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国翻译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佛经翻译之后，于明末清初时期迎来了第二次翻译高潮。这次翻译高潮所带来的国外先进科技知识为我国近代科学发展与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据，同时也为我国翻译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明清时期科技翻译高潮兴起的原因入手，总结第二次翻译高潮呈现的特点，并分析其对我国译界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第二次翻译高潮 形成原因 特点 影响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13-0102-02

16世纪末17世纪初，西方国家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开始进行海外扩张。他们踏入了中国的领土，随之而来的还有许多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宣传天主教教义，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们采取中西合译的方式将这些知识翻译成了系统的汉字，掀起了科技翻译高潮。根据《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和《欧洲著作汉译书目》记载，耶稣会士的汉文西书共437部，其中宗教类书籍251种;人文科学类书籍55种[1]。从中可以看出，明末清初科技翻译高潮为中国科学水平的进步创造了条件，推动了我国社会的进步，而对于翻译本身来说，在这一时期出现的翻译理论虽然没有系统性，但也为后来出现的翻译高潮奠定了基础，促进了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

一、第二次翻译高潮产生的背景

1.外有耶稣会传教士的推动

1583年，利玛窦来到肇庆建立了仙花寺，这也是中国内地的第一所教堂。但这时中国文人士大夫们对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还是持有异议，一是因为耶稣会代表着天主教、各宗主国与西方殖民者的利益，这与明朝自身利益相悖;二是因为东西方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化产生的冲突。为了顺利在中国内地传教布道，利玛窦制订了一系列缓和策略，如以留长辫穿儒服的儒生形象示人以获得士大夫们的好感;结交官员精准受众;从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入手，激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兴趣;尊重儒家习俗，把天主教与儒家的伦理道德相结合等[2]。

2.内有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助力

明末清初，中央集权高度集中，而掌握当时社会话语权的正是皇帝和文人士大夫们。耶稣会想要顺利进入中国传教，关键就在于当时的上层阶级。如身为“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的徐光启，通过自身的官场人脉，构筑起国内上层知识分子和天主教传教士沟通的桥梁。这些通过徐光启而认识天主教信仰并接触到西方文化的上层知识分子，成了日后传播天主教和西方科学知识的中坚力量[3]。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些开明的士大夫对西方的科学知识有着一定的认同感，从而使得翻译西方书籍成为现实，如徐光启就和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及《测量法义》，傅泛际与李之藻合译了《名理论》，利玛窦与李之藻合译了《同文指算》等，这些译作的出现都代表了当时上层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

二、第二次翻译高潮的特点

1.目的性

对于西方传教士而言，当时欧洲新教的发展势如破竹，为了扩大基督教的覆盖领域，耶稣会士向东开始传教。这一点从耶稣会士选择的翻译书籍也可以看出，他们首先借西方的科技书籍引起朝廷官员和皇帝的兴趣，以传播科技为名达到传教的目的。以《几何原本》为例，徐光启在《几何原本序》写道：“盖不用为用，众用所基，是一本举世无一人不当学的专著”，同样利玛窦也认为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在向中国传播先进西方科学的同时，提升了西方宗教在中国的被接受程度[4]。对于明政府而言，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能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抵御入侵，明崇祯时期就出现了与火炮和矿冶相关译作。中国学者除了从自身对西方文学的兴趣出发进行翻译外，同时希望西方文学和科学可以为中国当时落后的科学技术注入一股新鲜的血液。

2.随意性

就参与明末清初的翻译人员来说，翻译过程中并无专业的从事翻译的译员，翻译任务主要集中在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的身上。一方面是因为传教士对中文的理解程度也不是很高，仅仅停留在日常交流的层面，就如利玛窦，他曾在《几何原本》的序中说过“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肄笔为文便成艰涩矣”[5]。另一方面，中国的士大夫们也不懂西文，因此也无法独立译书。至于翻译机构就更无从谈起了，明朝正式的翻译机构仅有为了修厉这一目的而成立的厉局。其余不论是朝廷内还是民间，均没有专门的翻译机构，以及正式的翻译组织活动。在这个背景下，通常是由耶稣会士联系中国学者开展翻译活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3.双向性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而将西学引入中国的同时，也将很多中国优秀著作介绍到西方。明清翻译活动的初期主要以“西学东渐”为特点，这一趋势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西方传教士要想达到在华顺利传教的目的，就需要取得明朝官员和政府的支持，因此他们采取了“科学传教”的策略。他们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激起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兴趣，从而与士大夫们交好，让他们积极配合、支持自己的传教工作[6]，如徐光启成为天主教徒的契机就是看到了利玛窦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中学西传”是在“东学西渐”的过程中演化产生的，传教士们在向中国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也吸收了中国的思想与文化，并将中国的知识文化带回到西方进行传播交流。在此期间，西方传教士们主要通过携带中国文献、直接翻译汉语典籍和介绍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这三种方式将“中学”带到西方，如白晋赠送给路易十四的300多卷中国典籍、利玛窦用拉丁文译成的《四书》和柏应理用拉丁文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等[7]。“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这两个过程不仅开阔了中国学者的眼界，也使西方国家慢慢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和学习，这种中西双向的交流也是明清翻译高潮的一大特色。

