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云

摘 要：托马斯·哈曼的《流民骗术警示》描写了一群精通身份伪装的流民群像，他们实为身体健全的正常人，始为生活所迫，遭受放逐，流离失所，但是后来，他们在辛苦劳作、自力更生与不劳而获、寄生社会面前，选择了以偷窃、诈骗为生，建构了一种伪身份，最终自我放逐。托马斯·哈曼通过对这些流民的行骗行为的详细描写，一方面，表达了对这些伪装的乞丐的批判；另一方面，也警示普通民众警惕这些人的骗术，然而，与统治阶级同一战线的哈曼并没有意识到当时的社会背景才是产生这些伪装乞丐的真正的根源。

关键词：流民；身份伪装；身份建构；自我放逐

中图分类号：I75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18）03-0071-05

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贫困问题是任何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都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如何对待和解决贫困问题，对每个民族的发展都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英国，作为针对流民立法的先驱，它的贫困问题得到了英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的关注，研究贫困问题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而贫困问题中最突出也是最棘手的流民问题则引起了文人学者的关注，如弗兰克·沃德利·钱德勒（Frank Wadleigh Chandler）的著作《The Literature of Roguery》（1907） 通过描写反英雄人物的命运，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1]在著作《Fashioning Outlaws： The Early Modern Rogue and Urban Culture》中，克雷格·迪翁（Craig Dionne）分析了描写流民的作品是如何建立起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城市行业联合会，这些作品中的流民逐渐演变成早期的现代商人，给我们展示了缓慢的流民文化转变。[2]威廉·卡罗尔（William Carroll）教授的作品《Fat King， Lean Beggar》（1996）揭示了现实中的贫困与当时诗人、小册子作者、政府官员以及戏剧家笔下的乞丐和流民之间的差距与矛盾之处。通过分析这些相互矛盾的“事实真相”，卡罗尔教授揭示了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作品中的乞丐的各种美学、政治以及社会经济目的。[3]国内研究者如李建彬（1998）、尹虹（2003）、张佳生（2012）等人，主要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英国社会的贫困问题与济贫措施[4-6]，丁建定（2014）则聚焦于济贫法的研究[7]，然而，国内尚鲜有人关注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作品中的流民问题。本文独辟蹊径，尝试以托马斯·哈曼的《流民骗术警示》为例，剖析作品中流民身份伪装的实质，探究其自我放逐的深层的社会原因。托马斯·哈曼的《流民骗术警示》是十六世纪关于流民写作最完整的一部作品，书中详细描述了作者托马斯·哈曼与众多流民乞丐的相遇。[8]哈曼的作品借助个人体验方式，即采访，以非虚构方式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与真实事件，实为当代的报告文学。尽管不是第一部关于流民乞丐的作品，这部作品却极有可能是最出名的一部，其中，对于不同流民的描写是后期其他作品广泛模仿的蓝本。

一、流民的伪装

16世纪初至17世纪中期，英国作家们改变传统的文学创作方式，不再仅仅聚焦古典文化的追踪溯源和古典思想的挖掘，而是将兴趣焦点转向普通劳苦大众。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为各色各样的社会底层人民如流民、乞丐等写作，书写当时社会的贫困现象。在此期间，出现了很多专门描写流民生活的小册子。从文体上来讲，这一类小册子区别于同时代的请愿书，类似于现代的报告文学，即多运用文学语言和各种艺术手法，通过生动的情节和典型的细节，迅速地、及时地报告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亚瑟·金尼（Arthur Kinney）编著的《Rogues， Vagabonds， and Sturdy Beggars》（1990）开篇即指出，这些小册子是最能形象描绘伊丽莎白时期的贫民生活的，是流民文学的先驱。[9]作家们通过或精湛绝伦的语言或朴实无华的语言详细无遗地记录了当时的市井百态，极富生活气息。随后，诗歌、戏剧和小说中，很多作品以这些小册子中的人物为原型，进一步描写当时的流民乞丐，所以，才有了莎士比亚笔下的福尔斯塔夫等经典形象。

大量的流民乞丐在伦敦城内四处游荡，以乞讨为生，但是在这些乞丐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真乞丐。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通过各种伪装，如生病、肢体残缺等来寻求别人的同情和施舍。这些伪装的乞丐其实身体健全，并且很多人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男子，但他们不愿意通过自己的双手去自力更生，而是成为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的社会寄生虫，“这些人的流浪使得地域界限变得模糊，对社会秩序的安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10]许多作家开始致力于描写这些身体健全的乞丐如何通过各式各样的伪装博取别人的恻隐之心和布施救济，以便让民众了解其真实的身份，拒绝骗术，以期减少甚至终止流民现象。因此，这些无处不在、随处可见的伪装的乞丐，成了当时流民文学的焦点。流民文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托马斯·哈曼的《流民骗术警示》、罗伯特·格林的《显著发现》、鲍蒙特与佛莱彻的《乞丐丛林》、西德尼的《道歉》、琼生的戏剧《巴托罗缪集市》及乔治·查普曼的剧作《亚历山大的盲乞丐》等。作家们在这些作品中一次又一次地详细描述了许多假装身染重病、虚弱无力、跛足残废和又聋又哑的乞丐，这些人假冒无法从事正常的工作以自力更生，从而，通过各种形式的伪装，将他们自己置于值得受到资助的穷人之列。

