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卿钰［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太原 030800］

《鲁迅研究年刊》（以下简称《年刊》）是西北大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创刊的，是在茅盾、周建人、许广平、曹靖华、李何林等人的支持下，先后由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陕西人民出版社、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是西北大学有史以来影响最大的出版物。《年刊》栏目丰富，覆盖面广，信息量大，历经二十年，共出版了十期八本。每年出刊一期（有时是两年合刊），选载本年度报纸书刊上发表的有关学习、研究鲁迅的重要文章、资料，特约一部分专稿，并将未录入的资料编为目录索引附于其后，荟萃刊出。《年刊》的创刊得到了国内外各界的支持和赞赏。周建人先生亲笔书写了“鲁迅研究年刊”六个大字在封面上；茅盾在《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中说：“我希望《年刊》不要搞形而上学，不要神化鲁迅，要扎扎实实地、实事求是地研究鲁迅”①；李何林先生希望“在发表鲁迅研究稿件时，要勇于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怕得罪人”②；西北大学的老校长侯外庐热情地希望《年刊》“及时反映国内外鲁迅研究的学术成果，迅速地茁壮成长，以便促进鲁迅研究工作的开展”③。这样一部曾经产生深远影响的鲁迅研究刊物，从创刊到正式印行一直备受外界关注，不论从学术评价上还是从媒体报道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此的评价也是有据可查的。

一、学术评价

1981年林非在天津《新港》第11期上的《中国近年来鲁迅研究的概况——在美国“鲁迅及其遗产”学术谈论会上的发言》中说，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编辑的《鲁迅研究年刊》是汇集每一年度内比较重要的鲁迅研究论文及史料的集刊，并指出西北大学的鲁迅研究室是鲁迅研究这个学科中的重要机构之一。同年9月7日欧阳秋云（肖云儒的笔名）在《陕西日报》第三版《反映鲁迅研究的新收获——评介〈鲁迅研究年刊〉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专号》中对《年刊》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年刊》所发表的国内外学人的研究成果，从不同方面体现了鲁迅研究的这些新的收获”，“作为一门新兴科学的年刊，能够把重点放在综合反映本年度鲁迅研究的新成果、新趋势上，这种编辑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希望今后年刊编者能更自觉、更有计划地这样去做”④。

1987年纪维周等编的《鲁迅研究书录》在“鲁迅研究的专刊”中记录了《年刊》1974、1975、1976、1979、1980、1981年登载文章的篇名、栏目分类、出版年月等详细信息。

1991年4月张梦阳在《鲁迅研究月刊》上发表了《〈鲁迅研究年刊（1990）〉评介》，对1990年的《年刊》进行了详细的评价，指出“是奉献给海内外鲁迅研究者、爱好者的一份厚礼，是形式和内容都属上乘、具有充分权威性和广泛代表性的鲁迅研究年刊”。在《人民日报》第一版《鲁迅研究的新收获》（1993年5月5日）中指出：“鲁迅研究已有七十余年的历史，在今天仍能不断出新，是极为不易的。《鲁迅研究年刊1991、1992》（和平出版社）在这方面是一个新收获。”“这部年刊收入了海外鲁迅研究者的作品。除台港学者之外，还包括日本、韩国、德国等九个国家的学者的论文。这些研究表明，海外学者对鲁迅作品的体味已经达到相当深入的程度，鲁迅学业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1993年李继凯在《体大思精、宏博深厚的名山事业——〈鲁迅研究年刊〉（1991·1992年合刊）评述》⑤中指出“《鲁迅研究年刊》自创刊以来，总以相当宏大的篇幅，发表那些真正处于前沿地带、具有学术建树的论文，并由这些论文构成全书的主体部分，从而以高度严肃的学术性、精密审慎的论述风格和尖锐的创意，显示出对学术上‘高精尖’的追求”。在张梦阳《鲁迅学史上的又一丰碑——〈鲁迅研究年刊，1991·1992〉评介》⑥中强调《年刊》“充分显示了鲁迅学作为一门成熟人文学科的无穷生命力与国内外鲁迅学家的强劲学习，在鲁迅学史上又树立了一块丰碑”，“这部年刊所收录的老中青三代鲁迅学家论著的最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上做到了推陈出新”。

2001年张梦阳在《中国鲁迅学通史——宏观反思卷》中指出“70年代中后期开始创办的三种鲁迅研究刊物，也值得特别一提，这就是：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李何林主编的《鲁迅研究资料》、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阎愈新主编的《鲁迅研究年刊》、黑龙江爱辉县教师进修学校王世家主编的《读点鲁迅研究丛刊》，在组织和促进鲁迅研究务实派工作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⑦在朱晓进、杨洪承等编的《鲁迅研究》中也提到了这点，指出这三种刊物“为鲁迅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载体”⑧。

