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选

[摘要]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凝练了当代中国和平、合作、和谐的海洋观，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海洋秩序提供了极大的稳定性。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产生有强大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就历史逻辑而言，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国际海洋政治主題变迁与中国海洋友好交流历史传统交互作用的产物;就理论逻辑而言，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完美结合的成果;就实践逻辑而言，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精心选择战略支点国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推进、蓝色伙伴关系的构建的“点、线、面”三维战略布局的结果。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海洋治理的中国方案，为国际海洋政治的变迁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 海洋命运共同体;国际海洋政治;海洋权益;海洋责任;海洋治理;海洋权力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20）06—0058—11

当下，西方海权论依然主导着国际海洋政治的议程，这导致国际海洋领域出现前所未有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国际海洋领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国际海洋秩序正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虽然西方海权论揭示了向海而兴、背海而衰的国家崛起的秘密，但其所奉行海军武力至上主义、西方中心论和对抗控制性思维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背道而驰。因此，国际海洋政治特别需要新的理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就应运而生。

2019年4月23日，习近平在青岛会见应邀前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外方代表团团长时，首次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产生有其内在的、必然的逻辑。只有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统一的视角，才能深刻把握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生成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才能理解中国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战略意蕴。

一、历史逻辑：国际海洋政治主题的变迁及中国海洋友好交流的历史传统

国际海洋政治的主题变迁和中国海洋友好交流的历史传统共同构成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生成的历史逻辑。作为国际政治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海洋政治的基本内涵是主权国家之间围绕海洋权力、海洋权利和海洋利益而发生的竞争、合作与冲突等所有政治活动的总和。国际海洋政治涉及到海洋权力和海洋权益的分配，不同的海洋政治主题决定了不同的分配手段，影响着国家经略海洋的政策选择。中国背陆面海的地缘环境孕育了中国灿烂的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海洋谋取鱼盐之利和舟楫之便的国家之一，友好合作是中国海洋实践活动的主流。中国古代经营海洋史蕴含的积极性质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生成的重要历史养料。

（一）国际海洋政治主题的历史变迁

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国际海洋政治的基本演变轨迹是从权力政治至上到权力与利益政治均衡分布，再到权力、利益和责任政治全面发展。相应地，国际海洋政治依次出现海洋控制、海洋开发和海洋治理这三大主题。

1.海洋权力主导下的海洋控制

海洋地理属性是理解国家发展海洋权力来控制海洋的基础。一般而言，海洋具有三个不变的地理属性：第一，海洋将大陆隔绝成岛的广阔性和一体性;第二，海洋不同于陆地表面多样繁杂的连续性和单一性;第三，海洋在运输上相对于陆地和航空运输所表现出来的经济性。在地理属性的基础上，海洋还具有资源属性、交通属性、信息交流属性和疆土属性。因此，海洋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进步的作用巨大，海洋决定沿海国家的兴衰。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拥有更多资源影响世界，这已成为普遍共识。

把海洋控制理论化的典型当属美国的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他认为海权史在很大程度上记叙了国家间的争斗、相互间的对抗以及往往最终导致战争的暴力行径，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特点、政府特性是影响一国发展海权的六大基本条件，生产、海运和殖民地是海权三要素。他把是否有能力控制海洋通道和重要地理节点提升到决定国家兴衰的战略层面。因此，几乎所有的西方强国都以海权论为圭臬，以权力界定利益为行事原则，罔顾国际道德，积极发展海军军备，通过频繁发动海上战争建立殖民地，把海洋变作争权夺利的舞台，最终建立了以霸权主义为核心的国际海洋政治秩序。

二战结束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殖民体系终结，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增强。海洋强国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肆无忌惮地侵占别国领海、封锁海上交通要道，迫使他国接受各种不平等条件。就连头等海洋强国的美国也放弃了绝对海洋控制权，追求相对海洋控制权，通过维护海上良好秩序和维持海上共识来保证海洋的整体安全。

2.海洋权益主导下的海洋开发

海洋权益是国家依据国际国内法律、合理主张及历史传统在海洋领域应该享有的权利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好处和恩惠。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主题，国际组织和国际法作用的增强、武力作用的相对下降和各国相互依存程度的提高，海洋权力对国家发展的价值和效用明显降低，海洋权益对国家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海洋权益的最重要的依据之一，依据该公约的规定，沿海国家既有管辖范围内的海洋权益，又有管辖范围外的海洋权益。在全球化时代，维护、吸收与拓展管辖范围外的海洋权益的能力决定着一个国家发展的强度、速度与可持续度。

