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博+王戡+萨苏

1936年12月25日下午5时，失去自由达13天的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乘坐专机离开西安。一天后，专机经洛阳中转后安全抵达南京。这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一个好头。然而，重获自由的蒋介石，会如何处理曾经扣押并软禁他的东北军以及这支军队的高级将领呢？

对“次要罪魁”的处置

蒋介石重获自由后，对东北军可谓是深恶痛绝，他不仅将这支军队形容为“叛军”，还将指挥“叛军”的高级将领全部以“×逆”来称呼。尤其对支持张学良发动事变的王以哲、于学忠、何柱国三人，憎恶到了极点。

但在处理张学良以及王、于、何等人的事情上，蒋介石不便恣意妄为，他在1937年1月的日记上拟订了“本月大事预定表”六条，其中有三条与东北军有关，即“调东北军离开西北，以为安定西北之张本”“分化赤匪与张、杨各部，使其不能一致”“处置张学良”。也就是说，蒋介石首先要做的事情是瓦解已经形成的东北军、陕军和红军的“三位一体”，对于这种联合以调东北军离开陕西，以及采取其他分化手段予以解决。

至于张学良，因张学良在12月31日的军法审判中“不承认政府与做百姓亦要革命之语”，而认为张学良“尚无悔过之心”。对此，蒋介石“可痛之至”，并认为张学良“怕死胆小，狡狯糊涂，不可以道理喻也”。因此，蒋介石在1月2日命令军事法庭对张学良做出严厉判决，为不违背当初在西安做出“不处理叛军将领”的承诺，他虽然会在判决生效后再“请求政府特赦张学良”，但实际上已经做出要长期软禁张氏的决定。张学良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虽然蒋介石在之后的1月10日、1月13日、2月3日三天里对如何处理张学良有所动摇，但最终还是决定维持原定，不再做出变更。最终，张学良被处以“实犯陆海空军刑法第67条第2款前段，刑法第271条第1项、第2项，第302条第1项之罪……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剥夺公权五年”，但事实上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张学良才重获自由。

处理完张学良后，接下来就是要处理“次要罪魁”王以哲、于学忠和何柱国。在这三个人中，王以哲是支持张学良发动事变最有力者，何柱国次之，于学忠则是在兰州率部响应事变并将兰州的中央军全部缴械的主事者。因此在东北军诸将中，蒋介石最痛恨这三人，并在日记中将他们称之为“王逆”“于逆”和“何逆”。尽管宋子文、陈诚、朱培德等人有所劝说，但蒋介石仍然固执地要将王、于撤职查办，何调任虚职。

就在这个时候，西安突然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恶性事件。有可能接过东北军全军指挥权的王以哲在家中被迫切希望尽快营救张学良、反对撤兵的孙铭九派人枪杀了。

1937年2月2日，在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少壮派主要领导人的指使下，连长于文俊率领士兵闯入王以哲家中，将尚未来得及起床的王以哲枪杀。与此同时，少壮派还将应该承担撤兵责任的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交通处处长蒋斌、副处长宋学礼三人枪杀。此即“二二事变”。

“二二事变”的发生，加速了“三位一体”的瓦解，同时也使东北军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裂。除了在事变发生时就先行宣布拥护中央脱离东北军的骑兵第10师师长檀自新、炮兵第6旅旅长黄永安外，位于前线与中央军对峙的第105师师长刘多荃擅自撤兵，并逮捕枪决了将红军与东北军联系起来的所属第1旅旅长高福源，随后与第107师师长刘翰东等人联合起来要求严惩孙铭九等人。孙铭九等人自然也不甘示弱，继又派人暗杀刘多荃，将刘氏击伤，迫使刘多荃远避上海，这使局面变得更加混乱。

对此，蒋介石颇有幸灾乐祸之意。他在日记中写道：“王为陕变主动最烈、容共最力之一人，今其受祸亦最先也。”“东北军内讧，王以哲被杀，天网恢恢，天报恶者之速其如是也。”

将东北军分割为四支

王以哲的死，使蒋介石吐出了胸中的一口恶气，但也改变了蒋介石对于学忠、何柱国以及东北军的态度。蒋介石首先确定了“对西北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之方略”，并决定对杨虎城及其所领导的陕军“宜宽宥，不加谴责”，随后召集朱培德、徐永昌、熊式辉、林蔚等人商讨如何“处置”于学忠、何柱国及东北军。

