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艳

【摘 要】《杀狗记》是四大南戏之一，虽然是大团圆结局，却具有一定的悲剧性。从个体视域下看，孙华与孙荣存在着激烈的性格冲突，导致了性格悲剧;从家庭视域下看，由于封建家长制的制约，孙家所有人都笼罩在掌权者孙华的阴影下，导致了伦理悲剧;从社会视域下看，元末儒生群体的地位下降，导致了孙荣的人生悲剧。个体视域、家庭视域、社会视域下的三重悲剧，构成了《杀狗记》的悲剧意蕴。

【关键词】《杀狗记》;南戏;悲剧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34-0003-04

《杀狗记》作为四大南戏之一，在我国戏剧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曲文俚俗，贴近生活，所以备受民间欢迎，至今搬演不衰。但也正因曲文俚俗，《杀狗记》在文坛得到的评价并不高，如《滕花亭曲话》所说：“《荆》、《刘》、《拜》、《杀》，曲文俚俗不堪。《杀狗记》尤恶劣之甚者，以其法律尚近古，故曲谱多引之。元无名氏有《杀狗劝夫》杂剧，四折中已觉铺叙费力，况伸为全部，无怪一览无余味也。”[1]另外《杀狗记》的内容过于强调封建伦理关系及血缘亲情，学界也鲜少提及它的思想价值。实际上，《杀狗记》在反映现实问题上有其独特的意义，且具有一定的悲剧意蕴，本文将从这一角度进行剖析，论述《杀狗记》的三重悲剧性。

《杀狗记》主要讲述了孙家兄弟俩的家庭纠纷。孙华受胡子传、柳龙卿二人的挑唆，将弟弟孙荣赶出家门，妻子杨月真为了让孙华辨明亲疏，使兄弟俩重归于好，将狗尸假作人尸，让孙华先后去请胡子传、柳龙卿以及孙荣搬尸，胡、柳二人皆不肯来，只有孙荣不计前嫌将尸体搬至郊外掩埋，兄弟二人因此重归于好。胡、柳二人见此反将孙家兄弟告上公堂，杨月真当堂说出真相，开封府尹王修然将此事上表君王，孙家兄弟及其妻受到封赏，胡、柳二人也得到应有的惩罚。

整体来看，恶人被绳之以法，孙家满门也受到褒奖，这应该是一出大团圆结局的喜剧。作者借这出剧极力宣扬封建伦理关系及血缘亲情的神圣不可侵犯，抨击以疏间亲的行為，但若细观全剧，这出大团圆的戏剧其实难掩其中的悲剧性，作者所极力宣扬的核心价值观，恰恰是剧中最站不住脚的部分。

一、个体视域下的性格悲剧

《杀狗记》的戏剧冲突主要围绕孙华、孙荣两兄弟展开，而冲突的起因则是二人性格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胡子传、柳龙卿的挑唆只是他们之间矛盾激化的导火索而已。

