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凡

【摘  要】进行考古学研究，最终都是为了把握它背后的共同体的历史演变进程，也就是通过考古学文化现象来探讨人类社会历史。考古学所研究的方面十分广泛。本文所探讨的就是整个考古学研究体系中的一环——行为研究，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门学科——行为考古学。行为考古学是研究物质文化和人类行为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的相互关系。行为考古学丰富了考古学的内涵，扩大了考古学的范畴，考古学不再仅仅是一门研究过去的学问，也可以探寻人类现在的物质文化与人类行为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考古学;行为研究;行为考古学

Abstract：The ultimate purpose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s to grasp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community behind it，that is，to explore the history of human society through archaeological cultural phenomena. Archaeology studies a wide range of subjects. What this paper discusses is a link in the whol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system behavior research，and a discipline derived from it behavior archaeology. Behavioral archaeology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 culture and human behavior in different time and space environment. Behavioral archaeology enriches the connotation of Archaeology and expands the scope of archaeology. Archaeology is not only a study of the past，but also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material culture and human behavior.

Key words：Archaeology;behavior research;behavior Archaeology

一、考古學界对于人的行为的研究的历程

总的来说，考古学界对人的行为研究开始的时间并不算晚，四十年代时就已经产生了实验考古学。实验考古学是通过实验手段复原和记录古代的遗迹、遗物，以便更直接详细地了解古代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思维过程。在大量实验的前提下，建立古代人类的行为模式以检验一些复杂的考古理论阐释模式。[1]行为研究借助实验考古学的案例研究这一结果的形成过程、目的和原因等，为考古学家复原人类历史进程提供了更深入的资料。

五六十年代以来，行为研究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行为研究与人类社会经济形态、集落研究和新技术结合起来，更新了学界对考古学目的和方法的观点。

八十年代，聚落考古学受到中国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聚落考古学以聚落遗址为单位，主要研究单个聚落形态及其内部结构研究、聚落分布和聚落之间关系、聚落形态历史演变三个方面。对于聚落考古的重视提高了考古学界对行为研究的关注度，通过对聚落遗址的人类活动痕迹的分析，可以复原出当时人们的聚落生活状况、吃穿用度。

二、行为考古学的产生发展进程

考古学文化长期是中国考古学，特别是史前考古的重点之一。夏鼐先生曾对考古学文化做出定义：“我们在考古工作中，发现某几种特定类型的陶器和某类型的石斧和石刀以及某类型的骨器物和装饰品，经常地在某一类型的墓葬（或某一类型的住宅遗址）中共同出土。这样一群的特定类型的东西合在一起，我们叫它为一种‘文化[2]。但考古学文化只是考古学家为把握考古学文化客体历史意义所借助的一个中介，它只是借以研究人类历史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目前，中国考古学界对一个经界定了的考古学文化的进一步研究进行得最多的是区系类型方面的研究，即要进一步理清考古学文化即遗存形态群体的结构和演变脉络。区域类型思想加深了对考古学文化的认识，但忽视了如何解释考古遗存以及由此构成的群体现象的历史意义。行为考古学的出现和发展对进一步阐明和定义过去的行为有重大意义。

行为考古学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亚利桑那大学，其首要贡献是生命历史框架、推论模型、研究考古记录形成过程的原则，以及实验考古学和民族考古学中非同体研究的扩展。行为考古学是一个理论程序，从历史和科学的角度，了解人与文物在任何时候、各个地点的相互作用。近年来，这些成功之后进行了不同的研究，包括技术变革、人类交流、仪式和景观。

行为考古学出现以前，历史 -文化考古学惯以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稳定存在的状态描述考古学遗存，考古学遗存的形成常常用单一的因果关系表述。建立在对静态描述性的考古学的批判 基 础 之 上，以 麦 克 · 施 斐 尔（Michael Schiffer）为代表人物的行为考古学于 20世纪 70 年代初期出现于美国中西部地区，他们提出行为 考古学就是“对所有的时间和空间中人类行为和物质文化之间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描述和阐释”。

这一学术潮流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面革新了对考古学遗存的形成过程的认识，二是刺激了实验考古学和民族考古学的发展。根据行为考古学的观念，任何考古学遗存都是多环节、多步骤的“过程”的结果。在物质的生产、流通、使用、埋藏、后埋藏、发现和阐释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影响考古学遗存的成分和面貌的人类活动和自然活动。在物质从生产到形成 考古学埋藏的前埋藏过程，多种多样的“行为”影响甚至改变了这个进程。以往的历史 -文化考古学常常会片面强调某个特定环节上的“行为”，并建立其与考古学遗存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忽视其他的行为[3]。行为考古学关注的是动态的文化变迁的过程，重视整体的“行为”的动态发展过程。

