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袭击驻扎在北大营的东北军。面对日军侵略，东北军毅然发起反击，打响了中国14年抗战的第一枪，同时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但因为“不抵抗政策”，同时为了保存实力，东北军奉命退入关内。当时無论国民党中央政府还是部分东北军将领，以为不抵抗是上策，但作为中国军人，东北军绝大多数战士渴望抗日，纷纷要求：“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未入关的爱国官兵也自发奋起抵抗，由东北军官兵、农民、学生甚至土匪等组成的义勇军揭竿而起，开始了最漫长的抵抗。他们是中国抗战时间最长的部队。全面抗战爆发后，东北军成为抗战的重要力量，有一部分东北军在战场上起义，最终打回老家，为新中国成立立下了不朽功勋。

拉林仓巷战：中国士兵来不及举枪，伸手便给日本兵一个大耳光

九一八事变之后，“吉林抗日第一人”、东北军驻吉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向吉林省各界发出抗日通电，举起抗日大旗，浴血转战于哈尔滨、长春等城市之间，之后又在热河、察哈尔、河北、安徽、江西等地坚持抗战，立下赫赫战功。东北抗日义勇军第3路总指挥部副官陈正风后来回忆（节选，下同）：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冯占海举起了抗日大旗。

1931年10月下旬，抗日部队自蛟河向北前进。冯占海的抗日行动传遍了吉林省的城镇和各乡村，男女老少，人人皆知。不甘做亡国奴的爱国志士、学生、工人和农民，弃家抛业纷纷来投冯占海抗日救国。其中有的是大粮户的子弟，他们自带枪马。地方上的行政人员和各界人士，也多数不甘日军的凌辱。

在行军路上和在阿城驻地，（抗日部队）接纳了许多从四面八方投来的抗日志士，于是冯占海团长在阿城县将原第682团扩编为旅，团部改称为抗日军旅司令部。扩编并没有任何上级的指示，而是由于部队人数越来越多，自称为旅。自此，冯占海的抗日声誉也越传越广。

流动不定的土匪，当时在东北有很多，人们管他们叫“大流子”或“大杆子”。这些土匪的成员来自全国各地，多数是在军阀部队里当过兵的，也有一部分是道路通熟的当地人。拉林仓巷战后，两股“大流子”来这里投冯占海将军参加抗日。

抗日义勇军的力量又壮大了，为此，冯占海将军自任为抗日义勇军司令。

拉林仓巷战，是冯占海举起抗日大旗以后率领义勇军头一次与日军的交锋。

1932年元月29日早餐后，约8时许，突然西寨门枪声骤起，日军大队骑兵向义勇军守门连队冲锋。门外是日寇，门内是敌人早已埋伏好的伪军便衣队，敌人内外夹击，使义勇军守门的连队腹背受敌。敌人很快就冲进了西寨门，逼近了义勇军司令部。

与此同时，日寇突破南寨门，冲进了南街。因为在拉林仓镇内敌人早已埋伏了300多名伪军便衣队员，所以战斗一开始就是巷战，以刺刀拼命。随即拉林仓全镇各街各巷和各院落都响起了枪声，混合在一起，已经辨不出何处是义勇军，何处是日寇。

勇敢的抗日官兵毫不畏惧，有的迅速转入室内，有的上房，有的堵巷口，有的贴墙根，有的靠墙角，化整为零，各自为战。以窗下、门旁、屋顶、墙头和墙角为依托向敌人猛击，打得日寇尸横满街。

在巷战中，义勇军官兵非常机智勇敢，如第3营第12连中士班长尹汇川和上等兵邓世英，他二人贴在街口的墙角，尹汇川在前，左手提着步枪背靠墙壁，邓世英在后，双手端握轻机枪。他俩欲探首观察敌情时，恰巧日本兵也贴近了这个墙角。尹汇川发现墙角对面伸过来一个日本兵的脑袋，因来不及举枪，便伸出右手给日本兵一个大耳光，正打在日本兵的耳门上，日本兵倒在地上，邓世英及时将机枪伸过去，一梭子弹，不仅把那个日本兵打死，还打死另外3个日本兵。

激烈的巷战，从早晨8时持续到夜间11时。抗日官兵坚持战斗，直到接到司令冯占海将军的命令，才开始突围，向预定地点阿城县集结。突围时，由于弹药已经耗尽，便收集了烧锅内的所有鞭炮，在炮楼上和高墙上燃放，以迷惑敌人。19日夜12时许，抗日部队全部突围。

冰天雪地，寒风刺骨，抗日队伍饥吞生肉，渴咽积雪

为了团结抗日，冯占海与黑龙江省的马占山和依兰县的李杜取得联系，共同约定于1932年3月底在依兰县会晤。他们在会议上，统一了抗日义勇军的番号，将抗日部队分为三路，即马占山、李杜、冯占海各为一路。部队的全衔是：东北义勇军第1路总指挥部，总指挥马占山;东北义勇军第2路总指挥部，总指挥李杜：东北义勇军第3路总指挥部，总指挥冯占海。

1932年9月上旬，东北义勇军第3路副指挥邓乃柏接到了冯占海的命令，令部队即速出发西进，通过吉林、辽宁省地区，过四洮路，靠近热河省边境，与冯占海所带领的部队会合。

陈正风说：“由邓乃柏所带领的基本部队，从1932年9月16日自延寿县出发，到是年12月上旬，经过了两个半月时间，走了3000多华里，才全部到达热河省建平县，与总指挥冯占海将军所带领的部队会师。在这两个半月的行军途中，几乎天天有战斗。”

除了战斗，行军也异常艰苦，陈正风回忆：

越过了四洮路，进入了草原。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人烟稀疏，村落之间的距离甚远，行进了将近一日，未遇人家。大雪纷飞，直下到日暮前才停止。站在丘陵高地上向西眺望、只见白雪茫茫，偶见一黑点，那是一个蒙古村庄。这里家家没有粮，只有羊群和草垛。义勇军所带的炒米早已吃光，有两天没进食物，许多人已不能支持。当听到就地宿营的命令，有的马上就倒下了。

