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桂华

(湖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诗经》以四言为主，奠定了中国古代第一种成熟的诗歌形式——四言诗。语言学家向熹统计：《诗经》总计7284句，四字句6667句，占总句数的百分之九十二，其中非四字句619句，占百分之八。[1]《诗经》研究专家夏传才列表统计：《诗经》总句数7248句，其中四字句6591句，占百分之九十一，其他句式占百分之九。[2]刘焕阳列表统计：全书7284句，其中四字句6626句，占总句数的近百分之九十点九，其他句式占百分之九点一。[3]李荀华统计：《诗经》总句数是7284句，其中四言句6336句，约占百分之九十二。[4]尽管上述各家统计的句式数量与占比略有差异，但统计的比率都超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这就共同证明《诗经》形成了以四言句式为主的语言与歌诗特色。而研究表明，《诗经》诗人为了打造稳定的诗化四言句式，形成了“就四”的创作原则。[5]由此不由要问：众多诗人这样诗化表现的原因何在？本人以为，《诗经》四言句式的诗化表现背后隐藏着久远而深刻的文化动因。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就必须要溯源至原始农业与先民时空意识的产生。

一、原始农业与时空意识的产生

先民时空意识的产生伴随我国原始农业漫长的发生发展过程。先民在观察自然天象与太阳周期运动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朦胧的时间意识。在人类发展史上，驯化与栽培粮食作物是原始时代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而其过程则曲折而漫长。我国原始农业经过新石器时代的漫长发展，最终形成了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与黄河流域粟作农业的分野，而淮河流域则是稻粟混作地带。

从考古发现来看，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略早于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主要发生于中下游地区。在距今约1.2万年到9000年的江西万年仙人洞洞穴遗址中发现的稻属植硅石来看，当时以人工栽培稻为主，野生稻减少，说明稻作农业获得初步发展。[6]而距今一万年从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的几粒栽培稻谷实物，是“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7]说明其时已培育出我国最早的栽培稻品种，稻作农业有了新发展。在距今八千年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中，又发现了大量稻谷和稻米以及夹杂在陶片层内的炭化稻谷与稻壳。而稍晚的八十垱遗址更是发现多达万余粒的稻谷稻米，形态完好无损，说明此时栽培稻已非常普及。[8]而在距今七千年的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稻谷遗存和成套水田农具，说明稻作农业已相当发达，距离驯化野生稻的早期阶段至少已进化了很长时间。[9]可以看出，长江中下游水稻的驯化栽培生产齐头并进，奠定了我国南方稻作农业的基础。

而我国原始粟作农业主要发生于黄河流域，分布非常广泛。在距今约八千年的河北武安县磁山文化遗址中，共发现长方形灰坑476个，其中粟类堆积窖穴多达88个。各窖穴中粟的堆积厚度从0.5米至2米以上不等。经推算，其中最大窖穴折合重量约为一万二千余斤。88个窖穴的堆积体积约有109立方米，折合重量约为十三万多斤。如此众多的贮粮窖穴与极大的贮藏量，说明当时已经大面积种植栽培粟了；同时，农业生产工具和石磨盘、磨棒等粮食加工工具的大量使用，都证明当时产生了比较发达的粟作农业。[10]而差不多同时、遍布今河南省境内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其中部分遗址属淮河流域，如著名的舞阳贾湖遗址)不仅发现了大量粟类与稻类农作物，而且也出土了相关粮食生产与加工工具，说明粟稻是这一时期种植最普遍的农作物之一，农作物的种植加工水平已相当发达。[11]

