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雨 陈嘉伟 谢文沁

摘   要：通过对成都市顺江社区的实地调查，随机抽取失地农民进行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对文本资料进行开放式、关联式、核心式三级编码，归纳出17个影响失地农民社会融入的初始类属以及5个关系范畴，最终提炼出影响失地农民社会融入的治理创新、空间重构、个体发展3个核心范畴。治理创新与空间重构的双向互动构成影响失地农民个体发展的外部系统，外部的影响内化于失地农民个体的职业发展与心理融入，从而促进失地农民群体层面的城市融入，以此建立了失地农民社会融入影响因素模型，并基于模型从安置政策更新、社区自治、生活环境改善、社会空间重构、职业发展以及心理融入6个方面，为政府解决失地农民融入问题提供了多元化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失地农民;社会融入;扎根理论;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3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20）05-0014-07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城市横向扩张中对近郊农村土地的征用，产生了大量失地农民。虽然政府的拆迁安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但效果并不明显，安置社区存在人口杂乱、规划滞后、管理失序等问题，多数失地农民的生活质量也未能因城市居民的身份得到改善，面临着在失去耕地后难以就业等难题。归根结底，失地农民还是没有真正实现“社会融入”。失地农民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除客观环境的变化和最基本的政策制度保障之外，行为习惯、价值观念、人文理念等，都与以前并无二致，不利我国于城市化的持续进行。

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入是构成城市化拼图中的重要部分，需要政府根据其需求对症下药。因此，本文以成都市顺江社区为例，运用扎根理论深入探究失地农民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以及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三级编码的方式提炼材料，归纳出系统的失地农民影响因素模型，以期在现有政策条件下提出改善失地农民现状的安置建议。

一、理论视角：社会融入

社会融入理论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西方主流社会对移民问题的关注。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此研究领域已经拥有丰富的理论内涵，许多机构和学者都对社会融入进行了系统研究，但尚无准确统一的内涵。有学者归纳出西方关于“社会融入”的三种代表性观点：（1）社会参与视角下的“社会排斥论”，社会排斥理论认为，社会排斥是全部或者部分被排除在决定一个人与社会融合程度的经济、社会或文化体系之外的多层面的、动态的过程[1]。从这一角度定义的“社会融入”是指“通过缩小差距，降低最弱势社区与社会之间的不平等，并确保支持能够传递到最需要的群体。社会融入意味着积极促进参与机会，无论在工作、教育还是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2）社会公平视角下的“社会融合论”，社会融合是起源于迪尔凯姆的社会团结理论以及帕森斯和洛克伍德、哈贝马斯、吉登斯的社会整合理论。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含义大体相同，它指的是把个体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纽带，是一种建立在共同情感、道德、信仰或价值观基础上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以结合或吸引为特征的联系状态[2]，其宗旨是为百姓谋取福利和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最终达到一种互相融合和平等的结合状态度[3]。（3）市民化视角下的“移民融入论”是西方移民研究的重要内容。该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移民人口和外来人口，是从人口社会学中的人口流动方面来界定的。

我国的“社会融入”研究起步较晚，但未脱离西方建立的理论大框架。当前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移民融入论”，集中在农民工等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沈关宝、李耀锋发现失地农民的市民化必然镶嵌于一个动态变化的社会网络之中， 失地农民从农民向市民进行角色转变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从其社会网络中获取资源，并把失地农民的社会关系分为与原市民之間的交往关系，邻里关系、亲缘关系以及业缘关系三种[4]。冀县卿、钱忠好认为现有研究大多忽视了失地农民融入城市的行动能力对其城市适应性的影响，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性取决于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后能否获得在城市生存的各种资源，并分析了人力资本、物资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适应性的可能影响[5]。王慧博认为导致失地农民社会融入困难有三个原因：一是农民失去土地后，生活水平降低，难以融入城市生活;二是农民失去土地以后未能真正取得与市民同等的保障;三是市民身份认同不清晰、市民心理归属感不强，阻碍失地农民社会融入深化进行，其市民化的心理基础尚未形成[6]。姚俊认为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会受到城市生活场域中经济资本（通过制度支持和个人能力体现） 、社会资本（通过社会网络体现） 和心理资本（通过社会记忆体现） 的影响。在此分析框架内，提出了制度支持、社会网络、社会记忆和个人能力四类研究假设[7]。

