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姓名作为一种传递文化信息的符号，反映了各民族的历史传统、道德观念、价值取向、民族心理等。文章从语言国情学角度出发，以汉俄姓名为研究对象，分析影响汉俄姓名中重名现象产生的诸多因素，其中民族核心文化是造成各自重名的根源，该研究将有利于更深入地了解汉俄民族的国情和文化，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并促进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

关键词：汉俄姓名 重名 跨文化交际 对比

姓名作为国内外学者青睐的研究对象，它不仅是一种语言符号，还是一种社会文化镜像。姓名不仅是社会成员相互区别的符号，而且隐含着一个民族的语言、历史、地理、宗教和阶级状况的信息（楼光庆 1985：14）。俄罗斯和中华民族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俄罗斯族和汉族分别为各自的主体民族。据统计，俄罗斯族和汉族人口分别占其总人口的77.7%和91.51%。因此，本文将对两国主体民族的重名现象进行对比研究，探讨造成其重名的诸多因素，揭示其独特的国情价值， 挖掘俄汉人名中所蕴含的语言文化内涵，以促进中俄两国的跨文化交际，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俄汉人名的构成不同，俄罗斯的姓名由三部分组成：名、父称和姓，而在中国姓名中只有姓和名，所以，对它们各自重名研究的路径或角度不同。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人重名指的是姓和名都相同，而俄罗斯人的重名则主要指名相同。这种重名现象并不局限于某一时期或某一阶段，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主要因素仍对其起着重要的影响，并推动其演变和发展。

一.重名的相同点

姓和名都是汉俄称名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姓代表家族血缘关系，名用于表现个体特征，姓是无法选擇的，名字则体现了取名者的主观意志，承载着长辈对晚辈的期望。

（一）姓氏的阶级性

姓对中国人来说是家族血缘传承的记号，在几千年宗法制传统思想的影响下，汉族的姓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宗法观念、世袭传承、血缘辈次观念等思想，因此中国人对姓是非常严肃的。中国古代有分封赐姓的传统，以封地名和国名为姓氏，如：周、秦、郑、宋、魏等作为自己及后代的姓;以国为姓，如，唐朝国姓“李”为第一大姓，宋代编写的《百家姓》则有“赵钱孙李”的姓氏排列，而“赵”姓为国姓，也是大姓;以爵为姓，如：王、侯等。这些姓氏被固定下来而沿用至今。据统计，中国姓氏有3000多个，其中最常用90%的姓只有百余个。它们与常用的名相结合，便出现了大量重名。如：王伟、王芳、李娜、张敏等。

俄罗斯人的姓产生的很晚，14世纪只有少数公爵贵族拥有姓;16～19世纪中叶前，地主、神职人员和市民的姓相继形成;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部分农奴获得姓，一些农民一般将过去主人的姓作为自己的姓，所以当时就会出现全村同姓的现象;20世纪30年代，苏联政府推行身份证制度，所有苏联公民才有了自己固定的姓。因此，俄罗斯的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演变中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俄罗斯人与中国人的姓来源都很广泛，如以职业、地点、动植物等为姓，但俄罗斯姓主要由基督教圣徒的教名转化而成。如：Иван—Иванов，Анд

рей—Андреев，Ник

олай—Николаев等。俄罗斯姓比较固定，而教名在名字中占主要部分，所以俄罗斯的重名比较普遍，尽管有很多同名同姓的现象，但通过父称是可以区分开的。

（二）名字的时代性

中国人的名字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建国初期，在经历了长期的社会动乱之后，人们对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表现出迫切的愿望，涌现出了很多新名字。如：建国、建中、保华、解放等;大跃进时期出现的名字有跃进、建设、超英、超美等;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气息较浓，人们倾向于选择卫红、建军、文革、向东等作为孩子的名字。这一时期的人名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或时代精神的反映，因此，出现了大量重名。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思想观念的开放，名字也变得越来越丰富了。这一时期以单名居多。父母希望孩子健康长寿，就起名为松、寿、健、康等;希望孩子将来富贵平安，就起名为富、贵、吉、祥等;希望男孩英勇强大，就起名为勇、刚、浩、宇等;希望女孩美丽漂亮，就取名为梅、兰、菊、芳、茜等。90年代以后国家经济迅猛发展，为避免重名，在取名时多采用双字名或三字名，而性别指向不明确的中性名使用频率增加，如：华、文、欢、平、春等。总之，中国人取名的时候往往会会把寓意美好的字作为名字，而在中国人口基数庞大的情况下，重名率自然就高。

