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良

[摘要]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制定对外方针和开展外交活动的行动指南。他审时度势更新时代主题，实事求是找准国际定位，摒弃意识形态的唯一标准而以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灵活务实地处理国际争端，沉着冷静应对国际格局新变化。在其指导下，我国外交工作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迅速打开了全新的外交局面。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具有预见性与科学性相结合、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主要特点，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着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改革开放;中国外交;战略选择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20）06—0021—10

邓小平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也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国际战略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根据时代主题的发展变化，从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出发，对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和中国外交作出了科学分析与判断，并在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原则和方针，逐步形成了成熟的国际战略思想。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为我国外交空间的拓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国家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学者们对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发展过程、主要内涵、基本特征和当代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面临新的使命和任务，进一步加强对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对于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具有完备的内容体系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涉及国际环境研判、战略原则与目标的确立、对外方针和政策的制定等方面，以和平与发展为理论依据，以世界格局观为战略考量，以国家利益观为根本核心，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原则，以反霸维和为基本纲领，涉及了当时几乎全部的重大国际问题。

（一）审时度势，更新时代主题

所谓“时代主题”，是特定时期内世界最突出的基本矛盾或根本问题，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任务。二战后以美苏对抗为特征的两极格局未走出“战争与革命”的旧主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出现由紧张转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的趋势，世界人民也强烈期盼长久和平。邓小平敏锐地把握到这一国际形势新变化，判断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邓小平对于时代主题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1984年10月邓小平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开始酝酿对当前世界主题的思索。第二阶段从1985年至1987年。1985年3月邓小平会见日本访华团时说：“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虽然他本人没有直接说过“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但一直对这一提法予以肯定。随后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根据国际形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围绕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调整外交格局和党的对外关系。”1988年至1992年是第三阶段。时值两极格局面临瓦解，邓小平清醒地看到，“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经过深化完善，“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作为党的十四大的正式表述被提到关键位置，成为我国和平发展外交战略的逻辑起点和思想基石。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上，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外交工作旨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

（二）实事求是，找准国际定位

第一，中国是多极世界的一极。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世界形成美日西欧三足鼎立局面，加之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分化以及第三世界崛起，世界多极化趋势已经出现。而身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五个核大国之一，中国也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进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总体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逐步增强，并在进出口贸易、吸引外资等诸多领域表现突出，成为反对霸权、维护和平的一支重要战略力量。1990年面对苏东剧变，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世界格局变化的大趋势：“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所谓多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

第二，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邓小平深知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1984年他会见外宾时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现在还比较低，同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大的国家的地位不相称。”改变现状的关键在改革，为此邓小平又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三步走”战略。同时，针对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必霸的担心，他坚定表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和第三世界国家休戚与共，“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邓小平高度评价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强调新时期的中国“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杂于利害，国家利益至上

新中国在外交事务中曾经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论亲疏。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邓小平总结国际关系中的经验教训，明确了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主要应基于国家利益而不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

其一，国家主权和安全不容侵犯。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统一是事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大事，在百年屈辱废墟上重新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尤其懂得捍卫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郑重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982年9月，他在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香港问题时态度坚决：“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989年后，针对西方国家打着“人权高于主权”损害我国尊严，邓小平对其虛伪性作了深刻揭露：“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

其二，一切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国家之间交往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争取或维护本国的根本利益，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的源动力和归宿。邓小平在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谈话时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由此，中国外交开始了新篇章，中国从国际国内形势出发，从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实施和平外交政策，与大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四）纵横捭阖，外交灵活务实

邓小平外交方针的灵活务实主要体现两方面：一是赋予独立自主原则新内容，二是为解决国际争端找到新路。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一贯的原则和立场，邓小平根据形势变化将其进一步继承与发扬：“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走结盟的老路只会受人牵制、引发对抗，中国只有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道路，才能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外事务，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保持真正的独立自主，不同任何大国拉帮结派，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集团，更不屈从于任何压力，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态度，才能有自己的国际地位。这样就做到了团结一切和平的力量，孤立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最大限度地去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

20世纪70年代末，刚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中国还面临着严峻的国际挑战和周边压力，在此背景下邓小平适时改变“一条线”战略，认真思索解决国际争端的新途径并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办法。在原则性层面，不否认争议的客观存在，坚持在解决过程中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这一原则立场;在灵活性层面，承认争议的困难性，为避免无休止的纷争导致矛盾激化，可将争议先放一边，待时机成熟再加以解决。所谓“共同开发”，即从经济角度，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合作开发、利益共享、共同发展。这一战略思维对中国解决周边问题争端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使中国在国際交往中更加主动，在国际事务中也更有发言权，进而不断丰富和完善全方位外交的总体布局，为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五）沉着冷静，应对世界变幻

