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诗怡

【摘 要】中国古典戏曲中，故事发展无论如何跌宕起伏，往往有一个圆满的合家欢式结局，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固定模式。中国古典戏曲中“大团圆”结局形成的原因，与中国传统文化下形成的道德规范、审美习俗，以及崇尚圆满的世俗心理有着紧密联系。

【关键词】中国古典戏曲;大团圆结局;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J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31-0011-02

“大团圆”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它大量出现在宋以后的戏曲小说中[1]。生活中的团圆多指亲人团聚，而戏曲中的“大团圆”则常表现为主人公功成名就，夫妻美满。李渔说“全本收场，名为‘大收煞。此折之难，在无包括之痕，而有团圆之趣。如一部之内，要紧脚色共有五人，其先东、西、南、北各自分开，至此必须会合。”[2]如《牡丹亭》中杜丽娘已经身亡，却在鬼神等各方的帮助下复活，与柳梦梅团圆。故事里的主人公在经历种种磨难以及悲欢离合后，其矛盾冲突在结尾处都能得到圆满的处理调和，读者的情绪也得到相应的满足。

一、儒家道德规范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作为参考，更使得儒学的地位得到了长久的保证。中国成熟的戏曲形式始于元杂剧，其主要创作者多为接受儒学经典教育的文人士子，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和限制。

（一）儒家提倡“德治”，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育人。《论语》中提到的“以和为贵”就是主张和睦相处、求同存异，以达到和谐的人际关系。反映在戏曲中，则表现为冲突双方因说理和相互包容而成就圆满结局。《琵琶记》中的牛丞相，在女儿的劝说下成为了通情达理的贤相，着人去迎接蔡伯喈的父母来京，并为蔡家请得旌表，冲淡了悲剧意味。正是因为他的形象转变，得以完成“一夫二妻”的“大团圆”结局，调和了剧中原本提出的“圣君贤相”与下层人民之间的对立矛盾。这是作者宣扬封建道德的意图的体现和其世界观的反映。

（二）儒家维护“礼治”，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元末明初的戏曲作家高则诚对当时的统治存有不满，想用封建道德作为理想的范本来实现清明政治代替暴政的理想。在《琵琶记》中塑造了符合封建伦理道德的典型：孝子蔡伯喈、贤妇赵五娘等。对于牛丞相的谴责，也只是批评其作为朝中重臣却未能以身作则、遵循规范，还在结尾处将他的形象由专制转为贤能，塑造贤臣形象。而尾声“显文明开盛治，说孝男并义女，玉烛调和归圣主”[3]更是说明，在高则诚看来，只要圣主贤明，子孝妻贤，就能天下太平，社会安定。

（三）戏曲在受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影响的同时，对于封建道德的维护也起到了一定的反作用。《琵琶记》开头便道“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作者的创作动机中便包含想利用戏曲教化百姓的意图。而这样的教化作用也是符合时代需求的。明太祖朱元璋评价道“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4]

除去戏曲创作者受到的来自道德规范的影响，戏曲的受众——人民群众对于戏曲内容的情节也有着道德上的要求。“中国人怀中都有一把尺子，凡事都要把这把尺子拿出来量一量，稍有不合，便大加排斥。这把尺子就是道德标准。看小说，首先关心的就是谁是好人，谁是坏蛋，为了一目了然，戏曲表演中才有了红脸白脸的简单化的呈现。好人一定要有好报，坏蛋必然不得好死。”[5]生活在封建社会底层的百姓遭受到压迫，希望在戏曲中能看到作恶方有一个凄惨的下场，对生活多一份期盼。

二、中国传统“尚圆”审美的影响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对农业生产的高度依赖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对气候变化的密切关注。《易经》中写道：“乾为天，为圆”，古人将对天圆地方的认识与农作物的四季耕种联系起来，认为月亮的阴晴圆缺和四季的循环变化都是依照圆的轨迹在变化，遂而产生“尚圆”的思想，将“圆”视作审美理想的最高追求。风俗习惯经过多次重复，就会形成一种世俗心理，重复的次数愈多，时间愈长，这种心理也就愈稳固[6]。戏曲作为人民精神文化的产物，也融入了人们的这种心理，表现为苦乐相交、悲喜交融、顺境逆境相互对转的圆形結构，戏曲也以大团圆结局最为圆满。

佛教流入中国后，其宣扬的“轮回转世”、“因果报应”的理论也在民众中广为流传。宗教信仰的宣传再度增强了民众对于循环观念的尊崇，经过长时间的观念固化，这样的心理也外化为各式各样的“尚圆”习俗，如代表“团圆”意味的汤圆和月饼;内方外圆与“天圆地方”相呼应的钱币;将祈求家人团聚的美好愿望称为“团圆”……团圆成为了中华民族始终向往的美好期盼。佛经中有偈颂云：“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