通过上述考古发现可知，在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我国原始农业已获得很大发展；并且形成了南方地区以稻作农业为主、北方地区以粟作农业为主的基本格局。我们知道，不管是稻作农业，还是粟作农业，稻粟作物都有一个较长的生长周期，而且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形成了某种重复性的生产活动。从我国南北文化遗址留存下来的大量粮食作物遗存来看，说明那时先民已经初步掌握了季节变化的规律，先民通过“观象授时”以指导农事生产。但最初先民对时间的变化与季节的更迭又是无法理解的，所以他们才创造出“烛阴”神话以作解释。《山海经·海外北经》载：“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烛阴”神话应是人类早期的自然神话，它借“烛阴”神眼睛的开阖与呼吸吐纳来解释自然界昼夜的变化与冬夏二季的形成，反映了人类早期对时间奥秘的探索与朦胧的四时意识。但在现实生活中，原始先民又是如何发现认识季节的变化规律呢？为了解决农业生产所遇到的时间问题，他们主要通过观测天象与太阳的升落变化，来建立时间周期以指导农事。[12]距今6000多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M45出土的北斗和龙虎星象天文图，就证明那个时代的先民已经学会了通过立表测影来掌握昼夜变化与回归年时间的规律，初步建立起了以北斗为中心的古老天文学体系，至少已充分认识到春分和秋分的季节转换规律。[13]在距今5000左右的河南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了一批丰富多彩的彩陶与碎片。陶器碎片上画有太阳纹、月亮纹、日晕纹等三十多种纹饰。在一片彩陶碎片上画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据推算，在彩陶钵的肩部一周应该绘有十二个太阳纹。在陶钵的腹部也应画有十二个太阳纹。一件器物上下都画出十二个太阳，可能表示一年有十二个月的事实。饰有星座纹的图案由三个以上的圆点以直线、曲线连接组成，可能是北斗星尾部的形象写照。由此可见，大河村先民通过对太阳、月亮、恒星等天象观察，可能已观察出一年有十二个月的事实。[14]而在距今4100 多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先民又建立起了我国现存最早的观象台遗址。“在靠近古城墙的半圆形夯土台基上，呈圆弧状排列的夯土柱构成十多道狭窄的观测缝，人们站在观测点可从狭缝中看到冬至与夏至日太阳从崇山升起。”[15]其他观测缝分别对应春分与秋分时节。天文观测台的建立，形象地再现了先民观测天文的原始面貌，表明中国古代天文学四时观念已成型，天文历法已走向成熟。

通过上述对原始农业的起源与发展、先民观象授时以指导农事的原始天文学诞生情况的考察可知，早在6000年前原始先民已充分掌握了二分、二至的四时变化规律，至迟在4100多年前先民已建立起辨方正位与观象授时的原始天文学体系，而实际发生情况可能远比考古发现还要早得多。

二、圣数崇拜与尚“四”集体表象

先民对四时与四方空间的认识在原始圣数崇拜中也可窥见其端倪。数的发明是原始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其过程曲折漫长，标志着人类意识由具象思维向抽象思维发展的巨大进步。由于原始数的发明非常不易，所以最初的原始数具有极大的神秘性、神圣性，人类学家将其取名为“圣数”“巫术数目”“神秘数目”。这些“被神秘气氛包围着的数，差不多是不超过头十个数的范围。原始民族也只知道这几个数，他们也只是给这几个数取了名称。在已经上升到关于数的抽象概念的民族中间，正是那些形成了最古老的集体表象的一部分数，才真正能够十分长久地保持着数的真义的神秘力量。”[16]人类最初的神秘数字仅有个位基数，不超过十个，其中“四”数又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特殊的神秘数字。对“四”圣数的认知，充分体现了原始先民时空意识的进步。圣数“四”既是时间数字也是空间方位数字。作为时间数字，就是通过对四时变化规律的认识来掌握农作物的生长周期。作为空间方位数字，就是要确定人类在天地自然中的空间位置，由此形成对天地“四方”的直观认识。但对四方的认识最初来自对东、西二方的确定。原始先民凭借什么来辨别东方与西方呢？主要是依据太阳的运行周期来确定。他们把日出定为东方，日落定为西方。李学勤研究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M45后认为：“上古人们仰观星空，将群星划分为若干组团,并赋以人、物或神话的形象。”而我国四时分明，当时或已产生四象但至少有龙、虎的具体形象。[17]冯时研究认为，该墓中的北斗龙虎星图再现了当时的实际星空，“正是古人为确定时间和生产季节的真实反映”[18]。联系前面所述我国原始农业的发展及先民对时空意识的认识，这一论断是可信的。

