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雷

一

听老辈人讲，老沿河原本壮阔得很，后来萎缩了。之所以萎缩，只怪它不守规矩，像一条斜里杀出的蛇，上世纪七十年代兴修水利那阵，被裁弯取直了。剁下的那截蛇尾巴自此消沉，到我记事时，早已彻底干涸，只剩下低缓的河坎和疯狂的野草。松亭伯就沿着河坎来来回回，深一脚浅一脚地背风筝，在野草里踩出蚯蚓似的路。

松亭伯家住沿北村三队。沿北自然是指老沿河之北，老沿河萎缩了，两岸的村庄还在。所谓三队，其实“队”这个单位早已经被“组”取代了，村里人改不了口，叫组长仍叫队长，组长拗口，许多老人把组念成土，有时不小心嚼了舌头。

松亭伯的风筝是自家糊的，各种规格，一律六角形，有与我一般高的，有与他自己一般高的，最大的那只，我仔细瞧过，挂在他堂屋东墙上，占去大半面墙壁。松亭伯说，这种风筝有个名字，叫作板鹞，鹞子知道吧？一种大鸟。我摇头，我只听说过板鸭。我问他板鹞是什么鸟，他指指墙，板鹞就是风筝，不是鸟。

板鹞竹篾骨架，绸布蒙面，中间红、边上黑，松亭伯故意拼接出一些花式，但我不觉得红与黑能搭配出什么美感。板鹞的腰间系着一排排哨口，小的是蚕茧、大的是葫芦，精细雕刻，漆成大红，倒是颇有气派，在天空呜呜作响就是它们搞的鬼。我惊讶于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是如何飞上天的。松亭伯说，一靠风，二靠力气，当然，前提是风筝扎得妥当。他说话时眉毛一挑一扬，似乎在炫耀他的本事。听说他为扎风筝专门在外面拜过师。村里人学瓦匠、木匠、篾匠、纸扎匠，都要正儿八经拜师，扎风筝拜师的，印象里我没听说第二个。

我曾拉着松亭伯说，你把最大的那只放到天上我看看，挂墙上没意思，我还没见过这么大的玩意儿在天上飞呢。松亭伯说，哪能说放就放，这东西没七八个壮劳力，背不上天。我说，你就不能请几个人？松亭伯说，小屁孩一边玩去。我赌气说，它肯定飞不起来。但我看得出来，松亭伯是很想把它送上天的，他常背着手，面壁而立。

放风筝不是个轻巧活，就算放小板鹞，也得有人帮衬，迎着风托举着，待松亭伯起跑时见机往天上一顶，风筝便“呼啦”上去了。那个打下手的，用松亭伯的行话说，叫“丢”。先前常来的“丢”五短身材，沿南村口修脚踏车的，大家都喊他李仙家，因为是瘸子，有铁拐李的风骨，所以得了这个诨名。村里长得周全的，都忙着干农活，或者出去打工挣钱，谁吃饱了撑着？

后来不一样了，松亭伯当上了沿北村三队的小队长。常有人转到松亭伯的晒场边揽生意，今天风好哩，要不喊几个人，把你的宝贝拉出来晒晒。松亭伯搭凉棚看看天，广播里说有阵雨哩，算了。松亭伯回掉不少人，他总是悄无声息地扛出小板鹞，做“丢”的依然是李仙家。河岸边的人家，看到松亭队长在河坎上背风筝，都出来看，有的好心请他上来，在田里跑吧，田里平整，别在下面崴了脚。松亭伯说，河里宽敞。

早几年，松亭伯是在田埂上背风筝的。再之前，是在大田里背风筝的。秋后，大田里下了麦子，针尖一样刚破土，麦色遥看近却无。听到风筝哨子“呜”地一声，人们都跑出屋子，有的说，要死了松亭，你这一脚下去，至少踩了一只馒头。有的说，要跑在你自家田里跑，别坏了别人的田。松亭伯慢下脚步，赖皮地笑着，我家田窄，三五步就越界了，过年送馒头你吃。说笑归说笑，松亭伯自觉地到田埂上背风筝。春上，又有人说，松亭，你看着些脚下的蚕豆苗。勤劳的庄稼人在田与田之间的泥埂子上种了蚕豆，各占一边。松亭伯说，这田埂本来就是让人走的嘛。松亭伯不作让步了，再让，这风筝就没法放了。别人也不好意思多说，心里总疙瘩着。松亭当了小队长之后，为放风筝的事发愁，后来，他豁然发现老沿河这块宝地。老沿河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两季，青季和枯季，青季多雨水，野草湿滑。松亭选择在枯季放风筝，初冬直至来年春后，本就日渐枯黄的野草被他蹂躏得蔫头耷脑。