孙华对孙荣的不满主要来源于两点：一是孙荣的坐享其成。从孙华的独白可见，孙华曾有心科举，但因落榜，事业的重心就由外转内，总理家中一应事物。从《王老谏主》一出中，他向“孙父”之灵所问“今年田地有收么”[2]、“今年放贷有利息么”[2]70两个问题可见，他不仅要管理家中田产，还从事放高利贷这一营生，且连孙荣这个弟弟也是他一手抚养长大。可以说，孙华为这个家庭付出了许多，但是反观孙荣，却每日“只在学馆攻书，见成安享”[2]2，户外之事，全然未晓。同为家中男丁，这不得不使得孙华心生不平。二是孙荣执拗与不顺从。这一点是孙华对孙荣心生不满的根本原因。孙华此人，虽然自诩“性禀刚贞，胸怀仁义”[2]2，但实际上刚愎自用，性情暴躁，控制欲极强，只要稍稍忤逆他的意见，他便会立刻“生出恶性”[2]20，如《孙华拒谏》一出中杨月真与迎春二人劝孙华与孙荣和好，可孙华却骂杨月真是“雄鸡报晓，家常之事;雌鸡乱啼，有甚吉祥”[2]19，骂迎春是“小贱人”[2]19，最后还将杨月真一把推倒在地。孙华并非不知杨月真与迎春的好，他在《谏兄触怒》一出中认为“荆妻杨氏，妇道颇娴。侍女迎春，家规能守”[2]2，但这都建立在杨月真与迎春二人不反对他的决定的情况下，而一旦二人表现出相反的意见，孙华便会对其恶语相向，甚至施以暴力。对妻妾尚且如此，更遑论自己的兄弟，孙荣在《孙荣自叹》中提到孙华对其“朝夕长打骂，苦难禁”[2]9，可见即使是自己一手养大的兄弟，一旦忤逆自己，孙华的态度也会变得相当恶劣。孙华欲和胡、柳二人结义，固然是因为胡、柳二人善于谄媚，正投其所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孙荣长期的忤逆不逊已经逐渐消磨了他对孙荣的手足之情，而胡、柳二人的适时出现，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缺，于是他将自己对孙荣的手足之情逐渐转移到胡、柳身上。孙华不是没想过要化解他与孙荣之间的矛盾，但他的方法不是从自己的负面性格入手，而是想要孙荣也与胡、柳二人结义，让他二人“教导孙荣，使他通些世务”[2]2，目的自然是让孙荣学会服从自己。然而孙荣却拒绝了他的“好意”，这也使得他对孙荣的不满达到了顶峰。因此，胡、柳二人在这个时候离间孙家兄弟，自然能够事半功倍，且他二人所编造的谎言，正勾起孙华的心病：孙华本就不满孙荣坐享其成还不懂顺从，听闻他意图毒死自己，侵占家私，心中自会生出疑虑。胡、柳二人再辅以谗言，便能使他相信孙荣是真的心存歹念，于是他对孙荣的最后一点手足之情也消耗殆尽了，毫不留情将其赶出家门。如果说孙华赶走孙荣是听从胡、柳二人的挑唆，那么在妻妾、王老等人屡劝不听后，萌生歹意，让吴忠去杀掉孙荣，就已是自发的行为，可见孙华的性格里还有狠毒的一面。

而孙荣是一个生在富贵家庭的公子哥，他饱读诗书，善良而正直，雪夜乞讨时路遇醉汉，在不知醉汉是孙华的情况下，他也想着要呼唤东西邻居来救醉汉一命。但正如哥哥对他的评价：“性多执拗，才欠圆通。胸中之学，或者有余;户外之事，全然未晓。”[2]2他常年读书，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待人处事都要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夫妇叩窑》中，杨月真敲门，孙荣却把门“再紧栓上”[2]93，知道是嫂嫂后却斥道：“嫂嫂，你在家行不动尘，笑不露齿;半夜三更，擅离夫主，私扣小叔之门，是何道理？”[2]2可见，孙荣行事处处恪守儒家礼教。对于人情世故，孙荣也不甚了解，而且他性格中又有执拗、敢于坚持原则的一面，对于胡、柳这样的人，他斥之为“市井之徒，谄谀之辈”[2]3，根本不屑于结交，因此也就不肯接受哥哥的“好意”。对于哥哥孙荣，他自认是恪尽弟道，“事兄如事父”[2]9，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对哥哥两次遇难都不计前嫌，仗义相救。而哥哥的不满，孙荣也是有所察觉的，他说：“争奈兄嫉妒，见我似冤家。”[2]9他模糊地感觉到孙华对他存在一种“嫉妒”心理（联系全剧进行推测，孙华的嫉妒可能源于自身举业失利，而弟弟则饱读诗书，前途无量），但究竟为何“嫉妒”，孙荣则一无所知：“不知他因甚生嗔。”[2]9可见他对哥哥的性格以及对他产生不满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很了解，这也导致他与哥哥的矛盾一步步深化，直至受到谗害，被哥哥赶出家门。被赶出家门后，他虽然嘴上常说“不敢怨兄，只恨我不能随顺”[2]9、“暗思凡事皆由命，只恨乔人不恨兄[2]47，但实际上从他的唱词中处处可见他对孙华的怨气，如《吴忠看主》：“我在破窑中，冷冷地谁揪采？咍，伤怀，我哥哥忒毒害，闪得我不尴不尬！”[2]48又如《雪中救兄》：“哥哥嘎，心下自思量，白忖量，若不思量后，分明是铁打心肠！”[2]33可见，他不是不怨孙华，而是在他的认知里，作为弟弟，不该对哥哥有所怨恨，即其所谓“在小不敢言上”[2]47，因此每每心有怨气时，便以“只恨乔人不恨兄”[2]47来宽慰自己。

