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通过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选取河南部分地区的农民工及提供职业培训的机构，针对受访者的基本情况和教育培训状况及需求进行了调研。从农民工自身条件、社会融入和社会职业教育三方面分析了当前农民工面临的社会融入与职业教育问题，并对此提出以下完善策略：完善农民工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农民工职业教育多元、长效投入机制，构建科学合理的农民工职业教育考评机制，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提升参与职业培训意愿，以期帮助返乡潮背景下的农民工提升职业技能，融入当地社会。

[关键词]农民工;职业教育;社会融入;返乡潮

[作者简介]梁惠（1972- ），女，山东泰安人，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副研究员，硕士。（江苏  徐州  221116）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优秀传统文化与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融合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18SZB-14）

[中图分类号]G7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0）16-0100-06

随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快速增多，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传统的农民工就业由中西部地区等流向沿海发达地区和京津地区，然而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将近两千万农民工失业返乡，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农民工返乡潮带来的社会教育、社会融入和长期保障等问题的重视。近两年，受到产业转型升级、国际贸易波动巨大等因素的影响，全国多地又出现了农民工“返乡潮”，不同于金融危机的飓风式冲击，本次返乡潮持续周期长、分布不均匀，主要集中在大龄、低技能人群，且不少返乡行为是农民工主动的选择。

为了更好地分析返乡农民工的就业和培训需求，本研究小组于2017年初至2018年初在河南各地展开了“返乡农民工社会融入与职业教育”调研，共发出问卷2000份，回收1934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达到96.7%。结合问卷调查过程中的访谈记录，对我国农民工输出第一大省——河南的农民工教育培训和社会保障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此提出完善我国返乡潮背景下农民工的职业教育策略。

一、农民工职业教育与社会融入实地调查

1.调研地区和调研对象选择。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统计局2020年4月30日发布《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农民工总量逾2.9亿人，其中多数来自中西部省份和北方地区，主要流向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地区。根据河南省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于2019年底的统计，河南省农民工人数高达2876万，占据了农民工总量的10%左右，是全国农民工输出第一大省，河南籍农民工遍布全國各经济相对发达地区。近两年河南省返乡农民工累计接近100万人，也是本次返乡潮最明显的省份之一。因此，本次调研选择河南省作为主要调研目标地，在郑州、南阳、开封、洛阳、新乡、周口、许昌七个省辖市的劳务市场和人才市场展开实地调研。

2.受访者的基本情况。本次在河南七个省辖市展开的调查共有1934份有效问卷，其中，男性1175名，占比60.75%，女性759名，占比39.25%。在年龄方面，50岁以上有273人，占比14.12%，40岁至50岁有618人，占比31.95%，30岁至40岁有622人，占比32.16%，20岁至30岁有410人，占比21.2%，20岁以下有11人，占比0.57%。年龄分布方面，两头少中间多，成典型的正态分布曲线。与国家统计局2011年公布的平均年龄38.6岁相比，受访者的平均年龄增长1.6岁，达到40.2岁，说明本次返乡潮的农民工年龄偏大。在行业分布方面，建筑业、制造业、物流业、餐饮业和家政业占比接近八成。其中，建筑业有562人，占比29.06%，制造业有522人，占比26.99%，物流业有251人，占比12.98%。

在收入方面，工资高于当地上年度平均工资的有857人，占比44.31%。然而，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收入可以充分满足城市生活需要，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家庭负担重，一个人无法承担整个家庭的开支，特别是住房、教育和养老支出较高。在期待薪酬方面，低于当地平均工资30%以上的有638人，占比32.99%，期待薪酬高于当地平均工资30%以上的有1296人，占比67.01%，反映出受访者对于提升收入的普遍愿望。

在工作时间和强度方面，以往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的有1721人，占比高达88.99%，其中有188人每日工作时长超过12小时，占比9.72%。受访者中仅有370人表示能保证每个月休息四天，占比约19%，超过六成的受访者仅能有一到三天休息时间，而18.98%的受访者每个月无法保证得到休息时间。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使得农民工无法抽出时间参加培训，严重影响参与继续教育的可能性，制约了返乡农民工的职业发展。

