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村旅游的乡村性及其景观表达

2020-12-14朱运海曹诗图

湖湘论坛 2020年6期

朱运海曹诗图

摘要：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本质特征和独特卖点。乡村与城市相互生成，应从生活方式的角度，在城市性与乡村性的对立统一中动态化理解乡村旅游的乡村性。乡村旅游凸显了乡村的乡村性特征，重估了乡村资源的价值。乡愁与怀旧是乡村审美的重要主题，乡村旅游是乡愁经济的产业化实现，发展乡村旅游能够实现乡愁这一人格化产品的经济价值。山水田园诗固化了中国特色的乡村性，可将其景观化的表达为具有独特审美意味的乡村旅游景观。乡村性的景观化表达影响并制约着乡村旅游的体验质量，可以从生产、生态、生活三个角度和物态、行为、制度、精神四个层面，通过旅游规划与开发的技术手段来对乡村性进行景观化表达。

关键词：乡村旅游;乡村性;乡愁;旅游开发;景观表达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0）06-0134-10

在世界范围内，乡村旅游起源于19世纪中期的欧洲，并很快成为一种重要的旅游类型和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兴起的直接原因有二：其一是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城市居民生活环境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人们对乡村生活产生了新的兴趣;其二是由于城鄉差距扩大，各国政府都把乡村旅游当作传统农业衰落后的替代产业[1]。二战以后，学术界开始关注乡村旅游，重点是乡村旅游对乡村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影响[2]。农村经济和农民就业问题一直是三农问题的重点。国内外实践表明，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过程中都会不同程度地出现三农问题。我国在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三农问题，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旨在系统解决三农问题的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旅游普遍被认为能够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文化保护工作[3]。一般认为乡村旅游是指发生在乡村地区（地域空间特征）的、以“乡村性”（社会文化特征）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4]。乡村性问题是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乡村地理学关注的焦点，先后形成了“述性流派、乡土流派和社会建构流派”三种理论视角[5]。乡村性是指乡村“之所以成为乡村的条件”，综合反映了乡村地区的发展水平，是揭示和识别乡村内部差异和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6]。可以从地域条件、社区参与、旅游资源基础、旅游产业本地化、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综合反映乡村旅游乡村性特征[7]。在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乡村城市化、旅游商业化、文化舞台化等原因，忽视了对乡村性特征的保护，从而导致了乡村性的退化，并最终影响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8]。在国内，除地理学外，社会学和管理学界对乡村性的研究较多，提出了乡村性是乡村旅游开发的基础，要保持乡村性和乡村意象（rural image）的观点[9]。这些研究从学理上很好地诠释了什么是乡村性、乡村旅游为什么需要乡村性、如何测度乡村性等问题，深化了人们对乡村旅游和乡村性的认识。但是，从旅游规划实践层面，如何把社会建构的乡村性景观化表达出来仍是一值得探讨的问题——乡村性与乡村景观是乡村旅游发展的“神”和“形”，只有形神兼备的乡村旅游才能可持续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1月2日）提出了“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的发展目标。乡村旅游不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支撑，同样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手段。为了更好发挥乡村旅游在乡村振兴工作中的作用，我们需要从旅游规划的视角对乡村、乡村性进行再认识，在此基础上对乡村性的景观表达问题进行探讨。

一、乡村与乡村性

（一）乡村的词源学解释

回归常识，乡村不过是居住在乡村地区的人们生产、生活的空间，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不同乡村生态环境。因此，不同时代同一地区、同一时代不同地区的人们会对乡村有不同的认识。学界认为对乡村的理解应该是多元的，一般可以从职业、生态和社会文化等静态的视角来理解乡村，但是考虑到乡村自身的动态演化性、乡村组成要素的不整合性以及城乡之间的相对性等因素，可以用城市性（urbanism）与乡村性（rurality）这一对辩证统一的概念来动态化地理解乡村[10]。抛开学术上的争论，回归现实生活世界，从词源学角度可以一窥乡村的本质内涵。

