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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到达美国的中国人行踪之谜

2020-04-07裘伟廷

寻根 2020年1期
关键词:奥多巴尔的摩沃斯

裘伟廷

1785年8月9日,来自中国广州港的商船“帕拉斯”号(Pallas,又译“智慧女神”号)抵达美国巴尔的摩港,其中有3名来自中国的船员,当地媒体报道了这艘商船,留下了中国人抵达美国的最早文字记载。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到达巴尔的摩港后,船员被船长奥多奈尔(John ODonnell)弃于船上,遂陷入困境。他们的命运和这艘商船带来的货物,得到华盛顿、富兰克林、韦伯斯特等名人的关注,也得到费城商人霍林斯沃斯的帮助。在相关方的协调和压力下,奥多奈尔答应将这些船员送回亚洲。由于至今仍未发现船员回国的文字记载,因此不能确认这些船员的命运到底如何,是回到了故土,还是继续留在美国?第一批抵达美国的中国人的下落,就成为一桩悬案。

1784年2月22日,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缓缓驶离纽约,于8月28日抵达中国广州。这一年,成为中美直接贸易的开启之年。

“中国皇后”号停靠广州港期间,商船“帕拉斯”号也正好在广州。该商船的船长是约翰·奥多奈尔,他自称出生于爱尔兰,原是英属“东印度公司”的一名船长,常年穿梭在印度与中国之间。结识了“中国皇后”号船长兰道尔后,奥多奈尔敏锐地看到了商机,他预见到中国商品在美国的巨大市场,就火速在广州购买了大批精美的中国货,诸如丝绸、瓷器、土棉布等,装上“帕拉斯”号。其中兰道尔船长包了“帕拉斯”号上的一部分货舱,那是准备运到美国去的茶叶,而其余货舱里,则满载奥多奈尔的货物。如果这些货物直接运往美国,足以让奥多奈尔赚得盆满钵满。

1785年1月,奥多奈尔和他的船员驾驶满载货物的“帕拉斯”号,从广州港起航,往美国方向驶去。这是第一艘从广州始发的直航美国的商船。为了完成这次环绕地球半圈的长途航行,奥多奈尔招募了一些船员。船上34名船员中,有3名是在广州招募的中国人,其他31位船员则分别属于亚洲东南亚地区﹑也门﹑印度、巴基斯坦以及欧洲地区。这3名来自清朝的船员,成为第一次有档案记载的到达美国本土的中国人。这些船员在开始他们未知的旅程时,除了奥多奈尔,没有人知道这次航行是一张“单程票”。

绕过好望角,穿越大西洋,1785年8月9日,“帕拉斯”号驶入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港。船上满载的中国货包括茶叶、瓷器、丝绸、缎子、薄纱、棉布、丝绒、绸伞、墙纸等,顷刻间让美国东部沸腾起来。1785年8月12日,《马里兰巴尔的摩商报》率先报道:“直接来自中国的‘帕拉斯号帆船于周二晚上抵达本地,奥多奈尔船长是该船的主人——船上有大批贵重货物,包括各种各样的茶叶、瓷器、丝绸、绸缎、土布裤等。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这座城市广泛传播的商业声誉,以至于吸引了绅士的注意力,他们正忙于进行这种遥远的但却获利颇丰的贸易……”

当地媒体除了报道这艘商船所装载的琳琅满目的中国货外,留下了中国人抵达美国的最早文字记载,还表明在商船停泊期间,这些中国人曾登岸游览,巴尔的摩居民亲眼见过他们。比如8月12日《马里兰巴尔的摩商报》写道:“船上的水手包括中国人、马来人、日本人、摩尔人以及几个欧洲人,这些住在不同国家的人受雇于同一艘船,成为同道中人,这是由商业利益造成的,它用一条黄金链条将地球上的所有国家联结起来。”

“帕拉斯”号来到美国,引起了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农场主蒂格哈曼的关注,他立即写信给家乡的老朋友乔治·华盛顿,将船上即将售卖的商品信息告诉老友。4年后成为美国第一任总统的华盛顿,和许多美国买家一样,无法抵抗中国货的巨大诱惑。在收到老友来信后,华盛顿于8月17日给蒂格哈曼回信,写道:“我买或不买完全取决于价格。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协议价,我会愉快地接受。否则,我会少买点……”信上还列出了拟购货物的清单。