二战后，海洋开发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沿海国家的发展需求而渐渐进入国际海洋政治议题之中。1945年9月2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的第2667号《美国关于大陆架底土和海床自然资源政策的公告》和1994年11月18日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是海洋开发成为国际海洋政治主要议题的两大标志。如果说前者刺激了沿海国开发海洋的欲望，那么后者则引发了沿海国家开发海洋的热潮，竞相提出海洋发展战略，制定了独具特色的海洋开发计划。海洋强国已经建立了结构完整、规模庞大的海洋产业群，主要包括新兴海洋产业和高科技海洋产业。众多的沿海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视海洋开发，渴望能够建立不受海洋霸权国控制的、完备而高效的海洋开发机制。

3.海洋责任主导下的海洋治理

海洋的连通性、广袤性、流动性、不可分割性决定海洋开发与管理具有先天开放性特征，这决定了各国开发与管理海洋时，需要承担国际责任。经济全球化、现代经济对资源的渴求使得各国对海洋依赖大大加深，国内海洋问题国际化、国际海洋问题国内化成为基本常态，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但是，一些海洋大国常为一己之私罔顾共同的国际利益，从开发海洋中获取巨额利益，对海洋治理则消极对待，导致海洋出现“公地悲剧”，海洋污染、海水酸化、净化能力降低等问题愈加突出，海盗、海上恐怖主义、海上走私等问题愈演愈烈。这些问题的治理已经超越一个或数个国家能力，只有坚定而扎实的国际合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出智，才能有效治理海洋。当然，海洋发达国家应先行一步，作出表率，根据权责平衡原则勇敢承担起自身的责任，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唯有如此，才能彻底解决国际海洋问题，维护正常的国际海洋秩序与海洋的和平安宁。

综上，国际海洋政治的三大主题即海洋控制、海洋开发与海洋治理是随着时代主题变迁依次出现，它们密切关联。只有积极参与海洋治理，一国才能获得更大的海洋利益，拥有的海洋权力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如何处理海洋控制、海洋开发和海洋治理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给出了答案，并使之各得其所、协同发力。这蕴含着海洋命运共同体生成的历史必然性。

（二）中国海洋友好交流的历史传统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通过海洋实践活动开始认识和掌握海洋的自然属性。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和航海能力的提高，中国的先民对海洋的认识开始深化、升华与推移。中国海洋友好交流的历史传统在海上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汉初实施休养生息、轻徭薄赋政策，经过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经济繁荣，对外经济交流动机强烈。汉武帝七次巡海，打通东至日本、西至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既有维护国家海疆稳定的政治动机，也有利用海洋富国的经济动力。唐代发达的造船技术为海上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唐代的海上贸易不仅遍及南亚和东南亚许多地区，而且已经延伸到红海与东非海岸，海上航线已有一万多里，出现了如广州、泉州、扬州、登州等世界性的贸易大港。宋元时期，中国的海上贸易已至全盛。中央政府执行更加积极的贸易政策，该政策的基本特征是将国民经济与海上贸易紧密联系在一起。加之以“定量航海”为标志的航海技术领先于世界，航海工具也是世界一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打开了各国友好交往的新窗口，书写了人类发展进步的新篇章……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最壮观、最神秘的航海之旅。郑和率领当时技术最先进的宝船舰队到达爪哇、印度、非洲之角和霍尔木兹海峡。船队带去的是瓷器、茶叶、丝绸、工艺，没有在海外侵占别国一寸土地，带给世界的是文明与和平，充分表现了古代中国与其他国家和人民加强和平交流的诚意。“留下了中国同沿途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话”，为亚非共享繁荣和安全的国际海洋秩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当代国际海洋秩序的构建提供了可资学习和借鉴的范例。

海洋问题日益严重、全球海洋治理陷入困境及中国要为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强烈需求，使得中国海洋友好交流的历史传统发挥出了极强的塑造作用，即能够塑造中国的和平、合作、和谐的海洋观和负责任的海洋行为，能够规范中国合理合法地追求海洋权益。中国海洋友好的交流传统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生成的重要历史养料。

二、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成有宏大的时代背景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它既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理论遵循，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在充分吸纳与融会贯通了中国优秀传统海洋文化的基础上，对其中蕴含的政治智慧的高度凝练。马克思主义的海洋和共同体思想、中国优秀传统海洋文化构成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生成的理论逻辑。

