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

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一度最为隆重、最为重要的节日，处处气象一新，家家户户，喜迎新年。但就在这“辞旧迎新”“万象更新”之际，又特别讲究个“旧”字，旧风俗、老规矩得一例照旧，这个年才过得像模像样、有滋有味。随着岁月流转、时光飞逝，移风易俗也在所难免，总有那么一点旧时“年味”会不复存在，让人追怀不已。那么，怎样留存、怎样持守、怎样传承这些风俗传统，也逐渐成为一种文化自觉，并衍生出一门专业学问，那就是民俗学。

绍兴初印《中国新年风俗志》

说到民俗学与春节，则不能不提及《中国新年风俗志》一书。此书于1932年9月，在浙江绍兴新河弄的绍兴印刷局里印制完毕，在绍兴汤浦的民间出版部面世。不久，上海、北平、杭州各地也陆续有此书发售，这本封面印有民间舞龙灯迎新年图案的小书，一时风靡于街头巷尾，大有人人争睹的意思。这本由中国民俗学会编审的专业书籍，为何会得到民众如此追捧？这本书的内容如何？究竟是否真的是老少咸宜的“年味”入门呢？

翻开扉页，绍兴人周作人为此书所撰序言，便赫然入目，俨然是一份书籍品质保证书，让读者对此书顿时刮目相看。周序中称：

季节有些像是一座浮桥，从这边走到彼岸去，冬尽春来，旧年死了，新年才生。在这时候有许多礼节仪式要举行，有的应该严肃的送走，或拿出去或简直丢掉，有的又同样严肃的迎进来。这些迎新送旧的玩意儿，聪明人说它是迷信固然也对，不过不能说它没有意思，特别是对于研究文化科学的人们……

一年里最重要的季候是新年，那是无可疑的。换年很有点抽象，说换季则切实多了，因为冬和春的交代乃是死与生的转变，于生活有重大关系，是应该特别注意的，这是过年礼仪特别繁多的所在，值得学子调查研究者也就在这地方。可惜中国从前很少有人留意，偶然有《清嘉录》等书就一个区域作纵的研究，却缺少横的，即集录各地方的风俗以便比较的书物。这回娄子匡先生编述《新年风俗志》，可以说是空前的工作，这在荒地里下了一铲子了。

早年在民俗学领域卓有建树的周作人对此书的赞誉，可谓冷静而客观，没有大吹大擂此书的内容如何如何精彩，而是从中国农耕社会风俗的源头说起，再与历史上辑录风俗的书籍之缺乏并论，顺理成章地带出《新年风俗志》成书之难能可贵。这样的序言，看似一笔带过、浅尝辄止，但却意味隽永、雅俗可读，真可让读者由衷地信服。这篇写于1932年7月21日的序言，周氏本人也很看重，后来辑入了《苦雨斋序跋文》一书中，于1934年出版。

当然，周序的“广告”效应固然重要，此书本身的内容确也可圈可点。书中对中国新年风俗的“横向”采辑，在当时堪称“空前”，记述了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南、湖北、河南、甘肃、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13个省共27个地区的新年风俗。

编者娄子匡的这“一铲子”可不一般，是倾尽全力，尽最大可能存留了这百年间的“年味”的“原味”。娄氏在自序中，不无动容地说道：“新年的风俗委实是耐人兴趣去探采，更是我们伟大的国土中所流传的各地不同的多量的风情。从它（新年）底行事提出某一个仪式和惯例，那就是一个巨大的丰富的值得探讨的课题。”

绍兴人群体与中国民俗学运动

娄子匡，也是浙江绍兴人，与周作人算是同乡。他少年时代即醉心于民间文艺，在浙江绍兴中学肄业时，就已搜录《绍兴歌谣》《绍兴故事》二册，后辑入中山大学民俗丛书，于1927年7月在广州出版。青年时代，又为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主编的《歌谣周刊》、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上海文学研究会《文学周刊》等刊物，编撰了大量民间文学作品。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娄子匡正值年富力强，其浓厚的民俗学兴趣与丰硕的研究成果也恰逢其时。之所以说“恰逢其时”，是因为他恰恰处于中国民俗学运动的黄金时代。

所谓“中国民俗学运动”，更与绍兴人蔡元培、鲁迅等人的提倡密切相关。蔡氏于1917年至1922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倡科学与民主，延聘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刘半农等进步学者，北大面貌焕然一新。之后，虽调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仍继续倡导其在大学教育方面的进步主张，对中国民俗学运动有着重要的启蒙、指导与推动作用。1916年，蔡氏就提出“昧理之人，于事理之较为复杂者，辄不能了然。十其因果之相关，则妄归其同于不可知之神，而一切依赖之……是迷信也”，强调必须以科学的“理信”破之（《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蔡元培对现代启蒙理念的推崇，也必然推动学术研究向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理念路径前行。1913年，鲁迅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明确提出：“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以輔翼教育。”紧接着，1918年，刘半农等向全国征集歌谣，成立了北大歌谣征集处，这也意味着有领导、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中国民俗学运动正式开始。1923年5月14日，在北京大学召开“风俗调查会”筹备会，通过了张竞生拟定的“风俗调查表”，5月24日正式宣布“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成立。1924年年初，印发《北大风俗调查会征集各地关于旧历新年风俗物品之说明》。所有这些关于民俗学研究的相关学术活动表明，中国民俗学研究开始全面走向民间，已经在学术方法上极为重视田野考察与实地调研了。