中国上古创世神话也蕴含着先民深刻的时空意识。构成空间意识基础的是方位意识，但方位意识的确立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经历两次重大飞跃：一是从二方位跃升至四方位；二是从平面四方位跃升至立体的七方位。原始先民从太阳升落的直观表象来确定东西二方位，然后再来确定南北二方位，由此就确定了东南西北四方方位。四方位空间意识的发现之时，也就是“四”圣数的神秘性、神圣性的诞生之时。中国古代“黄帝四面”的创世神话就寓含着“四”圣数的巨大神秘性。“黄帝四面”是指黄帝的四张面孔，象征着由他所钦定的神圣四方空间。“黄帝四面”与“黄帝生阴阳”的神话密码，重构出上古创世神话的原型结构：创造主太阳神从黑暗中升起，创造出光明与黑暗的二分世界，他的循环运行钦定出东南西北与春夏秋冬，由此确立人类赖以生存的宇宙时空秩序。“黄帝四面”的神话表象是：抽象数字：1生2、2生4。其象征意蕴是：太阳神生天地与昼夜、天地与昼夜生四方与四时。其神话表现是：由“黄帝生阴阳”发展为“黄帝四面”。这一神话在后代被哲理化，就演变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数字形象描述。[19]通过这种一生二、二生四的数字变化与时空观念的发生过程，不难发现：圣数“四”在远古社会的巨大神秘性与强大延续性。而产生于商代晚期的“大禾人面方鼎”上的四方人面形象，应该就是“黄帝四面”这一创世神话在后代流传过程中的最形象诠释。

如果“黄帝四面”的神话代表北方创世神话对“四”方时空间的创立的话，那么以楚国为代表的南方创世神话则进行了遥隔时空的呼应。战国《楚帛书》的发现，揭示了楚国远古时代对圣数“四”的集体崇拜。《楚帛书·甲篇》作为楚人的创世神话，向后人讲述了神圣的世界秩序由混沌到有序的形成过程，即伏羲从混沌而生、娶女娲、生四子的生殖创世，形成了这样一种抽象数序结构关系：混沌→伏羲娶女(配对神)→生四子。由此形成一生二、二生四的数字对应。其中“四”数象征着时间秩序与空间结构的相对稳定，象征着宇宙时空秩序之确立，是楚人生存世界的依归。楚国神话中的“四”数做为宇宙空间秩序的圣数，其神圣性比“黄帝四面”的神话甚至更为突出。[20]

通过比较“黄帝四面”创世神话与《楚帛书》楚人创世神话，可以发现，楚人对宇宙空间方位的认识与对“四”数的崇拜与“黄帝四面”的神话具有高度一致性。诞生于我国南北方的创世神话，共同证明在为数不多的“圣数”中、“四”这一“圣数”具有不同于其他“圣数”的巨大神秘性、特殊性与代表性，它们共同揭示了先民对圣数“四”的原始崇拜与集体表象。

三、殷人的四方四时观念

原始先民尚“四”的集体表象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潜移默化在后人的生活行为与思想意识中。如果说原始农业观象授时的天文观测活动意味着四时四方意识的发生的话，那么四方四时观念在古代创世神话中则得到了深隐朦胧的再现，而商代由于文字的发明与成熟使用，就使人们的四方四时观念表现得更加具体明确了。

甲骨卜辞中有关四方与四方风、四方神的文字记载，说明殷人已表现出鲜明的四方四时观念。卜辞明确记载了东南西北四方名和四方风名。或合写为“四方”，或分写为“东方”“西方”“南方”“北方”，或称东土、南土、西土、北土，它们分别代表天上地下的东南西北四方方位。郭沫若《卜辞通纂》第375片卜辞即载：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南来雨，其自北来雨？