东正教作为俄罗斯的国教，十月革命前，孩子出生取教名，宗教思想对封建时代的俄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革命后，教会地位下降，政府允许父母可以自由给孩子取名，这种现象在城市尤为普遍。如：以重大事件命名（Революция 革命;Искра 火星）等;源于革命领袖的名字（Вил： Владимир Ильч Ленин）;以新观念起名（Свобода 自由;Идеал 理想）等。此外，父母起名时为追求时髦，给孩子取当下非常流行的名字，如分别来源于英、法、德、拉丁语的Нелли（亨利）， Жанна（扎娜）， Альберт（阿尔伯特）， Белла（贝拉）等名字，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重名。这个时期的名字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但使用这些名字的人仅占少数，大部分的新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再被使用，但是常用的教名如Иван， Алексан

др， Мария等名字都已俄罗斯化了，所以大多数俄罗斯人还会沿用这些名字。

二.重名的不同点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而区别他民族的事物，姓名作为俄汉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了不同的历史、宗教、地理等元素。因此，研究汉俄民族各自重名的不同因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两个民族。

（一）名字的宗教性

俄罗斯人的名字具有突出的宗教特点。据资料显示， 俄罗斯男名高达5300个，俄罗斯女名多达250个。但现今常用的男名仅有40～80个，女名仅有60～120个，而这些名绝大部分是教名。据统计，20世纪初全国约95%的新生儿所使用的规范教名总共只有200个，一千个男孩中就有240个Иван，一千个女孩中就有200个Мария。是比较固定的一部分。俄罗斯人名经历了四个主要发展阶段，即基督教传入前的古名阶段、基督教传入后的历书名阶段、十月革命后的新名阶段和苏联解体后当代人名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根据孩子的排行、外貌、性格、季节或气候及家人的喜好取名，且大部分都是绰号，这类名字有的演变成姓;第二阶段指公元988年随着基督教传入，东正教正式确立为俄罗斯的国教，按照教规出生一周的婴儿要到教堂接受洗礼而获得教名。教名根据教历中圣人纪念日来命名，而每天不止一个圣人的纪念日，那么孩子出生当日就有几个圣人的名字可供选择。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十月革命前，且大部分教名至今还在使用;第三阶段指十月革命后，出现了与革命思想有关的新名字，但所占比例较小，直到到卫国战争以后，这些名字已不再盛行。第四阶段指苏联解体之初，当局出于对政局的考虑和迎合一部分人怀旧的心理，在这一时期又恢复使用历书名。近年来，尽管俄罗斯出现了一些符合时代潮流、具有时代气息的名字，但是教名仍对起名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有限的教名情况下，重名现象比较普遍。

宗教对汉民族的取名影响较小，即使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有的人以某些菩萨名字和佛教术语命名，如：菩提、文殊、迦叶、三藏、三宝等。但这类名字并不常见，现在也不用了，并不像宗教那样对俄罗斯人的姓名影响如此深远。

（二）地理环境分布

俄罗斯幅员辽阔，地跨欧亚大陆，境内以平原和高原为主，地势较平坦，几乎没有高山的阻隔。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俄罗斯置身于东西方文化的交界处。因此，俄罗斯民族文化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受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双重作用。基督教的传入给包括姓名在内的国家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教名取名而产生的大量重名。中国地大物博，地形复杂，境内多山川湖泊，有来自高山的阻挡，因此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较小。这使中国囿于狭小的圈子，在儒家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按照一定的传统习俗取名，这在今天看来重名依然较普遍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外来语的借入