2004年王富仁在《中国新文化的几个层面——段国超先生〈鲁迅论稿〉序》中指出当时的《鲁迅研究年刊》“向外同李何林、王瑶、唐、陈涌、李霁野这些全国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联系在一起，向内团结了陕西省的鲁迅研究学者，形成了当时一个有声有色的鲁迅研究群体”，在《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2006）中指出“在当时，有两家刊物在全国业务派鲁迅研究的重新形成与进一步发展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主办的《鲁迅研究年刊》、黑龙江爱辉县教师进修学校主办的《读点鲁迅丛刊》初步组织起了全国业务派鲁迅研究的阵容”。在《单演义先生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建立与发展》（2010）中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主办的《鲁迅研究年刊》是与山东的薛绥之教授编辑的《鲁迅杂文中的人物》、黑龙江的王世家先生主办的《读点鲁迅丛刊》一起引领当时中国学术思想解放潮流的。他盛赞《鲁迅研究年刊》“具有广泛的国际、国内影响，在当时，几乎全国各地最有影响的鲁迅研究专家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它也是首先将世界各国的鲁迅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来的学术刊物,其开放的胸襟和创新的气度一点也不亚于现在的学术刊物”。

2010年孙玉石在《现代文学漫议》一书中的《积极倡导努力落实——在清华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指出：“过去陕西的那个《鲁迅研究年刊》那种本子，就以刊登史料发现、史料研究性文章为主，包括一些最重要的刊物的目录。这是一种学术精神的复活与传承。”⑨

2011年在李继凯等编的《言说不尽的鲁迅与五四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指出：“《年刊》不仅成为西北地区鲁迅研究规模最大、成果最丰的学术阵地，还成为全国范围卓有成就的鲁迅研究期刊之一，吸引了众多鲁迅研究者及爱好者的眼球，成为鲁迅学界阐释发表研究成果的重要学术平台。”⑩

二、传播影响

《年刊》的传播与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它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术刊物的影响，更是附带着一种政治对外文化宣传的色彩；它不单纯是学术圈范围内的交流，更变成新闻广播中的一大重要历史事件。

1979年新华社新闻稿（对外新闻）新华社西安十一月十六日电：研究中国新文学运动奠基人鲁迅的大型资料性学术文献刊物——《鲁迅研究年刊》，即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由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创办的刊物，主要是介绍和反映关于鲁迅研究的成果、资料，每年出版一期，选载国内外包括港澳地区和台湾省研究鲁迅的重要文章和资料。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欧洲与中国》月刊（比利时布鲁塞尔出版）对1979年号的《鲁迅研究年刊》也作了介绍。1980年11月7日的《光明日报》详细刊登了1979年号《年刊》目录，并指出《年刊》“为大型鲁迅研究资料性学术文献专刊，反映我国和世界各国鲁迅研究的成果和概貌，具有保存价值”。1981年1月17日《人民日报》第8版上戈宝权的《鲁迅研究新成果的汇集》一文再次介绍了1979年号的《鲁迅研究年刊》。

1981年9月21日新华社新闻稿《〈鲁迅研究年刊〉一九八一年号即将出版》：“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编辑的《鲁迅研究年刊》一九八一年号，即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辑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专号，刊登文章和资料四十多篇，并有美术、摄影作品三十多幅。这一专号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林非、北京大学教授王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杰和中共中央党校阮铭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还刊登了一些老作家撰写的回忆录，其中有周建人的《一个世纪三个时代》、丁玲的《鲁迅先生于我》等。”同年新华社西安十月十八日电“西北大学创办的《鲁迅研究年刊》即将出版”也对此作了介绍。

1981年西安地区举行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谈论会，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年刊》编辑部与众鲁迅研究专家进行了座谈，在思想感情上、学术观点上得到了交流。李霁野会后从天津来信说：“陕社必将日显特色，能为尽一分力，深感愉快。”赵景深在（1981年3月9日）写给孙席珍信中特意提道“去年十二月西北大学的《鲁迅研究年刊》，单演义没有赠我，我已去信给陕西人民出版社，托该社代购此书一部寄给我。”[11]

1983年10月10日高信在《〈鲁迅研究年刊〉十年忆》中指出《年刊》是有特色、有个性的刊物之一，并详细记述了《年刊》十年的壮大经过以及为了《年刊》的印行，单演义、阎愈新等一代学者付出的辛苦。同年10月4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内部材料《陕西情况》中，对陕西十三家杂志出版发行情况进行了调查，其中《鲁迅研究年刊》受到国内外学者、鲁迅研究工作者的好评。“四年来，这个年刊先后刊登了宋庆龄、茅盾、周建人、戈宝权、曹靖华、叶圣陶、李霁野、李何林、唐、周海婴等知名人士和研究工作者的几百篇文章，许多文章是鲁迅的同时代人或亲友撰写的。它对于认识和进一步研究鲁迅提供了至为珍贵的资料，或阐述了对研究工作的深刻见解。因此，年刊受到国内外鲁迅研究工作者的普遍欢迎。经常收到日本、朝鲜、英国、法国、西德、美国的信件交流。”