这时的军队把一只只羊用刺刀割开，甚至皮未剥尽就放在火堆上燎烤。火弱不能烤熟，就用刺刀割成碎块而生吞。还带一块，装在饭袋里或挂在马鞍上。什么时候饿了，就割一块，放在嘴里整块吞下去。天亮了大家相互看看，每个人的嘴角或两腮都沾上了羊的鲜血。

冰天雪地，寒风刺骨。饥吞生肉，渴咽积雪。虽穿着皮大衣和皮裤，但连续数日腹内正饥，亦不免唇齿相击。日暮后就地露天宿营，堆雪成壁以防西北风，用手扒去地上雪，以冻土为铺，臂挽马缰，怀抱步枪，蜷缩而眠。东方发白时，吹起前进号，不用整队集合，爬起来就走，前导后随。积雪深过膝，行进极为困难和迟缓。

似此非止一日，偶至一个蒙古村和一座喇嘛庙。部队数以万计，而村庄只有20余户，人多住处少，仍得露营。蒙古包里不准官兵进入，各墙角和院内院外都躺满了人，村外雪地上也躺的都是人。（有的官兵）把狗从狗窝里赶出去，钻进去避寒。大一些的狗窝可以容纳两个人睡眠，虽不能伸腿，但可蜷曲而卧，在此时此地来说，可算是上等“房屋”了。

喇嘛庙的喇嘛施舍了两石黄小米，就用这些黄小米在各家煮稀粥。人多米少，只好在一口八印锅里下二升米，粥稀如水。锅台旁边挤满了人，有的拿碗，有的拿水壶或茶壶，焦急地等待着粥熟。有人不等粥熟，就把茶壶伸入锅内去灌粥，用碗舀的也不怕烫手。有的人没有器皿，眼看着吃不着，饥不择器，竟将蒙古人的小便盆当作饭碗，已顾不得其他了。

1933年，张学良呈请国民政府，将冯占海所部吉林抗日救国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63军，冯占海为中将军长兼暂编91师师长。冯占海率部参加了二三月间的热河保卫战，热河失守后，撤退到了关内，并参加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组织的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4路总指挥，驻守蔚县、怀来一带。七七事变爆发后，冯占海又率部到永定河和江西省投入抗日战斗。

何柱国回忆驻守山海关：那时以为“不必流血，坐待西方列强代我们强迫日本吐出东北，乃是一种愚昧无知的想法”

1933年春，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者一再屈辱忍让，国难日深。当时，何柱国奉命驻守山海关，他后来回忆：

当时的任务，是既要守住这个天险，阻止关外的日军继续入侵，又要避免与日军冲突，影响中日谈判，牵动全局。张学良屡次嘱我要不亢不卑，妥善应付，对长城以外之日本关东军，要取敌视态度;对长城以内山海关、秦皇岛各地根据《辛丑条约》驻扎之日本驻屯军，则应与其他国家的驻军同等看待。

东北军方面，因为过去既有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的历史，当时又有《九国公约》的保证，以为西方列强无论如何不会袖手旁观。日本到头来总是吞不下满蒙的，九一八（事变）以后，又有国际联盟的多次开会和决议以及所谓调查团等等，加上1928年皇姑屯炸车案，许多人都认为只要能够沉着应付，不放一枪，使日本找不到任何借口，就可以避免事态扩大。

这一切，都使东北军很多高级将领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不抵抗是上策。我记得锦州失陷前，日本曾一度要求张作相（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张学良的辅帅）出来办理东北全局的交涉。我因在锦州吊丧之便问过张作相，他除了声明绝不能做对不起张老帅（张作霖）的事情之外，还很有把握地說：“日本无论如何吞不下东北，东北总归是我们的，大家不必担心。”这几句话可以代表当时东北军大多数高级将领的看法。所以九一八事变，东北军的不抵抗，蒋介石固然要负主使之责，而东北军自己也并不是没有责任的。

这里要指出，今天事实确已证明，这和我们当年所想象的完全是两回事。我们当年所想象的并不是要经过14年抗战与联合世界上一切民主力量击毁整个法西斯反动力量，才能打败日本，从而收复我们的东北。那时以为如同过去三国干涉还辽那样，不必流血，可以坐待西方列强代我们强迫日本吐出来，乃是一种愚昧无知的想法。

就因为这个缘故，当时无论中央政府或者地方当局，对于日军的咄咄进逼，一直没有明确的对策，指示前方将士的除了“避免冲突”四个大字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因此前方将士常常落入愤懑、隐忍、苦闷和无可奈何的为难处境。

当时形势如此，而我身（首）当其冲。我应该承认，我对西方列强也有如上所述的那种无知而且可笑的幻想。因此，我应付敌人的方针，总的说来是这样：能拖，尽可能地拖一拖，拖到不能再拖的时候，那就要尽可能地拼，拼完了拉倒！我就是拿定了这个主意同日本侵略者周旋了一年又三个月。

浴血山海关：日本用坦克车开进，我军士兵以身体拼命

1933年1月1日，驻山海关日军制造手榴弹爆炸事件，借机向城内开炮，震惊中外的榆关（今山海关）抗战由此爆发。何柱国回忆：

至此，我完全明白，事情已到了图穷匕首见的时刻，除了誓死一拼之外，再无其他选择。我星夜赶往北平，同张学良见面，陈述了经过。张答：“那么咱们拼了吧！”接着我们开了几天秘密军事会议，在以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名义所能调动的范围内，做了全面的军事部署。

1933年元旦早上，我断定战事即将爆发，因作战计划早已决定，并早已向官兵们作了布置，所以并没觉得紧张忙乱，倒是想起了一年多以来的忍气吞声和无可奈何的为难情景，终于得到今天，除打仗以外，再无其他事情牵挂。到了秦皇岛，前方战火已甚猛烈，我除了下令坚决抵抗之外，一切皆照预定计划进行，主要是坚定不移地把主力布置在北戴河至界岭口一线。战事从1日夜半开始，激战至3日下午2时，榆关最终失陷。

