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英

“白鹤站滩头，耐心等水流。心想啄鱼吃，等候又等候。”

到达橘子洲头时，母亲随口吟出了这首诗。

我问：“什么意思呢？”

母亲说：“说的是男女的爱情。”

哦？说的是爱情？还真是耐人寻味。

我很惊讶，母亲是不识字的，这么有趣的诗，她还知道多少？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的脑子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那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民间传说、民谣、故事。小时候听她讲故事，那是我们三姐弟童年最幸福美好的事情，经她绘声绘色艺术加工过的故事，有鋪垫，有细节，有层次，有节奏。母亲记性好，思路清晰，很多的夜晚，在我家渔船的中舱，我们围坐在母亲身旁，听她讲天上的各路神仙、妖魔鬼怪，河里的老龙王、鲤鱼精、财鱼精。那些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扣人心弦，生动有趣。河水拍动船帮，清风摇响芦苇，吊在船舱的那盏马灯，在母亲好听的声音里，轻轻地闪动着火苗。母亲的故事在那样的氛围里，显得格外神秘。

与共和国同龄的母亲今年七十整。母亲看起来年轻、精神，比一般老太太更显知性。她一生生活体面、讲究。即使在物质非常贫困的年代，我们一家人都是穿得整洁干净，家里的床单拉得抻抻头头，被子叠得方方正正。肚子都填不饱的时候，在别人看来，这纯属穷讲究，是让人耻笑的事情。

母亲不管别人怎么看，依然保留这个习性。

我女儿是母亲带大的，母亲曾跟一些同龄城市老太太一起接送孩子，很多人猜测她的职业，她说自己没有工作，就是个渔民，这样的回答却没有人相信。有人说：那你肯定也是个下乡回城的知青。有一次她回家告诉我，说有人猜测她是个退休教师。她显得不好意思，但语气里也有些得意的成分。

母亲自然是要强的，她出生于一个渔民家庭，且未上过学。这都是因为那个年代，生活给予她的伤痛，但她美丽、聪明、能干，无论哪个方面，她都不比别人差。事实证明，即使到了这个年纪，把她放在人群里，她还是那么出色。

母亲命苦，五岁死爹，与才两岁的弟弟，就是我的幺舅舅跟随年轻的外婆下堂到郑家，郑家外公对外婆不错，却不喜欢外婆带来的两个拖油瓶。尤其是母亲，一个五岁多的女孩子，不能干啥活，吃饭却不含糊，在郑家外公的眼里，怎么看怎么多余。不给吃饱是经常的事，母亲更多时候，是郑家外公的出气筒。郑家外公嫌母亲和幺舅舅不是亲生的，一开口就是“野鸡巴日的”，这句骂人的话，让母亲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到老她都一直耿耿于怀。

而我年轻的外婆，自然心疼和维护已经没有爹的两个儿女，但她除了与郑家外公对骂，或者伤心痛哭，也别无他法。她拖着五个子女，无法活命啊（郑家外公只允许外婆带两个儿女一起生活，我十五岁的大舅和十二岁的二舅以及九岁的姨妈三兄妹就开始自食其力，自生自灭了）。我饱受人间沧桑的外婆深深知道，要吃饭，哪能不受气？活下去才是硬道理。

不管苦难怎样相随，我的三个舅舅在饥饿与歧视咒骂中，个个长得高大英俊，器宇非凡，姨妈与母亲生得唇红齿白，清秀美丽。

母亲长到十六岁，已是出落得楚楚动人，是方圆百里最好看的姑娘。母亲的聪明能干也是出了名的，挑花绣朵，渔家的各种技术活，她手脚麻利，以一顶俩，是郑家外公和外婆的得力帮手了。

母亲的各种好，被我祖父看在眼里。祖父养育了三个子女和一个继子，大儿子（我伯父）已成家，女儿（我姑妈）也已出嫁，家里就剩下幺儿（我父亲）和继子。我父亲那年十八岁，个子矮小，虽说读了六年书，但依然头脑简单，脾气暴躁、冲动，热衷打架闹事。是个典型的愣头青。

祖父有意识地把渔船跟外婆家的渔船停靠在一起，时不时地叫母亲帮他干点活，母亲自然是不会拒绝的。有一次，我祖父跟母亲说：“你这么能干，做我干女儿要得啵？”母亲觉得刘家叔叔两口子确实对自己不错，就愉快地答应了。

单纯的母亲哪里是我老谋深算的祖父的对手，祖父每走一步，都在处心积虑地算计。

那日，祖父备下酒菜，接了郑家外公和外婆一起，让母亲行了礼，并拿出了四十元钱和两丈布票，交给外婆，说是给母亲的拜继之礼。郑家外公和外婆很高兴，刘家在澧水河也是家大业大，相当于名门望族，与刘家结成干亲，那也算是攀高枝了。刘家出手阔绰，六〇年代中期，四十元钱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没几天，郑家外公就用这笔钱置办了一条大船，剩余的给母亲扯了一身衣裳。

这笔钱给母亲一家人带来了很多的快乐，谁都没有多想，陶醉在这笔钱带来的喜悦中。

过了两个月，刘家派了媒人过来，给他的幺儿提亲，外婆这才明白我祖父的用意。

刘家幺儿我母亲很了解，这不是像别人说的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吗？

母亲坚决不同意！

而穷怕了的郑家外公和外婆觉得这门亲事也不错，在刘家做儿媳，不会吃不饱饭，不会过苦日子啊。

母亲就是不同意，正值豆蔻年华的她无法想象，与刘家幺儿过一辈子，这就是自己的人生结局？

母亲表现得很倔强。

外婆含泪对母亲动了手，母亲即使被外婆打得浑身青紫，也不曾松口。

我祖父听了媒人的回信，他跟我母亲说：“姑儿，你不同意不要紧，布票我就不要了，那四十元钱你退给我吧。”

