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静

[摘           要]  新医改以来，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能力成为医改的重点，而全科医生作为基层卫生的守门人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全科医生的培养主要采取学历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三种形式，继续教育成为提高基层卫生人员能力的重要手段，学者围绕全科医生继续教育开展许多研究与讨论。因此，对全科医生继续教育方面的研究进行文献综述，以求在全科医生继续教育研究方面拓展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关    键   词]  全科医生;继续教育;非学历教育

[中图分类号]  R197.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2（2020）40-0142-02

一、国内研究

我国全科医生的培养主要采取了学历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三种形式，以“全科医生 继续教育”为关键词在CNKI进行搜索，共检索到260条结果，在这260条搜索结果中，从研究的年份可以看出最早的研究是从1992年开始，一直到2012年后对全科医生继续教育的研究才开始大幅增加，在这260篇文献中研究继续教育培养模式的文献仅9篇，在整个研究中仅占1.25%，而涉及继续教育的文献共有48篇文献，针对全科医生继续教育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现状回顾、继续教育供需研究、角色定位及人力资源研究和培训模式的研究。

（一）现状回顾研究

全科医学在20世纪80年代末传入我国，基于医学模式的转变和健康需求的变化，提出在国内培养全科医学人才，在经历1997年和2009年两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后，我国全科医学人才的培养得到了长足发展，不仅人才数量和质量得到较大改善，同时建立全科医学人才培养制度和管理运行机制。但是在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全科医学仍然存在发展滞后等问题。众多的学者对我国全科医生培养现状及发展与问题给予最多的关注，分别从培养体系、培训模式、政策制定、发展现状、激励机制等多个方面全方位地对我国全科医生培养问题进行研究。学者武宁分析了我国全科医生的现状，并提出从改革基层卫生机构绩效工资制度和全科医生聘用管理办法等来增强全科医生职业荣誉感和归属感，提高全科医生的社会地位。学者叶子辉指出社会对全科医学的认知偏差、继续教育培养的质量与数量难以兼顾以及院校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需求的不衔接是目前全科医生培养的主要问题，提出开展院校与社区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A manda Howe教授则指出了全科医学的培训应该重视社区实践并让更多的全科医生参与。学者丁静提出我国全科师资缺乏，目前全科医生“5+3”的培养模式只是解决了入门问题，继续教育则严重缺乏，全科医生的继续教育只能通过参加专科医生举办的继续教育课程获得学习，没有建立完善的继续教育培训体系。学者刘颖等则在对比国外全科医生的培养经验后提出设立全科持续职业发展教育基地，并探索全科医生亚专长的培养模式。

（二）继续教育供需研究

目前我国全科医生的培养制度主要由高等院校教育、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和全科医学继续教育组成的全科医学教育体系。针对目前我国全科医生从业时间短、学历低、职称低的现状，通过全科医学继续教育不仅是更新知识体系，更是学习专业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训练达到完善知识结构，从而与职业岗位要求的基本能力相匹配。我国学者对全科医生继续教育的研究更多放在了供需内容、方式途径以及区域继续教育现状的调查研究上。李颖等学者提出基层全科医生的继续医学教育内容差异化明显，继续教育内容应该精准化，提高适用性。学者杨佳等指出目前乡镇卫生院对卫生人才的继续教育尚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且存在继续教育形式单一、培训与需求脱节、缺乏针对性等问题，对全科医生的培养要从学历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三个方面并行。学者季燕等分析比较了我国目前继续教育开展的形式，包括面授教育、遠程教育等，提出应该根据岗位需求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不同形式的项目，进行分层级、分批次、分时段设置培训课程和培训形式。学者刘涵等则基于重庆市等地理区域进行全科医生继续医学教育现状的调查研究。

（三）角色定位及人力资源研究

角色定位主要是从综合医院、医学院校以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全科医学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相互间如何互动来共同促进全科医学教育的发展。学者郭跃伟指出高等医学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具有互动发展的内在作用机制。为促进各自支配与掌握的人员、技术、设备、科研等资源在全科医学人才培养及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相互交流与利用，加强双向交流、沟通协作可实现二者的可持续发展。而学者孙虹等介绍了集课程教学、适宜医疗技术推广和区域医院合作网络为一体的“三位一体”的乡村和社区医生培训模式，提出大型综合性医院在全科医生的岗位培训过程中可以承担集培训中心、临检中心和技术后援为一体的技术核心角色，强调综合医院在培训中的重要地位。我国学者伍宝玲等指出我国全科医生受经济发展的制约呈现出配置不均匀的状态。学者黄冬梅等则从全科医生注册率的角度分析了全科医学的职业吸引力以及该区域内全科医生的资源配置水平，提出我国全科医生总体面临人才储备不足、分布不均、注册率不高这三大挑战。