据称,华盛顿列出的清单包括:1套上等陶瓷餐具、1套上等晚餐茶杯和茶碟陶瓷、1套蓝白色瓷器、半打盘子、1打蓝白色小碗、6个洗手用的瓷器工艺脸盆、6个有柄大杯(壶)、1/4柜上等绿茶、1桶巴达维亚烧酒以及一些上等绫纹丝织物、素色平纹细布、丝绸手帕、本色棉布等。8月25日,蒂格哈曼回信,对拟购买的货品和价格提出建议,并转达了奥多奈尔期望拜会华盛顿的想法。他还告知,船上的大包茶叶是兰道尔船长的,这些茶叶现已全部运往费城了。

在这封信中,蒂格哈曼还提到:“船上的水手都是印度本地人——大多数水手来自马拉巴尔和科罗曼德尔海岸,他们的容貌和肤色和您的老马夫很像——船上有4名中国人,无论从他们的肤色还是特征如头发和每一处皮肤斑痕来看,他们确确实实就是北美的印第安人。”值得注意的是,蒂格哈曼说船上有4名中国人。

8月29日,华盛顿给蒂格哈曼回信中,提到新的购买选择,说他的夫人要买围裙宽度的平纹细布,还希望购买6条上等质量的条纹薄手绢,至于大桶的巴达维亚烧酒就不买了。华盛顿说他很乐意在弗吉尼亚与奥多奈尔会面。信中还说道:“在收到你的来信之前,根据我所阅读的书籍而不是我自己的不完整的记忆,我曾经有过一个想法,中国人尽管外貌古怪,但他们还是白人。”

在收到蒂格哈曼8月31日写的回信后,9月14日,华盛顿第三次回信对方:有人告诉夫人,帕拉斯号船上售卖的上等平纹细布每码售价0.5美元,夫人要我转告你,如果这是真的,务必请你帮她买两三块布料。10月13日,蒂格哈曼回信給华盛顿,说9月14日的信早已收到,但自己高烧卧床4个星期,一直没能回信,也没有完成购买的任务。因此,他很抱歉地告诉老友,那艘船上的买卖已经结束了。

在翘首期盼了一个多月后,华盛顿夫妇终究没能买到“帕拉斯”号上的中国货,想必是相当失望的。华盛顿非常喜欢中国商品,所以很希望能进一步建立美国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关系,这种希望在他担任美国总统后开始实现。据有关资料显示,到1790年,即华盛顿担任总统的第二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约占美国进口商品的七分之一;到1792年,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总值已经超过荷兰、法国和丹麦,仅次于英国。

根据现有一些文献记载,在“帕拉斯”号上的中国人有3人,他们分别叫阿成(Ah Sing)、阿全(Ah Chuan)和阿官(Ah Cun);也有文献将他们的名字写为:阿胜(Ashing)、阿春(Achun)和阿宽(Aceun)。当然,以上中文名和英文名,显然皆为这3位中国人自称的译音。不过,从“阿”的称谓习惯上判断,他们应该是来自中国广州或广东沿海地区的人。

按照当时的航海环境,那是一趟往来至少一年的远洋商旅,船员人工及劳务费用自然不菲。羁留在美国后,3位中国水手曾写下陈情书,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发些钱资,让他们返回自己的国家。马里兰“大学公园”的国家档案馆里,保存了3名中国人的陈情书。陈情书当时被提交给了大陆会议,上面记载了这3位中国人的情况以及他们的名字。

不过,在一些已公开的个人信件和日记里,关于“帕拉斯”号上的中国人的人数,又提供了另一个版本,出现了“4个中国人”的说法。比如,8月25日,蒂格哈曼在给华盛顿的回信中,曾特别提到,该船上有4名中国人,“无论从他们的肤色还是特征如头发和每一处皮肤斑痕来看,他们确确实实就是北美的印第安人”。这些话说明,蒂格哈曼是见到过这4个中国人的,否则他不可能描述得这样仔细。

