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艳

摘 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军忠于执行上级下达的“不抵抗”命令，作为“封疆大吏”的张学良把对手看得过于强大，而采取避让措施。东北军的高级长官思想麻痹，不能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大批汉奸、民族败类的协助，造成了东北迅速沦陷。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东北军；“不抵抗”命令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4-0135-03

九一八事变后的四个月零十八天，东北完全沦落于日寇之手。据不完全统计九一八事变时东北三省的正规军有十六万五千余人，省防军及非正规武装力量大约有四万多人，总计有二十余万兵力。此时，日军在东北各地正规军约有四万余人，另有“在乡军人”二万余人，共计六万多兵力[1]。拥有国家机器、正规军队的东北政府，却被不及自己三分之一兵力的日寇在自己的土地上迅速击溃，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那么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迅速沦陷之责应由谁承担？就这一问题，笔者根据多方史料略抒几点个人浅见。

一、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迅速沦陷

九一八事变当晚，驻扎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约有官兵六千八百人，是一支训练有素、久经沙场的劲旅。第七旅的每个连队有“七九”式步枪一百二十支、捷克式轻机枪十二挺。张学良主政东北后，着力于东北军的建设，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配有飞机、大炮、战车等诸多精良武器装备。而进攻北大营的日军，据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说：“仅有六百人的第二独立守备大队”[2]176。显而易见，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在兵力上、武器上都是占有绝对优势，因此“落后就要挨”并不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及东北迅速沦陷的根本原因。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日本在东北挑起事端，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中国在两起事件中都是受害方，但蒋介石却电示张学良“此非对日作战之时”[3]，要求其“隐忍自重”。随后不久，即1931年7月23日蒋在其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公开了其安内攘外的政策。宣称：“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面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4]那时的蒋介石尊为一国之“首”，而东北只是中国的一方领土，对中央政府的对外政策是有必要服从的。就在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对“不抵抗”政策影响下，九一八事变当晚，面对日本疯狂的进攻，东北军官兵持枪不敢还击，忍着满腔怒火退出了北大营，退出了沈阳城。不抵抗命令困住了东北军将士的手脚，导致了东北迅速沦陷。其情况恰如林久治郎所说：“中方当时驻守北大营的王以哲旅长所部的第七旅，突然遭到我军袭击，异常震惊，也受到上峰不抵抗的命令而有意避战，竟然被兵员仅有六百人的我第二独立守备大队穷打猛追，北大营天亮时分完全为我占领；进攻省城的第二十九联队，也在进军途径扫除了巡警队的抗阻，于黎明四时进入城内，于天亮之际全部占领了奉天。”[2]178不抵抗命令，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和野心，他们得寸进尺，进一步扩大侵华态势，在四个月零十八天的时间里，东北全境沦陷。显而易见，“不抵抗政策”正是东北全境迅速沦陷的根本原因。

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这完全是他不顾国家存亡、只顾个人私念的本性所决定。他曾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如果说“不抵抗”政策是致使东北迅速沦陷的根本原因，那么“不抵抗”政策炮制者蒋介石便是致使东北沦陷的千古罪人。

二、张学良判断失误促使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迅速沦陷

1928年12月28日，张学良改旗易帜，率奉军归顺中央，奉军编为东北边防军，编入南京政府军系统，张学良任东北边防军总司令。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张学良率17万东北军入关，助蒋介石完成统一大业，蒋介石感激涕零，任命张学良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副总司令。