蒋介石初拟启用在东北军中有一定威望但已经退居二线的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王树常，由王出面收拢东北军，并任命于学忠为王的副手、何柱国为参谋长。但蒋介石很快就改变了这个设想，蒋介石认为东北军原本是张学良的“私产”，因此“有张则国家无东北军可用”，为使东北军“成为国家之军队而能为国家效用”，不能使其继续团结为一体，否则，东北军仍然会成为“王家”或“于家”的私产。因此，蒋介石决定将东北军全部调离陕西之后，将這些部队驻防在冀、豫、皖、苏四省，分别由万福麟、王树常、于学忠、何柱国统帅，用地域来分割东北军，并在之后逐步同化东北军为己所用。

在此情况下，除了常驻河北保定的万福麟及所属第53军未有变动外，王树常、于学忠、何柱国三人的职务从1937年2月开始到6月为止，不断变动。最终，王树常被任命为豫皖绥靖公署副主任，奉命配合主任刘峙对豫皖地区东北军进行改编；于学忠被任命为江苏绥靖公署主任，负责指挥驻防江苏地区的东北军；何柱国维持骑兵军军长原职不动，但所部在暂留陕西时被分割开来，其兵权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

在“处置”完于学忠和何柱国后，蒋介石对东北军高层的其余将领也做了一些变动。如提拔拥护中央的檀自新为骑兵第4军军长、刘多荃为第49军军长，任命王以哲的副手吴克仁继掌第67军的兵权。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些将领先后率领所部开赴前线与日军作战，并得到不同程度的提拔。如于学忠历任第5集团军总司令、鲁苏战区总司令、军事参议院副院长，抗战胜利后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何柱国历任骑兵第2军军长、第15集团军总司令、第10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任东北行辕参谋长。刘多荃历任第10集团军副总司令、第25集团军副总司令、第12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任热河省政府主席。刘翰东历任第3战区炮兵指挥官、军训部炮兵监，抗战胜利后任辽北省政府主席。吴克仁则在第67军军长任上于淞沪会战中抗日阵亡。

对在临潼抓蒋介石有功的白凤翔（原骑兵第6师师长，因功升任骑兵军副军长）、刘凤五（原骑兵第6师副师长，因功升任师长），蒋介石未做惩罚，允许两人留任原职。对分裂东北军起到很大作用的少壮派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三人因事先离开军队而免遭厄运，其余少壮派人员则全部被蒋留用，他们有的在抗战中得到提拔升职，有的则在战场上壮烈成仁。

陈诚操控东北军改编

在西安事变发生时，东北军有5个军、22个师，计25万余人。对东北军这支数量如此庞大的部队进行改编，是在1937年3月27日被蒋介石正式提上议事日程的。此时东北军的主力第51军、第67军和第105师（3旅13团制，实力等同于一个军）已经被调离陕西，分别驻防在安徽蚌埠、阜阳和河南南阳，第53军仍驻河北保定不动，第57军和骑兵军暂留陕西高陵和咸阳，两个炮兵旅集中到洛阳。中央军则已经在新任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的率领下于2月9日入驻西安，接管一切军政事宜。至于陕军主力，则纷纷移驻三原。

蒋介石初拟由豫皖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统一负责改编东北军事宜，王树常副之。但由于王树常不愿意破坏东北军的完整性，对改编一事持消极态度，而于学忠、何柱国又不被蒋介石所信任，因此，蒋介石决定改变原本调东北军全部集中于安徽改编的设想，将东北军分别放置在河北、河南、陕西和江苏四地分散改编。即第53军在河北、第57军和军级规模的第105师在河南、骑兵军在陕西、第51军在江苏。

部队既然分散开了，那么怎么改编东北军为蒋介石所用呢？3月30日，蒋介石指定陈诚制订东北军整编计划（不含骑兵军）。对此，陈诚颇为积极，因第53军军长万福麟、第57军军长缪澄流、第105师师长刘多荃、第107师师长刘翰东等人已经先后与他取得联系，并有投靠和获得陈氏庇护之意，所以当陈诚奉蒋命制订东北军整编计划时，即已经确定将东北军的步兵师整编为10个师，并入列军事委员会第4期调整师之列，以获得优良的装备和战斗力，将来能更好地为陈诚所用。

4月3日，陈诚将10个调整师的整编计划递交给蒋介石，并于4月10日获得蒋氏批准。随后，陈诚将东北军各部（不含骑兵军）“以军为单位，直隶军事委员会”，各军“暂以移防时所编配之各师而前此中央有案者为标准”，“原西北剿匪总部直属之特务、特工、通信、辎重等部队，除炮兵第11团、高射炮大队、工兵第2团直属中央外，其余通信大队、辎重部队等分别编入军”。在此基础上编配完毕后，陈诚即着手于东北军各师原有建制的裁撤和归并事宜。

