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红小鬼”的他，驰骋疆场，叱咤风云，战功赫赫;作为“神童”的他，才华横溢，笔耕不辍，硕果累累。他就是最年轻的开国上将萧华。萧华总是充满朝气，就像一团火，做事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又细致入微，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把乐观、信心和温暖带给身边人。他常常教育子女们，要传承长征精神。他踏实肯干的作风和热情待人的风范，一直影响着、激励着后辈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从小立志“打倒军阀、铲除列强”

1916年1月21日，萧华出生在江西赣州兴国县的一个泥瓦匠家庭。

童年的萧华有“神童”的美称，他聪颖好学，凭着总是考第一名的好成绩，获得祠堂学租（用以办学或资助参加科举、奖励得功名的人的费用）的奖励。他衣衫褴褛，却才高志大。12岁那年，学校命题作文《我的将来》，同学们大都企盼升官发财、荣华富贵，萧华却立志“打倒军阀、铲除列强”。老师把他的作文貼在墙上，当作范文讲评。

萧华父母皆是早期共产党员，家中是兴国县地下党组织的交通站，少年时期的萧华就结识了地下党员萧以儒和萧以佐，在他们的谆谆教导下，萧华对革命早已心向往之。1927年春，萧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青年干社”。

萧华对地主乡绅欺凌百姓早已深有体会。1928年，萧华在兴国县立文兰阁中学念初中。县商会的老板们给学校捐了一批乐器，让学校组织乐队，萧华看中了一把锃亮的铜号。他兴奋地拿起铜号一吹，不料竟发出“嗤”的一声，旁边的同学哄笑起来，商会会长的儿子嘲讽他说：“饭都吃不饱的人，还有力气吹号？”萧华气得涨红了脸，他暗下决心，一定要争一口气。他诚恳地请求老师让他练习，得到了老师的同意。天道酬勤，萧华苦练半年，小号吹得日渐娴熟。

这年秋天，县城几所学校举办联欢会，萧华的号声获得一阵阵喝彩，把联欢会气氛推向高潮。在场的乡绅老爷们相互打听：“号手是谁？”当老师讲出萧华的身世后，这些老爷们很不高兴，他们认为穷人没资格参加乐队。第二天，学校就没收了萧华的铜号。

屋漏偏逢连夜雨，不久萧华的父母在执行任务时牺牲，孤苦无依的萧华只得辍学。同年12月20日，兴国暴动爆发，萧华义无反顾地加入其中。他机智地将红军便衣战士引进城，又带着一帮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孩子，用木炭在反动分子的门上画标记，暴动队按照标记把反动分子一网打尽。

1929年4月，毛泽东在兴国举办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萧华作为青年团的干部参加了学习。年底，他担任了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他不辞劳苦跑遍全县，区区建立团委，乡乡建立团支部，团员从最初的几十个人发展到1000多人，还组织起少年先锋队。兴国青年运动的蓬勃发展，充分显示出这个13岁团县委书记的组织才能，萧华引起了上级领导的注意。1930年3月，毛泽东到兴国，特地让萧华来汇报共青团工作，并留他共进午餐。毛泽东十分欣赏萧华的精明强干。不久，萧华便接到命令到总前委报到，成了红军队伍中出名的“红小鬼”。

1930年6月，萧华担任红四军军委青年委员，跟着政委罗荣桓学做红军的政治工作，他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把红四军的青年组织建立起来。1932年1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萧华以红四军共青团组织的代表身份，参加了共青团中央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萧华调任红10师30团政委。三个月后，他又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长，1933年初任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长。

1933年夏，萧华主持全军青年工作会议，向中央提出了在青年中扩大红军，创建“少共国际师”的建议。9月，共青团中央在江西宁都成立“少共国际师”，17岁的萧华被任命为师政委。他迅速率领这支平均年龄只有18岁的年轻队伍，投入到反“围剿”激战中。★

（责编/黄梦怡 责校/王文彩 来源/《萧华：沙场征战 文武纵横》，熊家林/文，《人民日报》2019年11月13日;《最年轻上将的神来之笔》，李人庆、春雨/文，《民主与法制时报》2007年7月23日）

萧华：沙场征战 文武纵横

“娃娃司令”、最年轻的开国上将

弥留之际，他仍对身边的人喃喃地说：

“这么多年，是党把我培养大的，

可我为党和人民做的事太少，太少了……”

萧华，1916年出生，江西省兴国县潋江镇人。192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7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在长征中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2师政治委员，是我军公认的杰出政治工作者。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副主任，参加平型关战役，后任第343旅政治委员。1938年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领导创建冀鲁边抗日根据地。1940年起任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15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1948年起任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先后指挥本溪、鞍海、新开岭作战，率部参加临江、辽沈、平津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干部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常务委员。1975年后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兰州军区政治委员、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5年8月于北京病逝。

他17岁担任师政委，22岁任纵队司令。解放战争时期屡建奇功，开辟辽东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他抱病创作的《长征组歌》，在军内外广为传唱……革命一生、战斗一生，他就是开国上将萧华。

“红小鬼”勇走长征路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开始长征。“少共国际师”的任务是掩护中央军委机关纵队。担任后卫任务的部队特别艰苦，当他们完成阻击敌人的任务追赶大部队时，沿途粮食、野菜等都被前面的部队吃光了。即便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少共国际师”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

萧华领导的“红小鬼”部队不怕牺牲，英勇战斗。红军渡湘江前，萧华在全师排以上干部会上发表了一次讲话，很有鼓动力和感染力。萧华说：“同志们，军团首长命令我们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纵队渡过湘江。我们要在湘江西延寿圩一带阻击尾追之敌。这股敌人是周浑元及湖南何键的部队，共有四个团，战斗力很强。敌人四个团，我们却不足两个团，总共只有5000多人了。但我们的战斗力并没有受挫，我们是少共师，经过北线战斗的多次锻炼，人数虽然少了一些，但我们的战斗精神仍是很旺盛的。我们有了不少战斗经验，而且我们的装备又大大地改善了，弹药充足，有了射击的经验，还出了不少神枪手。我们要发扬在北线打击敌人坚强勇敢的战斗作风，坚决阻击敌人，直到整个红军部队渡过湘江，完成军团首长交给我师的任务。”

湘江之战，担任阻击任务的“少共国际师”打得很惨烈，5000多子弟兵打得只剩下不足3000人，而且随时有被敌人切断的危险。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十分着急，命令红一军团主力前去接应，好在萧华和师长彭绍辉机动灵活，在敌人合围之前率主力从咸水圩渡过湘江，保存了实力。

遵义会议后，为提高部队战斗力，使部队更加精干，中央军委决定对全军进行整编，“少共国际师”撤销，其第43团编入红1师，第44团和第45团编入红2师，师直属连队充实到红一军团直属部队，萧华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红军强渡大渡河后，来到了四川天全县内夹金山脚下。夹金山山峰直插云霄，山上白茫茫一片。红军只穿着单军装，每人折了一根树枝当拐棍拄着上山。越往上走地势越陡，狂风夹着雪粒打在脸上，像针扎一样疼。山上到处覆盖着齐大腿深的积雪，一不小心，就会掉到雪窝里，整个人就不见了。萧华一边招呼大家小心，一边拉着警卫员吴宗汉的手，艰难地向上爬着。快近山顶了，山风更紧。越往上走，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头晕腿软。萧华不停地鼓励大家：“再加把油，就到山顶了，千万不能坐下。”看着萧华那坚定的步伐，战士们咬紧牙关，吃力地跟了上去。萧华走几步，便回过头高喊着：“同志们，加油啊！翻过雪山就是胜利啊！”战士们手拉着手，连成一串，迎着风雪，奋勇向着顶峰攀登。

