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彦好 吴文萱 顾熠男

【摘 要】Vlog新闻的出现与应用为新闻报道注入了新活力，也体现着新闻叙事模式的创新。本文对《武汉：我的战“疫”日记》进行案例分析，认为其叙事者以自叙者为主体、兼顾异叙者和同叙者;叙事“故事”以日常化和生活化的见闻和对话来解构宏大主题;叙事话语则通过大量交互式的言谈使严肃主题轻松化、温暖化。其叙事模式的创新经验可为其他Vlog新闻的产制提供借鉴。

【关键词】Vlog新闻;叙事;《武汉：我的战“疫”日记》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34-0155-02

Vlog（video blog或video log），意为视频博客。Vlog新闻则是Vlog与新闻结合的报道模式，自2019年以来逐渐被主流媒体采用。这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得到了印证。据统计，截至2020年4月，新浪微博话题“#央视记者武汉Vlog#”阅读次数高达5亿，讨论量超过6.45万。

一、传统新闻叙事与Vlog新闻叙事

（一）传统新闻叙事

叙事学是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发展而来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叙事学开始被引入到中国并逐步兴起，此后也渗透到新闻传播领域。

国内新闻叙事的早期研究主要以报纸新闻为研究对象。报纸新闻报道虽然有各种体裁、题材，但其叙事视角一般采用第三人称，也就是通篇报道站在记者旁观的角度来叙事。其叙事时序以线性叙事为主，其中又以将最重要的新闻信息放在文首的倒金字塔顺序和按照新闻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为主，以便受众直接有效地接收。相较于报纸新闻，电视新闻的叙事更加直观。其叙述者多为镜头前的主播或记者;其叙事表达兼具立体性和讲述性。现场直播、重播、剪辑等特殊媒介手段也使得电视新闻的叙事手段更加丰富。在叙事结构方面，电视新闻与偏向“纯系描写叙事”的报纸新闻不同，它结合声音和画面，具备“描写叙事”和“模仿叙事”两种特质。[1]这种结构从新闻主播、新闻标题开始，到报道核心新闻、次要新闻、现场访谈等，逐次呈现，最后以新闻时段结束作为结尾。

（二）Vlog新闻叙事

2019年全国两会以来，越来越多的主流媒体开始尝试制作Vlog新闻。Vlog新闻叙事与电视新闻叙事不同的是，虽然它们都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但Vlog新闻的叙述者既包括主播和记者，也包括非专业的素人。更重要的是，作为Vlog新闻叙事者的主播和记者，也不同于他们在传统电视新闻中的形象，他们与观众的关系更为平等，话语样态更利于人际互动。叙事结构上，Vlog新闻并不像报纸新闻和电视新闻一样具有完整性和规范性，而是呈现出碎片化、自由化的特点。其语言则洋溢出个性化、趣味化的风格，颇具符合平台特性和受众特点的“网感”。

二、《武汉：我的战“疫”日记》的叙事创新

《武汉：我的战“疫”日记》是由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湖北广播电视台与央视频等专业媒体联合bilibili网站、VUE Vlog、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共同推出的融媒体系列新闻纪录短视频。这些Vlog以每集5分钟左右的篇幅，讲述了坚守在武汉的疫情亲历者（如深入一线的医护人员、军人、媒体工作者，和武汉市民、外地援助者）的日常生活、见闻和对话。截至本文创作时，视频观看量已达1.6亿，直播观看量约1300万、点赞量近100万。

（一）叙述者

叙述者，即讲故事的人。“要使作品成为叙事，其必要及充分条件即一个说者和一则故事”。[2]叙述者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异叙者，即叙述者以第三人称讲述他人的故事;同叙者，即叙述者以第一人称在故事之内担当一定角色;自叙者，即在作品中担任主角，进行自我叙述。

传统新闻的叙述者通常是编辑、记者和主播，也夹有采访对象的少部分表达。而《武汉：我的战“疫”日记》一共33集，其中以自叙者为叙述者的有21集，占总集数的65%;以异叙者为叙述者的有7集，占总集数的22%;以同叙者为叙述者的有4集，占总集数的13%。自叙者是将自己的故事讲给他人听，这种叙述角度具有强烈的代入感，最能与观众产生共情。异叙者的视角是一种全知者视角，它客观且全面地站在“上帝视角”向观众讲述事实，多用于交代背景、陈述事件。同叙者则是参与到事件当中的“同伴视角”，担任次要角色，是最贴近主角的人物。

《武汉：我的战“疫”日记》以自叙者为主体、兼顾异叙者和同叙者的叙述者选择，能够体现叙述者的主体意识，呈现身处疫情中心人员的生活、情绪和观点，也能使叙事主题多元化，丰富叙事内容，增强观众感知，提升观众体验。

