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凡

关键词：中国美国;医疗卫生;新冠疫情;制度优势

在年初这场没有硝烟的新冠疫情战争中，我们读懂了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核心词和关键词，比如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力量、中国速度等等。我们也读懂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核心命题，比如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人民为什么行，自信为什么可能等等。

前几年国内兴起赴美生子、投资移民浪潮，为的是拥有美国身份从而享受国外“全民”医疗、“高额”医保。而一场新冠疫情，让人们看清了美国并不是“天堂”。从中美医卫制度对比分析中，看到美国医卫制度的短板，在大灾大难面前的虚弱和无力，彰显了中国医卫制度的领导力、生命力、战斗力，凸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在我国目前“健康中国”背景下，此制度更加有利于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

新冠疫情视角下中美国情分析

从疫情数据上看，2020年3月，我国用1个半月的时间，通过无掣肘决定权、无条件收治、无保留救治控制住了疫情。病毒用了1个半月控制了美国。截止9月3日，我国因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累计感染90442人，累计治愈85171人，死亡4734人。美国累计确诊6290737人，治愈3547032人，死亡18.99万人。5月份美国做出一份统计，全美死亡病例三分之一来自养老院，人数超过2万5000人。

从人民态度上看，中国人民除夕夜不顾家庭团聚，奔赴前线，奋起抗疫。感染者从容、群众包容、救助者无条件执行，青年无怨言作为，展现了中国干劲。而美国的千禧一代（82后）、Z世代（95后），2月初抗议佩戴口罩，当街游行，撕毁口罩，甚至口舔垃圾桶，声称病毒不会侵占健康人强大的免疫力，不加防范。6月，美国20多个城市接连示威游行。抗议美国黑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死。表面看起来是种族歧视引起的示威抗议，其实更多疫情下美国人民痛苦的泄憤：青年要自由，中年要工作，老年要健康。

从领导人决策上看，中国坚持人民史观，“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对世界坚持“毫无保留，尽己所能”，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包含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文艺工作者、宗教人士等各阶层在内的最广泛的抗击疫情统一战线，“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以人民健康为先，以祖国利益为先，画出最大同心圆，展现大国风范。而美国，阴谋论说欧洲人把病毒带到大洋彼岸，提到“病毒会自然消失”14次，两党相争不断上演，退出世卫组织，拒绝联合抗疫。

中美医疗卫生制度对比分析

从领导力、领导主体、公共卫生制度、医疗制度、医保制度各个方面对比中美医疗卫生制度可以得出，中国医卫制度在2009年以来不断完善，彰显出了生机和活力。

美国公共卫生体系纵向联动弱

美国的疾控中心仅有国家一级，我国是四级联防联控体系。“美国疾控中心是没有脚的”，也就是说，美国的疾控中心仅有国家一级，没有下级机构。没有下集支撑，政策难落地，从上到下执行起来存在困难。西方很多国家没有疾控中心，由国家卫生部代行公共卫生事件防控职责。我国自2003年非典以来，构建了四级联防联控的体系。疾控中心和卫生局都是国家、省、市区、县四级。到了乡镇一级，由乡镇（村）卫生院、社区卫生院中的传染病科承担疾控任务。这样指令能够统一传达，上下联动。

美国卫生部与地方卫生局上下联动弱，非领导关系。美国国家卫生部下设各州卫生局，但是和各州卫生局是指导、合作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地方卫生局局长由州长任命，很少选举产生，采取何种抗疫措施，由州长决策。如遇公共卫生事件失控，州政府可以请求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FEMA）出面解决。应急事物管理署是一个横向联盟，2600名正式员工，4000多名后备力量，能迅速联动包括卫生部、气象部等在内的27个联邦机构和美国红十字会，起到大指挥的作用，为州解决突发应急事件提供支持。这个体系确实在9·11、飓风中起到过很好的作用，但是这次疫情来得快，去得慢，它显然无法抵挡了。美国纵向联动不够，仅靠横向联动难以击退病毒。

中国卫生部采取四级联动模式，统一接受领导，上下联动。此次疫情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起到了大指挥、大协调的作用，有效抵御住病毒。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联防联控的公共卫生体系，横向进行密集联动，纵向上传下达，层层落实;美国是中央不能领导地方、横向联动发达、纵向松散的制度。