乡村性是一个外来词汇，在英语中常用rurality表示乡村性，而rurality是rural（乡村）的派生名词——意思是指乡村之所以成为乡村的条件。在汉语中，乡村的意义由“乡”和“村”两个词义共同构成。古汉语中“乡”是会意字——“二人对食”，乡的本义是指用酒食款待别人，是“飨”的古字，用于刻画两个人相向对坐共食一簋的这一生活场景。“乡”的这一基本涵义，奠定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乡村好客热情的刻板印象。由乡村生活的概念很容易联想到过这种生活的人的社会交往和组织治理问题。《说文》中对“乡”的解释是“国离邑民所封乡也。啬夫别治封圻之内六乡六卿治之”，这一解释又揭示出了乡村组织和基层社会治理的涵义，并由此派生出诸多社会文化现象，如生产生活习俗、民俗活动、家族组织、乡村治理等。汉语中有许多饱含情感色彩的词语，如故乡、乡土、思乡、父老乡亲、老乡等，都与这种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关系之上的熟人社会密切相关。可见，“乡”字固化了人们关于乡村生活以及维持这种生活的社会制度文化的刻板印象。“村”在《说文》中的解释是“邨，地名”，特指“乡”式生活和“乡”式社会存在的空间场所——进一步说“村”是“乡”之生产生活、社会制度所形成的乡村生态（包括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生态）的空间载体。从乡村空间生产的角度来说，“村”是村民们在自然系统基础上创造出的有利于其生存发展的、集生计系统、制度系统和意识系统等于一体的社会空间[11]。从乡村的词源分析中可以领悟到乡村性必产生于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等生存实践之中，并能由此衍生出乡村的社会空间所特有的“思维方式、社会制度和行为准则”[12]，也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典型熟人社会的特征。

（二）乡村与城市相互生成

亚里士多德说“人们为了活着，聚集于城市，为了活得更好居留于城市。”问题是城市产生于何处、城市人来自于哪里？考古发现，最早的城市产生于以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为代表的四大河流域，而这四大河流域又是世界上最早的几大农业文明产生地——城市研究学者普遍认为城市是由村庄这一人类聚落发展演化而来的，人们是从农村向城市聚集，城市文明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13]。城市的英文词是city，与civilization（文明）同源（二者词源都是拉丁语civitas），可见在西方城市与文明有密切关系。西方文明源于古希腊时代的城邦文明，而希腊时期的城邦可视作扩大了的乡村，但二者也有本质的不同：传统乡村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聚族而居的社会生活方式，而希腊城邦则是建立在商业基础上、以城邦共同体为核心的市民生活方式。

与西方不同，前工业化时代的中国城市依然以农业为基础，是为了更好地维系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和家国同构的社会治理模式而存在。这一点可以从城市的语义中看出来。在汉语中，城和市是两个词：“城”是指为了防御的需要而修筑的城墙，“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吴越春秋》）;“市”本意是做买卖或做买卖的地方——“買卖之所也”（《说文》）。从人的生存实践的角度来看，乡村与城市是相互生成的，城市脱胎于乡村，是人类为了更好地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结果。因此，乡村和城市在生产、生活与生态等方面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分。从旅游规划的角度，乡村性的本质内涵集中体现在地域条件、旅游资源基础、社区参与、旅游产业本地化、可持续发展等5个方面，可从这些方面对其进行定量化测度[7]。

（三）乡村的嬗变与乡村性指数

从人类发展史角度而言，乡村生活方式的出现脱胎于游牧，人类从此开始了定居，并从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态环境三方面区别于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进而创造了悠久而伟大的农业文明。城市脱胎于乡村并让乡村成为乡村，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以城市为基础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和辉煌的工业文明，从而使得城市成为人类主要的居住方式。城市成为城市的过程是城市化，这个过程实质上是一个不断地去乡村化的过程。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和社群异质性这三个现代城市的核心特征，导致了现代城市所特有的“城市性”（urbanism）这一“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人格”，使得城乡之间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生存环境等方面表现出差异化[14]。城乡二元结构也导致了现代城市病问题、“三农”问题等。当下的中国也如19世纪末的欧洲一样，城市问题和传统农业衰落问题成为时代问题，并且比当时更为严峻和紧迫。我们在庆幸可以借鉴西方发展乡村旅游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的同时，也更应该警惕西方乡村旅游发展过程出现的去乡村性（乡村城市化）问题。

