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芝

【摘 要】《白丝带》是德国导演迈克尔·哈内克最具代表性的影片，获得了第6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最佳影片。电影以黑白影像、回忆的口吻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北部某村庄的一系列光怪陆离的暴力事件与异化的人际状态，隐晦揭示了战前的德意志民族的心理状态，并通过这一历史寓言引发我们对随后在20世纪乃至今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思考。本文结合一战时德国的宗教、社会状况、导演采访等，应用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赖希的民族心理学研究等理论，试图剖析电影背后的历史寓言。

【关键词】《白丝带》;宗教;历史寓言;规训与惩罚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31-0135-02

一、路德教、纳粹和中产阶级的孩子

影片《白丝带》讲述了1913年德国北部村庄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1913-1914年是一战前，那时人们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变化已能揭示纳粹出现的某种必然性。二战以前，大约2/3的德国人是新教徒，1/3的人是天主教徒。德国北部作为路德新教的诞生地，那里几乎所有人都信仰路德教，而路德教的精神内核是“因信称义”。 它解释了路德教与纳粹在精神上的一致性，同时也构成了《白丝带》所有暴力事件发生的潜在动机。

“因信称义”源自《圣经》，是基督信仰中重要的一条教义，主要是指神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因信基督称义，不因信律法称义。德国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引申出信徒可以由于信仰而直接成为义人。以此，因信称义成为路德派的教义核心。这句话指出人只有自己成为一个正义的人，神才可以救赎你。曾因参与反抗纳粹组织而殉道的德国青年神学家潘霍华（ Dietrich Bonhoeffer）指出：“教会因误解‘因信称义的教义，使之贬值成为廉价的救恩。不用悔改的洗礼已严重腐蚀了神的教会”。影片中人们以“因信称义”作为行事准则，电影前半段讲述七月初发生的几起暴力事件，而后画面却转为齐聚丰收的庆典。正如旁白所述“七月的这两天过后就平静了，人们淡忘了这些事情。”

迈克尔·哈内克在《白丝带》访谈中谈道：“1914年意味着真正的文化断裂，一战和战后事态的发展大多与此息息相关。在国家社会主义走向顶峰时刻，《白丝带》中八到十五岁的孩子会成长到理应负起责任的年纪。但是我也想到了左翼恐怖主义的历史……古德伦·安斯林在一位福音派牧师的七个女儿中排行第四，从外表看不出她是一个狂热分子……她很有魅力，学识渊博。有一次，她的孩子上学迟到，她对他们说，如果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他们就要为自己辩护，辩护词是‘这是资本主义的错。”[1]

奥地利社会学家赖希在其著作《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中提道：“法西斯仅仅是普通人的性格结构有组织的政治表现，不限于某些民族或种族，也不限于某些政党，而是普遍的和国际性的，从人的性格角度看，‘法西斯主义是具有我们权威主义机器文明及机械主义神秘生活观的被压抑的人的基本情感态度。总之，应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承担责任的是群众，而一切灾难的根源都在民众的性格结构中。”[2]

二、历史寓言

寓言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在東西方已存在数千年，寓言常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寓言数量众多，而历史寓言更是来自历史事件。它常常借助历史事件和民间故事对历史进行还原与重塑，以达到发人警醒、教化民众的作用。还有人认为历史本身就是一则寓言，它通过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重复与更替，在本身获得发展进步的同时，也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批判的对象和批判的武器。

（一）封闭社区的建立

《牛津英语词典》引用了“community”在12世纪首次出现在英语中的用法，指的是共同所有权关系，直到200年后的14世纪，社区才开始包含它的文化或遗产。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比中西方社会时，用差距与团体予以区分，“西方的团体格局中的道德体系不能离开他们的宗教观念，虔诚和信赖是道德观念的来源，是支撑行为规范的力量，他们用两种观念支撑信仰：人人平等，人人公道。[3]在《白丝带》中，以牧师、侯爵为首的团体格局的道德体系是当时的路德派新教遵循严格的教义。电影中农夫的妻子在劳作时累死，侯爵缄口不言，于是农夫的儿子愤怒地毁坏了侯爵的庄稼，因为他认为在宗教面前，人人平等，即便是掌握全村生计的侯爵也要受到惩罚。《白丝带》中的小镇有自己封闭的道德系统，完整且坚固的统治体制，以及群像式的人物关系网络——六个分别从属于不同阶层的家庭构建了一战前夕德国社会形态的缩影。内部关系网络营造出了一个封闭社区，极其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具有历史寓言的色彩。同时贯彻纪律也需要封闭空间，规定一个与众不同、自我封闭的场所，是贯彻纪律的保护区。德国哲学家布洛赫在他的乌托邦理论中写道，“人们在摧毁一个乌托邦时，急需创建一个新的乌托邦”，这是20世纪初的德国人在面对战争危机以及德意志新教时潜在的心理之一。

（二）不可靠叙述

不可靠的叙述者是现代文学中的常用叙述手法，整部电影几乎都是由一个“不可靠叙述者”的暧昧回忆贯穿而成。如老年后的乡村教师在影片开头以旁白回忆道，“许多细节的已然模糊，只是帮助我们认清整个国家当时的状况”。