我国的医防模式具有显著优越性

中国的医疗模式与美国不同，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逐渐建立起了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医防模式，而美国一直沿用“治疗模式”。

中国的医防模式，既要治疗，也要预防，采取治疗与预防并重的方式。其显著特点是“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具体要求一是“未病要先防”;二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三是“既病防变”。这个医防结合的模式在中国抗击疫情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首先是未病先防，全民呆在家自我防护，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然后是积极治疗;发热立刻就医，避免轻症转重症。新中国创造了至今全世界学习的医疗卫生制度，动员起来讲究卫生，“预防为主”，减少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而美国始终坚持“医疗模式”，重在治疗。美国的治病模式十分发达。他们错误认为，得了病不要紧，能凭借先进的医疗人才设备技术治病救人。然而，新冠病毒来得快，去得慢，还具有很强的传染性，这种“能治得好”的体系无法有效快速抵御病毒。也正是这种发达的“治得好”制度，不仅侵害了人民健康权，还滋生了莫名的傲慢与偏见：对待穷人、基础病人、第三世界国家莫名的傲慢与偏见。

美国医保制度是其治理制度的溃烂之处

美国人均GDP达6万美金，但是他们存在看不起病的问题。美国是全球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实现“全民医保”的国家，美国的医保制度一直是美国治理的溃烂之处。中国2019年已经实现全民医保。

在美国，未享受医保计划的群体集中在中产以下阶级、大病患者。同时，疫情已经导致了55%的人失去工作，没有工作就意味着没有单位承担支付商业保险，所以造成美国大多数新冠肺炎患者因为高额的医疗费，而不敢看病。

而中国，不论工人、农民、灵活就业者、小微企业主均享受国家全民医保。在医保改革上，中国速度非常快。从2003年非典开始医保改革，到2019年实现全民医保，仅用16年。而美国从罗斯福提出、到杜鲁门、肯尼迪、克林顿、奥巴马不断推行，将近100年依旧没有实现。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没有比较就没有幸福感：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医卫制度。而美国的医卫制度或将在这次疫情大考中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

中美医卫制度对比下凸显的中国制度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在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对比分析中美医卫制度得出，在抗击疫情中，中国制度彰显最显著优势即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集中力量办大事。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社会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人们常把健康比作1，事业、家庭、名誉、财富等就是1后面的0，人生圆满全系于1的稳固”。2017年，提出健康中国战略。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强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2020年提出“人民至上、安全至上”“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取得抗击疫情阶段性成功的根本保障。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民之所望，政之所为。中美医疗卫生制度对比，归根到底归根到底是一场脚与翅膀的较量。中国医卫制度是长脚的制度，四级联防联控，底下有基层的支持，传达迅速有力;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人民至上”，更获得人民的支持。美国的医疗卫生体系横向联系十分发达，纵向联系不足。如鸟有翅膀，在技术天空展翅翱翔，给世界留下科学研究贡献，但是因为没有脚，只有翅膀，不落地，缺少基层支持，个人或财团利益驱使下的决策注定走不稳、走不远。

集中力量办大事。疫情战役一打响，人民解放军医护人员率先进入武汉，全国各地四万多名医务人员、180多个医疗队陆续奔赴武汉、驰援湖北;动员各方力量夜以继日建设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全力以赴改造方舱医院，快速实现“人等床”到“床等人”;19个省份对口支援“一省包一市”。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释放人民的力量，9000万中国共产党面对大灾大难，迅速行动，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而这种优势，推动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医疗卫生制度走向世界，在改革开放40年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得到反复印证，必将推动“健康中国2030”计划行稳致远，加速中國梦的实现。

一场新冠疫情，让我们再次领略到中国的两大奇迹：经济快速增长，社会长期稳定。新冠疫情背景下，中美医卫制度对比研究中得出：中美医卫制度显著差别主要体现在横纵向联动能力、医疗模式和医保普及程度上。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医疗体系虽然发达，但通过研究我们不难看出，美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存在本质上的局限性，脱离群众，且全民医保推进缓慢，医疗改革在于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中国的医卫体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的四级联防联控体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全民享有医保。

这种差异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差别，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党的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然而，在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道路上任重道远，坚定制度自信，方能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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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国政府网.2011：3-7

[3]胡鞍钢.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79-82

[4]肖贵清等.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