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本质特性，可用乡村性指数来描述“让乡村更像乡村”的程度。但是从城乡相互生成以及城市性与乡村性统一体的视角出发，乡村性指标不宜以单纯的追求城市和乡村间的地理界限为目的，而应该重在刻画乡村性程度的动态性变化[10]。这里的乡村性指数（rurality index）是指乡村作为一种与城市相对的居住地，在乡村这一特定的生存空间内，其在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等方面不同于城市的乡村性表征。按照乡村性的强弱可划分为：极度乡村（extreme rural）、中等程度乡村（intermediate rural）、中等程度非乡村（intermediate non-rural）、极度非乡村（extreme non-rural）和城市（urban）等五个类型，并呈现出连续动态变化的特征[5]。我们认为从协调乡村居民生活和维持乡村旅游发展的角度而言，乡村性指数宜控制在“中等程度乡村”与“中等程度非乡村”之间。

二、乡村旅游显现了乡村性的价值

（一）乡村旅游凸显乡村性特征

如果说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本质属性和本质特征，那么由于城市化所造成的城市性（指现代城市独特的“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所特有的“城市人格”）则构成了乡村旅游发生的社会基础[15]。人们为了更好的生活聚集到城市，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所导致一系列城市病，迫使人们为了更好地回归城市而暂时性地脱离城市。可以说，没有城市化和城市性就没有乡村性和乡村旅游。理论上讲，旅游吸引力的产生源于资源的稀缺性和旅游体验的差异性这两大原动力。乡村旅游的主要客源是城市居民，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持续保持其独特性的乡村景观价值（与其他乡村相比）和差异化的旅游体验（与其他景区和城市地区相比），而这两点归结到一起就是能否提供一种独具特色的乡村生活方式。

在乡村振兴实践中，人们往往把乡村振兴等同于美丽乡村和乡村旅游。事实不然，理由是：从提升人居环境的角度，所有的乡村都应该美丽（或者说美丽乡村是普惠性的民生工程），但不是每一个乡村都能发展乡村旅游（因为乡村旅游是市场化的产业行为）。这一观点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将村庄分为“集聚提升类村庄、城郊融合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搬迁撤并类村庄”，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存在采取不同乡村振兴方式。在这四类村庄中“特色保护类村庄”比较适宜采用乡村旅游的方式实现乡村振兴。对于这一类村庄，从人的生存发展的角度而言，乡村的城市（镇）化是农村居民谋求更好生存的合乎理性的行为，但从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又必须保持乡村的乡村性特征。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通过规划和控制，在满足当地居民更好的生存和城市居民乡村性诉求的动态平衡中，将乡村的乡村性指数尽可能长时间保持在“中等程度乡村”“中等程度非乡村”之间，减缓其向“极度非乡村”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如果把高楼大厦、柏油马路等城市性特征当做幸福生活追求的话，那么也只有这些靠发展乡村旅游富起来的这部分人才会真正认识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陶渊明《归田园居》）的乡村性特征是村民谋发展、修路致富的真正依靠，并自觉地去保护乡村性。

（二）乡村旅游重估乡村性的价值

从乡村振兴与旅游的角度而言，2013年有两件事情具有重大的影响：其一是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后回答学生们提问时，就环境保护问题提出了“两山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二是2013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山水乡愁”论——“要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我国广大的乡村都有青山绿水，然而在很长时间内，具备成为“金山银山”的青山绿水只能“花自飘零水自流”，成为令广大乡村居民愁苦的穷山恶水。同样的青山绿水为什么会在城里人和乡里人的眼里呈现出“乡愁”与“愁乡”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体验呢？诚如“穷想吃肉富要喝粥”一样，城乡居民不同的生存境遇和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这种不同的体验。

从旅游开发角度而言，广大乡村地区的绿水青山要想成为金山银山必须经过一种价值转换，从而实现乡村的乡土资源在城乡之间的重新配置，产生新的价值。未发展乡村旅游时绿水青山只是提供农业生产生活的生产资料——小桥、古道是用来行走的，流水是用来浇灌的，枯藤、老树是用来做柴火的，瘦马、黄牛是用来劳作的。这些乡村要素除了农业生产生活之用外，没有其他价值。但是有朝一日小桥流水、枯藤老树、古道瘦马、牧童黄牛一旦进入旅游者的视域，将产生新的旅游体验价值。在这种价值感召下，村里的陌生人多了，于是自家住的房舍变成了民宿、自家的厨房变成农家乐、自在的山水变成了风景。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过程中，乡村旅游就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换作用：在一个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主的时代，只有发展乡村旅游，才能让城里人重返乡村，正是在乡村旅游的感召下，广大市民下乡才使得那些自在的青山绿水所承载的非生产性的生态环境价值、旅游审美价值转化成现实的旅游经济价值。随着城里人的大量到来，乡村食材、土特产、闲置房屋等闲置资源才能被唤醒，并被开发利用，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资本——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三）乡村性的旅游价值及其实现