由此可见，孙家两兄弟矛盾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性格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孙华的刚愎自用及强烈的控制欲与孙荣的执拗不顺服使得他们两个性情南辕北辙，很难和平共处，最终导致了兄弟阋墙的悲剧。而在这场悲剧中，孙华是施害者，孙荣则是受害者。孙荣在刚刚出场时，虽然兄弟二人矛盾已深，但面对孙华要他与胡、柳二人一同结义的要求时，尚且谈笑自若，敢于据理力争。而被赶出家门后，孙荣便沦为乞丐，受尽人间冷暖，不仅生活落魄，还因为哥哥的三次毒打，成了惊弓之鸟。因为害怕哥哥的毒打，孙荣在酒馆中撞见哥哥时，只叫了一声“这是我哥哥”[2]31，便慌忙退下。雪中救兄后，孙荣怕被哥哥打，本不想久留，杨月真和迎春却劝孙荣在家吃饭，结果孙华酒醒一伸腰，孙荣慌得连筷子也掉了，又接连受了哥哥三次毒打。孙华和杨月真请孙荣搬尸时，孙荣只听得哥哥也在窑外，便慌道：“忽听得一声唬了我魂！战战兢兢，进退无门，心儿里好闷！我便猛开了门，任兄长打一顿。”[2]31可见，他此时面对哥哥孙华，只剩下了会遭到毒打的恐惧。孙华对孙荣的暴行，不仅使他人格上遭到凌辱，也使得他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再也不复出场时的书生意气了。

二、家庭视域下的伦理悲剧

孙华恶劣的个性，原本只会对他本人造成影响。但因为孙家兄弟父母早逝，他又是家中长子，按照封建家长制，他就成了孙家实际上的掌权人，总理一应家事。在这个家里，他等于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且他又脾气暴躁，有着强烈的控制欲，这无疑给家里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可以说，剧中孙家的几个家庭成员，都笼罩在孙华的阴影之下。

首先是孙荣，他是孙华嫡亲的兄弟，本也应当拥有孙家一半的继承权。但对于孙华这个既得利益者来说，孙荣对他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起初他听闻孙荣有意毒杀自己、侵占家私时，仍顾念手足之情，不愿意相信亲弟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但胡、柳二人以唐太宗的故事刺激他，这无疑触动了他的心事，维护既得利益的念头立刻占了上风。更何况孙荣的坐享其成与执拗不逊，早已引得孙华对他心生不满，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听从了胡、柳二人的建议，做出将孙荣赶出家门的决定。孙荣向孙华讨要盘缠时，孙华考虑到孙荣也享有一半的继承权，本也想着应该分他一半家私，但胡、柳适时以“引惯了他，又道分得不均，倒去告起家私来”[2]16为由向他进谗，孙华就立刻打消了分家私的念头，只以一本破书打发了孙荣，使得孙荣在寒冷的冬季身无分文，流落街头，沦为乞丐。尽管如此，他还不满足：“虽然赶他出去了，心中还不遂意。且待日后慢慢寻一计害他便了。”[2]50意图让家仆吴忠去杀掉孙荣，若非吴忠仁厚，杨月真与迎春又施巧计劝和，孙荣可能早已血溅破窑。由此观之，虽然作者在剧中处处宣扬以血缘为纽带的骨肉亲情的神圣不可侵犯，如《王婆逐客》：“世上为人，兄弟不亲谁是亲？须念生身父母，共乳同胞，休戚难分。”[2]27又如《雪中救兄》：“兄弟是嫡亲，结义的都是谎。”[2]36但纵观全剧，孙华的所作所为，恰恰暴露出封建家庭中，所谓的血脉亲情在家族利益面前有多么的淡薄，多么的不堪一击。

