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文娟

[摘要]延安作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源地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祥地，在中国抗战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本文试图从西北“三位一体”大联合的形成条件入手来进一步阐述其在建立陕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以为新中国建设奠定深厚的理论支撑和坚实的实践基础。

[关键词]东北军；西北军；大联合；形成条件；历史地位

一、关于西北“三位一体”大联合形成的条件解析

（一）关于东北军联共抗日的形成条件

东北军是以张学良为主要统帅的东北地方军的总称，它的前身是奉系大军阀张作霖所统辖的奉军。1928年底，张学良举行东北易帜后，编为东北边防军。1935年5月到6月期间，张学良身兼“西北剿总”的重任，将军队开往西北进行“剿共”，但结果却出人意料。

1935年9月中旬，东北军连续发动了崂山战役、榆林战役和直罗镇战役，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损失尤为惨重。此时，蒋介石和何应钦不但不给相应的物质补充，而且还撤销了被歼三个师的番号。血的事实和教训，使得张学良认识到“剿共”的道路行不通，必须另辟蹊径，从而为联共抗日的形成奠定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中共针对上述情况，及时抓住这个机会，在充分考虑张学良将军具有伟大的爱国情操并渴望和平统一的思想下，决定积极采取上下层相结合，内外相结合等策略，争取与东北军一同联共抗日。具体措施为：1.有效的开展了相应的政治宣传工作。1936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以公开信的形式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不仅肯定了东北军在以往抗战中所取得的辉煌业绩，而且还呼吁东北军与红军结合起来，一同抗日；2.通过教育，感化并释放战争中的俘虏。东北军在进攻陕北时，曾被俘4000人，损失惨重。中共针对这一现状，不但没有对其俘虏进行虐待，而且还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教育，发给他们《八一宣言》等文件，对他们进行抗日救亡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待他们学有所成之时，便分批释放，以使其回到东北军后成为党和红军的宣传队，感化更多的有志之士；3.与东北军建立了部队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1935年冬到1936年上半年，东北军的六十七军、五十七军都与红军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红军经常邀请东北军参加他们的战地联欢会，使得中下层官兵的关系日益密切；4.中共领导人采取直接与张学良等上层领导人会谈的方式，以达成协议。中共领导人不计前嫌的胸怀和真挚的诚意，感动了张学良及其下属官兵。1936年4月9日，应张学良的要求，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肤施）桥儿沟教堂举行了秘密会谈，双方坦诚的交换了意见。张学良不仅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而且还提出了争取蒋介石抗日的宝贵意见。中共领导人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把“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这一重大的改变，不仅团结了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的广大官兵，而且也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及其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同情与拥护。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9月，又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使得双方正式解除敌对状态，共同结成反日同盟。

（二）关于西北军联共抗日的形成条件

西北军是以杨虎城为主要统帅的西北地方军的总称。1919年由“参战军”改编为“西北边防军”。杨虎城及其率领的西北军素有进步之名，与中国共产党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因杨虎城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对中国共产党也有一定的了解，加之他个人又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故此，为西北军联共抗日的形成奠定了主观的前提条件。

早在1923年，杨虎城就认识了中共党员魏野畴，并深受其影响，对中国共产党的理念表示一致认同。为此，在大革命期间，他曾坚守西安孤城八个多月。当他得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毅然进行抵抗，坚决不执行冯玉祥所下达的“清党”命令，从而保护了大批的中共党员。后又因东北军尚未到达陕北，被迫执行蒋介石的反动政策，进行战争。但杨虎城表面与红军进行交战，实际上却已与中共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中共针对杨虎城在其自己的部下任用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诸如南汉宸、申伯纯等人，便以此作为桥梁与其进行沟通，逐步展开了对西北军的统战工作。1935年，中共中央北方局派申伯纯到南京与杨虎城会谈，并向杨虎城及时通报了《八一宣言》的主要内容及其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关政策，希望杨虎城能够与红军建立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杨虎城听后，随即表示同意中共的政治主张，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愿与台军订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的协议，并实行西北大联合。1936年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王世英到西安与杨虎城商谈联合抗日的问题，会谈中杨虎城完全接受中共的政治主张，双方商定：1.红军与西北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2.再派代表，密切联系；3.在西北军掩护下建立红军交通站、运输站；4.共同为抗日进行准备工作。[1]协议达成后，富县、西安等地相继建立了交通站和运输站，双方也再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战争冲突。由于党中央坚持不懈的努力，在1936年3月到4月之间，分别与东北军和西北军建立了统一战线的关系，并促进了东北军与西北军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使得两军官兵日益亲如一家。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提出我们的方针是“逼蒋抗日”。至此，西北“三位一体”大联合的格局得到初步的确立，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二、关于西北“三位一体”大联合形成的历史地位

首先，西北“三位一体”大联合的形成，不仅破坏了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而且还对其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政策给予了有利的回击。国民党部队以及张、杨的部队，原本都是以“剿共”的任务出现，而当西北统一战线建立之后，他们却以共同抗日为目标，并积极为抗战做准备。在中共中央的积极帮助下，东北军与西北军还联合创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以着力培养军事干部。同时还派人到山西的阎锡山、新疆的盛世才等部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其次，西北“三位一体”大联合的形成，不仅缓解了敌我双方在国内长期发生战争的深层矛盾，而且使得红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迅速的恢复与发展。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军队签订停战协议后，取得了休养生息的好机会。陕甘宁边区抗日革命根据地不仅有了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期，而且在东北军与西北军的联合帮助下，交通与贸易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据统计，1935年底，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兵力还不足三万，到1937年初，就增加到了七万多人，从而为全国抗战积累了大量的物力和人力资源。

再次，西北“三位一体”大联合的形成，不仅体现了党在西北地区实施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而且还促进了西北地区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蓬勃兴起。1936年下半年，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普遍兴起。6月初，由李木庵、徐彬如等人组织了“西北各界救国会”。9月初，又以东北军军人为基础建立了“东北民众救亡总会”，这两个抗日救亡团体广泛联合社会各界的仁人志士，以开展救国宣传组织。12月9日，由“西救”和“东救”发动的以学生为主的纪念“一二·九”运动周年大会，把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高潮。

最后，西北“三位一体”大联合的形成，不仅导致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发生，而且还成为了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扩大的政治基础。“三位一体”的局面形成后，停止内战，“逼蒋抗日”则成了他们共同遵循的指导方针，而西安事变则是进行“逼蒋抗日”的关键行动。西北统一战线的形成，不仅促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而且还成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初步实现和平，为国共第二次合作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综上所述，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西北地区“三位一体”大联合的形成，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西北地区胜利的伟大标志，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现今，我们重温党在延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的生动实践，总结其丰富的历史经验，不仅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有深刻的现实启迪。

[参考文献]

[1]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1，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