九一八事變时，东北地区实际上处于半独立地位，东北军政大权基本控制在张学良的手里。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正在北平戏院里看戏，七旅参谋长赵镇藩用电话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请示办法。荣臻当即向在北平的张学良，以电话报告，张学良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后七旅旅长王以哲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关于此事，张学良也多次说明九一八事变当晚的不抵抗命令是他直接发出的。1931年9月19日他在接见新闻记者时说：“吾早以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昨晚（即18日）10时放，日兵突以300人扒入我营，开枪相击。我军本未武装，自无抵抗[3]。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政府与张学良东北军之间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权之间的隶属关系，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不可能不对张学良处理对日关系中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就是有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授意，但中国早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在外邦侵犯我国主权、领土的时候，作为“封疆大吏”手握重权的张学良确不能适时指挥应战，重击敌人，而是主动放下武器，任敌人肆意践踏领土、尊严，这是怎样都说不过去的。那么，张学良也是久经沙场的一名武将，还背负国仇家恨，为什么坐视日军的长驱直入而实行不抵抗政，表现如此懦弱。晚年时的张学良在回答记者的提问中说道：“我当时没有预料到日本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我的判断是，为了行动，不但给中国带来不幸，日本也会遭到国际舆论谴责的，给日本带来不利后果，我想日本恐怕不会采取那样的行动。日本想通过军事行动挑衅，因此我对部下发出了不抵抗的命令。”[6]9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把日军看得过于强大，反而低估了东北军自身的实力，既而采取避免对日冲突的方针，他认为：“日本不仅仅是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个及东北之隅之力所能应付”[7]。“从政治上和战略上分析，敌强我弱，假如速令抗日，孤军作战，后继无援，其结果不仅可能全军玉碎，更为严重的是，惟恐给东北同胞带来战祸，造成极大的灾难。”[8]56正是因为张学良对日军侵华形势没有做充分的认识和判断，还有上级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影响，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当晚，错误下达了“不抵抗”命令，造成大好河山沦陷于日寇之手。因此，张学良对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迅速沦陷应承担主要责任。

三、东北军高级官员思想麻痹造成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迅速沦陷

东北军是一个以封建军阀发展起来的武装集团，大多数官员思想保守、落后，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缺乏认识、思想麻痹，更缺乏反侵略意识，不能对官兵进行必要的战备教育，更没有应付突袭的有效措施。因此，在大敌压境的时候，不能有效地应对突发事件，这就势必造成惨痛的后果。

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进行了周密的准备，搜集了有关东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大量的情报。而东北军不仅没有认真组织搜集日军发动战争的情报，而对得到的情报也未予以足够重视。例如爱国人士、日藉台湾人蔡智堪以补册工人的身份进入日本皇室书库，秘密抄录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之后寄给东北保安司令部外交秘书主任王家祯。王将其翻译后经张学良批印，作为机密文件发给东北军政负责人员，以了解日本的阴谋，作为采取对策时的参考。但这个重要情报，在东北的军界并未发生什么作用，没有引起当时东北军高层的重视[8]77。九一八事变之前的一年时间里，日军先后进行了三十余次进攻演习，有几次演习日本兵竟然摸到北大营墙下，进入北大营内探知虚实，甚至将电线割断。日军进行的这些阴谋活动并未引起东北军高层官员的注意。甚至在九一八事变当晚，荣臻、臧式毅、王以哲等人仍把日军向北大营的突然袭击当作演习。臧式毅说：“快到拂晓了，他们的演习也要结束了。”[6]79日军冲进营疯狂射击，东北军刀枪入库，马方南山，丝毫没有打仗的准备。“士兵在睡梦中惊醒，来不及穿衣，更没有领取枪弹的时间。……日本兵冲入兵舍，见人就用刺刀扎，士兵赤手空拳，纷纷向东逃跑，……仓惶狼狈不堪言状”[6]93。东北军许多营区无值班分队，只有几个哨兵，不能应付突然袭击，多数官兵惨遭杀害。例如：驻长春宽城子营区，日军突然将哨兵击毙，进院内即有机枪向士兵宿舍射击，“当时营内士兵四百余人尚在梦中，未起床即被击死者不可数”[8]78。