是时，我方营长安德馨以下，2连连长刘窦宸、3连连长关景泉、4连连长王宏元、5连连长谢镇藩等人，尽皆战死，其余官兵也伤亡殆尽。团长石世安振臂一呼，率预备队与敌坦克作殊死巷战。1连连长赵璧连也负重伤，排长以下官兵又伤亡过半。四门均破，只有十几人在石世安率领下，由北水门退出。

在这短促的战役中，我9旅以不足一团的兵力（实际只有两个营），事先受《辛丑条约》之限，不能预筑防御工事，与日本海陆空密切配合的强大敌人拼搏，竟毙敌400余人，安德馨营全营官兵覆没在血泊之中。人民群众死伤在一千人以上，未能逃出的妇女学生，几乎全部被日军屠杀，逃亡百姓则何止五六千人。房舍被焚，财物损失，不计其数，殊堪浩叹也！

榆关失陷后，全国各报刊，均有评论，谴责中央的不抵抗政策，仅择北平《新北平报》“老百姓谈话栏”谈话如下：

……国不保饭碗焉能保！山海关为中国东北门户，第一天险，亦即中华民族生命最后的决斗地，日本注意了一年有余，若是中央早有点办法，何至于让何柱国孤军独挡日本整个师？现在全国民众的喉咙均喊破了，不见中央的空军及海军，来帮点忙……中国海军、空军哪里去了？……前天在前线上，何柱国亲自对老百姓说：“榆关之失，是日本生生用坦克车冲进南门，而当时安德馨一营，活活以肉体去拼命，试想以血肉之躯当无畏的炮车，哪能不牺牲如此之多？”昨天石门寨方面，我军又组织敢死队，决与日军抵抗到底，前方士气如此之盛，宁可毁灭个人躯肉，捍卫国家，可歌可泣……

热河溃败：不团结是我军战败的原因之一

日军攻占山海关后，日本军部和关东军决定乘机发动热河作战。国民政府曾认为：“热河为北方屏障，且多天险，政府已有准备，至少可守3个月。”结果从日军开始攻热河到承德失守，前后不过10余天，8万大军仓皇败走，19.21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沦陷。何柱国后来分析了热河溃败的原因：

当时我的任务是保卫平津，拒敌于滦河以东之线。所以在临榆（榆关）失陷之后，我没有进行反攻，只是指挥外围零星战争，按预订计划，严阵以待，准备与敌人作殊死拼搏，以保卫平津。

事出意外，敌人侵占榆关之后，没有以主力继续前进，而是试探性地向九门口及石门寨打了两个小型战役，遭到一定的伤亡之后，改道由热河一路进关，而放弃了由山海关一路进关的战略，以其主力直趋热河，很快地侵占了冷口、喜峰口和古北口。并且长驱直入造成了进逼通州、唐山，威胁平津的局势，这显然是狡猾的敌人预知我已有充分准备，如从山海关一路而进，必然遭到我军痛击，绝不可能轻而易举地长驱直入……

张学良在北平顺承王府又召集一次军事会议，分配作战任务，宋子文等中央大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张学良把热河地图铺在地板上，手执铅笔，勾画防线，当他划至冷口、喜峰口一线时，他抬头向宋哲元说：“明轩，你把守这一线。”宋哲元却说：“我的兵力单薄，装备也差，担当不了这一线任务。”张学良说：“你放心，我派何柱国支援你。”宋哲元仍是不肯接受。宋哲元原系西北军，曾与奉军内战几年，前嫌未消，故借辭推诿，所以热河之战败得那样快，各军不能团结一致，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东北军独立第29旅第684团团附王理寰后来回忆：

在张学良指挥下，华北第4军团（军团长万福麟）开始动员，向热河边境前进。我率部参加了叶柏寿之战，现将经过情形简述如下——

独立29旅由王永盛率领，独立30旅由于兆麟率领。这两旅是在1930年夏入关的，九一八事变后分驻北平近郊和宣化、怀柔、密云等地。这两旅的旅长均与万福麟有密切的关系：王永盛是万福麟的内兄;于兆麟是万福麟的义子。他俩平时既有互不相下之意，战时又有彼此争功之心，所以谁也不能指挥谁，谁也不会援助谁。表面虽然是一系军队，实际上凡事漠不相关。不团结是我军战败的原因之一。

这年10月间，万福麟率这两个旅由喜峰口步出关外，进入热河。构筑工事由10月初旬开始，经过三个月之久，因隆冬地冻和岩石坚固，锹镐用坏若干，士兵两手震破出血的甚多，而工事尚多不堪用。

军团部曾组织阵地视察组（我是视察组成员之一）到叶柏寿视察。于兆麟旅（30旅）阵地仅按北平军分会指示防线构筑直线式的工事，未能按当地地形地势置防和做纵深配备。于兆麟强调上级指示不能更改，因于与万的关系，视察组内也有随声附和的，结果这个视察组毫无作用而归，军团部也是以不了了之。

这种配备，分散兵力，既不能相互增援，又不能固守，处处露出弱点，被敌一摧即破。并且师以上的指挥官的位置均距第一线200里以上，交通不便，通信器材不足，前后方通一次电话需要若干时间。这对于作战已经不能及时应付，更谈不到兵力活用和互相呼应了。对群众没有联系，没有宣传，故对敌方行动毫不察悉，敌不找我，我不找敌。这也是失败的因素。

1933年2月，日军入寇系以通辽、绥中为根据地，集中大的兵力分三路进犯：北侵开鲁，南寇凌南，中犯朝阳，总计日军、伪满军约10万人;附有飞机、坦克车、装甲车、山野炮等精良武器;并有运输汽车800余辆。

我方也分三路应战：北路开鲁方面为第9军团孙殿英部战斗地带，2月末即将开鲁、赤峰丢掉。中路董福亭旅守南岭、北票，因团长邵本良投敌，董军溃退。南岭、北票失守后，朝阳也相继失陷。日寇直趋凌源，30旅在叶柏寿首先应战，激战三昼夜，于旅伤亡甚众。