在了解到雪山上许多战士的死因后，萧华立即做出三条规定：一是上山后，不能抬头四下张望，防止晕眩;二是不能喝山上雪窝里的积水，渴了可以吃雪;三是要低头走路，视线不能超过三米。这三条规定，通过长长的队伍，很快地传下去，从连传到营，又从营传到团……直传到军团部，部队的非战斗减员大大减少。

长征中，萧华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活跃在战士们中间。在过草地休息时，萧华同大家坐在一起，绘声绘色地给大家讲故事。晚上，又跑到战士们的篝火旁，组织起联欢晚会，歌声、笑声飘荡在茫茫草地上。为了让战士们能胜利地走出草地，萧华不顾饥寒与疲劳，总是在战士们中间走来走去做思想工作，并帮助大家克服种种困难。

开始过草地时，脚下踩的还是硬土地，杂草有齐腰高。越往里走，就越难走。到处是积水、泥潭，只能选择草根茂密的地方踏上去。脚刚踏上去，黑水泛着泡沫，咕咕地冒上来，没过脚面，人一离开，又恢复成原样，连个脚印也留不下。后面的人紧緊跟着前面的人，不敢拉开距离，稍一踩偏，就会陷入泥潭。草地气候变化无常：有时烈日炎炎，晒得脸上火辣辣的疼，热得大汗淋漓;有时又狂风暴雨，浇得浑身湿透，冻得直打哆嗦。

萧华时刻不忘关心身边同志。由于萧华的马在爬雪山时掉下深渊，他所有的生活用品丢失了，他同红军战士一样穿着一套单衣。唯有警卫员吴宗汉还带着萧华的一套衣服。一天下大雨，晚上很冷，吴宗汉浑身冻得瑟瑟发抖。当吴宗汉拿出萧华的衣服请萧华穿上时，萧华说：“看你冻得那个样子，还是你穿上吧。”他边说边夺过衣服披到了吴宗汉身上。

进入草地后，部队下发的粮食很少，萧华和吴宗汉的粮食在一块。他们每天只吃两顿饭。刚开始，每顿倒上一小碗青稞麦，放到脸盆里加点儿野菜煮成稀汤喝。萧华头几天和吴宗汉一起吃，后来他见粮食口袋的青稞只有两三斤了，便对吴宗汉说：“这点麦子还得吃好几天呢，留着你一个人吃吧！以后不要做我吃的了。”吴宗汉问：“那你怎么办？”萧华说：“我可以到司令部去‘打游击嘛。”就这样，萧华由原来每顿吃一小碗青稞麦改成吃小半碗了，后来连小半碗也不能保证。

后来，每当吴宗汉回忆起那段艰难的时光，他总是无比感慨地说：“如果没有萧政委，我很难走过长征！”

与小叶丹歃血结盟的使者

长征中，红军先后经过苗族、彝族、藏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区。由于社会历史原因，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存在较为严重的隔阂，给红军行军作战增加了巨大困难。萧华认识到，红军赖以克服这一困难的唯一武器，就是党的民族政策。因此，萧华在带领部队通过少数民族聚居区时，将民族工作作为政治工作的重点，严格执行民族政策，遵守民族纪律，耐心细致地做少数民族同胞的工作，最终换取了他们的理解支持。

部队经过湘西苗岭时，萧华及时阻止了一个营进入苗寨强行征粮的打算。他对这个营重申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指示不管苗民在不在家，部队照样派战士给他们挑水、扫地，严格地保护和照看他们的房屋、财产和农具。有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吃了苗民的粮食，烧了他们的柴火，就把银元留在他们的米缸里或吊在他们的屋梁上。不久苗民发现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确实不一样，都陆陆续续从山中回到家园。趁此时机，萧华和政治部的同志挨家挨户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很快得到了苗民们的支持和帮助。一些苗族青年还参加了红军。

在对藏区上层人士进行统战工作时，萧华的部队付出了不小的牺牲。红军派出的筹粮小分队时常受到藏族土司骑兵的偷袭，不仅造成了伤亡，且情状惨不忍睹。萧华忍住悲痛，没有让战士们去报仇，而是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藏族同胞和国民党反动派不一样，他们只是误信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应该尽力去团结说服他们，争取他们的支持。为了争取藏族土司卖给红军粮食，萧华不得不劝说青年干事周书良到土司那里当人质。虽然付出了牺牲，但红军与藏族上层的矛盾被降至最低，双方的冲突得到缓和，红军的粮食困难也得到了缓解。在藏区上层人士心中，红军的形象得到了一定的改变。

1935年春天，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和巧渡金沙江之后，国民党军已进至金沙江一线，红军必须迅速抢渡天险大渡河。

为执行这一艰巨任务，红1师红1团和军团工兵连为先遣队，由司令员刘伯承、政委聂荣臻率领，任务是迅速抢占大渡河边的安顺场渡口，以便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渡河。此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年仅19岁的萧华奉军团首长的命令，带领一个工作团，随先遣部队沿途做群众工作。

从冕宁到大渡河，要经过大凉山彝族地区。由于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他们不准汉人“官兵”进入彝族区域。因此，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彝族人民支持，就成为红军继续北进的关键所在。工作团调查了彝族民众的风俗习惯，对部队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又请了一位通司（翻译），准备和彝族首领谈判。

5月22日，先遣队一进入彝族地区，便遇到成群结队的彝民拦阻和袭扰。萧华指导着通司大声地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说明红军同国民党军队不同，不是来抢劫和杀害彝民的。可是他们仍然摆手挥刀，高声喊着“不许走！”混乱之际，忽见前面山谷扬起一阵尘土，几匹骡马疾驰而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50来岁的彝族人。他的到来，使喧闹的人群顿时安静下来。通司认出这个人就是彝民首领小叶丹的四叔。

萧华便让通司找小叶丹的四叔前来对话。小叶丹的四叔得知红军部队首长要与他谈话，欣然同意。萧华告诉他，红军是替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绝不侵扰彝族同胞。转而又告诉他，刘伯承司令员亲率大批人马北征，路过此地，愿与彝民首领结为兄弟。

听了萧华等人的解释，小叶丹的四叔还是半信半疑。可是，当他环顾四周，看到红军纪律严明，不像国民党军那样欺压百姓，疑虑顿消。特别是听说刘伯承司令员愿与彝民首领结为兄弟，更加高兴，便欣然答应了萧华的提议。为了互表信任，萧华把一支手枪和几支步枪赠送给他，他也把自己的坐骑——那匹黑骡马送给了萧华。

谈判就这样顺利地成功了，萧华非常高兴，扬鞭策马，直奔刘伯承、聂荣臻二位首长。刘伯承、聂荣臻此时正在为继续前进可能引起冲突而苦思良策。获悉谈判如此顺利，大家都喜出望外。刘伯承决定亲自前去与小叶丹结盟。

按照彝族的习俗，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畔歃血盟誓，结为兄弟，为部队顺利北上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萧华作为这次歃血结盟的使者，也同刘伯承的英名一起，深深地镌刻在彝族人民的“心碑”上。