3.受访者教育培训状况及需求。本次受访者中，专科及以上学历者有98人，占比5.07%，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有1043人，占比53.93%，初中和职业中专有793人，占比41%。在职业资格证书方面，1469人有资格证书，占比75.96%，465人无资格证书，占比24.04%。其中，多数受访者的资格证书是由一线城市各大培训机构颁发的行业职业资格证书，培训实操少、证书含金量低，仅有极少的受访者获得了国家主管部门颁发的含金量高的职业资格证书。这说明，返乡农民工中真正具备较高技能的仅占少数，若要提高就业竞争力，多数返乡农民工需参与专业的职业培训。

在调查是否参与过职业培训时，有73.53%的受访者表示曾参与过公司组织的入职培训和岗位培训，但培训时长基本少于3天。其中，29.11%的受访者表示培训效果很差，基本是形式主义走流程，主要目的在于熟悉公司环境，学习不到实际的技能;23.32%的受访者认为培训内容不够专业，实操培训不到位;16.16%的受访者认为讲师能力一般，专业素养不高;15.66%的受访者表示培训方式和教学内容不合适，满足不了自身需求。有26.47%的受访者完全未参与过职业培训，不知道参与培训的渠道。

在当代企业管理实践中，员工职业技能水平与收入息息相关，因此，农民工提高收入的最直接途径是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只有这样才能寻求到更好的工作岗位、更高的薪酬待遇和更好的工作环境。然而，返乡的农民工中，多数年龄偏大并且职业技能偏低，在外务工时了解到家乡的新变化和经济环境变好的消息，产生了返乡的意愿和实际行动。还有部分返乡农民工是由于一线城市建筑行业和制造业用工需求结构改变，短时间内找不到新工作又无法承担较高的生活成本而被迫回乡。无论受访者的返乡原因是哪一种，其期待找到适当工作、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都非常明确，只是受限于自身的学历和技能，没有含金量高的职业资格证书，导致这些农民工很难寻找到好工作，并快速融入城市生活，这些都凸显了职业教育对返乡农民工的重要性。

当问及培训意愿和计划时，49.95%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参加职业培训，其中多数希望能获取明确的报名途径或相关培训机构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关于培训方式，57.81%的受访者希望可以在职培训，34.44%的受访者希望政府开设免费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7.76%的受访者愿意参与付费培训，但全部希望培训费用不超过一个月工资。此外，部分受访者表示，希望高校开放图书馆或开发职业教育，以方便自学专业书籍或旁听。

二、农民工面临的社会融入与职业教育问题

1.农民工自身条件问题。农民工曾在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为城市建起高楼大厦，为企业坚守流水线，创造了不可估计的经济产值。然而，当下的返乡农民工却较难实现个人生存与发展，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虽然提供了较多的就业岗位，但与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相比，较多的大龄低技能农民工的回流直接影响可当地的就业市场，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不可预期的影响，特别是农民工自身还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主动参与职业培训意愿不高，动力不足。根据调研收集的数据可知，本次返乡潮回流的农民工年龄中位数偏大，职业技能低，因此很难获得稳定的有保障的工作。在生存基础无法得到保障时，返乡农民工很难对未来做出长期计划，更谈不上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规划。同时，参与培训需要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又不能立竿见影提高收入，多数农民工支付能力有限，又看重眼前的短期利益，这些都抑制了参与培训的动力。此外，以往培训经历中，培训内容不合理、缺少实操训练、师资力量薄弱、政府拨款有限等，也降低了农民工参与职业的意愿。总之，单纯依靠竞争意识觉醒推动农民工主动参与培训是不现实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消灭不良影响因素，激发返乡农民工参与培训的热情。

第二，教育培训支付意愿低。本次调研结果显示，返乡求职农民工的收入普遍偏低，仅有四成受访者的收入高于当地平均工资，主要原因是受訪者长期从事低技能的工作，属于低收入人群。另外，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的家庭负担过重，一个人无法承担整个家庭的开支，有钱也不敢花。尽管受访者接受了城市消费观念，也仍然会将有限的收入用于改善住房、子女教育或养老储蓄，而不愿意将钱花在自身职业教育培训上，所以有限的低收入以及消费投资观念落后压制了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培训的意愿。

第三，农民工缺少足够的休息时间。本次调研结果显示，无休息日、高强度加班在农民工群体中已经长期存在，是严重制约农民工主动参与社会教育培训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种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农民工的正常休息都无法得到保障，更不可能去主动参与教育培训，这严重影响到他们参与教育培训的主动性。

2.社会融入问题。第一，返乡农民工难以融入新城市生活的主观原因。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返乡农民工难以融入新城市生活的主要原因可以分为行为和态度两个层面。