总体而言，西方关于移民的社会融入研究主要试图从不同的层面与角度来概括、描述移民进入到新的国度或新社会之后的融入状态与融入过程，国内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移民社会适应及农民市民化的具体问题。国内这一领域已经形成了不少研究成果，但依然存在不足：（1）基本概念尚未厘清;（2）缺乏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理论分析框架;（3）缺乏具体的、系统的、可供检验的社会融入测量指标体系[8]。此外，基于对文献的梳理，本研究发现此领域中量化的研究趋向明显，质性研究严重缺失。实际上质性研究方法对于解释失地农民社会融入这一类特殊现社会象有明显的优势，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的思想与行为。因此，本文基于访谈、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获取一手资料，通过使用扎根理论这一定性方法对资料进行编码提炼，在之前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构建一个全面的失地农民社会融入影响因素模型，以明确失地农民社会融入个维度之间的逻辑关系，为失地农民的政策制定者提供启示与建议。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扎根理论是一种定性研究方法，其主要宗旨是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系统化的程序来构建理论。研究者一般没有预先假设，而是在对原始资料不断进行分析、比较、提炼的过程中，上升到系统的理论，是一种自下而上建立实质理论的方法。扎根理论的操作程序包括：（1）文献取样;（2）资料收集与整理;（3）三级编码;（4）理论抽样;（5）理论饱和度检验;（6）理论建立;（7）结论与建议。具体流程见图1。

（二）数据来源

顺江社区是成都市近郊一个安置型社区，始建于2005年，占地近40万平方米，规模较大。社区分为四个院落，共有94栋房屋，396个单元，5669套住房，居民3751户，涉及14个行政村居民，常住人口11540余人，流动人口约4800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顺江社区并未表现出城市社区应有的面貌，社区中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入状况也成了当地政府面临的难题。本文以顺江社区失地农民为研究样本，以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入问题为研究内容，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对37名顺江失地农民进行深度访谈，用录音和文字记录的方式获得访谈记录共37份。扎根理论资料收集完毕后，采用扎根理论对原始访谈记录进行开放式编码、关联式编码以及核心式编码的三级编码程序，提炼出影响失地农民社会融入的核心要素，以此建构理论模型。受访者情况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受访对象性别分布均衡，且跨越各个年龄层次。总体来看，受访者文化程度不高，安置后就业状况呈多样化趋势，但整体就业质量偏低。为保证研究的真实可信，本文对构建的理论进行了理论饱和度检验，并未发现37份访谈资料之外的影响失地农民社会融入的关键信息出现，证明此研究具备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

三、资料分析与模型建构

（一）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要求研究者摒弃个人的“偏见”和“定论”，一切从原始资料真实表现的狀态出发，将资料分解打散，再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起来[9]。在这一阶段，需对顺江社区失地农民原始访谈记录逐字逐句进行分解，提炼资料中多次出现的关键信息加以标记，将其概念化;再对概念化的信息进行反复的分析、比较、归纳，将其类属化、范畴化[10]。本研究对37份访谈文本按顺序标记为“S01、S02、S03……S22、S37”，从原始访谈记录中提取并初步整合出影响失地农民社会融入的115条关键信息，通过筛选排除重复编码以及频率在3次以下的原始信息的，最终得到34个初始概念，再从这些概念中进一步抽象出17个影响因素范畴，包括征地赔偿、就业难、人口素质、社会保障、社区职能等方面，并选取范畴中部分代表性访谈语言编入开放式编码一览表。具体开放式编码结果见表2。

（二）关联式编码

关联式编码（主轴编码）是以发掘各概念类属之间的关系为核心任务，以此来表现原始资料中各部分的有机联系，这种关系可以是因果关系、时间先后关系、情境关系等多样化的联系。范畴与范畴之间的关联在开放式编码中已经初步显现，而关联式编码是进一步处理范畴与范畴之间的关联[11]。基于开放式编码提取出的17个概念范畴，梳理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发现：（1）征地赔偿、社会保障等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的不良因素导致征地冲突频发，失地农民的合理需求得不到满足，从而产生对城市生活的排斥;（2）失地农民普遍受教育程度有限，老龄化导致年轻劳动力不足，人口质量与城市职业发展需求不相匹配，高昂的生活成本与低质量就业的矛盾成为了阻碍失地农民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3）社区治理的低水平影响失地农民的政治参与度，社区自治能力弱，从而影响其对城市生活的认可度;（4）从农村到城市导致失地农民生活空间的急剧压缩，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制约了失地农民社会关系网络的重建;（5）失地农民长期受到农村文化的影响，在城市中仍然保留部分农村观念和行为习惯，与城市原住民之间的差异让其难以认同自己城市居民的身份，城市规范带来的约束感也让失地农民很难对城市产生归属感。关联式编码一览表见表3。

