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军，张孝德

(湖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一

1999年，葛红兵在韩东主持的《芙蓉》杂志接连发表了两篇惊世骇俗的《悼词》，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判了死刑，送进了坟墓，在文坛引发了轩然大波。自此，《芙蓉》由一份默默无闻的文学杂志飙升为众所周知的畅销读物，而葛红兵也由一位寂寂无名的青年学者崛起为众所周知的酷评家。在《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中，葛氏将20世纪中国文坛的大佬们悉数判了死刑，但这还不是《悼词》引起轰动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他将“新文学之父”鲁迅从作品、思想和人格上一笔抹杀了。鲁迅在他笔下是“一个半成品的大师”，一个“不合格”的没有“体系性”的思想家，一个“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冒牌爱国者，一个压迫“正室妻子”并偷看弟妇洗澡的“性变态”，一个为“文革”提供思想资源的专制主义者。应该说，这些对鲁迅的非难并没有太多新意可言，但它们如此密集地在同一篇文章中出场，并且用了咄咄逼人的毋庸置疑的语气，在鲁迅接受史上极为少见，自然就令人“刮目相看”了。而《悼词》出笼的时机又极为适宜，第一借用了“世纪末”这个“总结性”的时间卖点，第二选择了一个“非鲁”不用付出政治代价却能引起广泛关注的时间节点。

若在十多年前，质疑非难鲁迅还是一件不无风险的事情。例如1985年的《杂文报》事件和《青海湖》事件，两家杂志在发表了“非鲁”的文章(分别是《论鲁迅的创作生涯》和《何必言必称鲁迅》)之后，都遭到了整顿，而两位作者(李不识和邢孔荣)也从此在批评界销声匿迹。到了世纪末，作为政治偶像的鲁迅其实已经与官方意识形态渐行渐远，不再蒙受权力的庇护了。这可从随后的《收获》事件得到证明：《收获》在2000年第2期推出了王朔、冯骥才等人的“非鲁”文章之后，绍兴市政协委员、绍兴市作协主席朱振国发表了致中国作协的“公开信”，希望中国作协“以严肃的态度关注此事”。[1]这实际上是试图借政治手段解决问题，但并没有如愿。而拿“大人物”开刀在此前(例如1998年韩东、朱文策划的“断裂”事件)已被证明是屡试不爽的炒作手段，似乎越是对庞然大物的挑衅，就越能获得文化效应和经济效益。

所以， “悼词” 事件是一次十分成功的文化炒作。事后葛红兵向媒体抱怨批评界不应质疑他的“学风”和“文风”，可视为一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文化表演。不过他同时声明说：“我对鲁迅是极为崇敬的。我硕士专业是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总共研读了10个作家，而仅仅花在鲁迅身上的时间就有三分之一。”这却应该不是虚言。因为就在三年前，他还在一篇论文中说过这样的话：“假如中国文人中多几个鲁迅，多几个鲁迅所说的中国式脊梁，那么文革的历史也许就不会那么写。”[2]至于三年后葛氏为何对鲁迅“反戈一击”，得出与从前完全相反的结论，除了思想认识的变迁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实利益的驱动。既然非难鲁迅比颂扬鲁迅更能获得关注，那么即便对昔日偶像反戈一击又有何不可呢？

葛红兵的“悼词”事件为鲁迅接受史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就是由鲁迅的崇拜者转变为鲁迅的质疑者、非难者。对鲁迅的非难由来已久，已经形成一种文化思潮，但大部分非难者从前并不是鲁迅的崇拜者，像葛氏这样对鲁迅由崇拜到反戈的例子并不多见，当然，也不是唯一的特例。同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诗人于坚。于坚在韩东等人策划的“断裂”调查的答卷中说：“我年轻时，读过他的书，在为人上受他的影响。”可见是崇拜鲁迅的，然后语气一转：“但后来，我一想到这位导师说什么‘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五千年只看见吃人’，我就觉得他正是‘乌烟瘴气的鸟导师’。”[3]类似的例子还有王元化、李慎之、裴毅然、张闳、邵建、摩罗等。这些人对鲁迅的非难形成了“非鲁”思潮中的“反戈”现象。

为什么他们对鲁迅的态度会有这样戏剧性的翻转呢？

二

就“非鲁”动因而言，葛红兵、于坚属于“文化炒作型”；而裴毅然、张闳属于“体制反感型”，新时期以来，绝大部分“非鲁者”都属于这后一类。鲁迅在评论魏晋人物时说，一般人以为嵇康、阮籍等人“毁坏礼教”，其实他们本心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的，只因当权者崇奉礼教以“自利”，他们就觉得“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4]因反感鲁迅研究体制而非难鲁迅的这部分人，或者也有相似的心理基础。

