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始建于1951年，前身为中央民族学院文物陈列室。1953年划归刚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时任主任为杨成志，员工仅有十余人。1987年文物室扩建为民族博物馆，成为以全国56个民族的文物为主要收藏、展示和研究对象的民族学专业博物馆。藏品囊括各民族生活用品、宗教器物、服装、文献等14类，达数万件之多。近年来，围绕民族文献抢救整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多有创获，先后征集到唐代吐鲁番文书13份、江西宋元墓志347份及云南文书逾万份。

2016年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在云南省大理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开展文物调研、征集工作。在巍山民俗博物馆查看马帮文物时，发现部分的文物包装纸上有字迹，经仔细查看，原来这些带字的包装纸为地方契约文书。以此为起点，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经过四年数次征集，共获1万余件云南地方历史文献，时间起自清代，迄于当代。据笔者采访得知，巍山民俗博物馆主人邹敬谦是汉族人，其祖先是明代洪武年间从南京应天府迁徙到云南巍山地区的。该民俗博物馆藏品以当地民俗文物及马帮文物为主，其藏品的归集始自邹敬谦的父亲邹体恒，其父在建国前曾任巍山县县长秘书，建国后担任生产队会计。邹敬谦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民俗文物的收藏，在两代所收藏品基础上，于2011 年在巍山古城建立民俗博物馆。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藏清代云南文书（后文简称民大藏清代云南文书）是上述万余件云南地方历史文献的一部分。据考证，民大藏清代云南文书总量近千件，地理范围上覆盖清代云南鹤庆、景东、丽江、蒙化、腾越、楚雄、玉溪多个地区，包括买卖、典当、借贷、分家、婚约、执照、账簿、租佃、归并、吐退等十余种类型;形制上以单契为主，也有多件连契;在内容上涉及清代云南地区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一件件穿越数百年的契约之上，记录了清代云南居民的日日夜夜，讲述了一个又一个苍麓洱滨的平凡故事，其中既有土地财产的流动，也有钱粮户税的辗转。家业的起兴枯荣、家庭的婚丧嫁娶跻身字列。村族内的守望相助、邻里间的纷争纠葛跃然纸上。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陈蔡二姓田土相连的交接处有荒塘一口，围绕这口荒塘的处置，两家各执一词，久悬不决。最后双方决定将这口充满争议的荒塘作为公德，送给宁远寺的住持长老。日后寺庙如果需要维修、缺少经费，任随寺内住持变卖。这种息争止纷的方式，既于公有益，也不乏民间智慧。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同胞共乳”的段姓四兄弟虽然觉得“理应百年同居”，但因人心不古，树大成人，只得共同在亲友中人见证下写立分单合同，将家产析分。嘉庆四年（1799年）大理赵州山西村村民王国珍，误将母亲的墓地灵坛建在了同村蔡四叔家的坟地内。本来蔡家要告官論处，在亲友调解下，王国珍送灵坛一块给蔡姓，并写下担承文约以为担保。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一月李文炳因无力育子，订立喜约将孩子入赘到张姓门下，更名改姓，顶立张姓门户。红纸黑字的喜约，看似一派喜悦，但抚契读来，字里行间仍不失悲欣交集之感。这批来自苍山下、洱海边的清代文书，是清代云南基层社会三百年沧桑旧事的缩影，是研究清代云南社会史、经济史、制度史、农业史的宝贵资料，具有重要且独特的历史价值、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

由于云南地区气候湿润，降雨较多，文书经过数百年流传辗转后，许多出现破损、污损、文字漫漶等问题，书蠹遗骸数见纸间。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邀请国家博物馆文物修复师刘剑辉，指导学生和志愿者对于文书进行测试、修复、托背、清洗、压平。文书整理修复工作的参与者，经过数年与文书的朝夕厮磨，了解了文书内容、历练了修复技艺、培养了学术兴趣、发现了研究课题，在实践中锻造“真知”，为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6年以来，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馆长张铭心带领下，数批考古文博、历史学硕博研究生和博物馆志愿者接力完成了民大藏清代云南文书的拍照、录文、校对等工作，将于近年付梓问世。为在田野间发现历史，凭借文书上的雪泥鸿爪，研究者们前赴后继奔向苍洱，走上巍山，力图于山野间奇逢悠远的故事，重建契约背后的微观历史。2017年以来，数篇以民大藏清代云南文书为主题的硕博论文及期刊论文相继问世，其中不乏精品。杨瑛楠、贾桢的学位论文从基础分类研究做起，对文书内容、契约结构、社会背景进行研究;王宜若、陈丽丽、马甜甜、唐涛分别对这批资料中的分单文书、买卖契约文书、借贷契约文书进行了专题研究;梁亚群对于明清洱海基层社会的研究中，撷取多份民大藏清代云南文书作为例证，以深入探究这批资料的历史文化内涵。2018年5月笔者以《中央民族大学藏云南清代土地契约的类型与文本分析》为题发表硕士论文，在分类及结构分析基础上，对于土地买卖契约、加添契约、义助契约、借贷典当契约等类型进行了初步讨论和分析，梳理了契约的立约人信息、原因条款、标的物信息、价格信息等内容要件，对于加添和义助的运作逻辑和情理考量进行了探析。为锚定民大藏清代云南文书的时空方位，解决研究过程中所遭遇的困惑，2018年8月和2020年1月笔者两赴大理查阅档案与文献，寻墓问碑，拜访村民。在大理市凤仪镇上乐和村村民李美珍、李畅、李鑫等的协助下，笔者对于上乐和村的历史、地名、文化、祭祀、信仰、节俗等生活事项进行了调查，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民大藏清代云南文书展开研究。

作为新中国成立较早的民族博物馆，对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文献收集，历来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的传统。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央民族学院民族文物室成立之初，就曾在民族学家杨成志先生主持下，制定专门计划，划拨专款，派出专人开展民族文物征集工作，涵盖生产生活、服饰娱乐、文字宗教等多个方面，在搜集范围中对于婚姻契约、司法档案、少数民族文献、手抄经典、图谱族谱、少数民族古文字标本等都有涉及。在民族博物馆的早期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类学“南派”方法的影响，也可以感受到杨成志学术关怀与个人志趣对于博物馆发展的泽披。近年来唐代吐鲁番文书、宋元江西墓志拓片和清代民国云南文书的相继入藏，延展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藏品系列的时间长度，也丰富了馆藏类别，这既是民族博物馆的定位使然，也可以看做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历史传统的延续与回响。随着未来民大藏清代云南文书的整理问世，将进一步填补既往云南史、农业史等历史研究领域的空白，为深入探讨云南地方社会史的相关问题提供资料佐证。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还将依托自身展陈特色，通过展览的方式让文物活起来，为这批珍贵文献与世界的见面提供更多的机会，让广大观众近距离了解这批文献的内容与价值。

参考文献：

[1]段伟菊.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建立概况，载刘明新主编.民族研究文集 2011[M]. 北京：中国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12.

[2]白旭，中央民族大学藏云南清代土地契约的类型与文本分析（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8.

作者简介：

白旭，民族文化宫博物馆助理馆员，北京博物馆学会非遗专委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民族史、云南史、社会性别、博物馆学、土地制度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