而在《诺亚·韦伯斯特的生活日记》中,更是给出了可信度较高的说法。韦伯斯特被誉为“美国学术和教育之父”,他当时正在研究英语改革。所以,当“帕拉斯”号驶入巴尔的摩港的当天,他就去码头看船了。他在日记中记录道:“8月9日,坐船到码头,迎接东印度船。”半个月后,他在日记中又写道:“8月25、26、27日,没做什么事情。登上从中国来的帕拉斯号船,这艘船由3名中国人和很多马来人航行而来。在船上,我开始进行英语语言的调查。”10月14日,韦伯斯特的日记提到奥多奈尔结婚,写道:“他还有一个印度情人在船上。”日记下方文字又补充道:“据说他的中国情人还因他怀孕了。”从上下文联系来看,韦伯斯特所指的这个女子是中国人。当时,美国与中国和印度的贸易都是通过东印度公司进行的,因此,美国人通常把从中国去的商船称作“东印度船”或“印度船”,而船上的水手也常用“东印度人”或“印度人”统称。

那么,“帕拉斯”号船上的中国人到底有几个呢?有两种可能。第一种,船上可能有4个中国人,包括3名中国船员在内的亚洲船员都随霍林斯沃斯前往费城,寻找去中国的商船以便搭船回亚洲,还有一名中国女子则被奥多奈尔留在船上,她可能是他的情人也是他的女佣。第二种,船上可能只有3名中国船员,所谓有“4个中国人”的说法纯属讹传。但是,鉴于蒂格哈曼和韦伯斯特本人均亲眼见过船上有4个中国人。所以,第一种可能性比较大,即“帕拉斯”号上有三男一女共4名中国人。

“帕拉斯”号船员(包括3名中国人)最初以为过埠到巴达维亚即可下船回国,却未料“遇人不淑”,被船主带到了美国。到美国后,船员又以为船长会遵守承诺,把船开到美国后,便可以送他们返程,未料想船长并没有送他们回国的打算。因此,当他们听说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有帆船即將去亚洲时,于是要求奥多奈尔支付薪水,让他们前往费城。但上岸之后,奥多奈尔重利轻义的本性立刻暴露出来,他不但没有支付给手下人承诺的报酬,甚至连回国的路费也想赖掉,奥多奈尔认为自己和船员的雇佣关系已经结束,因此对船员返回亚洲的要求不予理会。

此时,在费城的查克斯顿船长,正在筹划到中国做生意。他将一艘帆船改名为“广州”号,准备从费城驶向中国广州港。正在巴尔的摩的费城商人霍林斯沃斯,对“帕拉斯”号船员深表同情,伸出了援助之手。10月,当他听说查克斯顿准备去中国做生意的消息后,随即组织这些船员从巴尔的摩来到费城,希望查克斯顿能雇用这些亚洲船员。此时查克斯顿船长已雇了水手,他知道待商船从广州返回美国时,无法在广州本地招到美国或欧洲水手。于是他向霍林斯沃斯表示,如果后者可以拿到宾州最高行政会议的命令,他就将这些亚洲船员带回国,每人船费为40个金币。

为了让陷入困境的船员回家,霍林斯沃斯带领船员集体向宾州当局提出申诉。在申诉信中,他们控诉了在航行途中和抵达巴尔的摩港后,自己所遭到的恶劣对待,希望当局能给予他们足够的食物,同时给他们一张船票,让他们可以搭乘即将前往中国的商船回国。

这个案子兜兜转转持续了将近一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之间互相扯皮。宾州原想把案子推给马里兰州,因为马里兰州才是事发地,但他们的计划没有成功。之后,案子转入法庭程序,最后由宾州的州政府担负这些船员的生活费,同时授权霍林斯沃斯继续照顾船员的生活。船员在宾州期间,最高行政会议批准了一个总共548磅食物和大约1500美元的生活费用支出方案,包括柴火和衣服。

这期间,有一个中国船员病倒了,霍林斯沃斯马上将他送往医院治疗。关于给中国船员治病的记录,可以在莫顿撰写的《宾夕法尼亚医院史(1751-1895)》一书中得到证实,书中摘录了跟霍林斯沃斯和中国人有关的两条医院记录。第一条记录是:1785年12月26日,“接收一名穿粗硬布的中国人”。第二条记录是:1787年7月30日,“霍林斯沃斯已经在为这几个陌生的中国人支付膳食费用,包括这名病人,他的经济状况已有困难,考虑到他保护这些人完全是出于人道原因,所以董事会一致同意免去这个病人的医疗费债务”。

