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壮

在谈论文学与失败、及至文学经典与失败者形象之前，一个十分重要且必要、必须先行指出的事实是，人本身便是失败的。这是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常识。事实上，人类用了几万年时间，演化出一套自己的坐标系，来不断地制造和完善“成功”的概念，试图以此掩盖和改装这一难以被情感接受的事实，例如对时间的占有（活得越久便越成功）、对物质资源的占有（占有越多土地、粮食或货币便越成功）、对异性也即优先交配权的占有（娶到最有魅力的女人或嫁给最有权力的男人便是成功）、对话语权力的占有（号令天下或名传后世便是成功），等等。这些不可谓不是成功，但只不过是相对意义上的成功，仅仅在特定的坐标系内，甚至就仅仅在特定价值体系的人群眼中才算得上成功;最寻常的跨界都足以击毁这些成功的表象，例如文天祥、史可法在明哲保身的同时代人眼中，大约只是一个失败者;在庄子眼中，称霸天下的诸侯雄主几乎一文不值;而庄子或陶渊明式的清流在当代追名逐利者的眼中又完全不值一提。而在绝对意义上，人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的，乃是生命与生俱来的某些本质性困境：我们既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不知道出生前的事），又不知道自己向哪里去（不知道死亡后的事），因而便无法真正知晓自己是谁。

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失败。先于我们存在的所在，是一片混沌;后于我们存在的所在，同样是一片混沌。生与死两种最重要的神秘向我们紧紧关闭大门，真实的经验世界因此被限囿于一段极其狭窄的时空。由于起点与终点在意义层面被无限虚化，乃至近乎被取消，中间那段相对明晰的路程也不可避免地可疑起来——当一段旅程被发现是不知所始并且不知所终的，那么途中的风景和情绪就注定会蒙上一层荒诞的色彩，不真实和无意义的幻觉将如影子般蛰伏在光线之中，时刻蠢蠢欲动;因此，对于路途中的旅人来说，他对这风景越是留恋、胸中的情感越是起伏，自己也就越容易陷入虚无和怀疑主义的包围。

由此再向我们此刻的话题靠拢。与人一样，文学也注定是一场失败。在抽象意义上，文学的失败是由它本身决定的。文学的存在之所以能够长久拥有合法性，正是因为其中寄寓着充满限度的人类对无限和永恒的企望。然而，这种企望不仅在认识论上是无望的（人的智识、对世界和存在的理解，本身便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你“不知道”），而且在方法论的技术层面上也实现不了——即使你“知道”，也无法以真正完美和准确的方式将它表达传递出来。我们操持的是人的语言，这种语言与它们的创造者一样充满限度，而文学被赋予的使命却是以充满限度的介质去言说不可言说之物。这是“言说”自身不可解的悖论。在此话题上我非常认同墨西哥诗人帕斯的观点，他认为诗的活动源于因词语低效产生的绝望，归于对沉默的无限威力的认可。而在更加具体的层面上，文学所处理的对象，往往也正是“失败”。它面对的是人，而如同我在前文中说过的那样，人是注定要失败的，即便不去思考哲学层面的抽象问题，在现实世界中的人也同样是软弱的、有缺陷的。对此，亚里斯多德早在《诗学》里就做过分析：悲剧要描写英雄人物所遭受的不幸，而“他们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进而，悲剧的功效在于引起人的怜悯和恐惧之情，“怜悯的对象是遭受了不该遭受之不幸的人，而恐惧的产生是因为遭受不幸者是和我们一样的人”。[5]

然而，在这种失败之中，同样可以滋生出尊严与价值——即便文学是一场注定失败的事业，甚至它所命定书写的就是一个终将失败的物种在短暂存在之途中的种种失败故事。文学书写失败者的故事，其可能的价值往往在于两方面：或者是表现了普遍人类意义上的、因而充满象征性和命运感的失败;或者是体现出人在失败面前的抗争，即其对失败命运的（纵然徒劳的）不认可。在我看来，以充分达到美学水准的方式、体现出这两种素质其中之一的文學作品，便可称之为经典。