人的行为分为短期的、简单的行为和长期的、复杂的行为。行为考古学主要研究的是长期、复杂、模式化了的行为过程和引起行为的原因、目的和这一行为的意义。

行为考古学认为我们特定的行为会产生特定的影响，产生相对应的特定人工制造物，因而通过对这些特定人工制造物进行考察，我们就可以推测产生这些特定人工制造物的相应行为是什么样的。不同时代遗迹中占据主流的人工制造物是在不断变化的，如果进一步考察制造物本身变迁的历史，我们就可以对行为进化的过程作出推测[4]。

三、利用行为考古学复原人类历史进程的方法

考古学要达到复原人类社会历史过程进而找出发展规律这一目的，主要要回答两个大问题。其一是梳理一个群体现象的界定和发展过程，即回答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问题主要通过类型学研究达到。

其二是要分析造成这一事件并决定其方向的原因。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分析考古学所研究的对象考古遗存的特性来回答[5]。这一问题可以通过行为考古学研究解答。行为考古学着重研究器物变迁引起的人类行为变迁的历史过程。首先可以通过了解人们主要通过行为过程表现出来的一次或若干次活动的目的和原因，正确理解结果的意义。例如大汶口龙山文化陶尊上反复出现的刻划符号，学界对此争议不断。认为这是一种族氏图腾的有之，认为是文字的有之，还有人认为是一种自然崇拜。但是要想正确了解这一符号的涵义，就需要通过行为研究分析这种符号描述了一件什么事。其次通过分析单个的乃至整体的活动过程即原因也能正确理解文化现象。例如利用龙山文化中鬶的形态演变可以分析出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过程。

笔者认为人们引起这一行为的原因、这一行为的目的和意义与“认同感”有很大的联系。人们想要融入某一个人群，首先应当在行为上与该人群相一致，他们学习这一人群的行为文化以此来寻求“认同感”。行为研究需要强有力的证据，即遗迹遗物等，行为研究可以成功应用于多种尺度，包括区域、地点、成分、地层、特征和人工制品组合的分析上。

四、如何利用行为考古学进行行为过程研究

（一）、关注地层关系

了解人的行为过程，首先要关注地层关系。史前时期，人类遗存较为分散，要想较为完整的复原出这一时期人类历史的动态过程，了解人类的生活狩猎习惯等，仅仅通过分析出土遗物是远远不够的。地层上保留很多人类的活动痕迹，通过整合人类活动痕迹的考古发掘资料，可以复原出当时人类的活动情况。

（二）、对活动遗迹进行更细致的工作

例如在湖北天门肖家屋基遗址发掘中，发掘者发现了一个面积很大的水塘，水塘底部和边缘发现大量陶片，疑似是长期人为践踏的结果，有可能是一处宗教性质遗迹。但通过对水塘的细致发掘研究，结合陶片堆积表面有大量人和动物踩踏的痕迹和水塘近边缘处发现的较多石器半制品和少量玉饰，考古发掘者判断这出水塘应当是一处与盥洗、制作石器也许还包括汲取生活用水等活动有关的场所。

（三）、关注环境影响

人的行为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任何人类社会都必须与其环境交流物质。由人类社会流向自然环境的物质常以垃圾的形式出现，因而丢弃作用对于文化的沉积有特殊的意义。当器物丧失功能，重新使用作用又没有发生，该器物经常就被丢弃。丢弃物分为两类，即丢弃在使用场所的原生丢弃物和丢弃在使用场所以外其它地方的次生丢弃物。正确区分这两类丢弃物无疑是推断古人类社会行为的基础[6]。

（四）、引进新技术

如今，多学科集成创新成为考古研究的亮点。目前，中国考古学时空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其研究关注点开始转向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演变的诸多方面的学科发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考古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而考古材料、检测技术和信息解读等三个方面均存在局限性，多种方法的综合应用和多学科的合作和互证将有助于我们接近历史的真相。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作为目前国内科技含量最高的一次考古工作，通過多功能的考古操作系统将文物取出放入恒温恒湿的玻璃方舱内，再通过电子显微镜、三维激光扫描和三维摄影建模等仪器和方法对遗物进行初步的处理和保护。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应用于考古发掘中，将不断丰富和发展人们对于一种或多种考古学文化的认知，提供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的更多的实物资料。

受考古资料、技术方法等限制，行为考古学不可能弄清楚人类全部的行为过程，也不能完全了解某一具体行为过程的原因、目的、意义。但随着行为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我们能更完整的、更深入地复原整个人类历史动态演变过程。

参考文献：

[1]陈淳：《考古学理论》第207-20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第一版。

[2]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

[3]徐坚：《喀左铜器群再分析：从器物学模式到行为考古学取向》，《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4期。

[4]江景涛：《统一行为进化研究的框架主线探析》，《经济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5期。

[5]赵辉：《关于考古学文化和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考古》1993年第7期。

[6]陈醒斌：《<考古资料的形成作用>评介》，《人类学学报》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