从行为层面上看，返乡农民工因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等原因，主要从事劳动强度大、劳动报酬比较低的工作，在与城市居民交往过程中，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很少积极主动地建立社会人际网络、增强社会连接性，普遍还是在老乡或同学组成的封闭圈子内，极少主动在社会生活中与外人进行互动;返乡农民工工作时间普遍比较长，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参与一些社会活动。

在态度层面上，由于一线城市或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工作生活节奏与生活环境与老家周边城市差距较大，返乡农民工普遍难以在短时间内接纳和认可新城市。虽然新城市离家较近，可以方便照顾家庭和原生土地，但是仍对过去的大城市生活环境有所留恋，特别是在当地养老保障、工伤保障以及医疗保障远低于大城市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更为突出。

第二，返乡农民工难以融入新城市生活的客观原因。较之于老一代农民，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社会保障环境比较优越，比如一些完善的养老保障制度等都会帮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大城市的生活。但是通过访谈得知，老家附近三、四线城市的社会保障还不健全，导致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医疗卫生、养老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加之近几年行业规模微缩等不利影响，部分企业追逐利益最大化，使得农民工的长期性保障得不到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所以，要想提升返乡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性，就需要让农民工得到一定的社会保障，能够安心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

3.社会职业教育的问题。新型城镇化进程下，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都对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提出了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诉求，返乡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面临职业教育的困境。本次调研走访了当地职业培训机构，包括政府组织的公益性培训机构、民间私营培训机构和企业培训中心等。

当地政府就业培训中心主要依托大中专院校或社区大学开展职业培训，组织形式和培训方式具有显著的行政事业单位风格，课程不具备系统性。民间私营培训机构主要以考级考证培训为主，营利性目标较强，培训费用较高。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民间私营培训机构致力于提高考试考证通过率，为了避免纠纷，对难以衡量教学质量的实际操作等课程投入较少，经营持续性较弱，存在跟风追热点开课的问题。

当地企业开办的职业培训机构以培养合格员工为主要目标，注重企业长期人力资源培养，会切实组织实操性强的课程，但面对当前居高不下的跳槽率，企业往往犹豫不前，给予培训部门的预算非常有限，宁愿高薪外聘也不愿投入时间精力培训内部人员，以防止教育培训投入浪费。整体而言，调研地区的社会职业教育体系不完善，政府投入相对不足，职业培训与就业创业不挂钩，对促进返乡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提升和落地就业影响甚微。

三、完善农民工职业教育的策略分析

1.完善农民工职业教育体系。2013年经修正实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国农业法》明确规定，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农业教育发展规划，发展农业教育事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逐步增加农业教育经费，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农业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计划，组织并实施。国家也支持农民举办各种科技组织，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农民绿色证书培训和其他就业培训，提高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到，要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强化省、市（地）级政府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责任，扩大农村职业教育培训覆盖面，根据需要办好县级职教中心。支持各级各类学校积极参与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开展进城务工人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逐步实施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制培训。虽然上述法律法规确立了农业职业教育的地位，明确了农业教育经费来源，鼓励农民创办就业培训机构，并在教育发展规划纲要中进一步细化了农业教育发展计划，但是我国农业教育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仍没有建立完善的农民工职业教育体系。因此，本文建议我国应以公共财政投入为经费来源，以独立部委管理农民工教育为管理机制，以明确的考核机制提升农民工教育质量，具体策略如下：

第一，构建完整的农民工职业教育管理机制。面对如此庞大的农民工教育目标群体，我国可以成立专门的农民工教育管理主体，统筹农民工教育发展事务，落实《农民工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划》;以“管办分离”为基本原则，明确各级管理主体和教学主体的基本职责;确立管理责任主体工作人员的专业标准，杜绝 “外行管内行”的现象。第二，建立多元化农民工职业教育投入长效机制。在明确责任主体和建立管理机制的基础上，应当建立多元化教育投入长效机制：明确国家财政拨款和各省市级财政预算比例，并且保持一定的年增长率;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农民工教育培训，对民间农民工教育机构可以适当给予补贴或减免税费，对企业组织的农民工培训或企业出资赞助的农民工培训经费可以适当抵扣增值税，以调动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积极性，确保农民工职业教育能获得稳定的长期投入。同时，应鼓励知名人士和企业家们建立专项基金，利用金融、民间资本或社会捐助等手段扩大专项基金规模，使农民工职业教育投入更为多元化。第三，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民工教育考核机制。为了应对当前多地出现的农民工培训“只见数字不见人”的问题，应当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农民工教育考核机制，以规范化、合理性、科学性、可行性和程序化作为基本设计原则，明确考核执行主体、考核对象、考核标准和考核流程，以及相应的奖惩制度，以便监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运行，提高教育质量。