本人以少校团附的职务，奉团长刘纯和的命令，先带各营长、副营长到388团阵地接洽换替阵地的一切问题。到达高地后，看见仅有少数士兵在阵地内警戒（敌人夜间不攻击），当向第1连中士赵某询问情况，他答连长、排长均于白天阵亡，士兵亦伤亡殆尽，其余情况不知。

反复激战中，敌我双方各有伤亡，战斗激烈，但敌未得攻进我阵地一步。3月13日上午8时，敌军集中火力向我团猛攻。我官兵奋不顾身，猛烈迎击，自早至晚，几次冲锋，伤亡甚众（连长伤亡已过全团连长的半数），所有阵地大部都被摧毁……且战且退，19日撤至张家口。热河战役至此告终。

于学忠：匪军扰乱、阴谋暗杀、增兵威胁——我是怎样被日寇逼出华北的

1932年至1935年之间，于学忠曾任河北省政府主席三年。他后来在文章中讲述了自己在华北和日寇的交锋：

其时日本正谋控制华北，利用汉奸和便衣队，进行种种阴谋活动。当时的环境，的确是外受日寇的欺凌，内受国民党政府的压迫，苦痛难言。兹将我于1935年被迫离开华北的经过概述于下——

1932年8月17日，南京政府明令将我所任的平津卫戍司令职务与王树常所任的河北省政府主席职务对调。在这个明令发表之前，天津的局势颇为紧张。日寇利用汉奸张璧和郝鹏等纠集地痞流氓400余人，组织便衣队。其中实有枪械的人数并不多，借日租界为护符，每日出来鸣枪骚扰。

当时王树常恐与日方冲突，不敢使用正式军队，而当地警察和保安队的力量微薄，不足以镇压，更不能进入日本租界捕人，只采每日戒严的办法，消极防御。以致地方上的劳动人民行动维艰，小商、小贩及三轮车夫均无法活动，影响生活，约有3万人之众。

津市地方人士对王树常颇多指责。张学良曾有一次约我谈话说：“河北问题，庭五（王树常字）很难应付，你做事果决，意志坚强，我想让你二人的职务对调一下。”

我到津就任之后，对日外交，一如与其他各国的外交一样，凡系从前中日正式条约所应履行的事项，我照旧履行;而对于日方各种新要求，合理的则接受，不合理的则拒绝。对于便衣队的处理，我则撤销戒严令，准许市民自由行动，而将正式军队第123师李振唐所部唐晋尧、周福成两团，改穿保安队服装轮流调至市内，集中警戒。我断定：日本军队尚不能与我方正式冲突，只这些乌合之众的便衣队敢出租界骚扰，我方不难彻底消灭之。日方和便衣队探知我方决心，遂即销声匿迹，不敢再出滋扰。

从此，日方为窥察华北的戒备情形和我本人的态度，遂由其国内的经济界、各株式会社、新闻界、军界，及其他民众团体，分别组织观光团，经常来津访问。而日本现职（役）军官和特务机关长如田代义莪、高桥、根本、矶谷、丰多、柴山、土肥原等人亦频来与我接触。当时驻北平的日本代办若杉要和驻津日本总领事川樾茂，也时来与我谈话。窥其用意，盖欲察我的颜色，窥我的虚实，再定下一步的侵略阴谋。

1933年3月间，张学良被蒋介石所迫下野出国。临行时，对于东北军有所布置。当时东北军总计为26万人，除交由万福麟、王以哲、何柱国各率一军，计约9万人外，其余17万人统交我指挥。我的实力扩大，遂更为日寇所嫉视。

那时在津的亲日分子都时来与我略谈。从那些亲日分子的口吻中，颇露出日寇见对我威胁不成又改为拉拢我之意。张志潭（亲日分子）就曾和我谈过，日寇希望我改变态度。我如肯这样做，不但在华北的地位可以稳固，还可以扩张势力，继承张学良的地位;在军备上、所有日寇在东北所接收东北地方原有的飞机、械弹均可交我使用。

我对于日寇这种阴谋，置之不理，而只是多多提高警惕而已。以后在天津空气紧张的时候，亲日分子还常来电话有意游说。我当时回答说：“我是地方官吏，个人守土有责，用不着听谁的。”当时的语气也不大好听，他们遂不敢对我再行包围（游说）了。

日寇拉拢我失败，又采用威胁手段。日寇准备日金200万元，进行以下活动。

（一）勾结孙传芳分化我的部队。先是，孙传芳任长江上游总司令时，我驻宜昌，曾系他的部下。及我改隶东北军，他的旧属在东北讲武堂毕业的，多归入我的部队，其中以校官为多。孙传芳即利用这种关系，拉拢我的部队;并拉拢我所撤职的各个军官。但我处业已得到情报，勾结工作遂告失败。

（二）对我进行暗杀。他们前后进行暗杀活动三次：第一次，收买王玉珍（保定军官学校出身）为暗杀首领，组织暴徒13人，谋刺我于由天津河北二马路我的住宅赴省府的途中。而我在他们进行活动那天，突然因他故提前半小时赴省府，他们的计划因而落空。第二次，收买我的随从副官巫献廷和51军司号官傅鉴堂对我进行暗杀。这时外间不利于我的风声很多，我已加以戒备。第三次收买我的旧部曲子才在我的食物中下毒。经曲子才动员51军副官处勤务兵袁启明，交袁白色毒药面两包，允许事成后给袁3万元。而袁持此药面自首，暗杀我的阴谋又未得逞。

（三）利用汉奸石友三、刘桂堂等收编匪军进行扰乱，并酝酿建立“华北国”。1933年日寇酝酿在华北建立“华北国”，初则属意于段祺瑞，派人积极联络;后以段为蒋介石羁縻于上海，乃又转移目光于吴佩孚，而吴始终不为所欺，才又加强对石友三等的活动。匪军在河北到处骚扰，致使冀东北一带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四）制造谣言，增兵威胁。在1934年，日方迭次造谣，谓我方将对它不利。当时在天津海光寺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周围桥梁下，布设地雷，并敷设铁丝网、麻袋等物，加强防御工事，俨若战事（时）状态。沿北宁铁路附近，亦均加强戒备。但按《辛丑条约》规定，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不得超过200人，日寇以换防为名，接防者已至而该归国者不走，无形中即行增加兵力。沿铁路线，均用此法增兵，并时常举行示威演习。有一次，日寇的行军演习经过河北省政府门口，即在省府附近，架枪休息十分钟。这是向例所未有的，架枪休息，是表示无敌视的意思。故意在省府门首行军，显有示威之意。并据报告，日军在天津中原公司楼上安装一门小炮，正对着省府。其种种威胁的姿态不一而足，而我方在天津附近的兵力已集結有三个师，有所准备。