乡村旅游有效实现了城市居民向乡村的定向流动，拓展了乡村的旅游功能。这一功能是通过对农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等要素的重新赋值实现的：

吃——品尝纯正地道农家餐，地方特色小吃、农家菜、柴火灶、锅巴饭等成为标配。

住——闲居乡土特色民居房，外土内洋、功能现代、环境乡土的民宿成为新宠。

行——漫步绿色生态乡间路，走土路接地气、乡村康体休闲、山居秋暝不再奢侈。

游——赏乡村田园美丽风光，建筑低密度、环境高绿度，养眼、放心、安灵魂。

购——选购绿色健康农产品，绿色无污染的土特产是市民小汽车后备箱的首选。

娱——干农活参与农趣活动，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住农家屋，当一天农民。

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乡村“三生”要素（生态、生产、生活）——青山绿水的价值得到提升和放大，从而成为发展乡村旅游的宝贵资本——金山银山。可以说，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乡村的空气、河流、湖泊、田野、一草一木等自然资源，以及乡村的风俗民情、农耕文化、农副产品等人文资源皆可成为乡村旅游资源。因此，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三生”要素价值重估和资源优化配置的最佳手段。

有人说乡村旅游是一种“乡愁经济”，从价值重估和资源配置的角度而言这是非常正确的——乡愁就是乡村性的审美化的情感表达，乡村旅游是乡愁经济的产业化落实。通过乡村旅游这一资源配置方式，能够较好地实现乡愁和乡村性这一极具人格化和人文情怀特征的非经济资源成为最有价值的乡村振兴的经济资源。

三、乡村性的旅游审美与景观化表达

审美是乡村旅游体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乡村旅游作为一种市场行为，需要在村民视角和游客视角的重叠区做好定位，并通过可见可感的景观表达乡村性的特征。

（一）乡村旅游审美的意味——乡村性

英国的形式主义美学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美”是“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的美学命题——他认为“有意味的形式”是一切视觉艺术的共同性质，而“有意味的形式”就是指那些艺术作品中的线条、色彩等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的、能激起我们的审美感情某种形式或形式间的关系[16]。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用“审美积淀论”来界定和解释“美”是“有意味的形式”——他认为美是“积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形式”，所以“美在形式而不即是形式”[17]。

从审美积淀的角度而言，中国山水田园诗对国人乡村性的理解影响最为深远。众多山水田园诗人中，尤以陶渊明（《归田园居》）和孟浩然（《过故人庄》）对国人的影响最大。

《归田园居·其一》中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写出了国人对田园生活的人性化的需求并表达了休闲与旅游的本质（追求身心自由的体验）;“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则生动刻画了田园生活的美好蓝图，令人向往，也成为当下中国休闲农庄的蓝本。诗中的“草屋”“榆柳”“桃李”“人村”“墟里烟”“狗吠”“鸡鸣”“桑树”等经过悠久的历史积淀已成为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乡村生活美学中“有意味的形式”。

孟浩然《过故人庄》中的一句“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则把乡村山水环抱的经典形象彻底的固化下来，成为国人心目中典型的、形式化的乡村。“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则把田园风味的吃饭场景定格化，并完美地再现了二人对食之“乡”的生活本意。孟诗中“故人”“鸡黍”“田家”“绿树”“青山”“把酒”“桑麻”“重阳”“菊花”等审美意象早已成为人们印象中乡居生活美学经典“形式”和永恒“意味”。

