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林

原公镇，在陕西省城固县城北十里，依秦岭，傍水，早在明代即是“人物秀丽，土壤沃衍”之地。此地原名李氏村，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为纪念兵部尚书原杰，改“李氏村”为“原公村”，并立祠祭祀。后该村发展成镇，原公成镇名至今。

一

明代中期，天灾频发，流民者众，明政府又推行驱逐流民的政策，饥寒交迫的流民“入山就食，势不可止”，秦巴及荆襄山区是流民聚集地，与地方官吏屡屡冲突，乱象频发。明廷几度派兵弹压，但为生存而聚集于此的流民，去而复聚，剿而不灭。在“剿”与“抚”上，朝廷一直左摇右摆，苦无良策。流民问题成为鄂陕豫相邻区官府非常头疼的问题。周洪谟著有《流民图说》，主张安抚，说应当增设府县，听任流民附籍，成为编户之民，这样可以充实汉中、襄阳、邓州户口，安稳数百年。都御史李宾将该书上呈朝廷，宪宗称善，原杰也是力促安抚之策的大臣，上《处置流民疏》：鉴东晋良法，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使安生业，有条件的附籍，则流民皆齐民矣。

原杰，字子英，山西阳城（今山西晋城）人。明正统十年（1445年）进士，两年后即被授予监察御史。原杰曾巡按江西，针对当地匪患严重、民不聊生的状况，采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办法，一面出兵围剿，一面分化瓦解，很快將股匪一一剿灭，一时间“匪首诛杀，奸宄敛迹”（《明史·原杰传》）。

成化二年（1466年），原杰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原杰在任上，明察秋毫，体恤百姓，荒年赈济救灾，百姓没有流离迁徙的，维护了社会安定。后，原杰被召回朝廷，任户部左侍郎，掌管全国土地、户籍、财政税收等重要国务。“时黄河迁决不常，彼陷则此淤”，农民常在淤塞地开垦种植，不法奸徒却说那些地方都是园场屯地，献给王府以邀赏赐，王府据为己有，惹出民怨，引发械斗。原杰查清后据实禀报，奏请将献出田地的人贬去戍边，并给接受土地的人加罪。朝廷一一照准。原杰曾在江西做官，很得民心，后来江西发生民变，皇上便派他去治理。时原杰母丧，他理应离职守孝，但他接旨后即动身前往，“捕戮六百余人，余悉解散”（《明史·原杰传》）。

“复按顺天诸府。大水，牧官马者乏刍，马多毙，有司责偿，杰请免之。开中盐引入米赈饥。”（《明史·原杰传》）原杰奉旨巡按顺天府（京畿地区），时年洪水，顺天遭遇灾荒。负责牧养官马的百姓因缺草料，官马多死，地方官员便向百姓索赔。不少人家为此倾家荡产，苦不堪言。原杰以天灾为由奏请圣上，免予索赔，民心大欢。原杰面对饥荒，采用输送粮食换取食盐运销权的方式，发给粮商盐引，鼓励贩运粮食来赈济饥荒。一系列措施深得民心。

二

成化十二年（1476年），宪宗朱见深下诏“解除山禁”，命原杰前往荆襄、秦巴地区安抚流民。年已六旬的原杰到任后，“遍历诸郡县，深山穷谷，无不亲至。至则宣朝廷德意，问民疾苦，诸父老皆欣然愿附版籍为良民”（《明史·原杰传》）。原杰为防止谎报漏报，翻山越岭，亲力亲为，据实查勘，逐村逐户登记无籍流民。原杰商会鄂豫陕三省官员，初步拟定安置流民的措施，“无产及平时顽梗者，驱还其乡，而附籍者，用轻则定田赋。民大悦”（《明史·原杰传》）。愿意留下来生活的，即办理本地户口;愿回老家的，或素昔凶恶者，照例遣回。共登记“愿留附籍流民十一万三千三百七十一户，男妇共四十三万八千六百四十四丁口;愿归原籍者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三户，男妇共四万五千八百九十二丁口;其本分营生流民张清等共九万六千六百五十四户，男妇共三十九万二千七百五十二丁口，仰遵圣谕编附”（原杰：《处置流民疏》）。原杰以六十岁高龄率领众官员，在荆襄、秦巴的千山万壑间，逐户逐人调查统计，并细细询问流徙原因、去留意向，对户口、人数的调查统计精确到个位，让人敬佩。

至此，原杰方将上述调查商定情况申奏朝廷：“流民因原籍差、粮浩繁及畏罪弃家偷生。置有田土，盖有房屋，贩有土产货物，亦不过养赡家口别无非为事。端若一概逐遣，尚恐去而复来……仰遵谕旨编附各州县应当差、粮，严立禁条，用杜将来。此非一时之安，实为永远之计……”（原杰：《处置流民疏》）原杰深刻剖析了流民背井离乡、流徙四方的根本原因是“原籍差、粮浩繁”，责任在原籍的公差、税赋繁多，只好背井离乡，苟且偷生。并且要求朝廷引以为戒，明确百姓应担负的赋税徭役，且“严立禁条，用杜将来”，强调“此非一时之安，实为永远之计”。