电影开头以一个乡村教师多年以后的回忆作为旁白，来描述发生在1913年的德国北部一个村庄的离奇故事，在其讲述过程中充斥着“记不清细节、模糊、听说”等字眼，通过旁白和画面故事的偏差造成某种矛盾，通过这位不可靠的描述者暗示观众要凭借自己的理性思考捕捉出影片真正想要表达的内涵，这是一则尝试批判历史的寓言故事。

电影中的叙事结构分为两层，第一层首先是年轻时曾在小镇当过乡村教师的“我”在几十年后对一战前夕乡村发生的种种事情的回忆，这个叙述者讲述的是他个人的见闻，从他的角度讲述电影中未曾表现的故事背景，如医生与助产妇通奸并试图堕胎等事件，乡村教师自己与未婚妻伊娃的订婚过程等;第二层叙事结构则在叙事过程中与第一层交替出现，共同完成对整个事件的叙述，第二层真正代表的是作者的观点，“隐含作者”进行了隐蔽交流，二者被称为“智情双结构”。在第一人称乡村教师的回顾性叙事中，“我”的功能有时是过去经历事件的功能，抛弃了自己的叙事视角而回到过去的状态，与目前的叙述功能具有时间上的距离，此时出现了叙述的不可靠性。“我”的位置在变，对事件的认识和评价也在变，形成了矛盾的状态。而此时通过隐含作者的视角则能窥探出事件的端倪，从而开始批判性地理性思考事件背后的价值。

三、规训的多种方式

《白丝带》中对权力的展现并非从父权开始，虽然以侯爵、侯爵管家、医生、牧师、农民为代表的父辈一直在影片中占据话语权，然而实际影响他们行为观念的始作俑者无疑是诞生于德国北部的路德教，无孔不入的宗教观念则以空间以及暴力的形式渗入每个家庭中，窥见出现代权力的无处遁形。

（一）空间

“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是‘小人的精神，小人被奴役、渴望权威，同时又喜欢造反，这种小人很好地研究了大人物的行为，以一种扭曲、怪诞的样式再现了它。”[4]影片中的少年团是即将成长为纳粹主力的一代，他们正是通过一种扭曲的方法效仿父辈。如果说父辈的规训来自宗教，那么少年团的反击则是空间上的全景式监视，无孔不入的监视由孩子们渗透到分格空间中。福柯将医院、修道院、教堂、学校等地视作规训的空间，《白丝带》则将这些场所植入到家庭中。以家庭为最小单位构成了整个村庄，出现了侯爵、侯爵管家、医生、牧师、农民为代表的五个主要家庭，五个家庭虽然横跨阶级，从神职人员到统治阶级，再跨越到底层被统治家庭，但在电影中他们都共享相同环境，当暴力事件发生时，每组家庭都无一幸免。

隐蔽的监视可以记录个体的各种活动，了解个体的各种动态，并察觉和裁决个体的一切过错。在现代社会中，规训空间通常是分格单元式的，福柯认为通过空间的分割能够达到对权力的分割，从而能更好地细化纪律的实施。电影开头医生被电线绊倒，而后我们得知他所犯的一系列罪孽后，不难推测少年们用石头击打医生家的门窗，示意医生的女儿安娜出来，更多的是一种对惩罚的确认，通过眼神的交流再次强化了惩戒权力。

（二）暴力

雷蒙·威廉斯认为暴力（violence）一词的基本意义为“对身体的攻击”[5]，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称：眼中的“身体”也是遭受权力侵害的。18世纪以来，“惩罚的戏剧功能减弱，不再是施加于肉体，而是强加于灵魂”“代理上帝的代理者若违反真理，便会发生权力观念的转换。”[6]《白丝带》尤其印证了这一点，电影中权力主体的转换正是因为父辈荒唐罪恶的所作所为，才得以置换给下一代。“惩罚是对犯罪的回答，它通过一种两位一体的现象，展示了罪行，又展示了制服罪行的君主权力。”少年团作为惩罚者在村庄中实施了一次又一次的暴行：绊倒医生、火烧农场、吊打伯爵儿子、杀死笼中鸟。这些暴行的承担者是少年团的父辈，具有“君主权力”的合法集体，但当他们受到非法犯罪组织（少年团）的暴行后，父辈们并未惩罚少年团，而是向少年团妥协。

某种程度上，这群孩子的犯罪没有任何价值，“那么犯罪对于社会共同体的伤害，便是它造成了社会共同体的混乱。它造成了丑闻、提供了榜样，如果不受到惩罚救护，可能会扩散开。”[7]然而因为父辈的容忍，这群孩子的错误必将重犯，作为父辈的效仿者，他们成年后将成为纳粹的主体。

四、结语

《白丝带》以风格化的黑白影像，封闭社区的建立以及不可靠的叙述者等方式重塑了一个历史寓言，再现了一战前夕的历史现状;通过对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话语权力理论、赖希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等人理论的研究分析，窥探出文本内父辈与少年团之间博弈背后规训权力的种种方式。透过哈内克的自反视角，我们得以看到整个社会集体心理的变化，更难能可贵的是看到他自身对本民族的自省与反思。

参考文献：

[1]亚历山大·霍尔瓦特，吉晓倩.哈内克密码——与<白丝带>导演谈电影行业、理论和实践[J].世界电影，2010，（04）：176-183.

[2]（奥）赖希（Reich，W.）.法西斯主義群众心理学[M].重庆出版社，1990.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出版社，2005.

[4]（奥）赖希（Reich，W.）.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M].重庆出版社，1990.

[5][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6]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7]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