九一八事变当晚东北军的大部分任要职的官员不在位，不能指挥应战。如张学良身在北平看戏，沈阳东北边防代司令、参谋长荣臻、十七日正为其父做寿，十八日那天“兴犹未消，仍在家中忙于应酬宾客，门前汽车很多，宾客盈门”[9]东北边防代理长官张作相在老家锦州给父亲办理丧事。尤其是身处“事变”中的第七旅长官们，旅司令部也只留下参谋长赵镇藩一个人在“看摊儿”，七旅旅长王以哲参加社会活动不在军中，三个团长，张士贤当晚回家未归，王铁汉听到炮声才从家中赶回营房，只有王志军在营内。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东北军的高级官员没有肩负起保卫国家、保卫人民的责任，致使东北大好河山沦陷于敌手。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的迅速沦陷，作为守土有责的军人，他们应负有重要的责任。

四、大批汉奸、民族败类的协助造成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迅速沦陷

近代的中国，地方割据，各自为政，犹如一盘散沙，因此大多数民众对国家没有认同感。而且西方列强为了便于自己统治，在殖民地内实行奴化教育，这就更造成了民众国家观念淡薄。因而在大敌当前，就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汉奸、民族败类为了权贵与金钱，丢弃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尊严为侵略者卖命。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采取“以华制华”的手段，收集、罗络了一大批汉奸、民族败类，为他们效力。就在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关东军亦向吉林发起攻势。与日本早有勾结的“满清遗贵”熙恰打开城门迎接日军入城，日军兵不血刃占领吉林省城。此后，熙恰在日本关东军的扶持下，组织伪吉林政权，宣布脱离南京国民党政府，协助日寇奴役东北人民。9月25日，在沈阳，日本关东军唆使汉奸袁金铠、赵欣伯、于冲汉、阚朝玺等人组织所谓“地方维持会，并公开发表反动宣言，声明与张学良政权和南京政权脱离关系，建立”新独立政权“。不久，辽宁省长臧式毅也公开投敌，成了汉奸，这些汉奸集体出卖了沈阳政府。在辽东，日军收买了东边镇守使于芷山，于芷山叛变后，不仅使日军很快占领了辽东大片国土，而且成为日军“讨伐”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东北抗联的帮凶，大批抗日志士死于他的屠刀之下。在黑龍江省，日本关东军拉拢和收买了老牌汉奸张景惠在哈尔滨，组织治安维持会，公开投敌。洮南镇守使张海鹏与日军早有勾结，事变后板垣征四郎派人将其策反。1931年10月1日，张海鹏即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防军击退。日军又利用汉奸、原黑龙江省政府委员赵仲仁劝降马占山。赵仲仁伙同汉奸、哈尔滨火磨厂经理韩云阶里应外合，往来于海伦、哈尔滨、沈阳之间，游说马占山，破坏江桥抗战，11月19日，日军攻占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熙恰、张景惠、臧式毅等一批以升官发财为目的，而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投降日军当了汉奸走狗，引狼入室，造成东北迅速沦陷，使东北人开始了长达十四年没有尊严，被奴役的生活。他们的丑恶和媚骨，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世代被人们所唾弃。他们对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迅速沦陷亦要承担重要责任。

任何一种现象的存在都是由诸多原因造成，因此把东北沦陷的过错完全扣在某一人的头上是有失偏颇、极端的说法。我们应该以尊重历史的科学态度去努力研究，客观评说这一历史事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希望我们国人应该从悲惨的历史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发奋图强，决不让悲剧重演。

参考文献：

[1]潘喜廷.东北抗日义勇军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12）：32.

[2]林久治郎.九·一八事变[M].东京：原书屋，1977.

[3]梁敬.九一八事变史述——走向历史与未来[M].台北：世界书局，1995：114.

[4]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蒋介石总集[M].台北：世界书局，1950：150.

[5]赵郎.“九一八”全史：第5卷[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3：498.

[6]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室.文史资料选辑[M].长春：文史资料出版社，1960：9.

[7]孙德沛.不抵抗政策与张学良将军[M].长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9.

[8]潘喜廷.东北十四年抗日斗争史论文集[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9]吉林文史资料编辑室.东北沦陷纪实[M].长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