裴毅然认为,鲁迅“相当一部分杂文写得并不怎么好”，“闪闪发光的《呐喊》、《彷徨》里，近一半实在亦属泛泛之作”；“对人对事缺乏宽容”，例如指斥徐懋庸为“恶劣青年”、“奴隶总管”，“有缺长者风范”，“将梁实秋骂成那样，也实在言过其实”，“将邵洵美说成是‘捐班’，花钱雇人写文章，害得邵洵美一辈子吃冤枉”，“还极有可能受李石曾挑唆，误伤女师大校长杨荫榆”，与顾颉刚的矛盾，“也有肚量不够的一面”。[5]与葛红兵一样，裴毅然这些质疑也了无新意，基本上是拾人牙慧，人云亦云，例如“泛泛之作”这种说法可能就是来自于邢孔荣的《论鲁迅的创作生涯》。裴氏在复旦读博时的导师是陈鸣树先生，而陈又师承李何林先生，可以说出身于鲁迅研究的“名门正派”，他自己也说“是吸着鲁迅的奶汁长大的”。一般而言，这种学术上的“规训”和对研究对象的亲近感最容易会使研究者丧失审视的眼光，对鲁迅和鲁迅研究来说尤其是如此，而裴氏却产生了逆反心理。鲁迅曾说：“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6]裴氏也可以说是“从旧垒中来”者，但其“反戈一击”却不惟没有击中要害，反而显得绵软无力。原来裴氏本人对鲁迅本身并不反感，也就是说，其对鲁迅的作品、思想和人格的看法并没有根本性转变，反感的只是容不下“反面意见”的鲁研体制：“问题并不出在伟大的鲁迅身上，而是出在后人身上，即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他的造神运动上。”他“痛痛快快招认”说：“就是想挑挑鲁迅的毛病，打破这最后的神话。”

与裴毅然相比，张闳对鲁迅本身的批判要更为尖锐一些。例如他说：《鲁迅全集》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一大堆琐屑、枯燥的往来书信，无聊至极的日记，乃至完全可以扔进废纸篓里的若干字条”；又说：“青年必读书”事件，“本是一件很平常的媒体问卷调查，鲁迅却利用这个机会狠狠地作了一回‘秀’，借一些夸张的措辞制造了一个有刺激性效果的说法”；他又认为“不断膨胀的权力欲也是鲁迅晚年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症状”，“成天跟‘左联’的一般狂妄自大的小霸主们争权夺利，相互倾轧，写了一批政治上短视、见解上浅薄、艺术上粗糙的时评文章”；如此等等。虽然开列了鲁迅的一堆问题，语气也很犀利，但可以感觉张闳所针对的主要对象同样不是鲁迅。

像很多人一样，张闳也是从小痴迷鲁迅，据其回忆：17岁那年读到用5分钱从废品收购站淘来的《野草》时，给了他一种“强烈的震撼”；后来在华东师大读博，他“固执地”选择了以鲁迅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因为“在整个现代文学领域内，我最熟悉的，并且也最感兴趣的就是鲁迅”。[7]或许正是有这样一层渊源吧，张闳对鲁迅的批判常常只是“虚晃一枪”，而其锋芒则更多地还是指向了“鲁研界”和“鲁学家”：在小说方面，鲁研界比较推崇《呐喊》和《彷徨》，张闳就说鲁迅的这些小说“因为常常过于拘泥于‘国民性批判’的观念”，艺术空间“显得极其狭隘”，代表其小说最高成就的《阿Q正传》“过于单薄粗糙”，而且“败笔甚多”，尤其是阿Q赴死时那一段，最为“生硬做作”，而“鲁学家”们“却以为此处大有深意”；相反，张闳觉得《故事新编》“比《呐喊》、《彷徨》要精彩得多，成功得多”，因为在这部小说集中，“鲁迅作为小说家的才能在这里发挥得最充分”，而“鲁学家”却无法用“国民性批判”的“法宝”对之进行解释。在散文方面，“鲁学家”比较推崇鲁迅的杂文(尤其是晚期杂文)，他们“将一些仅仅关涉私人恩怨的、无聊透顶的骂架文字，吹捧为寓意高深莫测的文化批判或具有革命性的战斗檄文”，张闳就说它们“充其量只是一些时文，或者是一些与论敌之间缠夹不清的口舌之争”；对于《野草》，“鲁学家”的艺术感觉最为“迟钝”，因为“它提供给‘鲁学家’所要求的社会学阐释的可能性最小，而且也没有多少特别神圣的思想值得夸耀”，而张闳偏偏认为它“无疑是现代汉语文学中最为灿烂的艺术之花”。张闳把“鲁学家”比作护持唐僧的孙猴子，把鲁研界比作孙猴子的金箍棒划出的金光圈，他们“埋伏在光芒四射的‘鲁学’圈子四周，虎视眈眈，监视着任何企图接近鲁迅的人。”[8]

