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洪军+于苏军

建昌位于辽西边陲，界邻河北省青龙。新中国成立前，建昌称凌南，属热河省东部区，因此，发生在1933年初的“建昌抗战”又称“凌南抗战”。此战是张学良将军亲自部署并指挥的，也是东北军与日军在东北战场唯一一次正面交锋。

日军进犯热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于数月内占领了东北三省。辽西锦西、兴城、绥中三县相继沦陷不久，与之相邻的建昌县即遭日寇屡屡讨伐，只因境内“义勇蜂起，悍民奋死力拒”而未得手。经过一年准备，日本认为时机成熟，遂于1933年2月17日纠集日伪军十万余，分北（由通辽攻开鲁）、中（由锦州攻朝阳）、南（由绥中攻建昌）三路，向热河大举进攻。

此时，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南京国民政府一改“不抵抗”的消极态度，响应全国人民“武装保卫热河”呼声，做出“积极抗战”姿态，指派行政院长宋子文，会同北平军分会司令张学良，到热河前线视察并部署防务。

由于日军在北线云集大量兵力，且大造战争声势，宋子文、汤玉麟（热河省主席）等认为北路是日军主攻方向。因为开鲁一带地处辽河平原，利于施展坦克战车等重型武器，而南路、中路处于热东山区，不利大兵团作战，日军急于攻取热河，必得出动大批机械化部队进攻北路，所以他们将防御重点布列开鲁至朝阳一线。

但张学良却认为南路建昌必是日军主攻目标，因为建昌地处热、辽、冀三省结合部，攻取建昌即可直入热河腹地，为下一步进攻华北争得时间。所以张学良适时调整防务计划，从自己任总指挥的第一集团军调拨八旅（旅长丁喜春）、十六旅（旅长繆征鎏）、十九旅（旅长孙德荃）即刻开赴建昌充实防务。张学良的分析切中日军阴谋，日军在北路大造声势果是疑兵之计，主攻方向其实就是南路建昌。为了一举攻取建昌，日军调集第八师团、第十四混成旅团，以及伪满洲国军丁强所部，合计兵力4.5万人，携坦克、装甲车、汽车百余辆，各型重炮200门，运送弹药、给养的马车500余辆，出动飞机12架。在少将旅团长服部指挥下，于1933年2月26日，从绥中出发气势汹汹杀奔建昌。

当时，建昌与绥中仅一道相通，名谓“凌绥大道”，是一条仅能通行马车的简易公路。位于建昌县杨树湾子乡的纱帽山，扼于“凌绥大道”之凌绥县边。率先进入建昌的东北军十九旅，在纱帽山一带抢筑阵地枕戈待敌。

血战纱帽山

2月26日傍晚，日伪军陆续集结于兴城县三道沟乡梨树沟门。梨树沟门是清代“柳条边”上的一道边门，时为建昌、兴城两县边界，亦是辽宁、热河两省边界，距离东北军设防的纱帽山阵地尚有十里之遥。

2月27日拂晓，六股河谷生起浓雾。日军攻热南路总指挥服部旅团长心中大喜，命先头部队顷刻出发，企图跨越六股河直入建昌。熟料东北军早有防备，将纱帽山上下十几里河段上所有桥梁悉数炸毁，并将沿途冰面炸开。日军不得不沿岸溯流而上，逼近纱帽山。因有浓雾掩护，日军先头部队登上纱帽山斜对面大石门山梁时，才被经此巡逻的东北军骑兵发现，旋即鸣枪报警，战斗正式打响。

日军先头部队狂妄至极，架起重炮也不伪装，便向纱帽山上东北军阵地开炮攻击。守卫纱帽山的东北军仅一营官兵，因营长姓赵，人们即以“赵营”称呼。赵营长指挥机炮连瞄准日军炮阵地，只发3弹即炸毁敌炮4门。日军不敢再攻击，就地隐蔽待援。

上午10时，日军大队人马赶至纱帽山下，稍事部署即向纱帽山东北军阵地大展攻伐。先以6架飞机在东北军阵地上空侦查轰炸，继而以20门重炮齐发火力。纱帽山顷刻碎石乱飞气浪翻腾。紧接着，日军大队人马在坦克、战车掩护下，沿纱帽山下毛道河（六股河支流）岸边的“凌绥大道”朝岭上继续推进，企图把这股东北军甩在身后，向建昌县城直接进击。日军阴谋被东北军当即识破，赵营长亲自架炮阻击。因其居高临下，且又“枪法”精良，不消数弹即将日军3辆坦克掀翻，日军前锋受阻只得折回。日酋服部旅团长大怒，改变小股部队正面吸引掩护，大队人马侧面越岭西进策略，决计拿下纱帽山再挥师西进。