这是一片求雨测雨卜辞，类似今天的天气预报。其中就提到西、东、南、北四方。占卜者对雨从天上四方哪个方向下非常关切，因为雨关涉农事甚至国家大事。而有雨即有风，雨由风生，雨往往随风而至，所以天地有四方就有四方风、四方雨。不同方向来的风雨对生产与生活的影响不一样，因为不同方向的风雨就代表了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

四方名与四方风名在甲骨卜辞中都有明确记载。胡厚宣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武丁时期的一块牛肩胛骨上，就发现了这样一片刻辞：

东方曰析，风曰劦。

南方曰夹，风曰微。

西方曰彝，风曰韦。

北方曰宛，风曰役。(“役”字改双立人旁为单立人旁)

这片卜辞不仅有东南西北四方名，而且还有相应的四方风名。[21]四方风中的东风为“劦” 即协，指协风即和风，是春日和畅之惠风；南风曰微风即凯风，是指从南方吹来的暖风。于省吾认为四方名中的西方名“彝”应读为“夷”，训为杀伤，是指西方杀伤万物。西风“韦”读为“介”，训为“大”，是指来自西方的大风。北方风名“役”，胡厚宣认为应读“剡”，于省吾认为应读为“洌”，是指来自北方的寒风。[22]

上古时代，先民观察天象或天地已形成四方与四时意识，而殷人则主要观察四方风及其所带来的不同物候现象。四方名都与自然草木相关，即以草木之象区分四时之异。东方名析，乃取草木甲圻茁长之象，是春季之名。南方名夹即荚，取草木荚实之象，是夏季之名。西方名彝，彝通夷，取秋气肃杀之象，是秋季之名。北方名宛，宛即伏，取万物藏伏之象，是为冬季之名。[23]四方名皆依凭不同季节的草木禾谷生长特点命名，而四方风名乃据不同时节的季风特征而命名。而四方名又与四时相配合。[24]

我们知道，殷人有着浓厚的宗教巫术信仰，甲骨卜辞就是他们信仰的产物。殷人不仅祭祀天帝及日月星辰等神灵，而且拜四方及四方风为神灵。商代是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农业要靠天吃饭，而风雨雷电预示农时与生产季节，决定农业丰歉，日常事务的开展，甚至国家大事的实行。因此，求年祈雨与农业生产，都是国家大事，所以要祷告四方和四方风，并举行隆重的祭祀四方和四方风神的仪式，以祈求风调雨顺。正因为四方神和四方风神的重要，殷人甚至将其位列“禘祭”之列，而“禘祭”是一种祭祀祖先的隆重“大祭”。由此可见，祭祀四方神和四方风神在殷人生活中的重要性。[25]

四、四言句式的形成

由原始农业的四时意识到上古神话的尚“四”崇拜与集体表象、再到商人四方四时的明确观念，一脉相承，形成一种文化记忆与集体表象沉淀在先民意识的深处，发而为音声，咏而为歌诗，就形成尚“四”言的诗化艺术表现，这成为《诗经》四言诗成熟的必要条件。但四言诗的定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诗化积累过程。其诗意表现要追溯到古代歌谣。

(一)歌谣——四言句式的奠基。四言句式奠基于古代歌谣，古代歌谣往往歌乐舞相结合。反映原始狩猎时代的歌谣《弹歌》云：“断竹，续竹；飞土，逐宍(通“肉”)。”[26]歌词虽仅有八字，但简约明快，真实地再现了原始先民从弹弓的制造到狩猎活动的实现的全过程。那一定是原始先民伴随音乐一边舞蹈一边歌唱、一边模仿狩猎的集体表演，体现出收获满满、其乐无穷的趣味。全诗八字，二字一节拍，前四字又形成二二节拍，简洁明快，刚劲有力。这种二言句式成为后出四言歌谣的基本细胞。而晚于《弹歌》、反映原始先民在农业祭典上所唱《蜡辞》就基本是四言句式了：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27]