三

裴毅然、张闳等人反“鲁学”而不反鲁迅，这使一部分鲁研界中人怒火中烧，但也使另一部分人聊以快慰。比如李新宇就说：“他们反感的并不是那个真实的鲁迅，而是那个被歪曲、神化和利用的鲁迅。”[9]这种看法也许可以促使鲁研界对研究体制进行反思，但无助于启动对鲁迅本身进行反思的程序，而鲁迅研究最稀缺的恰恰就是对鲁迅本身的反思性解读。这就要说到第三类“非鲁者”，他们是由于自身思想认识的转变而对鲁迅由崇拜到非难的，可称之为“思想变迁型”，王元化、李慎之、邵建等都属于这一类。

在给周海婴的《我与鲁迅七十年》作序时，王元化说：“我那时(注：1939年)对鲁迅先生是非常敬佩的”；又在一篇纪念鲁迅的文章中说：“鲁迅是我从青少年时代起一直膜顶崇拜的作家。”[10]但是步入古稀之年后，王元化却开始了对鲁迅的反省和质疑。他对鲁迅后期思想的转变进行了批判：鲁迅思想左倾之后，“他经常提到的个性、人道、人的觉醒……在他的文字中消失了。”[11]他的文字具有了“遵命”色彩，而“一旦跨入遵命文学，就难免会使自己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蒙受伤害。”王元化甚至检讨了鲁迅与专制主义的关系。他发现鲁迅同五四一些代表人物一样，“反儒而不反法”。他举了两条论据：其一，在《德华焚书异同论》中，鲁迅为秦始皇辩护：三十年代中日两国有些论者将希特勒的焚书比之秦始皇，鲁迅认为秦始皇“很冤枉”，因为“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而希特勒们所烧的首先是“非德国思想”的书，也“没有容纳客卿的魄力”；而且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之类的“大事业”，希特勒们“一点也做不到。”其二，在《汉文学史纲要》中，鲁迅不认同“秦无文”的传统说法，认为李斯为秦始皇出巡作的碑铭很好，因此而为李斯单列一章，却将贾谊与晁错合为一章，体例上显得“畸轻畸重”。在王元化看来，“儒家还有着民本主义思想和诛独夫的革命思想，可是法家却站在君主本位立场上，实行彻底的专制主义。”于是问题就来了：鲁迅在思想上是反专制的，却为什么肯定秦始皇和法家呢？王元化认为这是受了章太炎的影响。章氏早年撰《明独》，认为“大独必须大群，无大群即无大独”。所谓“大独”近乎鲁迅早年说的“个人独立”，而“大群”则近乎“集体主义”，因此章氏“这句话是直接指引到集体主义的”。王元化进一步分析说：当时大家觉得“中国要御侮，要富强，首在精诚团结，克服所谓‘一盘散沙’的现象。”而“秦始皇在六国纷争后，终于完成了全国统一的大业。这在当时看来，对中国是最为重要的。”经过这一番分析，王元化作结说：“一些倡导自由平等的人，往往会从他们以幻想绝对的集体主义为终极目标的主张中，导致出专制主义。”[12]

李慎之在给舒芜的信中说：“你特别尊重鲁迅，我也是特别爱敬鲁迅。这一点，自己从来没有变化过，不过看了你在一九九八年写《回归‘五四’·后序》强调‘尊五四，尤尊鲁迅’，六十年不变初衷这一点，却不知道触动了我的哪一根神经，竟引起了我的一番思考，而思考的结果竟与你六十年不变的结论有所不同。”他思考的结果是：“鲁迅还不能代表‘五四’的全部，能够比较全面地表达和代表‘五四’精神的，毋宁还是胡适。”[13]这当然不是一时神经“触动”得出的结论，在这之前，李慎之的思想已经倾向于自由主义，并且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自由派的精神领袖(虽然他本人仍把自己当作“左派”)。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思想历程：年青时是共产主义者，后来成了右派，而且是极右分子，现在又倡言自由主义。[14]所以他对鲁迅由“爱敬”到反省，是思想变迁的自然结果。有人认为五四精神是“个性解放”，李慎之认为“个性解放”并不是五四精神的全部，五四所追求的是“民主”，这是“先进国家经过几百年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的一套“行为规范”。在李慎之看来，“不管鲁迅对自由的渴望何等强烈，争自由的战斗何等勇猛，但是对这套规范的认识和理解是很不够的。”舒芜给予鲁迅早年的两篇论文《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它们不仅非当时的梁启超和严复所能及，而且也超越了后来的陈独秀和胡适。李慎之却认为：鲁迅这些文字除了“晦涩冗杂、佶屈聱牙”之外，“无非是要求个性解放而已”，比“陈独秀晚年的觉悟”和“胡适一贯提倡的民主、法治、自由主义”还是要“差一些”。李慎之说：终其一生，鲁迅“不但从未公开以‘理论的形式’提出其个人主义的主张”，而且越到晚年越倾向于“伊里奇和约瑟夫”，“相信苏联的宣传甚至出面驳斥那里发生了大饥荒的报道”；而胡适一再强调“宽容”为民主的第一要义，这是在鲁迅的著述中找不到的。李慎之最后的结论是：中国要真正走上现代化的路，必须“回归五四，学习民主”，也就是走胡适所代表的方向。