“娃娃司令”瓦解“冀鲁联防”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萧华任115师343旅政委，1937年11月4日和陈光旅长指挥广阳伏击战，歼灭日军近千名。1938年3月，他率343旅大战午城，毙伤日寇1000余名。1938年8月，萧华出任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率部挺进冀鲁边区。

冀鲁边区北邻天津，南靠济南，均有日寇重兵。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消极抗日，极力反共，露骨地提出“宁亡于日，不亡于共”“宁可匪化，不可赤化”等反动口号。他与国民政府河北省主席鹿钟麟策划组织“冀鲁联防”，试图以软硬兼施、南北夹击的方式，把八路军赶出冀鲁边区。

为了瓦解“冀鲁联防”，萧华拟定了“和沈打鹿”的策略，并报中共中央批准。为此，1938年12月初，萧华决定亲赴惠民县城，与前往该地视察的沈鸿烈谈判。

沈鸿烈听说萧华不过22岁，不屑一顾：“娃娃司令也配来和我谈判？”为了镇住萧华，他在萧华的必经之路上设下层层岗哨。不料，萧华却视而不见，若无其事地与随行人员谈天说地，一点儿不为所动。

萧华进城后，沈鸿烈将他安置在旅馆，避而不见，企图逼走萧华。

受到如此冷落，大家劝萧华不如早点回去，但萧华压住怒火，对大家说：“我们既然来了，就要一睹沈大主席的尊容，我们暂且等等，看他沈鸿烈能把我们晾多久。”萧华起草了一份《告惠民各界的慰问信》，让随行人员油印出来，即到街头散发。萧华接着进医院慰问伤兵，到学校演讲。一时间，惠民各界纷纷传诵八路军“娃娃司令”如何深明大义，抗日有为，指责沈鸿烈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对抗日无动于衷。

沈鸿烈被迫慌忙安排会见，把谈判地点设在县衙后院，并在大堂、二堂、三堂的台阶上下，布下了数层荷枪实弹的卫兵。谈判中，萧华一会儿慷慨激昂，一会儿义正词严，一会儿笑声朗朗，在场者无不为之折服。经过三个小时的唇枪舌剑，沈鸿烈同意了抗日協议。沈鸿烈对萧华连称佩服，并亲自恭送萧华出城。

萧华另一手就是“打鹿”。1938年9月15日，鹿钟麟被蒋介石委任为河北省政府主席。面对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鹿钟麟企图用武力征服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将萧华赶出河北，实现所谓的“收复失地”。

鹿钟麟根据蒋介石《限制异党活动之办法》的密令精神，委任盐山四区民团头子孙仲文为国民政府军第53游击支队司令，并给游击支队拨钱、配枪，专门对付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这年10月，鹿钟麟指使孙仲文包围盐山五区抗日政府，并在门口架设机枪，强令区政府制册交印。还在苏基、大赵村、丁村一带，挖沟垒墙，限制、袭击抗日部队。

为顾全大局，萧华派津南督察公署专员、第六军分区司令员杨靖远找孙仲文交涉，劝其停止破坏活动，一致抗日。为示诚意，杨靖远去时只带了一名警卫员。然而，孙仲文却埋伏了10余名手下，准备扣押杨靖远。当孙仲文发出抓捕暗号之际，杨靖远眼疾手快，扣住孙仲文手腕，用枪口对准孙仲文头部，命令他让手下放下武器。而后，杨靖远在警卫员的掩护下，脱离了险境。

这年11月，萧华命令杨靖远率部队包围孙仲文的老巢，迫使其放弃对八路军的挑衅。不料，孙仲文早有准备，让士兵向正在喊话的杨靖远开枪，杨靖远身负重伤被俘后，孙仲文竟将其头颅割下挂在寨门上，向八路军示威。

消息传来，萧华悲痛万分，含泪写下两副挽联：“断头流血乃革命者家常便饭，奋斗牺牲是抗日的应有精神”;“抗战方兴竟在盐山留遗恨，建国未艾空对鬲水吊英灵”。11月14日，萧华派符竹庭、周贯五率部进攻盐山，将孙仲文部消灭，并建立了第四区抗日民主政府。紧接着，萧华命令部队乘胜向北推进，收回新海县，建立新海县抗日民主政府，直逼天津。边区的其他民团见大局已定，无不望风归附。

至此，鹿钟麟的“冀鲁联防”计划已完全泡汤，穷兵黩武的鹿钟麟彻底败在了“娃娃司令”萧华的手下。天津解放后，鹿钟麟见到萧华时，曾风趣地说：“我们是不打不相识。”

义救高树勋

鹿钟麟的“冀鲁联防”计划被粉碎后，国民党当局急调第1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进入鲁西北地区，企图把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赶出边区。高树勋早年曾给刘伯承当过副官，主张抗战，并且与其上司石友三貌合神离。因此，蒋介石特派鲁北国民党党部主任、鲁北保安部队政治部主任马皋如出任高树勋的政治部主任，对他进行监视。

1938年11月下旬，当高部进入鲁北时，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机关为高树勋召开了欢迎大会，并悬挂了“欢迎高军长北上抗日”“欢迎爱国爱乡的高军长”等大幅标语。萧华代表边区抗日军民致欢迎词后，把刘伯承的亲笔信转交给高树勋。信中刘伯承劝诫高树勋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要沦为人民的罪人。

此后，萧华又数次前往高树勋驻地，与他谈论抗日形势，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征得高树勋同意之后，萧华亲自带领一批干部到他的部队去作报告，使中共“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得到了高树勋部中许多官兵的拥护。

但高树勋却放任马皋如在庆云、盐山、南皮等7个地方组织“二政权”，专门与抗日民主政府作对，甚至听任其指使保安队在宁津制造了袭击抗日县政府的事件。萧华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决定消灭这支保安队。

为了争取高树勋，萧华在行动前，亲赴高树勋驻地，告知相关真相。但高树勋含糊其辞，不肯表态。萧华遂按原定计划消灭了保安队，既打击了顽固派的嚣张气焰，也使高树勋进一步认识了中共的严正立场和斗争原则。

1939年7月11日深夜，日伪军1000余人，携带钢炮和轻、重机枪，分乘20多辆卡车，突然奔袭包围了高树勋的军部驻地。高树勋率众拼死抵抗，但因日军火力强大，无法突围。而高树勋的外围救援部队，又被日军阻击。国民党系军队张国基部和曹振东部面对求援电报，为了保存实力，袖手旁观。高树勋只得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向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求援。

萧华接报后立即率部驰援，经过50里的急行军，火速赶到高树勋部驻地。萧华一面命令骑兵连向南疾驰，吸引敌人，分兵南进，一面发起进攻，冲向敌阵。日伪军因腹背受敌，急忙撤逃。高树勋一见到萧华，就上前拉住萧华的手不放，连声说道：“谢谢，谢谢萧司令……贵军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钦佩，对鄙人教益不浅，教益不浅哪！”自此，高树勋真正地与共产党、八路军携手抗日，并在1945年10月30日邯郸战役前线，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的身份，率部起义，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东北战场，他屡屡开创先例

1939年11月，萧华转战鲁西，开辟鲁西抗日根据地，出任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40年7月，中央决定成立华北讨逆军。政委萧华和司令员宋任穷一起，发动两次讨伐汉奸石友三的战役，歼灭石军两万多人，把冀鲁豫和鲁西两个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个月，萧华率山东的4个师经海路抢占辽东半岛，成为最早出关、进占东北的部队之一。萧华担任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1946年四五月，國民党东北“剿总”司令杜聿明指挥5个师对萧华防守的本溪发动三次强攻。萧华运用当年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策略，主动放弃本溪，收拢兵力，在鞍（山）海（城）反戈一击，歼灭敌184师主力，迫使师长潘朔端率部2700余人起义。毛泽东发电赞扬萧华说：“鞍山战斗打得好！”