在中国民俗学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娄子匡的学术研究进展神速，学术成果也日益累积。1932年夏，他与顾颉刚、周作人、江绍原、钟敬文等人在杭州创办了中国民俗学会，编辑了《民俗周刊》《民间月刊》《孟姜女月刊》《民俗学集镌》等多种关涉民俗学、民间文学类型的学术刊物。后又南北奔走，在福建、广东、四川等地，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分会10处，吸纳民俗学爱好者500余人入会。

值得一提的是，娄氏与周作人的同乡之情、同志之谊，在20世纪30年代一直保持着。在其主编《民间月刊》之初，周氏不但为刊物题签与供稿以表支持，且还曾寄赠一张个人照片。这张照片摄于1932年秋季的北平，有“子匡兄惠存，廿一年秋在北平所照，作人”的题赠手迹，钤了“苦雨斋印”，印制精雅，在周氏赠予友人的个人照片中是不多见的。娄氏也十分尊重这位长其近20岁的前辈学者，将其照片郑重影印于《民间月刊》第二卷第七号上，并且在照片之下标注：“中国民俗学创导者之一——周作人氏及其墨迹。”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娄子匡迁至重庆，在中国民俗学会重庆分会所在地编印了《风物志》周刊與集刊。在此期间，他也坚持不懈地从事着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

《新年风俗志》作为“贺岁书”出版

《中国新年风俗志》一书，正是娄子匡在杭州创办中国民俗学会期间，学会所筹划的丛书之一。1935年1月，在春节前夕，该书更名《新年风俗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其影响力更为扩大。

这一版本成为后世读者经常能看到的版本，其封面重新设计印制，更为精致醒目，透着一股浓浓的中国“年味”，无怪乎读者大有将其认作“贺岁书”之意（1935年除夕为2月3日）。

如今抚读此书，仍让人过目难忘。书的封面主图，为两个小孩在给一对老夫妇拜年，老者手拿红包，面容慈祥;这是一个典型的传统春节过年时的场景，很是生动形象。主图之下，有周作人的题字“娄子匡编著，新年风俗志，周作人题”，三行横排，并钤有一枚“越周作人”图章;周氏书法闲逸清爽，观之颇为悦目。

书中所附图版也极为丰富，有16页之多，其中既有吉祥图案如“刘海戏金蟾”“文武财神”等26幅，也有当时各地新年风俗的写真，广东的舞狮、云南车里的荡秋千、浙江绍兴的九联灯等等，琳琅满目、新奇生动。随手翻阅几页，这些在中国读者看来再熟悉不过的传统春节图像，着实让各地的读者如同归乡过年一般亲切熟悉，自然对之爱不释手了。

这本“贺岁书”在当年也受热捧，初版之后4个月即行再版。可见，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此书做到了“雅俗共赏”;学术研究在此不再枯燥无味，而是引人入胜了。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一仍其旧的周作人序、顾颉刚序，冠之于正文之前，此书还有一位外国学者“爱堡哈特”的序言，也特别引人注目。爱堡哈特是一位德国博物学家，即柏林民族博物院艾伯华教授。他也是娄子匡主编《民间月刊》时的忠实读者，对中国文化及民俗研究有着浓厚兴趣。

在初步接触了中国民俗学研究的相关成果之后，爱堡哈特曾于1933年2月致信娄子匡说：“在我们这里，流行了一种见解——以为在中国是没有神话和传说的。现在，从你们的杂志里，和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和杭州民俗学会的出版物中，我们才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可是，这边的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他们的作品，你们如果见到，一定会要发笑，因为在那里面所提出的许多问题，老早便可以被你们的饱学所解答了，所证实了。”

爱堡哈特为这本新版的《新年风俗志》慨然撰序，不但说明了他个人对这部著作的认可与肯定，更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中国民俗文化历史之悠久，内容之丰富，积淀之深厚，本土的中国学者理应比西方学者更有发言权，理应比所谓的“汉学家”更有研究深度。

回过头来，再看该书的内容结构，在编排上也新颖可观。如在正文27篇内容开始之前，印有“引歌”一首，这是一支“川滇蛮子新年歌”;而在所有正文结束的末尾处，还印有“余音”一曲，一支“广州元旦盲妹叫化歌”与之相应和。虽只是阅读文字，却真令人如同听到80年前的新年民歌，那份乡音悠扬，足令人荡气回肠，久久回味。

抚今追昔，弹指80余年过去。绍兴人娄子匡所著《新年风俗志》，以及绍兴人周作人为这本“贺年书”题签与撰序推荐，还有那绍兴人蔡元培、鲁迅等所倡导的“中国民俗学运动”，却还如此鲜活生动地停留在国人的记忆中，不禁令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