下午2时许，日军增派飞机4架，增调重炮10门，朝纱帽山上狂轰乱炸。东北军的掩体工事尽被毁坏，只得钻进一个唤作“天门洞”的天然洞穴里暂避锋芒。炮火稍停，数百日军步兵旋即发起集团冲锋。东北军连长赵连会率百余士兵死守阵地，连续打退日军3次冲锋。日军复以炮火轰炸，东北军即发炮还击。混战中炸毁日军重炮1门，炮手死伤多名，迫使日军将炮阵地退后5里，移至卡路营子村头设防。

下午3时，日军改变战法，派两个中队约二百余步兵，由一大队长率领，从卡路营子西沟过梁，企图从背后偷袭纱帽山上的东北军。不料刚爬上山梁，即遭在此设防的一排东北军猛烈阻击。日军猝不及防，扔下二十几具尸体退下山梁。东北军赵营长派一连援兵及时赶到，双方激战一小时，日军弃尸五十余具再番败退。

下午4时，日酋又生诡计，派两支小股部队各约五十余人，由二中队长分别率领，潜至前营子后坡和小冰沟岭，企图从东、北两侧偷袭纱帽山东岬子东北军阵地。东北军杨连长率部在此待敌多时，即刻与日军展开激战，连退日军两次冲锋。日军见偷袭不成，急派大队人马增援，致该部东北军腹背受敌。日军中队长玉川战得兴起，扔掉钢盔，脱去上衣，赤膊上阵。东北军杨连长身负重伤，拉响手榴弹与日军玉川中队长同归于尽。东北军赵营长派兵来救，然为时已晚，只将杨连长所部残兵接回西岬子阵地，东岬子被日军占领。时已天黑夜暗，两军暂熄战火。

2月28日凌晨，东北军八旅“陈营”（营长姓陈）奉命来到纱帽山接防。八旅原驻平西（北平西部），士兵多为青年学生，抗日热情高昂。接到张学良守卫建昌命令，急行军7日赶来这里。“陈营”连日奔波人困马乏，且只有一个先头连随陈营长接防阵地，其他诸连尚在运动之中没能到位。斯时，日军拉开决战架势，集中一个联队和一团伪满洲国军两千余兵力，分东、南、北三面会攻纱帽山。见日军攻势凶猛，前来接防的东北军八旅“陈营”又没能全部到位，十九旅赵营长建议八旅陈营长：“贵部长途奔走人困马乏，暂去歇息进食，我们再顶一阵，将贵部重炮求借一用，我部炮小射程短，够不着敌军炮阵地”。但陈营长却答：“你们十九旅能打，我们八旅也能打，我们的炮我们自己会使。”赵营长只得传令撤防。

日军正待发起进攻，忽听东北军十九旅的撤退号声，趁机猛攻抢占山头。后续的八旅“陈营”士兵正在吃饭，扔下饭碗跑步进入阵地，但只跑到半山腰，阵地即让日军抢先占领。两军相距不过几十米，日军踞高临下转攻为守，向东北军猛烈射击。光秃秃的山坡上无处可依，八旅陈营官兵只得败退下山。好在天门洞已被“陈营”先头部队占据，轻重机枪一齐扫射，日军攻势方得减缓。日军集中炮火猛轰天门洞，洞口石砬棚子被炸塌，附近工事亦被摧毁，困守天门洞的“陈营”官兵悉数阵亡。随后日军集中兵力转攻纱帽山西岬子东北军阵地，八旅李连长号令全连官兵“誓与阵地共存亡”，百余官兵跳出掩体在山梁上列成一排向日军猛烈反击，终将日军压下山坡。关键时刻，占领东岬子的日军绕到西岬子背后，占领纱帽山的日军也从侧面攻击西岬子，所有日军炮火全向西岬子集中。八旅“李连”坚守不退，炮弹落在身边也不躲避，倒下一排再上一排，激战两小时余，日军始终未得靠近山梁一步。当地人刘雨山（时年13岁）跟逃难人群走散，回家途中趴在草棵子里看见这惊心动魄的一幕，直到晚年还时常向人提起：“炮弹那个密，跟家雀儿飞似的，一群一群的往山上落，中国兵真有种，倒下一片又起来一片，守在山头上就是不退，小鬼子跟死猪烂狗似的东倒西歪，血把石头砬子都染红了。”一番血战，日军战车最终冲过纱帽山岭，西岬子上的东北军八旅“李连”前后受敌，只得挥泪撤退。上午8时，纱帽山防线失守。