1946年10月，杜聿明又集中8个师10万人，再次进攻辽东，与萧华较量。萧华选择杜聿明起家的老本——号称“千里驹”的整编25师开刀，主动放弃安东城，诱敌孤军冒进，在新开岭伏击，激战两天，敌军8000余人不漏一人一马，师长李正谊以下5800余人被俘，开创了东北民主联军歼灭国民党一个整师的先例。

1948年10月，东北战场上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在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久困长围和强大“心战”的攻势之下，长春守敌第60军光荣起义。随后，新编第7军及第一兵团司令部也先后放下武器。此次战役，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官兵约10万人，在全国开创了国民党军一个兵团先后起义和投诚的先例。

1948年5月下旬，萧华和萧劲光率部进驻长春东南的李家屯，担任解放长春的光荣任务。长春是一个碉堡林立、沟壕纵横、有着坚固防御体系的大城市。1948年，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奉命固守长春，其兵力有新编第7军、第60军及地方游杂部队共约10万人。

6月28日，围城指挥所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萧华在会议上作了围困封锁长春的政治工作报告，提出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口号，号召发动群众，创造多种生动有力的形式瓦解敌军。

在对长春进行军事围困、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的同时，人民解放军派人在国民党守军内部加紧进行争取上层军官的工作，特别是对第60军的争取。多年以后，萧华在为纪念长春解放40周年专辑所作的序言中，曾十分清楚地回忆道：

长春战役期间，我们在瓦解敌军工作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分析滇军的历史情况和现状，针对蒋军嫡系与非嫡系的矛盾，以及军队“兵随将转”的特点，利用矛盾，主动接近，大力争取滇军爱国将领，力争滇军整师、整军反蒋起义，并派遣负责滇军工作的刘浩同志作为我军正式代表，先后几次进入吉林、长春，到第60军会见暂21师师长陇耀等人，对他们晓以大义，讲清形势，宣传政策，陈明利害，指出前途，策动和联络起义。

1948年10月17日，经过积极争取的国民党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毅然率部起义，国民党军新7军官兵也纷纷投诚。10月19日，陷于绝境的长春国民党守军最高指挥官郑洞国率余部放下武器。至此，被围困了5个月的长春，兵不血刃地和平解放。这一战役作为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个大围城战役的胜利，也充分展示了萧华在统战工作方面的卓越才华。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后，萧华出任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这位年轻的司令员成了解放军特种兵部队的创始人。

林彪眼里的“阎王”

新中国成立后，萧华先后出任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干部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等职。1955年，39岁的萧华被授上将军衔，成为当时我军最年轻的上将。“文革”期间，萧华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新中国建立初期，在筹建军事博物馆展览期间，身为总政主任兼军博党委书记的萧华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将一幅把林彪摆在主要位置的“井冈山会师”绘画作品剔除，林彪颇为不悦。更使林彪恼火的是，他在军内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受到萧华的抵制。

“文革”开始时，江青通过林彪插手军队，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要搞一个《纪要》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分庭抗礼。林彪、江青要萧华参加，萧华拒绝出席。总政主任拒绝参加部队文艺工作会议，江青大为恼火，给萧华记上了黑账。此后，她和林彪狼狈为奸，合伙整治萧华。

1966年10月，“文革”愈演愈烈，军事院校学员到国防部“造反”，萧华采取措施断然制止。林彪、江青乘机大做文章，指责萧华压制革命，打击“造反派”。从此，萧华每次到林彪那里汇报工作，林彪见面就骂。

1967年1月20日凌晨，“造反派”揪走了萧华，总政大院贴出了“打倒萧华”的大字报。周恩来闻讯大怒，他说：“萧华同志从‘红小鬼到总政治部主任，跟着毛主席几十年，他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東思想呢？”当时正在上海的毛泽东立即指示说：“萧华是个好同志。”林彪、江青迫不得已放了萧华，但他们仍不死心。

1967年5月13日，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周恩来指示两派对立的部队文工团联合起来演出，萧华执行这个指示，给两派做好工作。林彪却阴险地策动两派武斗，并嫁祸萧华，连续揪斗萧华。毛泽东再次力保萧华，让萧华“书面检查，以了此案”。

同年7月25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对他操纵的造反派说：“你们要战斗，要突击，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被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称作“阎王”的萧华终于身陷囹圄，长达7年。林彪折戟沉沙后，有人暗示萧华向江青道歉，以免继续坐牢。萧华斩钉截铁地说：“我没有错，我宁愿把牢底坐穿！”

1977年4月，粉碎“四人帮”不久，中央任命萧华为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兼任甘肃省委书记。萧华在大西北一待就是7年，为那里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建立了不朽的业绩。1983年6月，萧华当选为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他创作的《长征组歌》，成为传唱经典

作为“红小鬼”的萧华，驰骋疆场，叱咤风云，战功赫赫;作为“神童”的萧华，才华横溢，笔耕不辍，硕果累累。他先后出版诗集《长征组歌》《铁流之歌》和回忆录《艰苦岁月》。《长征组歌》成功地再现了万里长征历史画卷，生动地讴歌了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历久不衰，享誉中外。

1964年4月，萧华因病到杭州疗养，他每天坚持读书练字，笔耕不辍。10月，是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30周年。萧华是万里长征的参加者。他深感自己有义务、有责任把它写出来。

经过反复考虑、比较，他认为诗歌这种形式，可以用丰富的思想感情，凝练而有韵律的语言，集中、概括、形象地表现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

为了准确全面地了解红军长征历程，萧华找来大量资料，经过仔细甄选，最后选取了12个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事件，开始了写作。他常常陷入忘我的境界，书房的灯光亮到深夜。

怀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极大的创作热情，萧华以抱病之躯，废寝忘食，倾情创作了以《红军不怕远征难》为总题的《长征组诗》。

1965年7月1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长征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解放军文艺》7月刊也予以登载。

1964年12月，战友歌舞团从萧华的12首长征诗词中选出10首进行谱曲。借用了江西采茶调、苗家山歌、湖南花鼓、云南花灯以及陕北秧歌等艺术表现形式，经过谱曲，《长征组诗》变成了《长征组歌》。

1965年5月初，经过修改的《长征组歌》正式排练。据歌唱家耿莲凤回忆：“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排练，7月18日，萧华审看《长征组歌》。第一首歌《告别》刚结束，他就泣不成声，台下观看的老红军哭成一片，演出只好暂停。”

1965年8月1日建军节，《长征组歌》在北京正式演出。随后在全国各地公演，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周恩来十分关心和支持《长征组歌》的创演工作，大家称他为《长征组歌》的总导演。他曾先后10多次观看、审听和指导《长征组歌》的创作和排练，并安排战友歌舞团随他一起到国外出访。他曾这样评价萧华和他的组诗：“只有经过了长征的人才会写出《长征组歌》;只有有激情的人才会写出《长征组歌》。你为党和人民做了件好事，为子孙后代做了件好事，我感谢你。”