（一）马克思主义海洋思想和共同体思想是根本理论遵循

1.马克思主义的海洋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蕴含有丰富的海洋思想。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些经典著作中，“海军”出现了280多次，“海战”出现了40多次，“海上强国”出现了近20次，“海上霸权”出现了2次。总的来看，马克思主要从经济和军事两个维度来阐述海洋思想。就经济维度而言，海洋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和强大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基础。海洋是“各国共有大道”和“第二类自然富源”，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原始积累、海外殖民、海上贸易、海上运输的重要舞台。谁先洞察世界大势，充分运用沿海区位优势，制定并实施恰当的国家发展政策，就能建成海洋强国。《共产党宣言》深刻论述了新航线的开辟、海上运输业的发展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世界市场和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就军事维度而言，恩格斯在《海军》中论述了海军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他指出新航线的开辟、航海技术的发达及航海业的快速发展促使西方国家加快掠夺殖民地的速度，并建立庞大的海军来保护其殖民利益，海战发生的规模更大、频率更多，海军武器效能更高。海上战争的胜负决定着国家盛衰。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系统的海权理论，即以大工业为基础，以追求世界市场为目的，以航运为载体，以海军为保障，以资本逐利为动力。

2.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思想

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中最早表达了共同体思想。他创造性发展了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深刻阐述了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已经有人的自由解放思想的萌芽。后来，马克思将共同体思想应用于现实问题的研究，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是维护少数人利益的，个人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无法获得真正解放。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对异化劳动问题的研究，得出个人解放是对私有制的扬弃的基本結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运用唯物史观深刻阐明了原始的“自然共同体”和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虚幻的共同体”之间的区别，指出颠覆资产阶级国家这个虚假的共同体而建立的“自由人联合体”才是“真正的共同体”，在这种条件下，个人可通过与他人的联合获得真正的自由。从上述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的演变轨迹是从本源形式的“自然共同体”到抽象形式的“虚幻共同体”，再到“真正共同体”。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的共同体是现实中的人在某种共同利益和诉求的基础上结成的一种既能摆脱异化，又能充分发挥个性自由的和谐、健康、良性的社会模式。海洋命运共同体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中的世界历史视野、人类关怀精神、平等的交往理念、社会实践指向。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海洋思想和共同体思想所蕴含的价值和逻辑渊源不断地渗入海洋命运共同体之中，促其生根、发芽和茁壮成长，成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核。

（二）中国优秀传统海洋文化是基本理论渊源

中国优秀传统海洋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蕴含的深厚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理念滋养着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生成，主要包括天下一体、四海一家、互通有无、和谐发展和亲海敬洋。中国海洋文化属于互助合作、和平友好的海洋文化，这与西方海洋文化倡导的征服、掠夺的扩张传统有本质区别。其中，海洋文化蕴含的和合理念和天下情怀是涵养海洋命运共同体生成的两个重要源泉，赋予海洋命运共同体以鲜明的、体现中华文化传统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在某种程度上，海洋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海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海洋文化蕴含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海洋难题的重要启示。

1.和合理念

中国优秀传统海洋文化蕴含的和合理念主要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海洋命运共同体就是以“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的海洋为中介将人类命运紧紧联结在一起的共同体。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协和万邦的国际观指导下的海洋命运共同体决定了世界各国要采取合作共赢的发展方式，共同把蛋糕做大。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和人心向善的道德观引导下的海洋命运共同体决定了世界各国要和平共处、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以公平正义原则来均分蛋糕。海洋命运共同体通过和平、合作、共贏的海洋发展模式、维护共享的海洋利益和有效管控海洋争端来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和合理念滋养的海洋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海洋发展提供了独特的价值尺度，为解决全球海洋问题、促进国际海洋合作和海洋开发提供了崭新的思考方式。

2.天下情怀

海洋命运共同体饱含着浓浓的天下情怀。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天下是一个纵到底、横到边，没有时空限制的概念，蕴含着天下无外的原则，使“世界冲突最小化和合作最大化”。天下情怀是中华民族的独特禀赋，彰显了中国人的整体思维和博大的世界观，展现了中国的大国责任、担当意识和世界情怀。中国天下观的基本内容是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下一家理念滋养下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主体包括世界各国，一个都不能少，“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世界秩序构想涵养的海洋命运共同体赋予世界各国共同掌握海洋命运、共同治理海洋问题、共同书写海洋规则、共同分享海洋成果的权利。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想象滋润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给世界各国擘画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因此，海洋命运共同体不仅继承和超越了中国优秀传统海洋文化的“天下观”和“大同社会”的愿景，而且要把天下理念实践化，做到了知行合一。

三、实践逻辑：点、线、面的构建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命题，解答时代命题，需要国际社会以团结、智慧、勇气扛起历史责任，解答时代命题，展现时代担当。当下海洋问题集中表现在日益严重的海洋地缘竞争和海洋开发带来的全球性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方面。中国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做行动派。虽然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在2019年提出的，但中国早已从“点线面”进行战略布局。其中，“点”是重要战略支点国家的选择;“线”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面”是蓝色伙伴关系建设。中国在“点线面”的持续不断的海洋实践催生出海洋命运共同体。因此，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成有坚实的实践逻辑。