自日寇在东北造成傀儡的“满洲国”之后，为了巩固伪满组织，就以张学良为其攻击目标，绝不愿东北军驻在与东北接近的地区，所以要将我的力量逐出华北。蒋介石向拟以外交解决东北（问题），更愿借外人的力量，消灭东北军的实力。遂使华北政局更行紊乱，而我的处境益为艰难。

在1935年春，何应钦、黄郛有一次邀我到北平谈话。何应钦、黄郛认为省府设在天津，常与日方冲突，不如迁至保定为妥，以此征询我的意见。我表示极不赞成，我说：“天津是中国地方，不能因日寇的威胁，即行迁走，设如迁至保定后，日寇再行威胁，我们还能迁至河北省外的地方吗？这是中国的主权问题，似宜熟筹而后行。”何、黄二人对于迁保问题，遂暂搁置。荏苒数月，日方对我益行恶劣，必欲驱我离华北而甘心。

1935年6月间，乃有《何梅协定》的秘密产生，其中主要内容虽未公布，而以撤我的河北省主席职务，及调走51军为其中心问题，自不待言。在“何梅协定”签字后，有一天，在一小时之内，何应钦由北平与我通电话两次，并命其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与我通话一次，逼我辞职。

我答说：“这事如系日方提出，我们是中国官吏，若这么办，将来还有中国官吏没有？外交不管怎么困难，总该讲理，我为国家计，不能做丧权辱国的事。辞职的事，我不能，我是中央任用的官吏，中央有权，要免我的职，撤我的职均可，我绝不会闹出意外。可是对外交如此，太软弱啦！”

以后，何应钦约我到北平开会，对于省府迁保定问题，又行提出。我表示说：“若问我的意思，还是不迁为是。不过一省省会的所在地，应由中央规定，若是中央命令迁保，我完全听从命令。”于是迁保之议，遂即实现。

在省府迁保不久，中央颁发命令，命我率第51军开赴陕西西安。以后我率51军进驻天水，还经过一个时期，才免去我河北省主席职务，旋又命令我为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

后我在天水居住半年，始命令为甘肃省政府主席。而华北的局势益危，何应钦亦不能在华北立足……

何柱国讲述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从崇尚法西斯到联共抗日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时任东北军57军军长何柱国支持张学良，拥护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他后来回忆：

1934年初，张学良将军返国，主张安内必先攘外，统一救国，励精图治，收复东北，乃接受蒋任命的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代行司令的职务。张将军拟调我为参谋长，吴家象为秘书长。

张将军自回国以来精神焕发，身体强健，已恢复1927年以前之健康。他时常到鄂东、豫南出巡，常与部下畅谈旅欧见闻。当时，张学良希望走法西斯道路，模仿德、意，乃能迅速复兴中国。

他曾劝蒋介石模仿这种办法，蒋答：“也许五年以后我可以考虑你的建议。”

1935年，江西红军已突围西走，以北上抗日为号召。张将军曾赴沪与救国会沈钧儒等取得联系。张将军曾说：“内战不停止，很难造成抗日之局势，从前我认为非先统一则不能抗日，现在我则认为非抗日则不能统一。”当时杨虎城将军亦与人民阵线有密切往来。

1936年初夏，张将军经被俘团长高福源之联络，与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会于陕北，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之道。周允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绝对反对法西斯主义。张将军乃与杨虎城将军秘密取得一致意见，使高崇民写《活路》一小册散发于东北军中，鼓动打通西北路线，联络新疆之盛世才，乃能抗日复土。并于军中教唱《流亡三部曲》，以提振东北军士气。

张将军与红军联系从此益密，并常驻有代表，所有军事冲突都是假意掩饰。但蒋介石已起疑心，逐次调派中央直属部队移驻西北……

12月9日，乃北平学生运动一周年纪念日。杨虎城请中央来陕各将领听秦腔，即欲扣蒋及其以下各将领。张将军以准备未周，乃延至11日晚，由白凤翔、刘桂五率队突入华清池蒋寓所……

张将军调我为参谋团主任，会同东北军参谋长董英斌、西北军参谋长李兴中、红军参谋长叶剑英策定作战计划，成立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一面备战，一面派人接周恩来。周到后亦主张和平解决。遂放蒋鼎文回南京，说明此间并无害蒋介石之意。南京方面亦先后派端纳、宋子文、宋美龄等来西安参加谈判，往返洽商。双方终商定了和平解决事变条款。

12月25日下午，张将军约杨虎城同至蒋寓所，随即送蒋介石登机。26日晨，蒋介石自洛阳飞南京，张将军也亲送。张将军在京有被迫作请罪表示，不料竟军法会审。过庭时，要摘下张将军之佩剑，张知事已变卦，乃大骂不守信用的政府，说：“剩我张学良一人也要革命。”张被判决十年徒刑，由政府特赦，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蒋派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前往潼关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但又任命陈诚等几路司令作武力解决之准备。其时，西安各将领意见不一致，屡次开会辩论，终无结果。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少壮派孙铭九等袭杀（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徐方等，我避入杨虎城的新城大楼，才幸免于难。

经此内变，东北军将领对于留驻西北维持原来商定之和平方案已有异议，并有坚决主张出关者，互不信任，意见分歧。顾祝同乃派我飞赴南京，前往溪口，将此情势报告张将军，相谈之下，黯然神伤。张学良乃亲函各将领“服从中央命令，团结力量作抗日之准备，以遂初衷”。并口头嘱我转告各袍泽：“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我返西安后传达此意，东北军遂开始遵令出关。