王、李二位的经历非常相似，都曾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高级官员，早年都崇拜鲁迅，服膺共产主义，中年遭受政治挫折，晚年倾心于自由主义。他们对鲁迅的反思只是开了一个头，但足以影响后来者。例如南京晓庄学院的邵建，从2002年开始发表一系列文章将鲁迅与胡适进行比较，后来他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写成了《胡适与鲁迅——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一书。邵建自谓受鲁迅影响很深，他在该书后记中回忆说：“很清楚地记得，在苏北乡下刚进农中读初一时，午后走进老师的办公室，桌上看到一本厚厚的书，精装的，那是50年代出版的硬封皮的鲁迅著作。拿起书，抚着发黄的书页，如同在扶学问本身。”但在这本书中，邵建总的基调却是“抑鲁扬胡”的。该书所用的一个关键词是“宽容”，以此区分胡适和鲁迅的根本不同之处，明显是受到了李慎之的启发。邵建指出，鲁迅主张“一个都不宽恕”，而胡适认为“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二人对宽容的不同态度根源于两种不同的“知识论”：胡适的“容忍”，“背后有一个知识论上的哲学基础，构成这个基础的有中学和西学两个单元”，就中学而言，是宋代理学家吕伯恭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八个字，就西学而言，是以密尔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所说的“非独断”和“不确定”，也就是说，“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所以胡适主张要有“容忍异己”的雅量，而对“正义的火气”所潜藏的危险保持高度的警惕；鲁迅则相信“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而对错“专凭自己判断”，即伯林所批判的“独断式的确定感”，所以鲁迅主张要“痛打落水狗”。此外，“路径依赖”也是邵建用来区分胡适与鲁迅的一个关键词：在解决中国的问题上，胡适诉诸于政治启蒙(也不排斥思想启蒙)，而鲁迅诉诸于思想启蒙。鲁迅的思想启蒙，从正面来说是“立人”，从反面来说是“改造国民性”。邵建承认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很“精彩”的，可以补救胡适政制改造之不足，但又认为鲁迅并没有点到“病根”上，因为其所“发露”的“国民劣根性”实在是“人类性”的通病，并不专属于汉民族。[15]

有意思的是，在鲁迅的“国民性批判”这个问题上，处处针锋相对的中国的左派和自由主义者居然暂时达成了共识。例如摩罗(也曾是鲁迅的崇拜者)就在一篇文章中说：以鲁迅为代表的几代知识精英发掘的所谓“国民劣根性”，“绝大多数都不是独属于某个民族的缺陷，而是人性的缺陷”，“中国人当下最重要的不是反思自己的所谓劣根性，而是切实地进行制度建设。”[16]这不仅与邵建“立人不如先立制度”的观点高度一致，而且连表达方式都是相同的。至于应该进行怎样的“制度建设”，李慎之、邵建们的选择是“回到胡适”，摩罗们的选择是“回到毛泽东”。如此南辕北辙的结论却都是以对鲁迅的批判为前提的，这为近百年的鲁迅接受史增加了戏剧性的一节。

以上所归纳的对鲁迅由“崇拜”到“反戈”的三种类型，不论是文化炒作型，还是体制反感型，或是思想变迁型，都自有其价值所在。第一类虽属“炒作”，缺乏学理性可言，但那种猛烈的火力至少可以打破鲁研界沉闷的局面。葛红兵们好比挪威渔民放入沙丁鱼群中的生猛的鲶鱼，也许能够为鲁迅研究带来鲜活的效应。第二类更可以触发研究者们对僵化的鲁迅研究体制进行深刻的反思，使鲁迅研究向着更为健康更为开放的方向发展。比较而言，第三类最具有学理深度，也最具有现实的必要性，虽然其结论未必正确，但其价值或许已经超出鲁迅研究的范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