1989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即将出版的《鲁迅研究年刊》（1990年号）消息。1990年在《文学报》上再次刊登“在宋庆龄基金会支持下《鲁迅研究年刊》恢复出版”[12]的消息，对《年刊》得到宋庆龄基金会的支持专门作了说明，并强调“当前鲁迅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鲁迅学’，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已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课题。与此相比较，我国近几年来的鲁迅研究倒显得逊色。为了使这一方向迅速得到扭转，宋庆龄基金会和西北大学特聘请中外鲁迅研究专家组成国际性的编辑委员会，充实加强《鲁迅研究年刊》的内容”。

1991年1月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宋庆龄基金会在京理事座谈会暨《鲁迅研究年刊》首发式，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次大会上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鲁迅研究年刊》名誉主编冯安作了讲话，指出西北大学多年来坚持鲁迅研究，热情培养鲁迅研究人才，与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年刊》，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广播电台（华侨、日、俄、法、英语部）也播出了同样的消息；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再次发布了类似的消息，并指出《鲁迅研究年刊》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一本鲁迅研究年刊。

1993年5月在《鲁迅研究月刊》上，《〈鲁迅研究月刊〉与〈鲁迅研究年刊〉举行座谈会》一文，回顾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出版物的发展情况，硕果仅存的三种刊物只有《鲁迅研究月刊》《鲁迅研究年刊》《上海鲁迅研究》。同年12月于扬在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鲁迅研究的又一巨作〈鲁迅研究年刊〉1991—1992年号合刊出版》，详细介绍了（1991—1992）合刊号的情况，并赞扬道：“这部年刊以相当大的篇幅刊出世界各国鲁迅研究论著，其中包括缅甸、日本、韩国、泰国、越南、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等九个国家。仅从国家之广，就可清楚地看到鲁迅研究的国际性。”

此外，《年刊》的发行对象也是相对广泛的，主要有各级图书馆、文化馆、学术文教单位、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及广大鲁迅爱好者。国内总发行是陕西省新华书店，国外总发行是中国国际书店，并且可预订，西安市新华书店办理邮购。据说王瑶先生曾要求他的研究生每人订阅一册。主编阎愈新老师也回忆道：《年刊》每期出版后奉送中央政治局委员每人一册，并作为礼品赠送外国国宾。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年刊》作为一本学术刊物在当时的影响力。

三、结语

李霁野在1984年5月7日为纪维周编的《鲁迅研究书录》写的序言中指出：“你的《鲁迅研究书录》确是一部很有用处、很有特色的工具书。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外研究他的人越来越多，知道已经有的研究结果，对于研究者大有用处。这种书可以使研究者少浪费时间精力，可以用前人的研究结果同自己的观点比较，看自己是否能提出新的论点，也可以为百家争鸣提供资料。”[13]这样的论断同样适用于《鲁迅研究年刊》，可以说《年刊》真正身体力行了这一点。

《年刊》历经二十年，从1972年起到1992年终，期间经历风风雨雨，始终保持鲁迅精神的执着，批判地接受前人研究成果，开阔的视角囊括世界，不偏不倚，脚踏实地做出编年性的鲁迅研究大型刊物。虽地处西北偏隅一角，却有心怀世界的雄心。其内容涉及鲁迅研究的各个领域，包括域外鲁迅研究、索引目录等，为后学者研究查找当时资料提供了一个快速渠道，翻阅其中可以大致了解到当时鲁迅研究界的学术水平以及经典论述，是学术著作中的精品。它在鲁迅研究史上虽不能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年刊》与同时期的《鲁迅研究资料》《读点鲁迅丛刊》相比，虽在某一栏目资料上不及后者丰富，但在整体上涉及面广泛，涵盖量大，在选刊文章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历时方面，学术前沿动态的敏感度上、学术争鸣方面无法与活跃至今的《鲁迅研究月刊》相比，但在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能产生这样一部学术刊物已属不易。

① 茅盾：《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鲁迅研究年刊（1979）》，陕西人民出版社。

② 李何林：《要勇于贯彻“百家争鸣”方针》，《鲁迅研究年刊（1979）》，陕西人民出版社。

③侯外庐：《祝贺与希望——写给〈鲁迅研究年刊〉》，《鲁迅研究年刊（1979）》，陕西人民出版社。

④肖云儒：《反映鲁迅研究的新收获——评介〈鲁迅研究年刊〉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专号》，《陕西日报》第三版，1981年9月7日。

⑤李继凯：《体大思精、宏博深厚的名山事业——〈鲁迅研究年刊〉(1991·1992年合刊)评述》，《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6期。

⑥张梦阳：《鲁迅学史上的又一丰碑——〈鲁迅研究年刊，1991·1992〉评介》，《中国文学年鉴 199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84页。

⑦ 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42页。

⑧ 朱晓进，杨洪承，唐纪如：《鲁迅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48页。

⑨ 孙玉石：《现代文学漫议》，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0页。

⑩ 张雪艳，李继凯：《新时期西北地区鲁迅研究概览》，《鲁迅研究月刊》第12期，2007年12月25日。

[11]李平，胡忌：《赵景深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47页。

[12]《在宋庆龄基金会支持下〈鲁迅研究年刊〉恢复出版》，《文学报》1990年。

[13]纪维周等编：《鲁迅研究书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