1989年国际格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东欧社会主义政权接连变更，苏联面临动乱和解体，世界原有的政治经济格局被打破，中国也处于复杂的环境下，邓小平提出：“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国际形势的剧烈动荡造成了思想的混乱，邓小平坚定地指出：“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这对稳定局势、鼓舞人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接下来，邓小平带领全党积极应对，强调“稳定才能搞建设”，“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旗帜鲜明地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反对国外政治势力干涉内政。既要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根本利益和世界和平的重大问题上，必须坚持原则，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正是在邓小平正确战略的指引下，中国才能挫败西方国家“以压促变”的攻势，打破西方的制裁与孤立局面，争得主动，把握机遇，推动改革开放迈上新台阶。

二、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开创了中国外交新局面

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领导开创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外交。在此期间，我国外交工作全面发力，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有了明显改善，恢复并发展了同苏联（俄罗斯）等国的正常关系，巩固了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加强了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不断拓展多边外交活动领域，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从战略高度处理中美关系

邓小平在坚持第一代国家领导人对美政策方针的基础上，又根据形势变化适时作出调整。他把中美关系提到事关全局的高度来把握，认为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新中国与美国长期处于对立状态，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解冻和改善。在中美建交的最大障碍——台湾问题上，邓小平以“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为基础，亲自主持了双边谈判，为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作出重大贡献。中美关系取得突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外交大事，使中国战略地位空前提高，开始被世界多数国家所认可，也进一步全面融入国际体系中去，打开了经济发展和对外交往的新局面。中美建交后不久邓小平率团访美，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由此揭开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对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之后两国关系无论发展顺利还是出现波折，邓小平始终认为“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都要求我们从世界的全局着眼，用长远的政治和战略观点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

（二）推动中苏（俄）关系改善与新发展

中苏关系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便处于不正常状态，直到80年代初，邓小平作出在坚持原则基础上同苏联改善关系的正确决策，苏方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自身需要作出了响应，中苏关系开始由紧张转向缓和。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领导人之后着手调整内外政策，邓小平抓住时机推动中苏谈判取得重大进展。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标志着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邓小平在会见时表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关系正常化以后的交往，无论深度和广度都会有大的发展”，并建议以后的交往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政局发生重大变化，俄罗斯建立，邓小平明确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由于双边发展具有客观必要性和坚实基础，两国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基础上，顺利完成了向中俄关系的过渡。此后中俄关系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建立和发展“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既不对抗又不结盟，谋求睦邻友好、互利合作。

（三）坚持中日友好大局

中日两个亚洲大国之间交错着历史恩怨和现实利害关系。邓小平认为，争论和矛盾只是局部性问题，本着“向前看，以大局为重”的原则，两国于1978年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发展同日本的世代友好合作关系成为一项长期战略方针。“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在经济、技术领域里存在着广泛的交流和合作的余地。”经贸合作是两国利益的最大交汇点，邓小平十分重视通过加强友好关系来发展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促进我国的改革开放，日本一度曾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双方在侵华历史、钓鱼岛等问题上仍存在纠纷，1972年建交时同意将这些问题留待以后解决。邓小平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创见，用合作求和平共处，为经济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面对中日关系中的一些消极因素，邓小平保持高度警惕，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总体上看，中日关系还是取得了全面的发展。

（四）推动中欧关系健康发展

以反对霸权主义、支持多极格局、维护世界和平为政治基础，邓小平主动谋求与东西欧各国发展友好关系，跳出意識形态的制约，寻求共同利益。除了政治关系稳步发展，欧洲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对象之一，邓小平主张从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来对待中欧合作。“中国经济发展了，对外贸易也会增加。在我们的对外贸易中，欧洲应占相应的份额。”我国和欧洲开展多方面的经贸科技合作，取长补短，签订了多个经贸、科技、文化、人员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协定，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投资环境改善起到了重要作用。1993年欧盟成立后，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中欧之间的政治经济合作前景依然光明。

（五）发展同东南亚各国的睦邻伙伴关系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与东南亚诸国关系较为复杂，既有反帝、反殖、反霸基础上的联合，也有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对立。20世纪70年代后期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重要转折期，双方在政治上坚持睦邻友好和平共处，在经济上加强合作，积极参与、推动亚太区域经济组织建设，实现双方的共同繁荣。1978年3月，邓小平会见泰国总理时表态：“发展同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我们真诚的愿望。”同年11月，邓小平访问东盟三国时指出：“中国一贯支持东盟和平、自由、中立的政策。”经过多年的共同努力，1990年中国与印尼恢复关系，并于同年与新加坡建交，1991年9月30日与文莱建交，至此，社会主义中国与东南亚所有国家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冷战结束后，东盟在地区内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上升。从1991年开始，中国每年都应邀出席东盟国家外长会议，双方多层次的定期对话框架和安全磋商机制也逐步建立起来，在求同存异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中国的周边地区形势得到很大改善。