这是先民在原始蜡祭仪式上所唱祝祷之辞。何为“蜡”祭呢？蜡祭是上古先民在岁末年终举行的农业大祭。所祭神祗皆为农业神，所唱乐歌包含着对各路农业神祗的礼赞与期盼。答谢并祈盼各路神灵好好安息：恳请土神返回土宅，水神回归其沟壑，昆虫之神好好将息，草木之神回归沼泽。[28]这首《蜡辞》相传是伊耆氏即神农氏或帝尧时代的歌谣，结合上述原始天文学的建立及对四时的观测实践大约在公元前六千年至四千年之间、其时原始农业文明已相当成熟的情况来看，这是一首在原始农业祭祷仪式上所唱歌谣大体是可信的。其中三句是四言句，第四句多一字，但唯主语多一字，词性相同，可以看作是一首较完整的四言歌谣，初步显示出歌谣形式上的对称性与完整性。

四言句式比二言句式多两个字，所以表意更为充分，表情因素也得到突出呈现。成熟的歌谣一定要既表意也抒情，而四言句式恰好能胜任这一诗意表现任务。《吕氏春秋·音初》篇载夏商周时代有所谓四方之乐及歌诗。夏后氏孔甲所作“‘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大禹之妻涂山氏女所唱为最早的“南音”；商代有娀氏之二佚女所唱为最早的“北音”；殷王整甲所唱为最早的“西音”。其中仅有涂山氏女所唱歌词一句四言“候人兮猗”，后人命名为《候人歌》；有娀氏之二佚女所唱歌词留下一句四言“燕燕往飞”。[29]

《候人歌》为四言句，表意与抒情完美结合。“候人”二字为动宾结构，表意直观明确，而“兮猗”二字为感叹词，表情丰富而悠长。而有娀氏之二佚女所唱歌词为主谓结构，在“燕燕往飞”的形象描绘中寓含着对部族图腾玄鸟的深情歌唱。据神话传说，商始祖契，是其母吞玄鸟卵所生，玄鸟即燕子，故燕子为商族图腾。从“燕燕往飞”的句法结构来看，“燕燕”即燕子为一节拍，“往飞”为一节拍，而“往”字是为了形成二二节拍而添加上去的虚字或衬字，可说体现了就“四”的歌词句法特点。

夏商周时代的四方之乐及其四言歌词形式对《诗经》四言句式的定型是有潜在影响的。但是，要形成《诗经》成熟的四言形式还必须有一个重要过渡，这就是《易》卦爻辞所引用的大量四言歌谣。《易》大约产生于商末周初，那时正是《诗经》最早歌诗的创作年代。虽然，《易》是一部卜筮之书，但在卦爻辞里引用了许多韵语歌谣，创作年代比《诗经》里最早的歌诗还要早。

《易》卦爻辞包含的古歌谣句式有二言、三言、四言、五言等。其中有以二、四言为主的歌谣韵语，如《坤卦》：“履霜，坚冰至。直方大，含章可贞。括囊无咎，黄裳元吉。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由二言转四言，一韵到底。而《渐卦》则以四言为主：

鸿渐于干；

鸿渐于磐，饮食衎衎；

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

鸿渐于木，或得其桷；

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

鸿渐于阿；

其羽可用为仪。

歌辞协韵，意象鲜明，意义层层递进，构成一完整结构。大意是以鸿雁所处不同处境以象征社会人事之变化。鸿飞所历，由低渐高，由近渐远，井然有序，类似《诗经》比兴。从其整体性、比兴手法与四言为主的形式来看，是一首完整古歌谣。其他如《中孚》九二爻：“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亦形成一首四言比兴韵语古歌。《明夷》初九爻：“明夷于飞，垂其(羽)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亦为韵语，且比兴手法娴熟。两首古歌与《诗经》四言歌诗已无区别。[30]由于句读标点原因，虽然难以准确统计《周易》古歌二、三、四、五言句式的确切数量，但无疑四言句式占据其中的多数。又因为这些古歌造语凝练古朴，或整或散，但以四言为主，比兴手法使用灵活，因而对《诗经》四言歌诗的创作起到了重要垂范作用。