“纱帽山血战”历时一昼夜，击毙日军230余名，东北军阵亡123人。山上草木尽成焦土，只剩光秃石壁，至今不得恢复。

坤都营子争夺战

纱帽山失守后，日军锋芒直逼建昌县城。由于东北军八旅设防不力，从纱帽山到建昌县城70里途中，日军没有遇到有效抵抗。3月1日上午，日军顺利侵入建昌县城，旋即西进，企图经由喇嘛洞（建昌县喇嘛洞镇）向北进入凌源，会合中路日军再转而向西直扑热河省会承德。

3月2日，东北军十六旅旅长繆征鎏按张学良命令，拨出一个团又一个炮兵营赶至喇嘛洞一带设防，接应失利的八旅撤退，拖延日军攻热步伐，给友邻部队布防赢得时间。

3月4日，日军沿大凌河谷溯流而上。东北军原以为日军会沿着“凌青大道”（建昌至青龙）向西推进，故在大道两侧设防，忽略了大凌河谷的防御，只在三家子布置一个骑兵连。日军炮火甚烈，稍经交火骑兵连即告败退，肖台子、三家子等制高点皆被日军占领。

消息传到喇嘛洞，东北军匆忙调整防御方案。十六旅一团胡营长主动请战，将所部4连兵马从“凌青大道”边上的古迹营子移至战场重心，大凌河西岸的下五家子，喇嘛洞北山根，两处各置一个步兵连，一个炮兵连。余下两连胡营长亲自率领，赶往肖台子布阵设防。熟料行至肖台子后梁山腰，突然遭到已经抢占该高地的300余日军的阻击。胡营长率50人敢死队向前冲锋，余部就地掩护呼应，意想一举攻取这块高地。怎奈日军火力甚猛，敢死队仅仅冲上百余米便所剩无几，胡营长亦身负重伤。别处日军闻风而动，纷纷赶来支援，山腰上的150名东北军投入战斗两面应敌。该部东北军携有一门迫击炮，但只有3发炮弹。见敌兵来势凶猛，即架炮开火。两炮落在日军阵地，炸死日军十余人，一炮击中山下赶来增援的日军汽车。胡营长忍着伤痛，从身边战死的士兵手里拖起机枪，向蜂拥前来的日军咬牙扫射，直至血尽而死。见营长阵亡，且敌势甚强，山腰上百余名东北军奋力破围而走。日军冲上东北军阵地，将受伤的东北军概以刺刀挑死，然后向坤都营子方向集结。

与此同时，距肖台子五里之遥的元宝山亦发生激战。东北军十六旅一团苏营（营长苏金聚）率部与数倍于己的日军苦战9小时，见日军3架飞机来炸，料知硬撑无益，拼死突围退守坤都营子。

坤都营子是蒙古族群众聚居村落，因3月4日这天是农历二月初二，当地民俗家家烀猪头，以应年俗龙抬头，正要吃晚饭，东北军一队一队开进村子，告诉百姓这里就要打仗，快出去躲一躲。建昌县退休干部霍宝章老人当时6岁，知道消息时，日军已发起进攻，一家人慌忙钻进菜窖。坤都营子及村边的双龙山，为东北军最后阵地，十六旅旅长繆征鎏传达总指挥张学良的命令，必须坚守48小时，战至一兵一卒也不可提前撤退。

东北军十六旅一团“胡营”（营长姓胡，已牺牲在肖台子）九连进驻坤都营子不久，日军便尾随而至。东北军仓促应战，以民房院墙做掩体工事，与日军展开一房一屋一堵墙的激烈争夺。日军施以猛烈炮火轰击村北民宅，一举攻占坤都营子北半部，占领当地豪绅霍玉廷家护院炮台。东北军退守坤都营子南半部，隔着霍洪瑞家院墙和霍家家庙与日军对峙抵抗。这时东北军两支炮队匆忙赶来助战，一支在坤都营子村西树林里，一支在喇嘛洞街，分别架炮轰击坤都营子日军。日军在霍玉廷家炮台上刚刚支起炮架，就被东北军一炮炸毁炮台。日军又在村民刘长清家屋顶，以及村中菩南寺大殿台阶上支起炮架，没待调好角度即被东北军炮火击中摧毁，致日军炮队失去战斗力。

入夜，一名日军小队长领着几个日本兵前来东北军阵地“偷营”。此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走到霍家家庙门前大榆树下东北军一个哨位时，恰与前来查哨的东北军王连长走个对面。日军小队长以为王连长是他带来的士兵，低声命令他快往前走。王连长见对面是个日本鬼子，一声不吭拔刀便砍，日军小队长跃身大榆树后，亦舞刀相拼。大榆树下两个东北军哨兵闻声参战，与相继赶来的日本兵展开肉搏，一时间刀枪相撞火星迸射。日军小队长和东北军王连长绕树搏斗，一刀一刀树干上遍落伤痕。日军小队长用刀过猛，刀砍在树上拔不下来。东北军王连长趁机挥刀，把日军小队长的脑袋砍下半拉，顺手把日军小队长的战刀夺在手中。两个日军扑了过来，分别刺中王连长，两个东北军哨兵亦已伤重阵亡。翌日，天蒙蒙亮，霍宝章和爷爷出来看情况，把身负重伤的王连长弄回自家菜窖里包扎伤口。王连长后将他缴获来的那把日军战刀留给霍老爷子作纪念，霍宝章珍存至今。