（三）核心式编码

核心式编码要求在所有概念范畴中提取出处于核心地位的主范畴，通过与其他范畴的比较分析，这一核心范畴能够把最大多数的概念要素包含在一个较为宽泛的理论概念之内，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本研究进入核心式编码阶段，旨在寻找5个主范畴概念之间的关系，并用“故事线”的方式归纳整合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 ，梳理其影响失地农民社会融入的过程。通过更深层次的分析与比较，发现政策制定与执行以及社区治理都是社会治理问题，需要政府创新治理方式;空间压缩与社会网络因素的关键在于失地农民现行生活空间、社会空间构建的不合理，需要进行空间重构;失地农民的人口质量、职业发展、文化适应与心理认同可以概括为个体发展因素，包括职业技能的提升、心理素质提高等多个方面。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最终提取出治理创新、空间重构以及个体发展三个核心范畴因素，并通过“故事线”将各个核心范畴联系成整体，构建出失地农民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模型。

在国家强制力的推动下，农民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动的开始融入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可持续的安置政策以及高效的社区治理水平等治理创新的宏观因素自上而下构建失地农民社会融入的规则秩序，开放式的生活空间以及良好的关系网络等空间重构的微观因素自下而上营造失地农民社会融入的公共场域;两者间的上下互动关系共同构成影响失地农民社会融入的外部系统，再通过外部影响内化为失地农民个体发展的力量，目的是基于“以人为本”的包容性理念，推动失地农民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实现在城市中可持续的、稳定的就业，在提高经济生活水平的同时促成心理状态的提升，增强对城市的归属感，转变身份认知，最终由个体融入逐步实现失地农民群体的社会融入。具体理论框架见图2。

四、结论及基于模型的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以成都市顺江社区这一集中安置小区为例，编码发现影响安置居民融入的主要因素是：政策制定与实行、人口质量与职业发展、社区治理创新、空间压缩与社会网络、文化适应与心理认同。从中进一步编码又归因于三个核心范畴：治理创新、空间重构以及个体发展。治理创新和空间重构共同构成的外部系统对失地农民个体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安置以后的个人发展情况又极大程度上决定了失地农民能否顺利实现社会融入。所以政府在对失地农民进行安置的治理过程中应把治理创新和空间重构作为重心，由外及里促进失地农民得到良好的个人发展，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融入，以此达到城市近郊农村改造的既定城市化目标。

（一）治理创新：实现安置政策更新，促进社区自治

治理创新的根本目标是基于对政策体制的改善，解决社会转型期滋生的各种难题。安置社区与失地农民的融入问题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特殊产物，大大降低了我国城市化质量与水平，是地方政府面临的主要治理难题，需要从安置政策更新与促进社区自治两个方面来加以解决。

当前我国的安置政策以集中安置为主，出于成本的考虑，政府将失地农民统一安置在一个社区中，并给予一次性的货币补偿与住房补偿，这样的安置模式为失地农民的城市生活带来了很大的隐患。一方面集中安置的方式使得失地农民在一定空间内高度集聚，极其容易导致贫民窟、城中村等城市问题出现，另一方面一次性的经济补偿在安置初期可以较好的改善失地农民生活条件，但从长远来看，失地农民并不具备在城市中持续获取生存资源以及创造财富的能力，花完赔偿金意味着失地农民就又会陷入贫困，保障功能缺失。因此，政府需要对当前的安置政策作出调整，改传统的集中安置为混合安置，改善失地农民在空间上的集聚情况;对赔偿制度进行更新，可将一次性大额赔偿转变为多次小额赔偿，并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进行适时调整赔偿额度，实现经济发展成果共享，也能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保障失地农民基本的生活资金不被滥用;完善保障措施，除了必要的社保之外，也应该关注失地农民能力的培养，例如提供就业培训、技能培训等。

安置政策是失地农民进入城市的基础，那么社区自治就是失地农民能否真正实现市民化的关键。安置社区由政府强制力推动建立，较市场主导下形成的城市社区，对政府的依赖性更强，例如顺江社区物业费仍是由当地政府承担。由于政府对社区事务的过多介入，社区居委会演变成“自治”与“行政”的双重性质，居民自治能力无法得到培育，社区的发展陷入瓶颈，和城市社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因此，政府需要减少对安置社区的直接干预，将社区居委会从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发挥其自治功能，大力推动文艺类、权益类、志愿类等多元化社会组织进入安置社区，动员居民组织、参与活动，为安置社区向城市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