有关这种经典的“失败者形象”和“失败者故事”，我首先想到的便是海明威的作品。海明威的两篇代表性小说，《老人与海》和《乞力马扎罗的雪》可以很好地分别对应我所提到的以上两种情况。《老人与海》中的老渔夫桑提亚哥身上，显示出一种象征性的、极富命运感的失败。这种象征和命运感来自人的内部——时间的流逝伴随着人类肉身的衰老，那个年轻时可以一天一夜不休息坚持掰手腕战胜对手的英雄，已经不可避免地萎缩成垂老之人。同时，这种象征和命运感也来自外部世界——力量强悍的大马林鱼、过于辽阔的海、无穷无尽的鲨鱼，都构成了人所难以操控、难以征服的对象式困境。桑提亚哥的失败，当然不只关乎钓鱼，而是隐喻着一种普适性的命运处境，因而老渔夫在结尾处“梦见狮子”，便不再仅仅是个体层面的“硬汉”表征。

“梦见狮子”的情结，在《乞力马扎罗的雪》里被更充分地铺展为“梦见雪山”。《乞力马扎罗的雪》的主人公当然是一位失败者。他的失败，不仅在于事业和人生层面（一步步挥霍掉自己的才华，变成了自己一向鄙视的样子），还在于特定具体时刻的境遇层面：为了找回当年的勇气，主人公来到非洲打猎，结果因皮肤被划伤患上了坏疽，眼看就要死掉了。这样的人物形象当然是失败的，失败到小说在形式结构层面都显得颇为憋屈：我们的主人公从头到尾都是在烂肉的气味里瘫痪不动，小说的全部几乎都仅由其对话和回忆组成——这个倒霉的家伙，甚至连最基本的行动能力都没有。然而，这个故事中的主角真的不存在任何动作（人的能动性及其尊严），因而是彻底自暴自弃举手投降的吗？当然不是。海明威呈现给我们的，其实是人物动作结束之后的空白期乃至腐烂期，作者借此来回顾所有曾经切实展开过的动作，在失败结局的预先裸呈中回身照亮了人对自身失败的不认可。还记得那个著名的开头吗？“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一万九千七百一十英尺的长年积雪的高山，据说它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西高峰叫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的庙殿。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那垂死的男人就是豹子，他固然已经处在即将风干的状态，但他所有的对话，那些看上去毫无意义的争吵，包括他对往日的回顾，其实都是在讲述一只豹子为什么要死到如此高寒的地方来。没错，豹子死掉了。这重要，但也不重要。至少在文学的角度看，重要的并不是“死”这样必然的结局，而是死在“这样高寒的地方”、死于“来寻找些什么”。最终，在弥留之际的幻觉中，主人公扑向了乞力马扎罗的雪：“于是在前方，极目所见，他看到，像整个世界那样宽广无垠，在阳光中显得那么高耸、宏大，而且白得令人不可置信，那是乞力马扎罗山的方形的山巅。”那个名叫哈里的男人，终于与那头风干的豹子合而为一了。我们由此看到，在死亡（最彻底的失败）中，投射出的却是最鲜活、最有力量、最不可抹杀（是的，连死亡本身都无法将它抹去）的投影。主人公以沦陷于死亡的形式凌驾于死亡之上，这样的故事讲述的其实是人如何在失败的结局中超越失败。