1975年，周恩来病重期间，特意让秘书向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索要《长征组歌》录音带。他是听着《长征组歌》的战斗旋律，抵抗病魔，直到生命最后一息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长征组歌》演唱不衰，深受海内外同胞的欢迎，激励鼓舞了几代人，成为了不朽的经典。1985年8月12日，萧华因病去世，走完了传奇的一生。弥留之际，他仍对身边的人喃喃地说：“这么多年，是党把我培养大的，可我为党和人民做的事太少，太少了……”★

（责编/黄梦怡 责校/王文彩 来源/《萧华：沙场征战 文武纵横》，熊家林/文，《人民日报》2019年11月13日;《最年轻上将的神来之笔》，李人庆、春雨/文，《民主与法制时报》2007年7月23日;《长征中萧华对红军政治工作的出色实践》，张啸/文，《党史文汇》2018年第1期;《开国上将萧华的统战方略》，叶介甫/文，《领导之友·综合版》2017年第10期;《开国上将萧华17岁任师政委“娃娃司令”痛击鹿钟麟》，王春华/文，《北京广播电视报人物周刊》2016年第6期;《开国上将萧华“失踪”七年之谜：结怨江青遭报复》，洪涛/文，《广东党史》2012年第2期）

萧华和王新兰：传奇而浪漫的红色恋歌

46年真情相守

“新兰明明是我爱上的，

怎么说成是送来的？

他们哪里懂得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情怀！”

她从小受到革命熏陶，5岁送情报，9岁参加红军，11岁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两次翻雪山三次过草地，在昏迷中曾走到死亡边缘，用稚嫩的双脚走完了长征路，随同大部队胜利到达陕北。王新兰这位长征路上最小的女红军的传奇人生，还因她和萧华的动人爱情而更加传奇。

“你别把我看小了，我什么都能干！”

“哥哥當红军，弟弟要同行。莫说我年纪小，当个通讯兵……”当年红军打下四川宣汉城时，一个小女孩一脸稚气，挤在看热闹的人群里，第一次看见穿着军装、腰上别着盒子枪的女兵，十分羡慕。看到女兵们向群众领唱这些革命歌谣的场面，小女孩十分激动，当一名红军的愿望油然而生。

这个小女孩就是王新兰。王新兰，原名心兰，参加革命后改为“新兰”。1924年6月，她出生在四川省宣化县王家坝的一个知识分子家里。

王新兰的叔叔王维舟是一名地下党员，在家乡创办了一所新式学校——宏文小学。王新兰5岁那年，父亲送她到这里读书。在这里，她不仅读书习字，还接受了革命启蒙，帮地下党员送情报。

当时，王维舟秘密发动群众，建立了川东游击军，领导了著名的川东起义。

1932年底，为配合从鄂豫皖根据地撤出的红四方面军入川，川东游击军加紧了对敌斗争，努力扩大游击根据地。到1933年10月，在红四方面军发动的宣（汉）达（县）战役中，王维舟率部配合红军主力前后夹击军阀刘存厚，使其溃不成军。

11月2日，在宣汉县城西门操场隆重举行了庆祝大会。此前，王新兰还没有看见过那么多的人聚会，十分兴奋。她远远地看见站在操场土台子上的叔叔王维舟第一次穿上了正规的军装，刮了胡子，显得很精神。几天后，王新兰的姐姐王心国也参加了红军，被分配到红四方面军宣传委员会。看到姐姐戴上了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帽，王新兰既高兴又羡慕，整天跟在姐姐后面，一会儿跟着学歌谣，一会儿帮着刷标语。

王新兰找到队伍上的人要求当红军，队伍上的人说她太小不行。姐姐就把王新兰领到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徐立清跟前，说她的妹妹要参军。徐立清笑着打量了一下这个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小女孩，叹了口气：“孩子，你太小了，个头还没有步枪高，回去吧。”一听，王新兰急得哭了，她说：“你别把我看小了，我什么都能干！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说着她还用手在地下写了几个字让徐立清看。这时，姐姐王新国也在旁边帮腔，把王新兰几年来为党传递情报的事讲给徐立清听。徐立清想了一会儿，击了一下掌，说：“你，红军收下了！”王新兰破涕为笑，兴奋得跳了起来。这一年，王新兰9岁。

很快，王新兰被分到红四军宣传委员会，和姐姐住在一起。王新兰回忆说：“穿上专门为我做的一套小军装，戴上红五星八角帽，别提心里多高兴。”

后来，红四军成立宣传队，王新兰成了一名小宣传员，“天天跟着老同志学识简谱、吹笛子、吹箫、打洋鼓”，成了宣传队里的多面手，经常参加演出自编的戏剧或舞蹈，给部队鼓劲。

“别人走完了长征，我是跑完了长征”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这年3月30日晚，在这望不到头的队伍里，不到11岁的“红军娃”王新兰迈着稚嫩的小腿，被宣传队的大姐姐们搀扶着，登上了渡江的木船。

王新兰不知道这条船会把自己带到哪里，只知道自己必须跟着这支队伍走。多年后，说到对长征的感觉，王新兰回忆：“最深的感觉就是走路，没完没了地走路，整天整天地走，整夜整夜地走。当时我年龄小，步子小，别人走一步，我得跑两三步，一天到晚总在不停地跑。别人走完了长征，我是跑完了长征。”

川北的山路崎岖难行，为了防止掉队，小战士们用绳子把胳膊连到一起，一个倒下去，十几个一起往上拉。宣传队带着竹板、洋鼓等简单乐器，为队伍鼓气。打仗时，他们就和老百姓一起抢救伤员。王新兰年纪小，抬不动重伤员，就搀扶轻伤员，给他们讲笑话缓解痛苦。

长征路上，有爱讲笑话的王新兰的地方，总有许多笑声。

可是过江半个多月后，有人发现听不到她的笑声了。原来，王新兰染上了重伤寒，吃不下饭，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部队走到川西时，她已牙关紧闭，不省人事。没过多久，头发眉毛全都脱落了。宣传队的一位大姐抱着一线希望，天天把饭嚼烂，掰开她的嘴，一点点喂她。渐渐地，王新兰又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

宣传队抬着重病的王新兰行军，行动十分艰难，特别是有敌人尾追的时候。一天，在一个村子宿营时，有人建议给房东一些大洋，把王新兰留下来。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得知后，赶忙来到宣传队，说：“这孩子表演技术不错，一台好的演出对部队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他给宣传队下了一道命令：“再难也要把她带上，谁把她丢了，我找谁算账！”

王新兰躺在担架上，被战友们抬着走了个把月。渐渐地，她才开始进食，脸色也好了起来，部队到达理番时，她已能勉强坐起来了。死神最终与王新兰擦身而过。

当王新兰能下地时，就拄着棍子，拖着红肿的双腿，紧紧地跟着队伍，走上那条似乎永远也走不到头的路。王新兰人小腿短，别人走一步，她得走两步，她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告诫自己：“千万不能掉队，千万不能掉队！”就这样，王新兰跟着队伍跋涉在铁流之中。

病终于好了，王新兰又开始参加宣传队的工作，每天跑前跑后地从事宣传鼓动。那些日子，王新兰每天都有演出，唱歌、跳舞、吹口琴。稚嫩的声音在最前线响起，小小的文艺战士王新兰和大姐姐们一起，鼓舞着指战员们的士气。

传奇而浪漫的“红色恋歌”

1936年，王新兰两次翻雪山三次过草地，终于走完了长征路。1937年春，由于王新兰的出色表现，她由团员直接转为中共党员。这时，在艰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王新兰长高了，长成一个美丽的大姑娘。