我母亲傻眼了，她知道，四十元钱无论如何也是退不出来了。

母亲这才回过神来，原来刘家拉开的网，自己像一条不知死活的鱼，乖乖地往里钻，想要脱身已经晚了。

母亲被迫嫁给了父亲。

她的婚姻生活就是一个拧巴，两人争吵打架那是家常便饭。母亲肚子里有多少苦水，没有人能够诉说。我和几个弟弟相继出生，沉重的生活压力，让她的脾气也日趋暴躁。母亲对父亲经常是恶语相向，父亲身上的大男子主义也一定会在此刻膨胀。

父亲挥动着拳头，对母亲一顿胖揍。

一生要强的母亲又怎会示弱？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一生都想要征服母亲，母亲所有的表现都是在反抗。

小时候我经常羡慕别人的父母，不吵架不打架多好啊。

有一次他们又大张旗鼓地从吵架升级到打架，我说：“求求你们，你们两个冤家离婚吧！”

但父母就是不离婚，这是我到今天都不能理解的。

我煞费苦心的祖父只想着给他的幺儿找个老婆，而且这个老婆是澧水河上最能干最好看的女子。他作為父亲，在儿子的婚姻上算是拼尽了全力。至于这桩婚姻是否合适是否幸福，他没考虑那么多。

母亲怨恨这段婚姻，怨恨那个早已死掉的刘老倌子给她设的这个局，她从无力反抗，到在屈服中抗争，这算不算是一种觉悟呢？

其实，我祖父为我父母极力撮合的婚姻，在我看来，无论是对我父亲还是母亲，都是极其不公平的。

尽管婚姻生活不幸福，却从未妨碍过母亲的勤劳和讲究，她吵归吵，闹归闹，眼泪一抹干，还是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干起活来，以一当十，她把家和三个子女都拾掇得灵灵醒醒。别人吃不饱饭的时候，我们一家却从未挨过饿。

祖父对自己精心为幺儿策划的婚姻非常得意，唯一让他不满的，就是母亲对别人的大方。以祖父的话说，母亲是个口袋倒提的傻大姐。

嫁给父亲后，条件自然比在娘家好，母亲心软，想到过去挨过的饿，受过的气，对那些没饭吃的人家，时常拿米拿钱去接济。祖父知道母亲怨恨他，不敢公开表示不满，常私下里骂母亲是个败家婆。

接济别人让母亲落下极好的人缘，几十年，母亲从未与别人发生过争执、与邻里产生过矛盾，而且我家的日子过得还不错。

记得我家渔船上是最早买电视机的，那台黑白电视机给母亲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的色彩。不看电视的时候，她就给我们讲故事，那盏昏黄的马灯映照着母亲生动好看的脸，我们沉醉在母亲的故事里，母亲和我们一起都忘了生活的不如意。

母亲四十八岁那年，我生下了女儿。

女儿生下来整晚哭闹，于是我请求母亲帮我带孩子。

母亲答应了，自此，母亲和父亲分开生活，再也不用在一起吵架打架了。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母亲带女儿尽职尽责，教育女儿比我严厉。她给女儿编麻花辫永远一丝不苟，不厌其烦。女儿身上的衣衫总是干净整洁。但她不像一般祖辈，只管孩子吃饱穿暖。女儿学琵琶，她陪着，音符和节奏哪里不对，她能准确地指出来，连老师都很惊讶。女儿从上幼儿园到高中毕业，从未迟到过一次，家庭作业写得整整齐齐，完成得规规矩矩。

在女儿身上，母亲寄托了很大的希望。

女儿去北京上大学了，母亲高兴的同时，又有些失落。很多时候，她很茫然，无所适从，尤其去打扫女儿房间的时候，她会拿着拖把站上一会儿，然后，坐在女儿写作业的椅子上，盯着女儿的照片看，直到眼泪流出来。

春节前，女儿与同学去了趟雍和宫，同学说在雍和宫许愿很灵。我哑然失笑：如今的年轻人还信这个？后来，我问女儿：“你求菩萨什么了？”女儿说：“我就一个心愿，求菩萨保佑我外婆健康长寿。”

女儿和母亲比和我亲。

清明前夕，母亲说，我要去河里打刀鱼。

每年的这个季节，是长江刀鱼最肥美的时候，据说在上海和江浙一带，刀鱼的价格卖到了一千多元一斤。

母亲真的重操旧业去打刀鱼了，她有二十多年没有打鱼了，但她打鱼的老本钱还在。

她邀了父亲。

上船前，我打了个水漂，叫父亲许个愿，父亲说：“天灵灵，地灵灵，老龙王的子孙来显灵，就让我打很多的刀鱼吧。”

我们听了笑得前俯后仰，这就是我活在当下的父亲。

母亲说：“哪有许愿说出来的。”

他们上了船，父亲是艄公划船，母亲做头公放丝网，渔船在父亲的一桨一桨里渐渐远去，夕阳的光晕映照着他们，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此情此景，谁说他们是孽缘，他们就没有过爱情呢？

我很内疚，为了叫母亲给我带孩子，把父亲和母亲生生地分开了二十多年。

此刻，我感觉到我的残忍和心痛。

也许，几十年的人生风雨，父亲也好，母亲也好，他们的心里，对生活早已妥协，对彼此早已没有怨恨，他们早已握手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