忻口会战：东北军和贺龙将军并肩作战

西安事变后，1937年4月到6月，南京政府对东北军进行整训、缩编。整编后的东北军有6个军：第49军，军长刘多荃;第51军，军长于学忠;第53军，军长万福麟;第57军，军长缪澂流;第67军，军长吴克仁;骑兵第2军，军长何柱国。

原由东北义勇军编成的冯占海的第63军番号被撤销，仅保留了第91师。另外，全面抗战爆发后，马占山还受命组建了一支新的部队——东北挺进军。这次改编让蒋介石很满意，他在日记中写道：“国家一大进步，半年来陕事已告段落矣。”

忻口会战是平津失陷、淞沪会战开始后，中国军队组织的以保卫太原为目的的战役。何柱国后来回忆：

1937年10月1日，在晋北战场上，敌以板垣师团为主力，结合关东军派遣兵团第1、第2、第15混成旅团与特种部队等四五万人，自晋北代县至原平公路一线发动进攻，以中央突破的战术，拉开忻口战役的序幕。

敌军从正面进攻，结合迂回，以猛烈的炮火、机械化部队攻打崞县。我守军第19军，奋勇阻击，坚守一周，战斗十分激烈，第7旅马延守的一个团全部殉国，（第7旅）团长刘连湘、石焕然在战斗中阵亡。9日，敌又大举围攻原平，我守军196旅姜玉贞部，伤亡惨重，最后旅长率仅存的200余人，与攻进城内之敌，浴血巷战三天，全部阵亡……

从10月13日激战到18日，愈战愈烈，迫使日寇三易联队。我军与敌对阵相抗达半月之久，终因东线失利，娘子关要隘失陷，我军不得不于11月1日撤出忻口。9日，太原也终于沦于敌手。这次忻口会战，是在华北抗战中最激烈的一战。

在忻口鏖战时，贺龙将军的120师，与我骑2军同在晋北神池、老营、偏关、五寨、岢岚、宁武一带，开展游击战争。袭击敌之后方，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切断敌之补给和增援。120师曾几度攻占雁门关，烧毁敌炮弹、汽车等，并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有时我们还直接袭击敌第一线的兵力，进行战役配合，支援了忻口我军主力部队的作战。

那时，我和贺龙将军并肩作战，紧密配合，融洽无间。当深入敌后，他谈到他的骑兵还不充实，我便把我的骑兵第10团配属120师指挥。他需要快速运输时，我立即派骑兵连队前往支援;他破坏敌之交通线，需要爆破人才时，我便派军部工兵科少校参谋高杰民等，到五寨120师师部，传授爆破技术。我还派我军熟练马术的青年军官孙长胜，前往晋北游击支队宋时轮部，传授马術经验，并带去全套皮马鞍具数十套，作为支援。当宋时轮支队长要到敌后开辟游击区时，由我军参谋处长孟绍周，派了一骑兵连护送前往;他们两人还互换手枪，作为纪念。120师还经常派文艺宣传队，到我骑兵军各部队演出慰问。

我军在120师的影响下，与晋北地区的群众打成片，学到了军民一家、休戚相关的好作风，这是我们东北军从来没有的。我在和八路军共同对敌战斗的生活中，虽然只是短短的几个月，却懂得了不少道理，学到了不少东西。

东北军学习《论持久战》：“我们现在既然以共同抗战为前提，那么宣传鼓动抗日有什么不好”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到10个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太原等大城市，相继被日寇攻陷。何柱国回忆：

在抗战阵营里，有一些人对抗战产生了怀疑和悲观的情绪，宣扬“再战必亡”论;及至台儿庄大捷后，又引起了“速胜论”的风行。

1938年五六月间，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做了《论持久战》的讲演。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基本问题，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的观点，指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将是属于中国，而不是日本的。他科学地预见了持久战的发展过程：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论持久战》这一著作，成为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强大思想武器。

贺龙将军特地给我送来了100本《论持久战》。为了增强全军官兵抗战胜利的信心，我召集了全军团长以上的干部会议，认真学习《论持久战》，总结一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以利再战。现在大家努力学习，整顿军纪，勤奋操练，争取反攻阶段的早日到来。

在学习班里，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五月的鲜花》等救亡歌曲，用以激发学员们的爱国热情，不料却因此遭到一些政工人员的反对。学员们不理睬他们，因此这些政工人员向我提出质问。我知道这些人对我和八路军友好相处，尤其这次我主张办训练班、学习共产党的理论，早已表示不满和反感，只是因为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号召下，不敢公开反对我。这次不过是借反对唱抗日救亡歌曲为名，来反对这个训练班而已。

因此我郑重地反问他们：“我们现在既然以共同抗战为前提，那么宣传鼓动抗日有什么不好！”他们在我的答复下，也说不出什么反对的理由来。

吕正操：为抗日加入共产党留在北方打游击

全面抗日战争初期，华北战场、西北战场都出现了奉国民党政府命令大撤退的情形。东北军53军691团是殿后部队，团长吕正操负责率部阻击敌人。因对国民党部队全线撤退极为不满，吕正操率部脱离东北军，打出“人民自卫军”的旗帜率部坚持抗战。吕正操后来回忆：

张学良送蒋介石去南京后，东北军内部矛盾重重，高级军官和少壮派争权夺利，混乱局面难以收拾。我考虑当时647团的政治情况，还是比较有把握的，于是在张学良走后，于12月31日，乘第一班民航飞机至郑州，又坐火车赶回徐水团部，抓紧掌握部队。随后孙志远（1933年2月到东北军骑兵2师训练班任教官，后到第53军从事兵运工作）赶来团部，通知我北方局已同意我入党。我想留孙志远在团内做党的工作，他说，在53军他太红了，要到山西躲一躲，北方局另派人来团主持党的工作。

回到徐水的当天晚上，我就把沙克（开国少将，曾任东北军第53军647团团部副官）找来了，告诉他：“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一手造成的祸国殃民的内战就要停止了。”接着，我向他讲述了共产党如何和平处理了西安事变。并且还对他说：“我们共事多年，算得上是知己。不瞒你说，我已经加入共产党了。你想参加吗？”