（一）点：精准选择重要战略支点国家

重要战略支点国家的精心选择是基础。对中国而言，重要战略支点国家需满足三个标准：第一是有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战略资源;第二是与中国有重要的共同利益，在核心利益上没有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第三是国家有长期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标准，中国选择的第一批重要战略支点国家分布如下：在亚洲主要有巴基斯坦、泰国、马来西亚、伊朗、斯里兰卡;在欧洲主要有俄罗斯、荷兰、冰岛、希腊、葡萄牙和土耳其;在非洲主要有吉布提、南非、尼日利亚和埃及;在美洲主要有巴西、阿根廷、巴拿马、加拿大等。当下，中国与上述国家海洋合作行稳致远，卓有成效。中国与马来西亚的临海工业园区建设;中国与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建设;中国与巴基斯坦重点开展海尔鲁巴经济区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瓜达尔港及临港产业园建设及海洋公益服务合作;中国与吉布提合作开展的吉埃铁路建设、海外保障基地与港口航运建设;中国与斯里兰卡合作开展的科伦坡港及港口城建设、汉班托塔港建设及海洋公益服务等。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海洋合作扩大了共同利益的基础，随着合作的持续推进，这些国家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和蓝色伙伴关系构建中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和榜样示范作用，将吸引更多国家积极参与，成为新的战略支点国家。

（二）线：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

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倡议。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基本命题。2015年3月，中国发布《推进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标志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开始由倡议构想进入实施阶段。

中国倡导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从中国沿海各港口进入南海，穿越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到达欧洲;第二条是从中国沿海各港口进入南海，经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到达南太平洋;第三条是从中国沿海各港口，进日本海，穿越白令海峡到达北极。中国推进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共同发展的理念和平台，是对现有的合作机制加以升级，旨在“促进海上互联互通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蓝色经济发展，推动海洋文化交融，共同增进海洋福祉”。因此，倡议得到沿线各国的积极响应，并在重点领域获得重大进展：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取得重要突破，中缅石油管道正式开通，希腊比累埃夫斯港已由中方全面运营;与沿线国家海洋合作稳步推进，中国与菲律宾开展海上执法合作，中国参加印度洋海军论坛，中俄两国共同打造“冰山丝绸之路”。毫无疑问，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海洋合作持续加深，战略对接效果显著，对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安全合作起到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中国与沿线各国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将发挥出巨大的示范和辐射效应，将会引领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

（三）面：构建蓝色伙伴关系

中国率先把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为国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打造伙伴关系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与9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但其本質都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关系。中国政府及时把伙伴关系理念引入海洋领域，2017年首次倡议建立中欧蓝色伙伴关系，并于当年11月份与葡萄牙正式建立蓝色伙伴关系。蓝色伙伴关系落实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14个目标和2017年联合国海洋大会成果。中国秉承互信、互助、互利的原则，深化交流合作，促进海上互联互通和各领域务实合作，积极发展蓝色伙伴关系，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海洋经济发展成果。蓝色伙伴关系因开放包容、具体务实、互利共赢而受到国际社会欢迎，中国的蓝色朋友圈越来越大，蓝色伙伴关系的网越来越密，朝共同体方向发展趋势明显。

蓝色伙伴关系的打造是推动海上合作的有效途径。中国倡导的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的合作方式，可以通过蓝色伙伴关系网络传导到重要战略支点国家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可以内化为相关国家的合作理念，并通过海上合作机制、海洋论坛、基础设施合作机制等外化于海洋合作行为。随着蓝色伙伴关系的延展，现有的海洋合作机制将会与欧盟、非盟、东盟、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国际机构进行战略对接，衍生出众多的国际海洋合作机制，以共同体的形式来应对全球海洋问题，共享海洋福利。

四、结语

海洋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是国家间相互联系的纽带和平台。向海而兴，背海而衰。海洋合作带来发展，海洋战争带来灾难。西方海权论因强调海洋控制而导致全球海洋地缘竞争激烈，海洋安全风险日益上升，深刻影响到人类的未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西方海权论的扬弃和超越，是在全球海洋治理新趋势和海洋本质属性的精准把握的基础上生成的，具有“知行合一、知行并举”的理论品格。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国际海洋新秩序的中国主张，是中国和平、合作、和谐海洋观的生动体现。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海洋治理指明了方向，为国际海洋新秩序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贡献中国力量。更重要的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必须完成的规定动作。中国不仅要做倡议者，而且还要做建设者，从比较成熟的海洋合作寻找突破口和实验田，争取由点连成线，线构成面，凭面筑体，徐徐图进，久久为功，从中获取实践智慧，最终成功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成功之时就意味着美好海洋世界的到来之日。

（责任编辑 梁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