二、托马斯·哈曼的《流民骗术警示》

哈曼所列举的流民乞丐多达三百个，但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尼古拉斯·格宁斯的案例。哈曼在伦敦监督本书第一版本印刷时偶遇了格宁斯。1566年11月1日的万圣节一大早，哈曼从他白衣修士区的家中向外看去，无意中发现了这个衣衫褴褛的乞丐，这个乞丐宣称其“身染重病”，正在“悲痛地哭泣以获得别人的帮助”。[8]129肯特州的上层人士、也许曾担任过都铎时期治安法官一职的哈曼，立刻懷疑其身份的真实性，开始对格宁斯进行询问。格宁斯提供了一个标准却极其能够唤起同情的不幸的故事，声称自己“已身患疾病八年之久，到伦敦大约两年。”[8]129但是，在别人提供水和毛巾供其清洗时，格宁斯却拒绝洗去满身的污渍和血迹，这不由得再次引起哈曼的怀疑，所以，在其印刷商的帮助下，两名印刷商的学徒对格宁斯进行了跟踪，最终证实格宁斯确实是个冒牌货。

在后来的相遇中，格宁斯一次将自己打扮成了船难中幸存下来的水手，这也是一个传统的乞丐角色。两个月之后，格宁斯再次化身为身无分文却衣衫得体的制帽工，在骗局暴露之后被送往感化院接受惩戒，最终，因为他承诺以后会诚实地劳动谋生而释放。在这一版本中，格宁斯的另一身份，即布伦特得以暴露，哈曼及其印刷商发现格宁斯在其乞讨的同一教区里有着自己的房子和妻子。[9]299在前面的版本中，哈曼曾确保从格宁斯身上没收的钱财被均分给当地的穷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曼并不知道的是布伦特，即格宁斯同样分得了这笔钱， 所以，哈曼不知不觉地充当了格宁斯钱财循环的媒介，“没收的部分钱财又回到了被没收之人的口袋之中”。[3]87从格宁斯房子及其摆设可以看出，格宁斯并不属于穷人之列，但是为什么他却能够得到社区的救济呢？原因有两点：一方面，可见他精通身份伪装，成功地为自己建构了一个贫穷多病、无以聊生、唯有靠乞讨才能勉强活下去的悲苦的穷人身份，从而骗取别人的同情和施舍，其收入远远大于普通人辛勤劳作一天的收入；另一方面，可见当时的社会救济机制存在着漏洞，地方官员调查监管不力，以致于他住着精致装饰的小屋却享受着教区本应属于真正穷人的救济。

在哈曼所描述的众多伪装的乞丐中，还有一类人虽然描述简短，却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虚假的聋哑人。这一类人将自己伪装成又聋又哑的可怜人，并且装得极其真实，他们会张嘴给人们检查，“就像有股神奇的力量将其舌头紧紧拉住，使人只能看到其一半的舌头”。[8]132哈曼偶遇的这一位，有着看上去合法的乞讨文书，但是哈曼一眼识破了虚假的文书。在一位外科医生的主持下，哈曼和众多围观者见证了在极端残酷的吊刑之下，这位聋哑人终于撤去其伪装，开口说话了，可见其既不聋也不哑。此例中，一方面，这位乞丐伪装自己的真实身份；另一方面，伪造乞丐文书，用法律文书的权威来支持自己，从为自己伪造了一个虚假却合法的乞丐身份，从而获得别人的施舍和帮助。而对于哈曼来讲，聋哑人的沉默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他必须使其撕破伪装，开口说出自己的故事，承认自己的欺骗，因此，无所不用其极，通过酷刑逼其开口。

《流民骗术警示》中提及的三百多个乞丐在此不一一列举。哈曼在其作品中对各种伪装的乞丐进行了等级排列和分类，并对每种乞丐进行定义，详细描写他们惯用的伪装和骗术，并不厌其烦地在作品最后列出了他所遇到的每一位乞丐的名字，其目的都是为了让乐善好施的民众对这些假乞丐的伪装行为有所警惕，从而在遇到他们时能够识别并揭露他们的骗术，保证施惠者的利益。