沙克听了我的话，很激动，当下表示：“我也愿意参加党。”我说：“不过担子可重啊，既要开展救亡工作，又要保守秘密。”我们推心置腹地谈了一夜，决定以经济委员会为基础，积极扩大团内“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以便聚集和扩大革命力量。之后，我们就扩大“东抗”组织，抓紧发展党员。此时黄显声已调任119师师长，并兼任53军副军长，驻石家庄，我们经常来往，共同商讨，配合工作。

1937年初，经北方局53军工委会介绍，胡乃超、杨经国、戈亚明等学生党员六七人来团里下连当兵。他们当兵后很快被提升为班、排长，便于开展党的工作。2月间，北方局派来李晓初负责647团党的工作，相当于党的总支书记，公开名义是上尉书记长。他代表组织正式通知我，北方局已批准我入党，并由他来做我的入党介绍人。

同年1月间，万福麟借口开会把黄显声扣在保定，撤销了黄显声的119师师长职务，不准回师。我对此早有戒备，万福麟多次召开团长会议，我都托病不去参加，派中校团副徐荣奎前往。万福麟为了要扣押我，乘铁甲车前来徐水车站召集647团官兵训话，大骂共产党。之后要我即刻跟他同去保定，我坚决不去，对他说：“你训完话，我要接着做工作，不能丢下就走。”并事先做了防备，在徐水的漕河桥头埋上了炸药，由沙克负责准备炮火，如果万福麟竟敢把我帶走，即把桥炸掉，再动用迫击炮，截断铁甲车去路，把万福麟扣留。万福麟觉得形势不妙，知道我不会跟他去保定，而且又是在我团防地内，看我坚决不肯随他去，也无可奈何，只好乘铁甲车败兴而归。

团内党的工作迅速发展，更引起万福麟等人警觉，4月间他们趁蒋介石缩编东北军的机会，把647团拆散，分编到两个师的三个旅里。宣布命令时，全体官兵群情激愤，反对改编;团内党员、“东抗”队员纷纷要求把队伍拉出去，西渡黄河去找红军。我们当即召开党员和“东抗”干部会，决定派李晓初到北平请示北方局。李晓初去后很快赶回，传达说：你们千万不能拉出去，第一，那样做会破坏党的统一战线;第二，你们的队伍拉不到黄河就会被打散了;第三，你们要服从改编，分到各师去扩大党的影响和力量。

根据北方局的指示，我们服从改编。5月初，我带一个营到石家庄与119师654团的两个营合编为130师691团，师长周福成，旅长丛兆麟。

就在从定县去石家庄的途中，5月4日的晚上，在一个帐篷里，李晓初代表党举行了我的入党仪式。在此之前，在旧军队中发展党的组织，一般是要兵不要官。刘少奇同志来北方局后，提出了在军官中发展党员的重要意义，才改变了白区党的“左”倾路线。

到了石家庄，我们就和市委陶希晋等取得了联系。部队协同石家庄市委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我团官兵和正太路工人联合组织歌咏队，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

1937年10月14日，在一次对日作战中，吕正操带领部队撤到河北晋县东北的小樵镇，与军部失去联系。吕正操对大家说，已和军部失去联系：“这种时候和日本人打，死了是烈士，活着是英雄！既然我们与军部失去联系，我看只有回师北上，到敌后打游击！”部队改称人民自卫军。不久，人民自卫军被纳入晋察冀军区。吕正操被任命为冀中军区司令、第3纵队司令员、冀中公署主任。冀中根据地的创建由此开始，这是共产党在平原地区的第一个根据地。

淮河血战：几位战士的肚子被敌人刺刀戳穿，他们把肠子捺回去，怒视敌人继续战斗

东北军53军691团团长吕正操、第109师627团中校团长万毅等人后来回忆：

（东北军被缩编、肢解后），他们对此虽然心存怨忿，但仍胸怀大志，顾全大局，开赴各个抗日战场，奋勇杀敌。

1937年11月5日，上海战事吃紧，国民党最高指挥部调刚从华北战场撤下整训的东北军67军、49军驰援，旨在掩护上海主战场上军队的撤退。67军军长吴克仁率全军临危受命，“抢占松江，死守三日”，掩护主战场上军队的撤退。该军之107师，在松江南米市渡浴血奋战，打退了日军。8日，敌复增援，战斗异常激烈，军长吴克仁亲自率队反击，顿挫敌锋。随后，吴克仁在白鹤港指挥部队，渡河时遭敌袭击，不幸于9日殉难。这是抗战开始后在正面战场上第一位为国捐躯的国民党军中将军长。

此役，67军参谋长吴桐岗，师参谋长邓玉琢，刘启文、朱之荣两位旅长，王熙瑞等八位团长亦阵亡，几近全军覆没。可是，该军当时不仅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表彰，反被撤销了番号，并被诬陷为投敌叛变，蒙冤40年之久。

在松沪战役中，东北军49军作战同样十分英勇，顽强杀敌，这个军的109师4个团长阵亡了3个，营长阵亡了三分之二，士兵也大多数阵亡，一整师大部光荣殉国。

1938年初，上海、南京失陷后，日军在津浦路南北两段并进，夹击徐州，企图打通陇海路、胶济路以沟通华北、华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国民党政府第五战区急调刚从青岛撤下来的东北军的51军至淮河北岸，堵击日军北犯。在这次阻击战中，该军周光烈之113师、牟中珩之114师在淮河北岸，战斗坚决勇猛，给日军以重创，迟滞了南路日军的北犯，有力地增援了徐州会战。

在战斗十分紧急的情况下，113师师长周光烈曾连续下达的命令是：“拼！在他们没有站稳时拼！我们只有拼才是出路。”“我们这里已有敌人登岸了，我已下命令叫我们的部队硬拼。只有死拼！把过河的敌人拼光，才对得起我们自己！”在这次战斗中，377旅张文彬营几位战士的肚子被敌人刺刀戳穿，肠子流出来，他们把肠子捺回去，怒视敌人继续战斗。这就是为保卫徐州而进行的有名的淮河血战。