（四）培训模式研究

目前我国的继续教育还处于探索阶段，对此我国各个地区根据地区特点探索了不同的培训模式。学者张涛分析了辽西地区基层全科医生的继续教育培训模式，主要采取定期面授通过办班培训的方式。彭骏、张磊等都基于网络基础提出了线上培训模式，彭骏则提出基于网络开展信息素养继续教育培训的“需求—学习—辅导—协作”模式。张磊则对基于手机App的移动学习模式进行实证研究。学者夏卫兵等分析了上海某社区基层全科医生根据的自身特点和培训需求，构建了以培训需求为导向，采取培训积分制的模式。研究生黄荣彩对安徽医科大创建了“四不一备”模式即基层医生到全科规培基地的三甲医院进修学习的“不限时间、不限方式、不限内容、不收费、医务处备案”这一新模式进行培训现状的调查研究。学者尹朝霞则针对目前全科医生学历水平、社会地位和目前继续教育培养机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从授课方式、课程设计、授课内容、案例教学等方面对继续教育进行改革，提出探索适合中国全科医生的继续教育模式。

二、国外研究

在国外，全科医学的发展较早、全科医生的培养体系已趋于完善，国外对全科医学教育的研究更多体现在以英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在全科医生的培训模式方面。在欧美国家，全科医生的培养体系已趋于完善，通常采用的培养体系即高等医学教育、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毕业后的继续教育培养，研究方向多在于对比欧美不同国家之间培养全科医生各阶段的差异。教学目标明确、培养计划保持连贯性且正规化，有严格的导师带教制度和定期的考核制度。在国外继续教育几乎贯穿于整个职业生涯，以此保证医学技术不断提高，以适应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在全科医生继续教育的研究方面则散见于阶段培养模式的对比中以及各个国家在继续教育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为主。

国外对全科医生的继续教育从政策制度、法律法规、经费以及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来保证全科医生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能够持续不断地学习。

政策方面：德国、法国、美国的教育法和卫生法对医学教育的各环节都有详尽全面的规定，德国对毕业后教育及继续教育等，均有宏观的立法制度，规定由医生协会等机构直接领导。法国的继续教育法明确规定医生接受继续医学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教育学分制：各国考察全科医生是否接受了继续教育就用继续教育学分来衡量，到目前为止，这也是各国主要采取的方式，也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美国规定，在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后，所有医师每2年需完成50个学分来保证其医师执业证的有效性;法国明确规定医生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每名全科医生每5年需修满250个继续教育学分，澳大利亚則要求全科医生3年内要得到130分，美国是每3年必须修满150分，每6年一次重新审核，合格者才能再次注册。

执业资格的再认证：通过执业资格再认证的方式来保证继续教育的实行，澳大利亚规定全科医生每3年必须通过国家组织的继续教育考核和评估，合格者才能继续执业注册。法国则通过立法的形式强制将继续教育引入。

继续教育方式的多样化：当前课堂教育、刊授、电话和网络教学服务是当前4种比较主流的继续教育方式。澳大利亚的继续教育方式多采用模块化的培训方式，法国除了杂志、电视教育、参加会议等方式以外，还有治疗分析、病例讨论等方式。德国则青睐于杂志期刊等传统媒介。英国还举办全科医学师资的暑假学院、学术会议、期刊俱乐部等。

经费支持：英国政府每年为每个全科医生提供2400英镑的继续教育费用;法国政府每年拨给继续医学教育学会一定的经费，同时保险公司对医师继续医学教育给予常规性资助。

三、研究评述

经过对国内外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从研究数量上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因为全科医学起步较晚，对继续教育的研究在全科医生培养的研究中占比较少。从研究内容上来说，主要集中在区域全科医生人力资源结构、继续教育培养现状及培养对策和培养模式上的研究，从研究内容上可以大致了解我国目前全科医生继续教育培养的情况，对本研究在构建全科医生的继续教育培训模式上可以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但是在研究内容上深度还不够，研究内容趋于同质化，立足于政府层面从继续教育培训的保障机制，如政府职能、政策制定、资金保障等方面的研究内容很少。从研究的范围上更多地倾向于本地研究，基于全国范围内的全科医生继续教育的研究较少，对区域继续教育之间的比较研究也处于空白阶段。相比较而言，国外全科医学起步很早，一些发达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在继续教育方面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培训模式，同时配套相应保障机制确保继续教育的顺利进行，这对我国而言很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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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赵瑞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