（二）空间重构：营造舒适的生活环境，重塑关系紧密的社会空间

空间不仅仅是容纳人类活动的场域，也是一个客观的可以生产的对象。安置时政府规划以及安置后社区治理的低效与不可持续导致安置社区基础设施落后，且并未得到良好的维护，整体表现出破旧、衰败的景象，“脏乱差”的环境与光鲜亮丽的城市社区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生活空间。此外，征地安置的过程对农村以血缘、亲缘关系为纽带的熟人社会形成冲击，社区单元式的住房以及陌生的邻居都使得社区邻里关系不如从前，缺乏对外交往的机会导致交际圈愈发狭窄，形成了社区层面松散化，居民层面同质化的社会空间结构。

安置社区当前形成的空间已经成为失地农民社会融入的阻碍，需要进行空间重构。一方面要营造舒适的生活环境，加强社区基本环境的建設，如小区绿化、卫生、公共设施等，在环境方面向普通城市社区看齐，满足安置改善生活环境的初衷。其次，为社区提供完备的配套设施，尤其是在交通、医疗、教育方面。交通是失地农民进行对外交流的前提，便利的交通有利于失地农民与城市产生更紧密的联系。医疗设施是失地农民保持健康的根本保障，是对城市生活产生归属感的重要依托，而教育是失地农民市民化必不可少的途径，通过对下一代的培养，失地农民可以实现自下而上的跨阶层流动，逐步实现社会融入。另一方面要重塑关系紧密的社会空间。由于失地农民自身综合素质的限制，靠自己难以打破交际圈的壁垒，这就需要政府与社区的协同助力，为安置社区引入新的社会资本，将优质的社会资源带入社区，例如企业进社区、大学生支教等形式;为失地农民打造与其他社会阶层交往的公共空间，给予失地农民更多接触外界的机会，增强这类人群在社会空间上的流动性。通过前期政府与社区的引导作用，在艰难的“破冰”以后，失地农民所处的社会空间会开始自我催化。当部分失地农民实现在社会空间上的跃迁后，在彼此交往中，没有实现社会空间跃迁的失地农民会被带动，进而改变自身所处的社会空间，从而实现社会空间跃迁的良性链式反应。

（三）个体发展：实现职业发展，促成失地农民心理融入

社区是社会治理最基本的单元，人又是构成社区最微观的一个单位。失地农民作为安置社区中的主体，大部分人均未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农村生活所学得的技能也不再适应城市求职的需求，被城市高薪职业排斥在外，面对这种“先天不足”的情况，失地农民难以依靠自己获得足够的生存资源，长时间的低收入使得生活难以为继，逐步沦为城市社会底层。所以必须要通过治理创新与空间重构，为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奠定良好的资源基础，弥补与城市居民的先天差距。通过政府以及社区的帮扶措施，失地农民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学习实用技能，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实现职业发展，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之外也能够有资源去满足娱乐、学习等多元化的需求，产生城市生活的幸福感、认同感、归属感。治理创新自上而下为失地农民社会融入提供制度保障，空间重构自下而上为失地农民生活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两者交互影响下，失地农民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都会向城市居民靠拢，在心理上与城市存在的隔阂消失。作为农民的固有观念发生改变，身份认知也会随之转变，最终实现由失地农民向城市居民的社会融入过程。

参考文献：

[1] 郭星华.漂泊与寻根———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 陈成文，孙嘉悦.社会融入：一个概念的社会学意义[ 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41（06）：66-71.

[3] 梁波，王海英.国外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综述[ 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02）：18-27+126.

[4] 沈关宝，李耀锋.网络中的蜕变：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与市民化关系探析[ 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2）：99-107.

[5] 冀县卿，钱忠好.失地农民城市适应性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的调查数据[ J ].中国农村经济，2011（11）：23-35+61.

[6] 王慧博.失地农民市民化社会融入研究[ J ].江西社会科学，2011，31（06）：234-240.

[7] 姚俊.失地农民市民身份认同障碍解析——基于长三角相关调查数据的分析[ J ].城市问题，2011（08）：93-99.

[8] 杨菊华.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 J ].人口研究，2009（01）：17-29.

[9] 陈向明.扎根理论的思路和方法[ J ].教育研究与实验，1999（04）：58-63+73.

[10]杨磊.资源、支持与适应：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多样本的扎根理论分析[ 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0（02）：122-129.

[11] 唐云锋，解晓燕.城郊失地农民城市融入的心理障碍归因及政策干预——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06）：148-161.

（责任编辑：董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