这时，大队日军赶到，配合占领坤都营子北半部的日军，从东、西、北三面向固守坤都营子南半部的东北军发起围攻。激战两小时，东北军增援部队方才赶来。此时，那一连东北军130多人，仅剩6人，余皆战死。这6名东北军士兵固守在村民霍洪祥家的3间房里，忍着伤痛坚持还击。日军纵火烧房，6名东北军誓死不屈全被烧死。赶来救援的东北军见坤都营子业已失守，只得退踞村边双龙山。日军稍事部署，即会攻双龙山。战至下午3时，东北军因弹药接济不上，且伤亡惨重，被迫撤出阵地。

下午4时，东北军调集各式火炮四十余门，对占据双龙山的日军施以猛烈轰击。一小时后，山上日军死伤大半，余者一部退却下山，一部钻进山腰一个天然洞穴躲避炮火。东北军一鼓作气冲上山顶，将洞穴里的顽抗日军悉数炸死，双龙山重被东北军夺回。

3月6日拂晓，日军调集两个大队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向双龙山上疯狂反扑。东北军击毙一日军中队长加藤万四郎，日军不但不退反而攻势更猛。双方激战6小时，东北军力竭而退，双龙山复被日军占领。东北军复以密集炮火轰击，日军大部败退，但仍有近百名日军藏身在石崖缝、石砬棚、石岩洞里坚守不退。东北军一排工兵上山搜寻，遭遇日军突然阻击，仅4人生还。

东北军十六旅一团团长气恨不休，亲自挑选身强力壮者28人，组成敢死队，每人配大刀一把，短枪一支，由团部副官（姓齐）率领，发誓不拿下双龙山誓不生还。时值半夜，敢死队喝下团长亲手敬的壮行酒，从东、西两面摸上双龙山。待日军发觉，敢死队已经到了对面，两军随即展开肉搏。敢死队个个人高马大膂力过人，抡起大刀片朝着日军脑袋砍瓜切菜般落下。敢死队队长齐副官一气砍死7个日军，就要去砍第八个时，被一日军头目开枪击中。齐副官身边一个敢死队员，投军前是东北大学一个副教授，因身怀武艺主动报名参加敢死队。见齐副官中弹倒地，“副教授”跃身过来手起刀落，日军头目的脑袋连着一只胳膊被砍掉在地，剩下半截身子在那立着久久不倒。一场恶战，近百名日军全被消灭，敢死队仅齐副官等两人牺牲，双龙山阵地又被东北军夺回。“副教授”还活捉一个日军，敢死队员们多主张弄死他，“副教授”不同意，押回团部交给团长处理。非常时期随军携带俘虏不方便，团长下令将其释放。士兵们上来将日军俘虏一顿痛打，日军俘虏鼻青脸肿地回了营地。

拂晓时分，东北军向坤都营子发起全线反击，日酋尚鲇江联队长见所部伤亡逾半，有战斗力者不足150人，特别听了那个被释放回来的俘虏报告，说中国军来了很多增援部队，再与交战恐有全军覆没之虞，遂弃阵北逃30里，撤至建昌县城附近章京营子，后听到服部旅团长“不准再撤”的命令，方才拢住残兵扎营歇息。

东北军十六旅如期完成坚守任务，3月7日晨6时奉命撤离坤都营子，经龟石岭向长城方向集结。

当日上午10时，3架日机飞临坤都营子上空，发现东北军确已撤走，日军这才重返坤都营子，将阵亡的日军尸体收敛一处，用刀斧卸成碎块，一具尸体盛进一个麻袋，装上汽车运走。五十多个日军整整砍了一天死尸，足足装了十几辆汽车。

日军撤走后，当地百姓将两百多具东北军烈士的尸骨统一安葬在坤都营子河西。1940年夏，大凌河源爆发山洪，河水改道，安葬东北军烈士的墓地成了河身，两百多名英勇战死的东北军从此尸骨无存。

建昌抗战是一次没能载入中国抗战史籍的惨烈战斗，只在日本陆军省出版的《热河讨伐经过扼要》一书中有详细记载，另外就是当地百姓的历史口述。那些为国死战的东北军官兵，没有留下姓名，也没有墓碑，但他们的爱国情操永存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