流民附籍后，垦辟老林﹐除从事农作﹐还开发药材﹑竹木﹑铁﹑炭等资源﹐荆襄、秦巴山区逐渐民户稠密﹑商旅不绝，四境平安。原杰向朝廷建议“必须就近添设司府，分管卫县，位高望重，且知利害所系。较之所县百倍有益”，并推荐御史吴道宏负责该区域的管理，皇帝即下诏，擢吴道宏大理少卿，抚治郧阳、襄阳、荆州、南阳、西安、汉中六府，西达四川广元，北至河南灵宝，南接四川巫山，东联湖北荆州，辖八府九州六十五县，治所郧阳。郧阳之有抚治，自此始也。一个山区无名小邑，成为鄂豫川陕毗邻地区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区域性中心，有“鄂之屏障，豫之门户，陕之咽喉，蜀之外局”之美誉，对汉江流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城固县志》载：“都御史原杰抚治荆襄秦豫，招抚流民，安置陕南各县，本县水河西岸安置较多。人口增加，全县由原来十八里增编为二十三里。”汉中知府周东予赴旬阳整籍编里的一篇碑文记载：“弘治辛酉菊月，予奉命编查府属流户之愿入籍者万有五千，得里者十有三;金州曰金宁东里，白河曰长春，平利曰太古，汉阴曰新安，西乡曰金洋，城固曰文川，洋县曰……”由此可知，到弘治十四年（1501年），仅汉中府流民入籍者就新增一万五千户，新编十三里。

在原杰的疏导化解下，荆襄、陕南、豫西一带长期形成的积重难返的流民问题得以妥善解决。“而后山险阻，林箐蒙昧之际，一变而为杂耕乐土。”遂使地方化乱为靖，社会安定，人口增加，荒废的土地得以复垦，朝廷税赋倍增，惠泽了三省八府九州六十五县的百姓。此举被史家誉为“使国家百年意外之变，一旦潜销和默定”的卓伟之功。

三

“杰以功，进右都御史。杰数扬历于外，既居内台，不欲出。荆、襄之命，非其意也。事竣，急请还朝。会南京兵部缺尚书，以杰任之。杰疏辞。不许。”（《明史·原杰传》）原杰因安置流民有功，升迁都察院右都御史，正二品。原杰多次任职在外，入居都察院后，便不想再出朝廷。他这次受命赴荆襄，也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事情办完后，马上请回朝，他被任命为南京兵部尚书。

成化十三年（1477年）六月，原杰因突发疾病在南阳的驿舍去世，终年61岁。明宪宗“深嗟悼”，“赐葬，祭赠太子少保，录其子宗敏为国子生”。清初政治家、文学家王士祯赞曰：“杰徕抚流民，各安侨业。招乡为邑，崇邑为郡，增设都司卫所弹压之。使烽镝夺攘之场，进为耕桑化居之土。矛钤札之俗，变为衿缨礼让之风。国家享辟土之名，而黎庶知有生之乐者，固杰之功也。”

原杰去世，“八郡之民闻之，无不流涕，为立祠焉”。荆襄、陕南、豫西的百姓闻原杰猝死噩耗，无不痛哭流涕，各地亦纷纷自发建祠奉祀，有的县庙祠有十几处之多，可见原杰在流民心中的地位。史载鄂陕豫诸州县都建有祠庙祭祀原公和吴（道宏）公，清初尤甚。皆因战乱后，大批流民迁徙于此，清王朝为安抚民心，以祭祀原公为名，实乃稳定政权之策，也起到了安抚流民之功效。随着岁月流逝，原公祠大多被毁，但原公村名却始终未变，还升格为原公镇。陕西省城固县原公镇是至今唯一留存下来的祭祀地，也是唯一以原公为名的乡镇。

原公寺位于城固县原公镇新街路边，曾是全县最大的寺院。《城固县志》载，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治为太子时，为母后长孙氏建寺，名慈恩寺，鼎盛一时。此寺于唐乾符六年（879年）重修时更名为慈恩院，四进三院，东西各有后来修建的附院，西院为祭祀孔子的文庙。明成化年间，为纪念原杰，在东院建原公祠。后因李氏村改名原公村，慈恩寺也随之改名原公寺。寺院占地广，殿堂多，为办学提供了理想的校址，清末和民国时期，原公寺成为原公完全小学校址。20世纪70年代，学校迁建他处，此地成为镇政府办公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