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瑞云

(湖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一

《庄子·胠箧》篇曰：“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十二世有齐国。”齐国原为周初太公望封地，姜姓，都营丘，后称临淄(今山东临淄县)。齐桓公十四年(前672)陈国内乱，陈厉公子陈完奔齐，齐桓公使为工正。陈完改姓田氏，即田敬仲，为田齐之始祖。五传至田釐子田乞，事齐景公。“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禀予民以大斗”，以收买民心。田乞立齐悼公，自为相，专齐国之政。齐悼公四年(前485)田乞卒，子田常立，即田成子。齐悼公死于内乱，子简公立，田常复相简公。简公四年，田常弑简公。——《论语·宪问》“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即其事。——田成子弑简公，复立简公弟平公，仍为相。成子相齐悼公、简公、平公三代，齐国之政尽归田氏。田常三传至田太公和，相齐宣公、康公。康公十四年(前391)田和迁康公于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康公十九年(前386)周安王承认田和为齐侯，姜齐如此嬗变为田齐。事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自陈完奔齐至田和为齐侯，历时二百八十六年；自田成子弑简公至齐康公十九年田和为齐侯亦九十五年，并非“一旦”之事。

据《田敬仲完世家》田成子之后，依次为襄子盘、庄子白、太公和、桓公午、威王因齐、宣王辟疆、湣王地、襄王法章与齐王建；王建四十四年(前221)亡于秦；是年秦始皇统一天下。自田成子至王建，仅十世，与《胠箧》谓“十二世有齐国”相差两世。前代注家对“十二世有齐国”迷惑不解，如此采取了两种错误的做法。一是曲为解释。如《释文》曰：“自敬仲至庄子九世，知齐政，自太公和至威王三世为齐侯，故云十二世。”陆德明认为《庄子》全书皆庄子所作，为了使文章与庄子年代吻合，所以把十二世从田敬仲(即田完，亦即陈恒)划到齐威王止。原文明明说“田成子一旦杀齐君”，怎么能从田成子前五代的田敬仲算起呢？其谬误非常明显。王先谦《庄子集解》引姚鼐说：“自田常至王建十世，上合桓子无宇、釐子乞，为十二世。”姚鼐将田成子(即田常)之祖桓子无宇、父釐子乞拉来凑数，合为十二世。显然王先谦也同意这种说法。其实这样计算同样没有道理。另一种看法是认为文字有错。如俞樾《古书疑义举例》曰：“疑《庄子》原文作‘世世有齐国’。”马叙伦《庄子义证》附和其说，谓“十二世乃‘世’字之烂文。”严灵峰、陈鼓应更擅自将“十二世有齐国”径自改为“专有齐国”。无论“世世有齐国”还是“专有齐国”语句都不顺。

按，《田敬仲完世家》司马贞《索隐》引《纪年》(即《竹书纪年》)：“齐宣公十五年，田庄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立田和。”又，“齐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后十年，齐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为公。”是田庄子之后有田悼子，太公和之后有田侯剡。《史记》遗漏了两代，赖《竹书纪年》知田成子至齐王建确为十二世，《胠箧》所述不误。《索隐》引《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杀齐君，十二代而有齐国”。也为《胠箧》所述提供了佐证。

《骈拇》《马蹄》《胠箧》和《在宥》前二章，加上《天地·百年之木》章，思想内容一致，语言风格相同，全都批判“仁义”，指斥“曾史”，攻击“杨墨”。是外篇中独特的一组。 “十二世有齐国”是田齐一朝历史的总结，由此可以推知，《骈拇》这组文章产生在田齐亡国、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其时庄子已过世半个多世纪。

现存最古的《庄子》注解是魏晋之际的向秀郭象注，通常称之为郭象注①。郭象以《庄子》全书，包括内篇、外篇、杂篇，皆庄子所作。《天下》篇评论庄子，说“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郭象也说“庄子通以平意说己，与说他人无异也”。这种荒谬的解释，竟然延续了一千多年，到明末王夫之、清姚鼐等人才怀疑有些篇不出于庄子。王先谦《庄子集解》引苏舆云：“《骈拇》下四篇多释老子之义。周虽悦老风，自命固高绝，观《天下》篇可知。四篇于申老外，别无精义，盖学庄者缘老为之。且文气直衍，无所发明，亦不类内篇汪洋俶诡。王氏夫之姚氏鼐皆疑外篇不出庄子，最为有见。”王夫之、姚鼐苏舆、王先谦对《骈拇》这组文章确认“学庄者缘老为之”。但王先谦只知道这组文章非庄子所作，却没有考虑文章产生的时代，因此认为文章“无所发明”，“别无精义”。拙著《庄子本原》确定《庄子》全书只有内篇七篇为庄子所作，中间还间有后人插入的章段；外杂二十六篇没有一篇是庄子的作品。《本原》逐篇进行了论证②；但大多是从分析思想内容得出结论。今得知《骈拇》这一组产生于秦统一以后，至少这一组从产生的时间上提供了硬证。