三、流民身份的自我放逐

中世纪甚至远在中世纪之前，流民和乞丐在欧洲就比较常见。然而，16世纪的英国流民问题已经日益尖锐，亟待解决。此时，欧洲的文艺复兴之风席卷英国，英国经济不断发展，中产阶级不断兴起，这时的英国虎虎生气、激情洋溢，呈现出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然而，随着英国圈地运动的扩张，牧羊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很多农民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土地占有制的改变进一步推动了封建侍从的解散，再加上修道院的解体，导致当时的流民数量急剧上涨，贫困问题日益加剧，处在社会底层的男女老少被动地遭到放逐，远离家园，四处漂泊，无所归依，过上了乞讨的生活，被置身于主流社会之外，处境令人同情。

然而，随着流民的激增，乞讨的难度日益加剧，许多乞丐流民由被动放逐开始向自我放逐转变。他们抛弃原有的正常人的身份，或假扮成身体有缺陷的残疾人，或伪装成身患疾病的可怜人，主动地去偷窃、诈骗，利用各种各样的伪装将自己置于穷人之列，不费吹灰之力即可获得许多钱财和食物，然后摇身一变，换种身份即可过着上层人士才能够享有的生活。因为各种外部原因失去他们本来赖以生存的谋生手段和他们的家园，这群人本应是值得同情的、值得救济的，但是他们的自我放逐使他们沦落为令统治阶级甚至普通大眾恐惧的对象，成为社会秩序混乱无序的根源。

四、流民伪身份的建构

流民乞丐在自我放逐的过程中实现了其身份的重新建构。“身份”指在文化语境中人们对于个人经历和社会地位的阐释和建构。“社会身份”指某人所属的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份， 而这一身份对于该成员来说在情感上和价值观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1]24身份建构“指一系列自我定义和对自我建构不断修正的过程”。[12]81批评话语分析学者认为“语言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动态形式， 它建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对世界的理解”。[13]189然而，除语言之外，社会主体的自然人的服饰和肢体语言同样反映了人们对社会的认知，自然也具有身份建构的功能。

“社会秩序的维护建立在全体社会成员对社会所赋予的身份的认同的基础之上”。[10]122乞丐的伪装正说明了当时的社会底层人民对自己身份的不认可，他们内心深处渴望改变这种现状，渴望过上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所以仆人会偷取主人的衣服模仿主人的模样以获得短暂的心理满足，身体健全的流民会假扮残疾以获得别人的同情和施舍，从而过上不劳而获的生活，等等。因此，伪装，究其实质，就是伪身份的建构。假乞丐们通过伪装和交流与当局赋予他们的身份抗争，为自己创造一个全新的身份，从而任意进入社交圈，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打破了原始的社会秩序。除了对自身身份的伪造，部分乞丐还伪造当局政府所颁发的乞丐文书，使自己乞讨的行为合法化，这也是流民文学作者永恒不变的兴趣所在。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伪造身份实属易事，因此，社会各阶层人士，上到政府官员，下到家庭主妇、流民乞丐，伪装的行为屡见不鲜，屡禁不止。哈曼在他的作品中花大量笔墨描写乞丐们的服装、化妆以及他们的伪装技巧，正说明了伪装的简单易行。伪装的轻易实现颠覆了传统社会交流的模式，个人可以主观地建构自己的身份，达到其边缘化的目的。

有趣的是，一方面，哈曼极力揭露乞丐的伪装，却同时也在伪装自己，为自己打造一种全新的身份。在《流民骗术警示》的几个版本付梓印刷之际，哈曼并不担任治安法官一职，但是事实上他却充当了执法人员的角色。正如Greenblatt所说，哈曼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理解和控制下等阶层”，赋予这本书“追踪流民、将他们绳之以法”的力量。[14]49，51所以历史学家A. L. Beier指出，哈曼对流民的采访记录其实类似于当时法庭对流民的审讯。[15]所不同的是，哈曼在与流民交谈的过程中表现得更平和，甚至会许以受访人以好处，如食物、金钱等。为了获得真实的信息，哈曼甚至屈尊将自己置于与流民乞丐同等的地位，以诱导被访者说出他想要的信息，正如沃克笔下的流民所说的“并不是只有流民恶棍才会欺骗和伪装，欺骗和伪装是社会各阶层每个人的特征”，可见，哈曼在伪装这一行为上并不亚于格宁斯等人。[16]43

五、结语

《流民骗术警示》警示的是什么？警示伪乞丐的各种骗术，警示流民乞丐的自我放逐，警示社会秩序的紊乱。而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统治者针对自我放逐、实施偷窃诈骗的流民乞丐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甚至专门建造了救济穷人的感化院等机构，但是官员的腐败和不作为，使得这些机构变相地成为了惩治而不是救济的场所，许多被抓的流民乞丐被送到感化院，轻则遭受鞭笞，重则鞭笞加数月不等的劳动，随后回到社会当中重操旧业。由此可见，身体的体罚，感化院的劳作，都是治标不治本，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民问题。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结构，给流民以谋生的本领和工具，完善社会救济机制，使劳有所获，劳有所值，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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