在相处过程中,霍林斯沃斯发现这些船员可以很熟练地使用柴火,但不注意火炉火势,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另外,他们每天要消费近2磅的食物,势必会引起经济问题。由于原来安置船员的房间狭小,他把船员迁移到一艘护卫舰上。不过,他留下了3个中国人,这是因为:“近来这三个中国人和其他亚洲船员时有矛盾,常有争吵,我认为最好把他们分开。”由于作为监护人的责任太重,霍林斯沃斯感到难以继续担负下去了。

马里兰州不予援助,返回的船票也无法安排,宾州认为应由国家来供养这些船员,于是向当时的最高立法机构——大陆会议提出申请,要求在这批船员被遣送回国之前,一切费用由议会承担。议会相关部门经过审议后,决定仍然由费城所在的宾夕法尼亚州承担这笔费用。当时负责宾州行政工作的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富兰克林,他一直对中国和中国人很感兴趣,于是接受了议会的决定。

在1780年,“帕拉斯”号船长奥多奈尔就在巴尔的摩定居下来了。因常年在印度和中国之间做生意,丰厚的利润早已使他成为那个时期最富有的商人之一。据载,他也是美国巴尔的摩城市历史上著名的“创建者”之一。这一次,当费城为安置“帕拉斯”号上的船员多方奔走之际,“肇事者”奥多奈尔却因为拥有一船“中国货”,瞬间变成巴尔的摩的新贵,成为全城名流竞相结交的红人。

但奥多奈尔人品不道德之处在于,他没有事先告知那3位中国人以及其他船员,这是他结婚前的最后一次航行,且是单程航行,便突然将雇来的船员们扔在一边不管了。据称,奥多奈尔后来向费城议会辩解时说,他原计划在巴达维亚(即今日的印尼雅加达)放下这些亚洲船员,换成欧洲水手;但是,到巴达维亚后,当地总督不准他招募欧洲水手,于是他只好与船上的亚洲船员达成协议,继续把船开到美国去,然后再送他们回亚洲。

1785年10月,奥多奈尔按预先计划,娶了巴尔的摩一位富商之女。婚后,他们在巴尔的摩菲尔斯岬以东的滨水区购买了约2000英亩土地,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奢华的东方公馆,取名“广州”。奥多奈尔在巴尔的摩安家落户,过起了帝王般的生活。

1786年6月,奥多奈尔船长改变初衷,又计划去印度和中国做生意;8月底,国会书面同意他和“切萨皮克”号帆船到中国贸易。听到这一消息,9月,宾州行政会议决定让这些亚洲船员回国。行政会议副主席比德尔告诉马里兰州州长,他将送这些亚洲船员去马里兰州,让他们随奥多奈尔船长一起回亚洲,如果奥多奈尔不带他们回国,那么供养这些船员的责任就由马里兰州承担,因为宾州已经供养了他们10个月。对于宾州来说,这是将船员移交给马里兰州的最好机会。

1786年9月2日,宾州最高行政会议审议通过对“帕拉斯”号船员事件的裁决,“兹令:住在这座城市里的中国人和印度人在过去几个月以来一直由州政府供养,现在我们决定将他们移送去马里兰州,那里是印度商船船长约翰·奥多奈尔先生带他们抵达的最初地方。并令李维·霍林斯沃斯先生想办法执行这一命令。”

比德尔也收到了奥多奈尔的信,奥多奈尔在信中说他心生悔意,告知比德尔将于下周五出发,愿意将这些船员带回亚洲,请宾州尽快将船员送到巴尔的摩。于是,比德尔马上将此情况告诉了霍林斯沃斯。这3名中国人和其他印度水手,在費城生活了10个月后,又被带回了巴尔的摩。人们猜测,奥多奈尔之所以回心转意,同意将这些船员带回亚洲,可能与宾州和马里兰两州各方的协调和施压有关。

1786年9月,霍林斯沃斯带着这些船员回到巴尔的摩。但此后的情况不清楚了,因为没有找到相关的史料记载。按照常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包括3名中国人的34名船员,在美国逗留一年多后,应该又乘坐奥多奈尔的商船返回,3名中国人最后回到了故乡。不过,由于至今仍未发现船员上船回国的文字记载,尚不能确认这些船员是回到了故土,还是继续留在美国。严格地说,第一批抵达美国的中国人的下落,仍然是一桩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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