可以说，正是这些山水田园诗固化了中国特色的乡村性，从其我们可以汲取到许多具有可操作性的乡村景观的“形式”化设计和乡村旅游审美的独特“意味”。

（二）乡村审美的情感与主题——乡愁与怀旧

在古希腊词汇中乡愁（nostos）与怀旧（algia）都有“回归故（家）乡”和“思念家（故）乡”的意思，精神分析学家彭塔力斯在《窗》中分析指出西方的乡愁概念来自瑞士的雇佣兵：大约是17世纪的瑞士，很多人当雇佣兵，离开自己的家乡去打仗，因想家而生病——“思乡病”[18]。随着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nostalgia”一词变成了一种集体心理的情绪，而“乡愁”的概念也突破了病理学、心理学的藩篱，而迅速扩展到文化学、社会学和美学领域。在我国“乡愁”更多是一种古代文学的范畴，通过诸多“回不去故乡”的游子思乡的诗歌和散文而成为一种具有与我国古代传统农耕文明联系密切的“集体无意识”一样的“社会积淀”。有学者从文化的情感表象的角度讲乡愁分为“以血缘为纽带的亲人思念”“以地缘为纽带的故乡地理怀念”和“对安生立命根本之历史文化的深情眷恋”三个层次[19]。在当今城市化的时代，“乡愁”逐步演变成一个与“回归自然”“追溯历史”“美好回忆”乃至“诗意栖居”相联系的美学概念。

乡村性也好、乡愁也罢，都具有浓厚的“怀旧与思古”主题：现代化、城市化和城市性在埋葬“一个黑暗的中世纪”的同时，也葬送了“一个田园诗般”的精神家园，留给人们的是“无家可归”和“有家不归”的社会现实[20]。现代人对乡村旅游中本真的乡村性的追求，揭示出了现代社会的人们向那充满“乡愁情怀”的人文主义传统回归——都市人对于乡村岁月的怀旧情感的情感投射。挺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欧美发达国家以及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乡村旅游最稳定的客源恰好是那些中产阶级人士，正是这部分人是后现代的生活方式的拥护者和践行者：他们无法忍受现代性造成的人与世界的对立，渴望回归自然，最善于忙中偷闲，感受树叶飘落的宁静、品味湖光山色，感悟自然万千变化，以求获得心灵的片刻平和与慰藉。

（三）乡村旅游的审美对象——乡村性景观

从旅游的角度而言，景观即风景，而风景具有景物、景感和条件三要素，其中景物构成了风景的客观物质要素，景感则构成了风景主观情感要素（如审美主体的审美能力和情趣等），条件则是指影响景观构成的各种限制性制约因素[21]。乡村性景观则界定了乡村景观的物质构成、景观体验和造景方式与城市景观的不同。从景观构成的角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乡村性也必须具有文化载体，按照文化四分法可以将乡村性的文化景观分成“物态构成、行为构成、制度构成和精神构成”四个部分[22]。乡村性景观可以从这四个层面进行规划设计，从而为人们提供多角度的丰富多彩的乡村旅游审美体验。

物态层面的乡村性景观是乡村文化的构成基础。旅游也被称作观光、看风景，而看的主体是物化的景观，从旅游景观设计角度而言，要选择那些有符合社会积淀的“有意味的形式”类的物质形象。《天净沙·秋思》中“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以及《山村咏怀》中“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以近乎素描的方式为我们选择乡村性景观提供了启示。一般而言，这类物象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以乡村自然风貌、动植物和乡村生态环境为代表的自然物，例如老树、枯藤、流水、西风、瘦马等;其二是以乡村建筑、文物古迹、宗教庙宇、宗族祠堂、民俗工艺品等为代表的人造物，例如小桥、人家、亭台等，代表了乡村群体在历史长河中社会实践的“显著成就”——其中最具乡村审美意象的就是以古村、古屋、古祠、古坊、古路、古桥、古塔、古井、古塘、古树及古藤等资源所构成的、具有历史岁月感的、完整的乡村生活物态空间结构整体，这些物质存在与乡村居民世世代代的衣、食、住、行等需求密切相关，具有浓郁的乡村文化氛围。

乡村性景观的行为层面的构成主要以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这其中比较具有旅游体验价值的有：传统手工艺、民间歌舞表演艺术、传统风味饮食、家风家教、以及少数民族村寨的各种民族礼仪与祭祀仪式等“外显的行为模式”。这些可视化的行为文化是村旅游体验的核心，是乡村生活美学的精华，但这些具有地域性特征的行为文化必须在乡村性景观的物质环境场景下展现才有味道。这一点袁家村的油泼辣子，提供了示范：游客置身于一家面积很大的辣子坊，入眼便是一串串的干辣椒，巨大的石磨正在磨着红红的干辣椒，滚烫的麻油浇在被碾碎的辣椒上，视觉、听觉、嗅觉一并被调动起来，味觉也随之兴奋起来，随之就是买买买。磨坊、石碾、辣椒被一套传统的油泼辣子工艺串联起来，共同形成购买体验。