4月27日，蒋介石批准成立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指定刘峙等19人为委员，东北军将领有王树常、于学忠、何柱国、缪澄流、刘多荃、吴克仁6人入列其中。同一天，何应钦以军政部长名义发布“分期整理东北军计划大纲”，其整编原则是：一、纠正过去东北军封建观念，使逐渐变成国家武力，能担负国防上之责任，以作收复失地之先锋为宗旨；二、为顾虑事实之必要，先以军为最高单位，赋予较大之机动，一切人事、经理、教育诸大端直隶中央，然后徐图整理改进，以合于国军之正规；三、使东北军诸闲职人员有所依据，上下官兵心理安定；四、灌输各级军官之国家民族思想及服从中央拥护领袖之精神。

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的成立，预示着对东北军的整编即将开始，但事实上这个委员会的成立仅对东北军的整编负有监督职能，实际的改编仍然操控在陈诚手中。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突发事件中止了东北军的改编。东北军第110师兵变了！

为东北军参加抗战奠定基础

第110师原为西安事变发生第三天时成立的抗日先锋队，因其番号在事变结束时过于敏感，而自行打出第110师的旗号（原第110师被红军歼灭，该番号一直空缺未用）。然而，这个师并不在军政部备案之列，也就是说这个师属于“黑户”，自然也在陈诚的改编计划之列。因此，军政部要求撤销这一“非法武装”。对此，第110师官兵群情激奋，并在向于学忠请求保留建制无果后开始“躁动”起来。

由于该师在先锋队时期即有“赤化”现象，这时又不服从中央命令，当即被判为该部“兵变”。整个师发生哗变，这对东北军的整体改编影响颇大，如果处理不好，则很可能引起其余东北军的哗变。因此，蒋介石不得不对整编“喊停”。更让蒋介石头痛的是，在全国军队整编计划中，自己已经定下了“东北军整理以前，川事不宜着手”的方针。也就是说，东北军问题如果不能顺利解决，那么对于四川乃至整个西南的军事计划将产生很大影响。所以，第110师的问题必须迅速解决。4月30日，蒋介石一方面严令第110师留在现有防区——江苏睢宁不动，一方面电令刘峙、胡宗南做好武力解决该部的准备。对此，第110师自然也不会任人宰割，他们被迫构筑工事准备武力抗拒。最后，于学忠出面前往该师驻地申明大义，并表示一定妥善安置裁撤官兵，这才成功说服该师官兵。5月15日，第110师番号奉命裁撤，所部官兵以连为单位分别编入第51军。第110师的“兵变”至此得到平息。

5月30日，东北军各部全部抵达改编指定驻地。6月1日，由劉峙主持的整编会议在开封召开，东北军主要将领皆参与会议。会议决定，东北军整编为5个军，每军2个师，每师2个旅，每旅2个团。整个会议持续了3个小时，当天下午，各部队长官即分别返回部队驻地，开始了久违的整编。

陈诚为此特地召集部队高级长官训话，他表示这次改编“是为你们而改编，而不是中央来改编你们，是为你们将来抗日做准备的。像现在这样的编制，打起仗来无法统一指挥，各军中炮、工、辎和武器弹药、通信设备等均须重新平衡配备，这些以各军为单位，自行调整调拨，不增不减，这对于教育训练与战斗指挥是有利的。有关人事变动，完全由你们自己以军为单位自行调配，中央绝不加以干预”。陈诚坦诚的态度，为东北军的整编赢得了稳定。

在实际整编时，以第105师为基础扩编出第49军，原师长刘多荃升任军长，该军辖第105师和第109师。第51军、第57军和第67军所属各部皆并编为两师制乙种军，分别由于学忠、缪澄流、吴克仁担任军长。第53军在陈诚的帮助下保留了3个师的编制，成为甲种军，万福麟仍任军长。至于骑兵军，则在军政部的直接监督下缩减规模，由5个师降辖为3个师，何柱国仍任军长。

经过这次整编，东北军从原本的5个军22个师缩编为6个军14个师，原有的51个步兵团、15个骑兵团，在整编后还剩余44个步兵团、9个骑兵团。东北军的规模虽然缩减了，但是通过这次整编，为东北军在之后参加抗战奠定了基础。

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欣慰地记下这么一段话：“东北军移防完毕，整理办法商妥……国家一大进步，半年来陕事已告段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