(二)周代“四声音阶”的音乐规范。《诗经》是诗乐合体的歌诗，音乐是其主要艺术元素之一。所以，周代音乐对《诗经》歌诗的影响与规范是不言而喻的。音阶、节奏、旋律是音乐三大要素，而音阶又对后两者产生决定性影响。所以，周代音乐音阶对《诗经》歌诗的节奏、旋律甚至句式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什么是音阶呢？所谓“音阶是指调式中各音固定在一定的音高位置上按高低排列的音的序列”[31]。中国古代音乐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五声音阶的基本特色，但商周时代的音乐却以四声音阶为骨干。

在先秦丰富的乐器家族中，陶埙、编磬、编钟是最富有民族特点的。我们姑且以这三种乐器为例，去了解一下商周时代的音乐音阶情况。近些年地下出土的大量先秦音乐实物，为我们了解当时音乐音阶的面貌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证。黄祥鹏认为：从目前已知的测音资料来看，甘肃陶埙从三声发展到四、五声，而中原商埙与其一脉相成。但其中多数以宫、角、徵、羽为骨架，而缺少“商”音。[32]修海林将地下出土音乐文物与文献资料进行互证作了有力补充，他说：“甘肃玉门火烧沟氏族社会时期三音孔埙的测音材料以令人信服的、内部呈规律性的测音结果，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宫-角-徵-羽’的稳定的四声结构模式。”而商代编钟编磬所具有的稳定音列结构关系仍是宫-角-徵-羽四音。其中虽也出现过宫-商-角-徵-羽在内的五声音列，但从整体上看仍是以宫-角-徵-羽四声音列为骨架。“西周编钟音列中呈现的是一个非常规范、在音律设计上遵循一定构成法则的四声结构。这一结构早在新石器晚期旋律性陶器乐埙的音列中便已形成较稳定的基本模式。”从西周编钟音乐的发展来看，由初中晚期从3件一组到8件成套甚至16件成套，都呈现出相当稳定的宫-角-徵-羽四声结构。[33]李纯一也认为：西周晚期编甬钟测音结果均为四声(羽、宫、角、徵)羽调式，而无商音。[34]王子初同样认为：西周初中晚期编钟的音列均为宫、角、徵、羽四声。[35]直到西周晚期至两周之际，在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M27出土的编钟编磬乐器组合中，编钟仍为四声音阶，而编磬则出现了含“商”声在内的五声音阶。[36]而这已经是相当晚的事情了。

通过上述数位音乐专家的严密考证，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商周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乐器中，形成了一个由宫-角-徵-羽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四声音阶体系，它对《诗经》歌诗四言句式的形成产生了音乐上的巨大影响。具体来说：一是四声与四言的直接对应。这是由于久远的尚“四”思维传统以及由古歌谣到《周易》古歌四言诗意表现的影响所致。二是四声与《诗经》歌诗四言二二节拍上的相互呼应。我们知道，先秦汉语以单音词为主，从诗乐关系来说，一个字代表一个节拍，两拍形成一个音步，两个音步组成一句诗行，形成二二式的节拍，而二二式的句法节奏与二二式的音乐节奏恰好形成音乐上的和谐共振，故四字句形成最合适的诗意节奏与曲意节奏表达。三是四声所形成的稳定音阶结构，与四言的稳定语言结构形成共振或内在的律动，就容易形成整齐对称的旋律与一唱三叹的音乐效果。

综上所述，决定《诗经》歌诗四言句式的文化动因源远流长而且牵涉甚广。从原始农业观象授时的朦胧时空意识，到上古神话中隐含的对圣数“四”的共同崇拜与集体表象所体现出来的四方宇宙时空意识，再到商代四方与四时的清晰时空观念，其集体表象与文化传承一脉相连而又不断向前发展。这些可说是《诗经》歌诗四言句式的远源。而其近源则是古代歌谣包括《周易》古歌与西周四声音阶音乐形式的影响与规定。古代四言歌谣与《周易》古歌以四言为主的诗意表现，奠定了《诗经》四言诗的基础。而周代音乐稳定的宫-角-徵-羽四声音阶的音乐特性，无疑对《诗经》歌诗四言句式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