其次是杨月真和迎春。她们二人作为孙华的妻妾，实际上与孙华是利益共同体，但同时她们又是封建伦理道德的坚定维护者。杨月真是一个贤惠而又聪明的女人，她早就看出孙家兄弟不睦，在孙荣被赶出家门之前就已经多次劝谏，但她在孫家并没有实权，只能依附孙家实际掌权人孙华，而且她坚信三从四德的道德标准，事事都要以孙华为先，比如《计倩王老》中，迎春同情孙荣的遭遇，提议“瞒了员外，暗地使人送些与小官人做盘费，免得在街头求乞”[2]60。杨月真却说：“你不闻古人言：‘男无妇是家无主，女无夫是身无主。男子治家之主，女子是权财之主。俗谚云：‘家有一心，有钱买金;家有二心，无钱买针。我若依了你的言语，背了大员外，使人送些钱与小官人，有何难处？只是于礼不可。此乃背夫之命，散夫之财，非贤妇也。”[2]60可见在道德标准与夫权的威压下，杨月真处处谨慎，不敢越雷池半步。然而孙华并不是一个明事理的丈夫，尽管他知道杨月真是一个贤妇，但对于杨月真的屡次劝谏，态度依然相当轻蔑，每每以“妇人家有甚机谋，言三语四，只管絮絮叨叨”[2]55斥之，认为她“不识机变”[2]55，甚至动手将其推倒。对于迎春，孙华更无半点尊重，骂她是“小贱人”[2]54。杨月真在明白劝谏对孙华毫无用处且孙华又要暗中杀害孙荣后，只能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想出杀狗劝夫的计策，以此来让孙华悬崖勒马，辨明亲疏。尽管杨月真在维护孙家家庭和睦一事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她却并没有得到夫君的重视，明明是家中主母，规劝自己的夫君，却如此艰难，还要以这种迂回的方式才能达到目的，可见女性在封建家庭中的生存状态。

作者将孙荣、杨月真、迎春遭受的不平等的待遇，归结为是孙华误信柳龙卿、胡子传的谗言所造成的，对于孙华谋害孙荣未遂一事避重就轻，一笔带过。为了解决孙家人的问题，他甚至在剧末安排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让孙华等人接受封赏，从而使得一家人又能够和睦相处。可见作者并没有意识到，孙荣之所以遭遇这些不幸，并非是某一个或几个人的错误，而是源于封建家长制本身的诸多不合理之处。《礼记·坊记》中有言：“家无二主，尊无二上。”[3]一家之主，在封建家庭中往往享有极其尊崇的地位。而封建社会奉行男尊女卑，所以封建家庭中的家长往往是以男性为核心，这些掌握核心权力的男子，可以占有家庭中的所有财产，且拥有绝对的使用权和分配权;同时他们又是父权与夫权的代表，对于家庭里的成员，包括妻妾、子女等，也享有一应处置的权力;甚至他们还能借助儒家伦理思想及封建礼教严格控制家庭成员的思想，使得他们臣服于封建家长制之下，不敢有所反抗。而一旦封建家庭中掌握核心权力的家长不能以儒家伦理思想约束自己的欲望，且自身人格中又存在着诸多负面因素，就会使得核心权力与负面人格相互生发，变成一个残忍的施虐者。如剧中的孙家兄弟，他们都出身簪缨世家，也都饱读诗书，但是孙华比之孙荣却少了许多儒者的特质，他性情暴躁，刚愎自用，控制欲强烈，又有着阴险毒辣的一面，这样的人被赋予一家之长的无上权力，无疑会使得他的负面人格进一步异化，给家庭成员带来深重的灾难。虽然作者设计了杀狗劝夫、上表封赏之类的情节意图化解家庭冲突，使得一家人重归于好，但真正的矛盾并没有被解决，孙华依然是一家之长，他的脾气也不会就此改变;孙荣依然是孙华的弟弟，他仍要服从“长兄如父”的道德规范，且遭受毒打、被赶出家门后所形成的心灵创伤也不会轻易消失;杨月真和迎春也一样要“以夫为纲”，就算她们帮助孙华解决了危机，家庭地位也不会因此有所提高。可见只要封建家长制依然存在，同样的家庭悲剧就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生。