乡村性景观的制度层面的构成主要以村规民约等为代表，是乡村传统文化载体的基础保障，主要由传统道德、不成文的村规民俗和成文的法律规则以及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组织所构成的各种社会规范，乡村的基层治理结构、乡贤乡约村规等社会治理方面的文化。这些文化在乡村旅游开发中不能以教科书式的展示来体现，而是要发挥其村规民约的实际功效。袁家村因关中小吃而走红，如何让游客吃的放心呢？村里创造性的采用民间传统的“发誓”这一民间常用的承诺方式，要求所有店主在门口竖立诸如“店主发誓承诺，如果羊血掺假，甘愿祸及子孙。店主某某”发誓牌子。让游客感受到鲜活的民间制度文化。

乡村性景观最核心文化内核就体现在精神层面，其中乡村百姓的信仰、家国情怀、乡贤精神、家风祖训等“内隐的行为模式”是其核心，常常以一种潜在的形式存在，最不易被旅游者感受到，却又最具旅游体验性与人文教育性。袁家村通过关中传统民居、民俗等物质和外显的行为文化，构建了可视化的旅游体验场景，创造性地使用传统村规民约约束住了村民和旅游经营者的行为，通过共同富裕的宣传感召和利益平衡机制组织动员了全体村民，将袁家村的核心精神文化以乡村生活的形式呈现在广大旅游者面前。

從旅游经济和景观设计的角度而言，物质、行为、制度和精神层面的乡村性景观都是一种经过人为设计后的“建构性真实”的乡村文旅体验。尽管袁家村和马嵬驿的“古街”是凭空创造出来的、缺少历史积淀和原汁原味的“伪”古迹，但不可否认的是土色土香的青砖灰瓦却满足了人们怀古思幽的“真”情怀。因此，乡村性可以通过旅游化的景观来表达——从上述四个层面进行挖掘和打造，可以营造出浓郁的乡村审美意象。乡村经过漫长历史长河洗礼，已经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了“共同心理图像”，这里乡村意象是指在乡村性与城市性博弈中某个村的个性与所有乡村的共性的辩证统一。具体来说就是乡村的房子、院子和村子在具备自身地域特色的“形式”同时，还要暗合如《归田园居》与《过故人庄》等田园诗歌中所传达出来的“意味”。这个意味要从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等“三生资源”中去挖掘和提炼，通过景观化、功能化、舞台化，来实现旅游体验的所要求的好看、好用和好玩，满足旅游者过一阵“他者”生活的怀乡诉求。

结语：乡村旅游开发应突出乡村性景观化表达

乡村旅游的獨特卖点应是“乡村性”。从游客心理行为深入分析，乡村旅游就是“归乡回家”，就是“寻找乡愁”，就是“回归自然怀抱，体验乡村文化”。具有“乡村性”特色旅游景观将是未来社会稀缺资源和休闲旅游的奢侈品。旅游乡村性的景观化表达应通过旅游规划与开发的技术手段来实现。乡村旅游规划与开发应突出乡村性景观化表达，景观设计力求把握好地脉文脉，植根乡土，体验文化，努力保持“乡土性”，重在营造“乡村意象”，并注重乡村文化传承性和创新性。乡村旅游开发与景观设计应摒弃按照城镇的方式改造乡村文化景观、建设现代化的建筑的做法，避免在建筑景观设计上简单地效仿城镇。

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应突出承载共同文化记忆和具有重要体验价值的乡村遗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深入挖掘和科学利用乡村传统文化或农耕文化中的优秀元素，防止“文化过滤”使传统文化被过度商品化和异化。在旅游项目策划与景观设计上，科学运用“有机方法”“文脉方法”和“主动方法”，积极与自然、文化进行对话，努力设计一些“乡村性”的、令城里人惬意的旅游产品和旅游景观，体现出一种浓浓的乡村田园气息和一派如诗如画的现代乡村景象。让游客观有美景（田园农舍），行有好路（乡村绿道），食有佳肴（乡土风味），住有旅舍（民宿客栈），购有特产（乡土物产），娱有体验（民俗风情）[23]。总之，以乡为根，以农为本，以文为魂，突出“乡村性”特色，是乡村旅游开发与景观设计的重要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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