限，普遍模仿失败形象塑造的皮毛，而未深入内里，无法洞穿失败书写背后的真正缘由。

青年写作对失败者形象的迷恋与他们自己秉持的价值观密切相关，特别是反抗父辈灌输的关于成功的定义，换句话说，通过文字来反抗既有的价值观，于是乎“鲁蛇主义”“丧文化”盛行，青年们笔下的失败书写或许就是他们自己生活或者说追求，并不是他们所定义的失败，但是成功抑或失败的界定权还是掌握在父辈手中。因此他们的写作还是被定义为失败者之歌。青年们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是需要合理引导。青年写作过快导致短期内耗尽文学积累，后续无力。无论是哪一种题材的热衷和跟风，说到底都是经验匮乏而急功近利，失败者迷恋也是同质化书写的一个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