三、社会视域下的人生悲剧

《杀狗记》中孙荣所遭遇的种种厄运，虽然与其个人性格及封建家长制息息相关，但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一定的联系。他的人生悲剧，一定程度上是当时儒生群体的真实写照。

《杀狗记》的写作背景是元末明初，元朝统治者不重科举，所以元代科举考试时断时续，且施行科举时，往往带有一定的民族歧视。元代统治者将人分成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每等各选75人参加会试，表面看上去很公平，但是汉人、南人的人口基数远远超过蒙古人、色目人，考生也比蒙古人、色目人更多，所以名额相等的情况下，对汉人、南人相当不利。不仅如此，元代科举在会试时还对四等人区别对待，将“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4]。蒙古、色目人只需考两场，而汉人、南人要考三场，且试题难度远远高于蒙古、色目人，另外还对蒙古、色目人有一定的优待：“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4]2019因此，汉族儒生要想通过科举考试荣身，可谓艰难重重。仕进机会的减少，也造成了儒生社会地位的下降，时人不再以读书科举为重，而更讲究眼前实利。

孙家兄弟出身簪缨世家，两兄弟都有心举业，但显然他们二人在科举之路上进行的并不顺利。孙华出场便言：“曾攻诗史，未遂风云。”[2]2孙荣也说：“诗书尽览，时未至龙门难进。”[2]9由于仕进困难，孙家兄弟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孙华专注于打理家中田产，甚至从事高利贷行业，成为了地主和放贷者，尽管他仍然标榜自己家藏“万卷诗书”[2]2，但已渐渐摆脱了儒生身份。而孙荣却与孙华不同，他仍然对科举考试充满希望：“一日里遇风云，那时衣紫作公卿。”[2]9他还想要通过读书光耀门楣：“读书美意，他日显耀门庭。”[2]15按常理来说，家中二子，一人继承家业，一人读书光耀门楣，应当是较为合理的分配方式。但是孙华却对弟弟一味读书、不善经营颇为不满，他赶走孙荣所用的理由是：“汝合往外州经营，求取利息，可立见富足，免致坐食山崩。古人云：‘床头千贯，不如日进分文。汝昼夜攻书，有何所益？”[2]14在他眼中，读书毫无用处，尚且不如出门经商获得经济上的富足来得更实际。出身簪缨世家，却已经不想靠读书仕进来沿袭家族传统，反而更讲究实利，可见社会风气之一斑。正如书中那个在坟前虐打孙荣的下人安童所言：“世事只如此，只重衣衫，那重人贤慧！如今只重钱和势，你恁贫寒识甚高低？”[2]67

儒生专攻诗书，往往不事生产，更何况元代儒生的地位远不如前，生活也更加困顿。如孙荣这样出身富贵人家的儒生，本不必为生计而发愁，然而一旦被赶出家门，失去家族的庇佑，也一样要饱尝人间的冷暖。剧中诸如交不起房钱被扒光衣服赶出旅店，住在破窑里靠乞讨为生，被仆人虐打等情节，不过是当时儒生群体遭际的一个缩影罢了。可见，孙荣个人的人生悲剧，也是当时整个儒生群体的人生悲剧。

四、结语

《杀狗记》从个体视域、家庭视域、社会视域三个不同的侧面反映出其中的悲剧性，不仅体现了剧中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更进一步体现了封建家庭中的固有矛盾及时代造成的社会矛盾。而《杀狗记》的作者却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描绘了这一切，这无疑也是本剧值得深思并进一步探索之處。

参考文献：

[1]梁廷枏.藤花亭十种：曲话[M].顺德梁氏，1828.

[2]徐畛.杀狗记[M].中山大学中文系五五级明清传奇校勘小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60：70.

[3]郑玄.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403.

[4]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