二

这组文章把老子“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些观念推向极端。但文章的主要内容并非阐扬老子之道，却使用了大量的词句攻击“仁义”。《骈拇》篇曰：“枝于仁义者，擢德塞性以收名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矣。骈于辩者窜句棰辞，遊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归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矣。”《马蹄》篇曰：“乃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偏为礼，而天下始分矣！”“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胠箧》篇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仁”，是孔子哲学的核心，“仁义”更是孟子的政治纲领。《骈拇》等篇激烈攻击仁义，却并不指向孔孟，而处处以“曾史”“杨墨”作为射击的靶子，颇令人费解。

曾史，即曾参与史鱼。《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吴季札適卫，称赞“卫多君子”，史鱼即是”君子”之一，其时孔子还不到八岁。史鱼时代以仁义学说作为核心的儒家学派尚未形成。而小孔子四十六岁的曾参，上距史鱼作为卫之“君子”已半个多世纪，“曾史”不是同一代人。批判“仁义”之说却以“曾史”作为攻击的目标，毫无道理。文章之所以如此处理，无非是间接表明它并不反对孔子。这组文章也没有一个字涉及孟子，可知作者也不反对孟子。不反对孔孟，则说明他们实际上不反对儒家，不反对儒家，也就并非真反对“仁义”。这种做法只能理解攻击“曾史” “仁义”只是一种遮掩，而另有深意。文章如此激烈地攻击仁义，却把罪过归之杨墨。“仁义”并非杨墨的主张，文章也没有揭露杨墨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说杨墨“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敞跬誉无用之言”，同样近于一种烟幕，其攻击的目的或别有意图。

那么这组文章的中心目的实际意图究竟何在？

文章反复强调“性命之情”。《骈拇》篇曰：“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屈折礼乐，呴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马蹄》篇曰：“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在宥》首章曰：“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故君子不得己而治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安其性命之情。”《天地篇》“百年之木”章曰：“[桀]纣与曾史，行义有间矣，然其失性均也。”所谓“性命之情”，所谓“常然”，所谓“性”，是一个意思，都指人的自然本性。文章左转右折，东绕西弯，制造了许多烟幕，抨击“仁义”，指斥“曾史”，反对“杨墨”，表面上似乎和秦统治者一致；而真实的意图却是控诉残暴的统治摧残了人的自然本性。故在文章中激烈地反对“残生伤性”，“残生损性”。谓“曲折礼乐，呴俞仁义”，是“削其性者也”，是“侵其德者也”，是“失其常然也”；极力主张“任其性命之情”，“安其性命之情”，简直是维护人权的呐喊，是向往自由的呼唤，其真正立场实与秦统治者完全对立。文章如此激烈地反对”仁义”，却又说”自三代以下匈匈然以赏罚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仁义”怎么会“匈匈然以赏罚为事”呢？

在《在宥》篇中作者大声愤呼：“天下脊脊大乱，罪在撄人心。”“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杨墨]乃始离跂攘臂乎桎梏之间！③”如此激烈地揭露刑法之惨酷，与“仁义”毫不相关，显系控诉暴秦的严刑峻法，却仍然把过错归之杨墨，为了回避文网的暴虐而釆取遮掩的手法非常明显。为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文章鼓吹老庄是为了宣扬个性，呼唤自由。情绪如此愤激，抨击如此猛烈，仿佛满腔恨焰从万重压抑之下喷薄而出；这恰好透露出暴政统治下的时代信息。不断攻击“仁义”，攻击“曾史、杨墨”，不过是蒙蔽统治者的烟幕，是避免统治者镇压的幌子，实际上恰好是反对嬴秦的残暴统治。这是一个特殊时代釆取特殊表达方式的特殊作品。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始皇三十四年廷议，承相李斯曰：“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郡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始皇制曰“可”。李斯这一“议”，始皇这一“可”，战囯时代百家争鸣便到此戛然而止，众喙息响，万马齐喑，致使短命的有秦一代，艺术的文学近乎一片空白。由“十二世有齐国”一句传达的时间讯息，得知《骈拇》《马蹄》《胠箧》与《在宥》前二章加上《天地》“百年之木”章产生于秦统一以后，则这组文章填补了秦代文学的空白，在中囯文学史上也颇有意义。

确证“十二世有齐国”文字无误，乃能发掘出如此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就不会如王先谦所说这些文章“无所发明”“别无精义”了！注家没有根据怀疑原文有错已属不当，严灵峰、陈鼓应径改原文则甚为轻率。

注释：

①陆德明《庄子释文序录》列举《庄子》注七家，其中有向秀注二十卷，郭象注三十三卷。陆德明说明：“惟子玄(即郭象)所注，特会庄子之旨，故为世所贵。”“今以郭为主。”今仅存郭象一家。按，《世说新语·文学》曰：“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隽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已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馀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据此可知今本郭象注实主要为向秀注；然通常只称“郭象注”。

②详拙著《庄子本原 》外杂各篇题解。

③此句见《在宥》第二章，原作”儒墨”。前文《骈拇》《胠箧》皆“曾史、杨墨”并提，后文《百年之本》章指斥的也是“杨墨”，此处却“曾史、儒墨”并提，”儒墨”必”杨墨”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