7月，组织上送王新兰去延安红军大学学习。她来到驻陕西三原的云阳镇八路军总部，换过介绍信后就准备由此去延安。不巧的是，由于暴雨冲垮了通往延安的道路，王新兰只好住在云阳镇等道路修好再去延安。当时，村子里住着即将改编的红军，萧华也住在这里。

一天，王新兰和两个一同要去延安学习的姑娘到村外散步。村外清新的空气，勃勃的生机勾起了姑娘们的舞兴。三个曾当过宣传队员的姑娘以草地为舞台，跳起了欢快的苏联马刀舞。姑娘们的优美舞姿，吸引了许多红军战士围观。一曲跳定，一声叫好声传来，王新蘭一看，原来是陈赓。陈赓告诉王新兰，他们是来总部开会的，说话间，他把王新兰和自己身边的人做了介绍：“我们都是一方面军的，这是李天佑、杨勇，这位是我们最年轻的指挥员叫萧华……”

这是王新兰第一次见到时任八路军115师政训处副主任萧华，她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日后会和她的生活紧密相连，云阳镇成了他们爱情的见证地。接下来的几天，萧华都会主动约王新兰一起散步。他们谈各自的家庭，谈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谈刚刚过去的长征，两颗年轻的心慢慢靠拢了。

去延安的路终于修好了，在王新兰做着出发准备的时候，八路军115师政训处主任罗荣桓派警卫员找到王新兰，谈话单刀直入：“你认识萧华吗？你喜欢他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又问王新兰：“你爱他吗？”这句话让王新兰羞红了脸，只有13岁的她对感情实在还有些朦朦胧胧。“萧华说他爱你。”这句话更让王新兰感到不好意思，罗荣桓又接着说：“如果你爱他，那么你们之间的关系就算确定了，你到延安就不要再找男朋友了，毕业后就到我们115师工作。如果你不爱他，就直接告诉我，我让萧华死了这条心。”王新兰腼腆地说：“我毕业后愿意到115师工作。”

王新兰带着萧华送她的一床新棉被出发去延安。在告别的人群中，她看到萧华在不断向她挥手，直至看不见为止。

王新兰在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组织送她去军委通讯学校学习收发报知识，1938年5月，她在新华通讯社国际新闻台实习。直到1939年底，王新兰才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到达115师师部。接着由罗荣桓亲自安排，将王新兰送往萧华的挺进纵队。

1939年11月21日，成了王新兰和萧华心中最甜蜜的日子。从那天起，他们便携起手，不再分开，共同去迎接未来生活中的风风雨雨。

有趣的是，王新兰婚后在敌电台里获悉一条新闻：“延安最近给匪首萧华送来一个美人，此人经过特种谍报训练，能飞身上马，双枪百发百中。”萧华得知，连声笑骂道：“一群无能之辈！新兰明明是我爱上的，怎么说成是送来的？他们哪里懂得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情怀！”

从此，他们一起转战山东，挺进太行，进军白山黑水，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直至萧华于1985年8月12日去世，他们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

1964年9月，萧华被正式任命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喜欢读书，在战争年代，部队只要一休息，他就抱着一本书看，而且是博览群书，解放后有条件了，家中简直就是一个文库。1965年是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许多文艺单位多次约他写些有关长征的作品，萧华心动了。王新兰回忆说，萧华创作《长征组歌》非常不容易，他那时候身体有病，体重一下子掉了十几斤，但他想起了牺牲的战友，他是一字一泪，用心、用血写出呕心沥血之作《长征组歌》。“我跟他在一起几十年，从没有见过他流眼泪，可写《长征组歌》，他流泪了。有一次，他给我讲起了一段战争经历，那是他的一个师长，打仗负了重伤，临死前，把他的手握在自己手里说，小弟弟，希望都留给你了，一定要把国民党消灭干净，等胜利了再来看我。正是他对红军战士的这份刻骨铭心的情感，让他创作了这部《长征组歌》。”

在写《长征组歌》时，萧华曾问王新兰：“你长征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王新兰说：“一是觉得怎么路那么长，总也走不完;二是总是感觉饿;三是冷，除了雪山就是草地。”萧华听了后说：“你概括得很准确。”后来，他对自己的孩子们说：“《长征组歌》中《过雪山草地》中的前四句：‘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应该归功于你们的母亲，因为她过雪山草地的经历让这几句一下子从我的脑子里蹦了出来。”

萧华神秘“失踪”近8年，她真情守望

1967年，萧华被造反派带到了一个极其秘密的地方，关了起来。

在一个小院里，萧华被关押在一间只有5平方米的小屋里。小屋的窗户被铁板钉死了，屋里吊着一只日夜通明的100瓦大灯泡，一个枪口还从门上的小孔里伸进来。造反派规定萧华睡觉脸必须朝外迎着灯光和枪口，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格的监视。

7年之间，天天如此。萧华获释时，全身浮肿，毛孔出血，望之令人怆然。

林彪、江青也没有放过萧华的夫人王新兰。当萧华被软禁时，江青就在群众大会上公开点王新兰的名，说：“萧华是军内最大的走资派，他的老婆也不是个好东西。她自称是干部子弟、将军夫人、长征干部。她算什么长征干部？是让人背过来的，你们应该触及一下她的灵魂。王新兰傲得很，要杀杀她的威风！”

王新兰被关在黄寺的一间小屋里，没完没了的审讯批斗是日复一日的“功课”。除了逼王新兰交代自己和萧华的问题外，还要她交代罗瑞卿等人的问题。王新兰说自己和丈夫有缺点有错误，但没有“三反”问题;对于其他人，她一概说不知道。最后，经江青授意，造反派给王新兰加了一顶“假党员”帽子。他们气势汹汹地说：“13岁就没有入党的。”王新兰对他们的无知感到好笑，说：“你们就不懂共产党的历史。”造反派恼羞成怒，将王新兰拳打脚踢了一顿。

林彪、江青成立了8个人的专案组，不分昼夜对王新兰进行监视。王新兰回忆这段苦涩的岁月时，感慨地说：“那时候，死去要比活着容易得多，痛快得多。我在死亡边缘徘徊过好几次，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活下去。我还有一个下落不明的丈夫和5个需要我呵护的孩子。我要等着他们。”王新兰被关了三年，未做任何结论，又莫名其妙地被放了。

她出狱后就开始打听萧华的下落。因为当时社会上传言萧华已不在人世了，有的说被秘密处决了，有的说自杀了，有的说病死了。后来王新兰在一张小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张春桥说：“林副统帅说过，萧华‘三反分子这个案子，什么人也翻不了。”王新兰由此判断，丈夫还活着，而且还在抗拒着强加在他头上的罪名。

为了丈夫，王新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为丈夫申诉。她找到王震，王震通过叶剑英把信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王新兰说萧华不是‘三反分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但由于当时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这封信也不了了之，王新兰陷入漫长的等待之中。

1971年春，总政的一个老水暖工轻轻地敲开了王新兰的门，把他在松树胡同修管道时见到当时在这里被拘禁的萧华一事告诉王新兰。他还活着！王新兰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温都尔汗，使王新兰看到了一线希望。她觉得该是丈夫回来的时候了。可是，萧华依旧没有消息。

1973年，心力交瘁的王新兰心脏病突然发作，经过抢救后病情才稳定。病床上的王新兰对围在病床边的孩子们说：“我活下去的可能性不大，你们也大了，要自己照顾自己。现在，我要给周总理写一封信，我口授，你们记下来。”王新兰在给周恩来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我死之前，我只有一个愿望，见萧华一面，问一问他到底是不是反革命。”