（二）叙事“故事”

“故事”中包含一系列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事件，即叙述在一段时间之内，或者说是在一段时期内发生的事件。[3]《武汉：我的战“疫”日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宏大主题下，以日常化和生活化的见闻和对话来解构主题。故事与观众生活的贴近性和故事的真实性能使观众在情感上和心理上都参与到叙事中，甚至把自己想象成其中的一个角色，并将叙事世界中的态度带到现实世界中来，通过这种“叙事传输”实现态度和情感的改变。

在《武汉：我的战“疫”日记》中，观众从Vlog故事中看到另一个“自我”，这种代入感使观众拥有情感共鸣，再现了个人面对疫情时的参与感。例如第九集的叙事者是武汉市一名初三学生，他讲述了疫情期间他在家里的日常生活，如看书、弹吉他、练毛笔字等等，他在疫情初期始终无法沉下心，直到后来，了解到各地支援武汉的医疗队、物资源源不断来到武汉，才放松下来，恢復了积极乐观的本色。视频故事基本呈现的都是男孩在家的生活场景，极具生活化，带给观众临场感。

由此可见，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不仅不是冲突的，反而是相得益彰、互为补充的。《武汉：我的战“疫”日记》从日常叙事中呈现全民战“疫”的画面，宏大主题和主题之下的生活化情境相辅相成。这种叙事方式既反映出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普通人的生活日常、抗疫态度，又依托故事内容使观众意识到个体在这场战“疫”中的独特作用，从而迸发出更为可观的精神和动力，以此来反映时代精神，引领主流价值观。

（三）叙事话语

“话语”主要指的是叙述故事的口头或者笔头的语言本身，是说话者或作者在某个语境中运用语言系统表达个人思想情感或者实现个人意图的口语或者文本。[4]

任何一档节目都具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而叙事话语的结构为节目的风格和特色奠定了基础。提及疫情，浮现在大众脑海里的词大都是悲痛和灰暗的，关于疫情的新闻报道的叙事话语也更偏向严肃化和理性化。但《武汉：我的战“疫”日记》中的叙事话语通过大量交互式的言谈，使严肃主题轻松化、温暖化。这是较其他同主题新闻节目的创新。情绪管理理论认为，面对纷繁多样的信息，受众总是本着寻求愉悦体验的动机，选择那些能加强或延长积极情绪，以能削减或转移消极情绪的内容。以至于在紧张的疫情期间，受众会更倾向于观看能够抚慰情绪的节目。[5]

因此，这种叙事话语风格一定程度上能帮助改善疫情期间沉重、压抑的气氛，为抗“疫”带来笑意和暖意，从而为大众提供精神支持。另一方面，交互性叙事话语的出现体现了接收者地位的提升。在交互开放式的语境中，观众不再仅仅是节目的接收者，更可以对节目主体的选择、内容的呈现作出建议，能够调动观众的积极性，增加他们的参与感，促进节目与观众的良好互动。

三、Vlog新闻叙事的问题与对策

目前，Vlog新闻发展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在叙事者层面，存在没有把握好叙事节奏、陷于冗长琐碎叙事的问题，导致观众的耐心被消磨。在叙事“故事”层面，存在新闻内容同质化、严肃新闻内容重点偏向“花絮”，导致叙述焦点模糊的问题。在叙事话语层面，存在叙事者话语样态与Vlog特性脱节的问题。许多来自传统媒体的叙事者对互联网的特性不够了解，或虽然添加了Vlog的标题，但本质上还是视频新闻的第三方视角，缺乏记者的一线在场体验;或沿袭传统电视新闻的语言风格，缺乏网感。

因此，Vlog新闻的产制必须注重叙事文本的编撰，避免新闻内容同质化;必须关注叙事焦点，回归新闻重心;必须结合新闻的专业性和Vlog的贴近性，提升观众对严肃时政新闻的关注度与政治参与度;必须创新叙事方法，将不同媒介相融合，发挥各媒介优势，扩大节目影响范围;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叙事视角，以日常化叙事同屏幕前观众进行互动，开启公众议题。

參考文献：

[1]臧国仁，蔡琰.叙事传播：故事/人文观点[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

[2]（美）罗伯特·斯科尔斯，（美）詹姆斯·费伦，（美）罗伯特·凯洛格.叙事的本质[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美）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蔡之国.新闻叙事学研究框架的构想[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4）：130-136.

[5]王德胜，杨园园.共情抚慰、整合归属与人格赋魅：对年轻群体Vlog观看动机的研究[J].中国编辑，2020，（Z1）：4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