（六）巩固和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友好合作

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一直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邓小平继往开来，使我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曾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邓小平继续坚持把中国的发展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紧密联系起来，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维护他们的利益。在摆脱贫穷落后的问题上，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任务是相同的，希望齐心协力凝聚起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解决南北问题。邓小平充分肯定了第三世界的巨大推动作用，积极倡导南南合作，“南南合作是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加强联合促进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式，中国很重视南南合作”。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坚持原则，广泛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也使中国壮大了自身力量，树立起负责任大国形象。

三、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主要特点

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学习他“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对外方针和开展外交活动的行动指南，历经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调整，始终体现着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预见性与科学性相结合

制定战略决策的依据是对时代的准确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认为战争不可避免”，邓小平在美苏争霸的激烈时刻，作出了世界大战“至少十年打不起来，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的前瞻性判断，显示出他高瞻远瞩的预见性和深邃的洞察力。这些远见是一切从国际形势的实际出发，在客观科学地研究新对策基础上得出的，饱含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辩证思维和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坚持实事求是地认识问题，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科学性突出特征。他从事情的本来面目入手去探索，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并运用唯物主义分析问题的方法，以辩证的思维思考世界发展，用两点论的方法分析当前局势，科学地把准了时代发展的脉搏。

（二）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原则性旨在遵守规则、坚守底线，灵活性指处理方法的变通。原则是基础，灵活是发展，掌握好其中的“度"，才能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利益。在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实际运用中，始终坚持国家主权的原则性与处理复杂问题的灵活性。例如，在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中，英国在治权、驻军等方面的无理要求涉及重大原则问题，均遭到邓小平断然拒绝，不留任何谈判余地。同时他又冷静分析力量对比，注意斗争的阶段性，创造性地提出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在处理领土争端问题时，“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理念也是仔细权衡利弊得失，在不损害国家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在眼前和局部利益上作出适当妥协，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问题方式，这也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三）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

民族性与本国人民的利益相关，体现的是爱国主义，而世界性关乎其他国家的福祉。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建立在二者相互促进、并行不悖的基础上，既要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出发点，同时要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邓小平敢为天下先，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于他是从中国长远发展和广大群众利益出发，认为继续守旧封闭无法实现民族复兴。他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强调要有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却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因为中国国力的提升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就是对全世界人民负责。在发展壮大本国的自身力量时，中国仍然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并一如既往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体现出对人类进步事业的高度历史责任感。

四、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时代价值

作为一套系统的外交理论，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一方面是对之前的社会主义国际战略思想的一个大的综合和升华，另一方面为中国未来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学习范本。邓小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改革开放后依然坚持从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出发，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对外关系的基石，在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上始终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先。针对毛泽东“三个世界”的划分，邓小平对当时各方力量作了更深入的判断，将政治与经济相结合，创造性地阐明了格局变动与主题变化之间的关系，超越了旧时代战争与革命的传统思维模式，不再对资本主义国家报以敌视态度，放弃“一边倒”，对所有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国家开放合作。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当代中国外交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不断解放思想、批判继承、调整对外战略的过程，为新外交战略添加了符合时代发展新特征的因子。

邓小平确定了新时期的国际战略和一整套外交方针政策，后来的领导人在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主旨原则上继续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第一，总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邓小平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风云和诸多历史遗留难题时，始终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总的战略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邓小平所有的外交策略都是围绕这个目标提出的。第三，总的战略原则是独立自主。无论是国内建设还是发展对外关系，都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反对干涉他国内政。第四，总的战略方法是全方位改革开放。只有进一步解放并发展生产力，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用好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进一步建立国际新秩序。

20世纪90年代，世界格局正处在复杂而深刻的调整期，集中精力提高综合国力，维护发展所需要的良好外部环境，是当时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外交战略大体上与20世纪80年代一脉相承，并更加趋向于务实与进取，初步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总体布局。江泽民在坚持“多极化发展趋势”基础上，认识到“一超多强”局面将长期持续下去。坚持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下，加快融入世界的步伐，在大國关系、周边关系、发展中国家关系三个层次上发展全方位友好关系，同时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抵制干涉我国内政和危害我国安全的行为。

进入21世纪，面对国际力量的此消彼长和国际竞争方式的变化，胡锦涛提出了“和谐世界”理念，追求多边主义与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安全和共同繁荣。此时的中国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外交风格，对外更加自信有为，与各国建立起多种伙伴关系，为世界稳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兼顾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更加与时俱进。不仅使中国的国际环境发展向好，使中国的综合国力逐步增强，而且也使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外工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打造更加完善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进入新时代，我国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与邓小平外交思想一脉相承又有新突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展现大国担当，从一个跟随时代的奔跑者转变为具有创新力的引领者，并承诺始终作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进一步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任何经典思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都面临着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邓小平理论遗产本身，即判断中国外交实践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我们的国家利益，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是今天我们对这位伟人最好的纪念方式之一。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大变局的转型过渡期，我国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对于解决当今面临的国内、国际战略难题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

（责任编辑 付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