儿子萧云想方设法，将信交给了周恩来的秘书。5月的一天，专案组的人找到王新兰，说：“你的信上面批了，能见面，让孩子们都回来吧。”

王新兰和孩子们被带进了一间会议室。面容疲倦的萧华坐在一张椅子上，神情有些呆滞。看到王新兰和孩子们，他的目光中微微闪过了一丝惊异，但又立即恢复了原先的样子。几个女孩子看到活泼开朗的父亲成了这副模样，忍不住哭了起来。

临来之前，王新兰和孩子们商量好了，一定要将林彪摔死的消息告诉丈夫。考虑到专案组的“约法三章”，萧云事先在自己手心写上了“林彪死了”4个字。

会见时间在一秒秒地过去，但什么话也还没有说。由于一直处于专案组的严密监视之下，萧云也无法把写在手心的字拿给父亲看。忽然，萧云急中生智，对父亲说：“爸爸，你该上厕所了。”

没想到萧华漠然地看着儿子，没有任何反应。这位当年红军中最聪明、最年轻的师政委，这位建国后驾繁若简的总政治部主任，此刻，却连儿子一个简单的暗示也理解不了了。萧云强忍住涌上眼眶的泪水，又对父亲说了一遍：“爸爸，你该上厕所了。”这次萧华似乎明白了些什么，点了点头。萧云搀着父亲走出了屋子。他长得比父亲都高了，搀着父亲，觉得父亲又瘦又轻。专案组的人紧紧跟着他们，快进厕所了，专案组的人说：“快点，不能談社会上的事！”

在厕所里，还是不能说话。萧云伸开自己的掌心，让父亲看了写在掌心的“林彪死了”那4个字。萧华一怔，目光亮了一下——显然，对于这些已经成为历史的消息，萧华一点儿都不知道。萧云又使劲地握了握父亲的手。然后，搀扶着父亲，走出了厕所。

一个半钟头的会见结束了。在王新兰和孩子正要出门的时候，萧华忽然喊了一声：“新兰，你自己要多保重……”萧华一句话没有说完，王新兰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又流了下来……

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失踪”了7年多的萧华，终于引起了暮年的毛泽东的注意。

1974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纪念日的前夕，北京派专人将出席天安门国庆观礼的人员名单送往长沙，请住在那里的毛泽东审定。毛泽东看了半天，亲手添上了萧华、刘志坚两个人的名字。此时，离国庆节仅有两天。

江青一伙慌了，指示专案组立即把萧华放了，并通知为他赶制军装。当通知萧华说要放他出去时，萧华摇摇头：“我不出去！我一个总政主任，你们说抓就抓，说放就放，哪有这么容易，我要一个文字结论。”

国庆观礼在即，专案组担心毛泽东过问，于是慌了手脚。无奈之中，他们开车接来了王新兰。

王新兰是第一次来到关押萧华的地方。她进屋时，萧华正面朝外躺在一张窄木板床上，见到王新兰，他坐了起来。一套穿了8年的军装已经烂成了一条一条的。王新兰走过去，扶着丈夫的肩膀，落泪了。萧华用一只手揽着王新兰，低声说：“不要哭，不要哭……”

9月30日，萧华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国庆招待会现场。在近8年之后见到萧华，周恩来感慨万分，走过来，拉着萧华的手，摇了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

10月1日，“失踪”了近8年的萧华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这一切如梦，王新兰和她的孩子不堪回首。

1985年8月12日，对王新兰来说是一个最痛苦最难以承受的日子。这天上午8时15分，陪伴她46年的萧华因胃癌离她而去。在王新兰守护中逝去的萧华安详、平静，犹如长途跋涉之后的沉睡。★

（责编/黄梦怡 责校/王文彩 来源/《王新兰：箫声杳杳心若兰》，吴志菲/文，《党史纵横》2017年第3期;《萧华将军夫人王新兰：传奇而浪漫的红色恋歌》，余玮/文，《党史纵览》2008年第5期;《开国上将萧华“失踪”七年之谜：结怨江青遭报复》，洪涛/文，《广东党史》2012年第2期）

萧云忆父：睡在毛主席床边的“小老表”

“萧华也是小华，年纪很轻嘛”

席间，主席高兴地唱：“兴国出了个小娃娃，他的名字叫萧华……”

有几次谈得晚了，主席就叫人在他的大床边搭一小床，

主席睡在大床上，父亲睡在小床上

萧华和王新兰共育有四女一子。

长女萧雨，1944年5月出生于山东沂蒙。早年入伍，曾任海军直九工程办公室副主任，已退休。

儿子萧云，1946年2月出生于东北。毕业于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张家口铣床厂，担任工段长，车间负责人。1975年入伍，在海军航空兵历任助理员、科长、处长，1988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89年转业。

次女萧霜，1947年10月出生于长春。总政白石桥干管处二所退休干部，丈夫是开国上将周士第的长子周坚。

三女萧露，1949年7月出生于北京，兰州军区后勤部退休。

小女萧霞，1953年8月出生于北京。1968年毕业于北京景山学校，以应届毕业生身份到吉林省扶余县三岔河公社插队。后来考上大学，并取得眼科博士学位，长期参与卫生部以及中华眼科学会与国外企业提供的培训医生项目工作。现在是日本参天制药株式会社顾问。

以下是萧云对父亲萧华的回忆。

父亲总是挑重担，默默干活

记得我上中学时，有一次问父亲怎样做政治工作，父亲的回答是：“最重要的一条是政治工作者本人得以身作则。”

长征胜利后，父亲率领2师东征，在攻打山西兑九峪的战斗中，被敌人机枪子弹射穿大腿，负重伤。当他被战士抬上担架撤下阵地，看见后续部队4师的同志们时，满身是血的父亲振臂高呼：“4师、2师比比看，谁是英雄，谁好汉！”4师的将士们高喊着为萧政委报仇，冲进硝烟……

随后，在没有麻药、没有手术台、没有手术刀的情况下，军医用菜刀给父亲做手术。父亲躺在一个土炕上，嘴里咬着一条毛巾，一声未吭。等手术完成后父亲和军医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即便这样，军团首长也舍不得父亲离开部队，命令他躺在担架上继续随一军团主力部队行动。父亲在野战医院的担架上躺了一个月，伤未痊愈便回到红2师，这也是父亲在战争年代离开一线部队最长的一次。

在四保临江的战役中，我军在抗击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的战斗里，战士大部分是被冻死的。在冰天雪地的东北战场上，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看到战士身上还穿着单衣，就把自己的袜子、大衣脱给战士，当父亲看到冻得直流眼泪的韩先楚时，又把自己的大衣脱给韩先楚，而我的母亲则把自己的大衣脱给父亲……

父亲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不管谁和他搭档，父亲总是挑重担，把战场准备工作、后勤工作、干部思想工作、部队和地方的动员与协调工作甚至于干部家属工作，全部一肩挑，默默干活，有了错误自己承担，有了成绩归功于他人，而让军事主官一心一意考虑作战计划和得到充分休息。