时至今日，当我体验过越来越多失败和无能为力的感觉，回头再次重读这些作品（当然不仅限于我举做例子的两篇海明威小说），依然能感受到不亚于甚至远远强烈过初读的震撼之感。问题在于，经典永远是有力量冲破时光高墙而得以存留的极少数，在当下时代的文学写作图景中，绝大多数作品其实是气力不足的。就拿“失败”主题来说吧！当下大量处理失败者悲催故事的文学作品，其实并不是真的关乎“失败”，而仅仅关乎“挫折”。进而，这样的作品也谈不上什么“悲剧”，而更加接近于“抱怨”“牢骚”。这样的故事并没有展现出普遍人类意义上的、充满象征性和命运感的失败，而是仅仅关乎一时一地的不顺利，类似于私人境遇的弗洛伊德式投射改装;它们也很少展示出个体对失败命运的抗争或不认可，而是油腻而猥琐地降格成了负面情绪的宣泄甚至排泄行为。青年批評家项静的一段论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众多纯文学期刊版面上都是形貌相似、相差无几的失败者的故事。在今天，小人物及其困境几乎成了‘正确文学的通行证，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的中国作家，满纸的小人物辛酸史都被奉为座上宾，但这些小人物几乎普遍沾染了衰老的暮气，他们困在各种牢笼里：事业上没有上升空间，人际关系中都是攀比的恐惧和互相践踏尊严的杀戮，家庭生活中处处是机心和提防，生计的困难遍地哀鸿，精神的困境更是如影相随，他们对理想生活和越轨的情致心驰神往却又不敢碰触，小心地盘算着如何才不至于输得一塌糊涂。[6]孟繁华近年来反复论述过的中国当下文学“情义危机”问题，在根子上也正与此相通。

刚才分析的多是小说，现在让我们在诗歌中找一些例子。许多诗人的诗作（许多时候甚至是其大部分的诗作）我们可以称之为“不爽之歌”，翻译过来意思如下：“我爱上一个女人，但那个女人不爱我。啊我很不爽。我毕业没找到好工作，周围的人都很虚伪。啊我很不爽。我喝大酒，买新衣，喝酒一杯两杯三杯四杯，给朋友打个电话一位两位三位四位。酒喝不喝醉又能怎样呢？朋友在不在又能怎样呢？爽与不爽都是无意义的，我坐着边发呆边不爽……坐着坐着就睡过去了，梦到一只鸟儿落在我的窗前或者一只蝙蝠飞进我的浴室，它也很不爽……然后我醒了，啊，人类多么无助，存在多么虚无。”许多诗人写来写去就是类似的套路（即便没有这么夸张），就只有“不爽”、只有荷尔蒙、牢骚和自暴自弃。这些诗作里面可能有很多灵光一现的句子、很多触动人心的意象，技巧运用得很熟练，甚至一般读者都很难把那些漂亮的、看起来相当“诗歌”的句子翻译（准确地应该说是破译）成上面的那幅直观的图画。可至少对我而言，这样的诗读完之后，会让我感到无趣和无价值——我也“很不爽”。它看上去像是从两性关系或世俗际遇的描写入、从人类境遇的升华出，但仔细分析一下，它所有的悲悯都不是对人类的悲悯，而只是对自己情感困境的悲悯——所谓的人类，是被拉过来背锅垫背的。

这样一己悲欢式的困境太具体了，作者一人的情绪构成了这首诗全部质量乃至合法性的来源。因此，这样的诗难免显得廉价，它仅仅是个体化的“苦闷的象征”，而一种具体的苦闷是很容易得到解决的：如果作者的情感生活忽然变得幸福，如果他的事业忽然飞黄腾达，这首诗是不是就不成立了？说得再刻薄一点，如果诗人得以同自己所爱慕的人共度春宵，甚至如果他自甘堕落去花钱享受了一次皮肉交易，那么这个诗人是不是就再也写不出诗来了？于是我不禁要问，如果一个诗人的写作，用一个职位、一套学区房、一间街边足疗店就可以摧毁、可以消解，那么他的写作有多少尊严可言？倘若他还以“诗人”甚至“伟大诗人”自居，“诗人”这个身份，又该何以自处？

纵观中国当下文学，写失败之于庸碌者多，写失败之于英雄者少。写失败之为绝望者多，写失败之为希望者少。写失败写得寻常者多，写失败写得不凡者少。由光明而入黑暗的失败者多，由黑暗而知光明的失败者少。因此，每当我读到那些书写失败者却没有耽溺于失败气的作品（例如石一枫的《借命而生》、双雪涛的《飞行家》等），内心都会不由得激动起来。他们走的是人迹罕至的那条路，借用《圣经》的典故，他们进的是窄门。这些作品或许称不上“经典”“巨著”，或许还有诸多不够成熟完满之处，但在“失败者形象的文学书写”一事上，它们显示出自己的重要、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勇气与担当。在一个精神缺钙的时代里，这样的勇毅和硬朗，理应获得更多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