俄罗斯的大多数人名不是俄语固有的，而是随着基督教的传入，从希腊语、拉丁语、古犹太语等外来语中借用来的，并渐渐被俄化而使用至今。来自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人名多表示人的品行或品质，如：Александр（亚历山大）， Андрей（安德烈）表“勇敢”;Геннадий（格那季）， Евгений（叶甫根尼） 表“高尚”;Екатерина（叶卡捷琳娜）， Клара（克拉拉）表“纯洁”;Виктор（维克多）， Виктория（维克多莉娅）表“胜利者”;Софья（索菲娅）表“光明”等。来自古犹太语的名字大多与宗教有关，如：Зоя（卓娅）， Ева（耶娃）表“生命”;Анна（安娜）表“仁慈”;Мария（玛丽亚）表“喜爱”;Илья（伊利亚）表“力量”;Иван（伊万）表“珍爱”。这部分名字是俄罗斯人现有名字的主要组成部分，重复率较高。

中国在几千年儒家封建礼教思想的影响下，倡导忠孝，崇礼尚文，从古至今中国人取名讲究文明、礼仪、吉祥等，反映儒家思想的字“忠、孝、文、礼、仁、智”等在名字中的使用频率较高。因此，古时的中国人取名非常慎重，一般不会取“洋名”。随着改革开放的的进程加快，人们的思想观念变得更加开放，按传统的“字辈”名取名的很少，父母为避免重名而给孩子取好听悦耳的名字，而名字有西化倾向，如：雅菲、梦露、丽莎、娅莉、安娜等单名、双名或叠字名，但这也为数不多。汉字的表意功能特别强大，名字在遵循一定的传统原则上可以任意组合，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重名。

（四）民族迁徙与融合

中国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民族大融合，这也是形成今天“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人口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民族大融合有利于各民族的沟通和交流，也是少数民族姓氏汉化的主要原因。例如，汉武帝赐匈奴休屠王姓金，于是匈奴人纷纷改汉姓，如刘、卜、乔、康等姓都有一些分支源于少数民族。北魏有144个鲜卑姓改为汉姓，如：拓跋氏改为元氏，步天孤氏改为陆氏，贺赖氏改为贺氏，独孤氏改为刘氏，丘穆陵氏改为穆氏。五代十国时的国君皆是少数民族，如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等。金代完颜氏改成王姓，改名之风盛极一时，至金末有31个少数民族改为汉姓。元朝末年，既有大批蒙古族人定居内地而被汉化，也有少数汉人追随皇室返回漠北而被蒙化。满族深受汉文化影响，清朝初期就有不少人改成汉姓，如爱新觉罗氏改为金氏，舒穆禄氏改为舒氏或穆氏，董鄂氏改为董氏，佟佳氏改為佟氏等;满族八大姓在关内成员基本上改为姓金、王、佟、关、马、舒、齐等。此外，在民汉联姻中汉瑶通婚出现冯姓，汉傣通婚出现刘姓和固姓。民族大融合对中国人的姓氏演化具有重要的影响，这是造成中国人重名的又一重要因素。

俄罗斯历史起源于东欧草原上的东斯拉夫人，基辅罗斯是东斯拉夫人建立的第一个国家。东正教从拜占庭帝国传入基辅罗斯，由此促进了拜占庭和斯拉夫文化的融合。后来蒙古国远征罗斯，对罗斯的历史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蒙古鞑靼族也成了俄罗斯众多民族中的重要一员。尽管俄罗斯历史上也有民族的迁徙与融合，对俄罗斯的姓名文化产生过一定的作用，但俄罗斯的重名与中国的少数民族改为汉姓而造成的重名是截然不同的。

三.小结

通过汉俄姓名中重名现象的对比分析，本文揭示了汉俄姓名的深层文化内涵。重名既有相同点，但差异更加明显，造成各自重名的相同因素有：姓名的阶级性和时代性，从宏观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这也是不同民族文化所具有的共同特点。而名字的宗教性、地理环境分布、外来语的借入、民族迁徙与融合是重名差异中的主要因素。由此可见， 姓名并非是一个简单的语言符号， 而是对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映，以及人们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的追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开放，名字也将更加丰富多彩，但一个民族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会对人名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重名不可避免，但会逐渐减少。希望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增加读者的跨文化交际知识，对促进中俄两国文化的交流具有一定的帮助。本文仅是笔者的管中之见， 还望各位同行们多加指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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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衍春.略谈俄罗斯人名[J].俄罗斯文艺，2006（4）：67-70.

（作者介绍：尹维平，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俄语教学，俄汉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