“尚圆”的审美习俗也导致中国戏曲的观众不喜欢过分极端的情绪和行为。不同于西方悲剧“喜——悲——大悲”这样的单一走向，中国的悲剧呈现出“喜——悲——小喜”的循环状态。这不仅符合中国人对于圆满的期盼，也符合“中和之美”的传统美学概念。和谐美感强调的是“和”，对峙双方相推相吸，最终走向统一、协调，实现情感的宣泄与补偿，产生满足与宁静，它与于异中求同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7]。保持轻松的氛围，让观众在轻松愉悦中接受道德教化，有情人终成眷属，邪恶势力得到应有的惩罚，观众也能以满足的状态离开而不留有遗憾。

三、积极乐观、崇尚圆满的世俗心理的影响

王国维曾表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的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若《牡丹亭》之返魂，《长生殿》之重圆，其最著名之一例也。”[8]戏曲作品中虽然不乏创作者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但因其乐观的人生态度、崇尚圆满的世俗心理，更愿意给作品一个“大团圆”的美好结局以寄托其美好的期盼。“中国人很少有真正的彻底的悲观主义，他们总是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9]

在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是文人的人生理想。当崇尚武力，以游牧为生的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文人的身份地位便一落千丈。蒙元统治者在入侵中原地区时对于汉族文化采取排斥态度，屠杀汉族儒生或将其用作奴隶，中断了可让寒门学子改变命运的科举制度，直至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才使实际被停用了的科举制度重新开始，而恢复后的考试制度又规定汉人与蒙古人的试卷有别。据《续文献通考·选举考》记载“凡蒙古由科举出身者，授从六品，色目、汉人递降一级。”[10]文人通过科举入朝为官的可能性减小，身份地位也随之降低，“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这是元代读书人无奈的自嘲，却也体现了其地位之低下、生活之艰难。科举制的变革使得元代文人入仕无比艰难，他们常常在作品中寄托于虚幻的神鬼之说，希望从中找到新的出路。虽然这存在着逃避现实的处事态度，但也包含了乐观超脱的生活态度，潜意识中依然相信着受压迫的生活状态能够被改变，悲惨的生活境遇能够得以改善。文艺的功能体现为一种补偿作用，作家和读者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满足的欲望可以通过创作或欣赏文艺作品得到变相的满足[11]。个人的人生价值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这些文人便通过戏曲、小说等文学作品来寄托自己的抱负和理想，也算是一种宣泄和补偿。

古时的戏曲表演多是在节令时期的聚会上或是在喜庆的团圆场所中，人们将观赏戏曲作为调剂生活的娱乐方式，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未曾想过要在戏曲中体会多么崇高的意境，仅仅是为了欣赏表演，获取乐趣。人们在喜庆热闹的氛围中抱着娱乐欢快的心态来观赏，不希望有损心情的情节出现在戏曲之中。同时，元代的民族压迫严重，沉重的徭役赋税、腐朽的统治阶级、连年的战争也让普通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乐观的民族精神与戏曲中的“大团圆”能让百姓在艰苦的生活中还能有所寄托，留有一丝期盼。“大团圆”中大量的有情人终成眷属、清官判案、皇帝封赏等善恶有报的圆满情节都是符合百姓内心期盼的。通过戏曲这种娱乐方式传递的因果报应说也更容易被百姓潜移默化地接受，并内化为更深一层的道德规范，不断约束自身，始终坚持善良美好的本心和积极乐观的心态。

但这种乐观的态度却也使人们缺乏反抗奋斗的行动。人们处在压迫状态下，往往只将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寄托于压迫方会突然向善。自己的身边看不到“人”的希望，便寄希望于飘渺的鬼神之说。如《牡丹亭》中杜丽娘得到阎王的许可还阳回到人间，并由皇帝公断与柳梦梅团圆。如若百姓多受此类戏曲影响，也会加重其封建迷信思想，凡事都企图从鬼神之说中寻求解答。

“大团圆”成为中国古典戏曲的一种结构模式，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文化原因。胡适先生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表示“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12]认为喜好“大团圆”结局展现了国人不敢正视缺陷、只想粉饰太平的心态，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体现。然而不能否认的是，这同样也展现了国人积极乐观、善良坚韧、不向恶势力屈服的品格。其带来的影响同样难以用单纯的好坏来评判。“大团圆”的结构模式是在复杂悠久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无论是儒家道德规范、“尚圆”的审美习俗，还是崇尚圆满的世俗心理都指引着我们从冲突走向调和，走向圆满和谐的结局。

参考文献：

[1]李春林.大团圆——一种复杂的民族文化意识到映射[M].國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1.

[2]李渔.闲情偶寄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七[M].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69.

[3]高明.元本琵琶记校注[M].钱南扬，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29.

[4]徐渭.南词叙录注释[M].李复波，熊澄宇，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2.

[5]李春林.大团圆——一种复杂的民族文化意识的映射[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55.

[6]郑传寅.中国古典戏曲大团圆结局的民俗学解读[J].戏曲艺术，2004，2.

[7]郑传寅.传统文化与古典戏曲[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94.

[8]王国维.红楼梦评论[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3.

[9]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人民出版社，1985.311.

[10]嵇璜.续文献通考·选举考[M].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3151.

[1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63.

[12]胡适.胡适文存 卷一[M].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