父亲过世后，萧劲光伯伯流着眼泪对母亲讲：“和老萧（萧华）共事的那几年，是我有生以来工作最痛快的几年。”所以当父亲所在部队要“分家”时，领导们都会抢着要父亲。

睡在毛泽东大床边的小床上

父亲在1929年13岁时参加毛主席举办的土地革命训练班，从那时起，父亲与毛主席之间一种类似师生和长辈的革命友情，伴随了父亲的一生。

主席比父亲年长23岁。主席非常喜欢这个稚气又充满朝气天不怕地不怕的“小老表”。主席第二次来兴国，曾多次找父亲谈话。父亲汇报了兴国共青团的工作，主席认真地听、记，还不时插话，教父亲怎样做青年的工作。父亲在主席那里学到不少革命道理。第一次吃饺子时，席间主席高兴地唱山歌：“兴国出了个小娃娃，他的名字叫萧华，唉哟……”有几次谈得晚了，主席就叫人在他的大床边搭一小床，主席睡在大床上，父亲睡在小床上。

这以后，父亲被主席调入红军，给他的任务是组建红四军的共青团组织。当时红一军团正在整编，父亲随总前委一块生活、战斗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中，主席和朱老总多次找父亲谈话，给父亲讲革命道理，介绍红军的情况，使父亲受益匪浅。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朱老总遇到我父亲，还会牵着他的手到处走，就像牵着自己的孩子一样。朱老总比父亲大30岁。

1974年父亲刚出狱，年近九旬的朱德让康克清打来电话，说想见父母两人。当父亲、母亲来到朱老总家，朱老总一手拉着一个，连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朱老总还像拉着孩子一样把父亲拉到书房，指着满屋子的书对父亲讲：“萧华呀，你被抄了家，现在什么也没有了，你平时爱看书，就把这些书都拉走吧。”见父亲满含热泪，又补充说：“拉走吧，我也快用不上了。”

遵义会议后，“少共国际师”编散，父亲任一军团组织部长，经常找不到宿营地，主席只要碰见他，就会叫父亲和他一块儿睡。

红军过草地前，父亲被任命为红2师政委。父亲带领红2师在草地行进，人困马乏，实在走不动了准备坐下休息，这时主席赶过来，见到父亲就说：“萧华累不累呀！……”“不累啊，我们要抓紧时间赶路呀！……”父亲二话没说，带着2师先头部队继续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每年“五一”“十一”天安门城楼上都要举办晚会，我多次跟着父亲登上天安门，经常见到父亲和主席坐在一个沙发上，无拘无束，谈笑风生，亲如一家。

“萧华也是小华，年纪很轻嘛”

父亲16岁时由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点名调到总政任青年部部长。到总部工作后结识了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周总理长父亲18岁。周总理第一次见到我父亲，就亲切地抓住他的手，使劲摇了搖，风趣而亲切地说：“萧华也是小华，年纪很轻嘛。”

在以后的日子里，周伯伯对父亲的工作十分支持，青年开会，有请必到。1933年召开青年工作会议，中央的首长全来了。正当周恩来讲话时，突然有6架敌机出现在会场上空，敌机飞得很低，寻找轰炸目标。周恩来正要指挥大家撤出会场，敌机便开始轰炸，周恩来抬头看见几颗炸弹当空坠下，大喊一声：“卧倒！”伸手将父亲按倒在自己身下。

1933年9月，组建“少共国际师”之后的一天，父亲正在前线，突然接到电话，周恩来政委命他迅速赶回总部。见面后，周恩来告诉他：“军委决定你去‘少共国际师担任政委，年轻的干部带年轻的兵，部队才更有朝气嘛！”后来父亲得知，是周政委提名他当“少共国际师”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每逢周末，周总理只要有空闲，总是邀父亲、母亲和当时最年轻的副总理习仲勋四人一块吃饺子，参加文娱活动。母亲要动手术，总理会亲自安排。1976年，总理去世后，父母非常难过，父亲用自己的专车一批又一批地把想去悼念总理的干部、老朋友和普通群众带到灵堂，去看总理最后一眼。★

（责编/黄梦怡 责校/王文彩 来源/《睡在毛主席床边的“小老表”》，萧云/文，《文史博览·文史》2017年第7期;《长征精神永传承——访开国上将萧华之子萧云》，萧森/文，《赣南日报》2016年10月15日）

“做什么事情都要认真、本分、真诚！”

长征精神永传承

“父亲常对子女讲的两句话是‘夹着尾巴做人‘艰苦朴素生活，

因此，我从小就是穿着打补丁的衣服。

现在，我们的下一辈也还保持朴实的作风。”

萧华总是充满朝气，就像一团火，做事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又细致入微，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把乐观、信心和温暖带给身边人。萧华常常教育子女们，要永远传承长征精神。

在孩子们眼中，萧华永远是年轻、乐观、有激情的人，他对孩子要求很严，但从不板起面孔，也从不打骂孩子，更注重身教，与孩子们交朋友。当他在家时，家里总是充满歌声和笑声。萧华多才多艺，会吹号、弹月琴、弹钢琴、下围棋，书法也不错……可惜他的空闲时间太少了。

萧云说：“我是家里孩子中唯一的男孩，父亲对我要求更严格一些，自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不再抱我，和他一起散步就像急行军一样。从幼儿园开始，我就过着准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只有星期日和寒暑假才能回到家里。”上小学三年级时，为了传承红军长征精神、更好磨炼自己，萧云多次从海淀区十一小学到东城区景山东街步行20多公里回家。遇到这种情况，萧华都是赞许的，他不允许自己的子女身上有骄气和娇气。

“父亲常对子女讲的两句话是‘夹着尾巴做人‘艰苦朴素生活，因此，我从小就是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常来家里的萧劲光伯伯给我起了个外号‘贫雇农。现在，我们的下一辈也还保持朴实的作风。”萧云说，由于受家庭教育影响，他学习上争上游，还积极参加各种义务劳动，如与环卫工人一起掏大粪，到餐馆当服务员，每年一两次参加农村收割麦子（稻子）或开荒种果树。“我最怕的是给父辈丢脸和抹黑。”

“当我考上清华大学时，父亲郑重其事地召开一次家庭会议。他说我们家祖祖辈辈没有人上过大学，要我珍惜这个机会，并约法三章：一是学习上要高标准要求自己;二是生活上要低标准，要向工农子女看齐;三是大学期间不准谈恋爱。”萧云说，父亲特别热爱读书，只要有时间，就废寝忘食地啃书本。

萧华为人厚道，重情义，重感情。每当家里有客人来访时，特别是那些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他总是和蔼可亲地端茶倒水，留客人吃饭，使来访者很快消除紧张感，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和盘托出。萧华总是边听边记，能解决的当场拍板，不易解决的交由有关部门研究解决。萧霜说：“父亲跟群众的关系特别好，心里总是想着老百姓。他总是告诉我们，一定要一视同仁，不能高高在上。”

“做什么事情都要认真、本分、真诚！”这是萧华挂在嘴边时常告诫子女们的话。每当萧华“老生常談”时，王新兰就默默地在一旁用欣赏的目光注视着他。王新兰在生了5个孩子后，还坚持去俄语专科学校学习。萧霜说：“父母诚以待人、不畏艰难、热爱生活、热爱学习的精神与气质令人敬佩，一直影响着我们。”

“父亲踏实肯干的作风和热情待人的风范，一直影响着、激励着我们后辈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萧云说。★

（责编/黄梦怡 责校/王文彩 来源/《长征精神永传承——访开国上将萧华之子萧云》，萧森/文，《赣南日报》2016年10月15日;《萧华：做什么事情都要认真、本分、真诚》，程佳/文，《中国文化报》2020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