台儿庄战役：“在我们自己国土上打敌人，我们应当是想咋打就昨打，关起门来，一点一点地吃掉这群狗杂种”

抗日战争中，东北军57军111师师长常恩多常亲临前线指挥，有人劝他注意安全，他说，国难当头，军人效命疆场岂能临阵畏缩。张树德在111师任上尉庶务副官，跟随常恩多南征北战，他后来回忆支援台儿庄一役：

扬州战役之后，我111师先后转至高邮、宝应、淮安、淮阴、沭阳等地，抓紧扩充部队。后来我才知道，正是在这期间，中共派来一批地下党员，安插在旅团营里，还有的在师部任职，并成立了111师的“工委会”。

1937年12月，被蒋介石吹嘘为“固若金汤”，至少可以坚守6个月的南京，仅仅6天就陷落了。南京陷落后，战场上流行起种种传说：有的说国民党中央军被日军打怕了，中央政府逃到重庆，放弃抗战政策了，汪精卫正在武汉倡导和平运动;有的说，日军占领南京后，把居民当做练习射击的活靶子，激起各界人民同仇敌忾抗战到底的决心，中央政府不得不“精诚抗日”了，还释放了张学良将军……

日寇占领南京后，开始由南京、芜湖、镇江，分三路渡江北上，与华北南下的日军夹击徐州，企图打通津浦路。1938 年3月，中国军队40万人对日军十几万人，在徐州东北部的台儿庄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会战。

会战开始时，守备在山东临沂的41军庞炳勋部告急。常师长（常恩多）奉命派我111师333旅旅长王肇治率该旅参加台儿庄大会战。在争夺台儿庄东面的东、西马甸战斗中，该旅666团突进30里，在处于三面敌军包围的险恶形势下，冲殺了十五六个昼夜，攻克日军三个重要据点。

当敌军增援部队以强大攻势从三面逼近时，2营勇士们高唱《大刀进行曲》，在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中，像猛虎一般跃出战壕，扑向敌军。紧跟着，其他营的勇士们也一跃而出，与日军展开了殊死的肉搏。用武士道精神壮胆的日军，在我威武不屈的勇士面前，扔下2000多具尸体仓皇逃命。

我军伤亡也很惨重：666团2营，除营副和几名勤杂人员幸存，营长于竹幽和大部战士都光荣殉国。旅长王肇治率该旅将士乘胜进军，杀向台儿庄战场，与日军板垣师团展开了浴血奋战。战役胜利结束后，会战总指挥部总指挥汤恩伯特令嘉奖，并电告全国。57军军长缪澂流，也以“解临沂之围，壮本军之誉”通令全军。

在台儿庄激战时，号称日军精锐的邱山旅团3000余人，并附有骑兵一部，山野炮八门，在飞机和汽艇配合下，由长江口直扑苏北盐城、阜宁，妄图经滨海、灌云、连云港，踏上陇海路，威逼徐州，增援台儿庄。

当时驻扎在苏北的有中央军李守维的一个军及一些地方部队。李军和地方军队战斗力很差，自抗战以来，节节败退。常师长得到报告后，亲率331旅及师部直属营连，急速东进，增援李军。

两军在阜宁会师后，常师长会李部351旅在阜宁南50里的沟墩堵截日军，并将三门山炮支援该旅;自己亲率本部官兵继续南进，至草堰附近，埋伏在盐阜公路西侧（盐阜公路东侧为通榆运河，不便布置伏兵）。半夜过后，当由盐城向北急进的日军邱山旅团大队人马刚刚通过草堰时，常师长一声令下，官兵们全面出击。

日军遭到突然袭击，像受惊的狼群，立刻亂了阵，首尾不能相顾，胡乱放了一阵枪后，便向北仓皇溃逃。常师长一见敌人入网，遂整队尾追。不料，安排在沟墩堵截日军的361旅却在黎明前撤向阜宁，致使常师长的歼敌计划落空。常师长十分恼怒地说：“李守维的这群饭桶，把跳进网里的鱼给生生放跑了！”

军情变化后，常师长不顾疲劳连日率本部官兵向阜宁以北迂回。第二天夜里，我军又从右侧向围攻阜宁的日军发起了几次猛攻。日军占领阜宁后，常师长决心钳制敌人，包围阜宁，在城郊与敌军展开拉锯战。以便一部一部地吃掉敌人。他当时豪迈地说：“在我们自己国土上打敌人，我们应当是想咋打就昨打，关起门来，一点一点地吃掉这群狗杂种！”数日后终于攻克阜宁，将邱山旅团大部歼灭，余部四散逃亡，彻底粉碎了日军从东线直扑徐州、增援台儿庄的企图。从此，111师声威大振，人们常常指着111师官兵们说：“这才是真正打鬼子兵的队伍！“

在抗日战争初期，东北军因“不抵抗政策”而离开了东北家园。然而作为中国军人，他们绝大多数人坚决抗日、渴望打回家去。全面抗战爆发后，东北军成为抗战的重要力量，也在战场上揭开了悲剧序幕。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高级将领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东北军东调的“乙案”，钻入了各军不相统属、部队分割使用的圈套。他们转战在华北战场、淞沪战场和山东敌后战场，先后参加过保定会战、淞沪会战、忻口会战、淮河战役、台儿庄会战，也参加过保卫南京、武汉、徐州等战役及打通中缅国际交通线的战斗，被蒋介石分割使用于各个战场，逐步被削弱、肢解、消灭。也有一部分在战场上起义，走向新生，最终“打回了老家”——如1942年8月3日，111师一部在常恩多、万毅等人的率领下毅然宣布起义，参加八路军，随后改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1945年8月，滨海支队与其他山东的八路军部队组建成“东北挺进纵队”，在纵队司令员万毅指挥下挺进东北，配合抗日联军，肃清敌伪势力，建立民主政权。在这些重大战役和战斗中，东北军广大将士英勇杀敌，许多将士为国捐躯，为新中国成立立下不朽功勋。★

（责编/袁栋梁 责校/陈小婷 来源/《将领讲述：东北军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编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吕正操回忆录》，吕正操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