三、对中国译界的影响

1.翻译机构组织化

西方的天文学、历算学等在明朝晚期被西方传教士带入中国并广泛传播，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了西方历法的先进性，開始动员国内也开始采用西方的历法。但由于当时内战、教难等原因的困扰，历法的修改始终未能提上日程。直到1629年5月，中国历法没能准确推算出当时的日食，故徐光启借此契机，向崇祯帝上奏希望能够开设历局修改中历，而历局也于1629年成功创建。历局的成立在整个明末的科学翻译历史中都可说是一件里程碑的事件，其结束了此前无机构无组织的个人翻译阶段，开创了我国科学翻译系统化的新阶段。历局创立后，徐光启联合李天经、李之藻和一些耶稣会士，翻译了大量西方的天文学相关书籍，包括图表、历书等，如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汤若望等人编译的《崇祯历书》，全面地介绍了欧洲天文学知识。此外，徐光启还向崇祯帝建议“度数旁通十事”，也就是说他想在翻译西方天文、历算之后继续翻译引进西方科学中的10个分支书籍，即气象学、地测学、音乐、兵工、财会、土建、机械、地图、医药、时钟。这反映了徐光启还计划借修历之机，把历局办成一个广译西书的编译机构[8]。历局的创立使我国翻译有了系统化的发展，并对提高我国翻译的效率和质量，以及借鉴学习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2.翻译理论更加细化

大量优秀的翻译作品和翻译人士在第一次科技翻译高潮期间涌现出来，其中也包含翻译人士的一些翻译思想。如1631年，徐光启在《历书总目表》中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即“会通以求超胜”的思想。此外，他还提出了“理与数”和“言与笔”相互结合的思想，这些翻译思想都是极有价值的。而当时另一位杰出的翻译家李之藻则推行“创译”的翻译思想，他强调翻译过程中的“辞能达意”，其所创译的不少术语译名至今沿用。杨廷筠则强调翻译须“循序渐进，融会两境，厚积薄发”。魏象乾的“正”译标准意义深远，其对后来的翻譯家严复、林纾等翻译思想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9]。

当时大部分国人不懂外文，翻译国外科学书籍更是难上加难，更不用说研究出系统的翻译理论。而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在第一次科技翻译高潮中主导并参与了大量翻译工作，累计的经验知识所形成的翻译思想理论，为后世进一步拓展翻译思想理论做了铺垫，其意义十分重大。

四、结语

明清之际的翻译高潮以西方耶稣会士带来的先进科学知识为外因，以中国士大夫的助力为内因而展开，这一举动也带动这次翻译高潮成为我国第一次科技翻译高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整个翻译活动充满了目的性，耶稣会士们为了传教而中国知识分子则是为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求强国，虽然参与翻译活动的人员都不是专门的译员，前期的翻译方式也局限在洋译华述的模式，但是这次翻译活动促进了中西文化的双向交流，开启了中国翻译机构的系统化建设，我国翻译理论也初见端倪。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不仅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也对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还为清末民初第三次翻译高潮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吉会.特殊历史条件下开启的明末清初科技翻译高潮[J].中国科技翻译，2013，26（3）：49.

[2]时双骜.论利玛窦在华传教策略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J].青年时代，2019（6）：16-17.

[3]史习隽.徐光启的官界人际网络与在华耶稣会士传教事业的展开[J].史林，2017（5）：82，214.

[4]徐宏英.利玛窦与《几何原本》的翻译[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8，25（2）：52-53.

[5]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195-196.

[6]王银泉.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翻译活动、翻译观与翻译策略刍议[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109-110.

[7]许正林.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与中学西传[J].文化中国，2004（3）：68.

[8]黎难秋.中国科学翻译史[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6：118.

[9]李书仓.试论明末清初科技翻译的基本特征[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2（1）：89.

责任编辑：赵慧敏

[作者简介]米思旋，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笔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