2.构建农民工职业教育多元、长效投入机制。为了获取更多的求职机会，农民工自身对通过职业教育提升技能的愿望十分迫切，但针对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现实需求和当前职业教育的开办现状而言，经费来源单一、数额不足是制约农民工职业教育长效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与我国的教育体制密不可分，同时也与农民工需求层次的变更息息相关。为更好地满足多方需求，促进农民工群体强化自身技能的愿望，应在现有政府投入为主的前提下，构建更加多元的经费来源机制。

第一，保证原有公共财政投入机制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毫无疑问，在任何发展背景下，政府都应该是职业教育最主要、最稳定的资金来源，针对农民工群体的劳动技能水平现状和时代发展对其提出的新要求，应科学制定农民工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目标，并适当提升农民工职业教育资金投入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为了保证资金及时到位，可以根据农民工职业教育的实际发展目标，科学设定不同级别财政在整个投入机制中的比重、责任和投资时效，构建“多级参与、多元受益”的良性发展局面。第二，适当提升民间资本来源和投入比重。政府应该与行业协会、企业、院校等多方合作，在坚持公益性的基础上，通过市场化运作，引导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农民工培训这一系统工程，拓展更为宽广的投入来源，通过多方参与，形成最大合力，为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第三，建立农民工职业教育发展专项基金。鼓励支持民间资本以多种形式建立农民工职业教育基金，并利用金融、税收、彩票、社会捐助等手段筹措农民工职业教育经费。

3.构建科学合理的农民工职业教育考评机制。与传统意义上的职业教育相比，农民工参与职业培训的目的性、计划性更强，这就决定了其市场性、经济性也就更为突出，因此，农民工职业教育要着重强化质量与效果，以适应市场和时代的需求。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势必要对现有的考评机制进行完善、变革与创新，以解决职业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高管理绩效水平。

第一，建立考评机制之前，要基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农民工数量与质量等综合状况，对未来一段时期的人才供给需求进行科学预估与评测，不断探索培训效果考评的有效方式与方法，将考核评审的方式和流程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第二，在构建考评机制的过程中，多个部门之间要加强彼此的联系与协作，如企业、培训机构、市场中介以及政府部门之间要形成合力，按照既定的制度、政策、方针，各司其职，确保整个评价系统科学有效、持续健康运转，为有效考评农民工职业教育提供有力支撑。第三，培训机构等非政府行政部门，要根据市场供求机制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建立相关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效果的考评指标体系，对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效果进行评价，为政府考评提供参照。在整个考评机制中，政府和市场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共同促进农民工职业教育的科学发展。

4.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提升其参与职业培训的意愿。石智雷等专家学者认为，长期保障是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的一个重要影响要素。长期保障是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一个前因变量要素，长期、良好的社会保障有利于提升农民工的心理融入。外來农民工在城市生产生活中存在社会融入难的问题，究其原因在于现有社会服务体系的不完善及社会管理不强，建筑行业、快递行业等很少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农民工的子女需要办理很多手续才能在城市入学，这都增加了农民工的负担，迫使其将有限的收入用于防御性的储蓄和养老医疗、子女教育，而舍不得对自身进行教育投资。为减轻农民工的经济负担，应当开放农民工子女就近入学，加快取消入学资格与住房挂钩的政策，降低农民工子女教育成本;鼓励保险机构开发针对农民工群体的商业保险，以降低灵活就业农民工的养老医疗负担。只有落实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不断跟进农民工社会融入服务的政策措施，才能保证农民工在城市中可以稳定地工作和生活，才能激发其参与职业培训的意愿。

此外，各级政府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也应当开展劳动权益保障培训，如普及社会保险制度、工伤保险制度和工伤鉴定程序等，切实降低农民工对于未来生活和养老的担忧，降低农民工的养老储蓄意愿，鼓励农民工主动减少加班，通过参与培训以提高职业技能、提高收入，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障意识，使得改善收入后的农民工通过多种途径提高生活保障，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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