松亭伯当小队长这事，是天上掉馅饼。松亭伯是个闲散汉子，家里有些老底子，吃穿不愁。后来娶上我婶，又是个穆桂英，他愈发闲散了。我曾梦想着长大后当个松亭伯这样的人，被我爸呼了一巴掌。至于他为什么闲散，据说是小时候心脏不好，我堂家爷爷奶奶惯着，什么都顺着他，不惹他生气。他生得人高马大，一身好力气没使在钉耙锄头上，跟着风筝扯上了天。从他背风筝的劲头，我根本看不出他心脏哪里不好。他还喜欢听评书，一边开着收音机一边扎板鹞、雕哨口，《包公案》《说岳全传》《水浒传》溜溜熟。一个庄稼人，四体不勤，五谷不识，村里人都说他命好，年少靠父母，年壮靠婆娘，眼瞅着将来年老了靠姑娘——他家生有一个女儿，我堂姐，十六岁了。听说他打小也没用功读书，大字不识一箩，加减乘除只会前两样，而且是一百以内的，但他当上了小队长。这样的人怎么配当小队长？沿北村的支书杨福全这样问过吴乡长，沿北村八个小队，有八个小队长，他可不想手底下有这么个老爷。吴乡长是分管农业的副乡长，沿北村这片归他管。那时，三队的三十来户人家，家家派了代表围拢在灌溉渠边看热闹，他们也很想听听乡里的领导怎么个说法，这么个人怎么当队长。

一个小队长，有什么了不得，难道要给你派个大学生？吴乡长说，这事我说了算，就他来当。吴乡长生得五大三粗，说话冰崩山响。杨福全卡在那里，小队长的人选摆布本应在他嘴里，硬让吴乡长插了一杠子，官大一级压死人。渠边三十来号人没有鼓掌拥护的，也没有说不同意的，蹲的蹲，站的站，像舷上的鸬鹚。那时，松亭伯正在田埂上背风筝，来回奔了两趟，风不好，風筝没能上天。三十来号人别着头瞅着他们无忧无虑的新队长。杨福全喊一嗓子，松亭哎，歇歇来。松亭伯那时还不知道，跑着跑着就当小队长了。李仙家在后面一瘸一拐绕线。

松亭伯当小队长是在一九九七年，那年他整四十。他是腊月的生日，早说好了要庆寿的，后来没贺成。亲戚们记起他的生日时，已经过了。

二

二十年后，吴乡长依然能准确说出松亭伯当小队长时的情景。他说，提拔松亭当小队长是他这辈子最得意的事，也是最后悔的事。他有说书人的天赋，总喜欢说半句留半句，吊人胃口。我云里雾里。而他自认为那是一种领导艺术。

退了休的吴乡长留在乡里，借用，乡里缺人手，尤其缺像他这种熟悉农村情况的干部。年轻的同志大都不愿往下面跑，用吴乡长的话说，这些伢儿只会坐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做农村工作。他口中的“这些伢儿”包含了我。我大学毕业，在外面晃了两年，考回了乡里，当了农业助理。吴乡长与我一间办公室，他的办公桌上总是光光净净，一块长方形的玻璃台面，下面压着旧报纸、通讯录、照片、药酒配方，玻璃上面除了灰尘啥也没有。不像我的，台面上霸占着大屁股电脑、打印机、电话，以及此起彼伏的各类报表、台账资料、讲话报告。吴乡长不常来办公室，偶尔来了，杯子里蓄点水，在椅背上靠会儿。用他的话说，做农村工作，办公室不是用来办公的。所以，我们虽然同室，交流却不多，但每次一聊，他总翻起松亭伯的旧事来，我曾怀疑他是否处于老年痴呆的初级阶段，爱追忆往昔，爱说重头话。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跟我说起松亭伯了。他笑眯眯的，问我哪里人，我说沿河村的（沿北村和沿南村后来合并成了沿河村）。他问我沿北还是沿南的，我说沿北。他问我沿北几队的，我说三队。我想，这老头好不烦人。他又问，你认识陈松亭吗？我说认识，陈松亭是我堂伯。他来了兴致，陈松亭当队长，你知道怎么当上的不？我说，不知道，那时我才上小学。他更有兴致了，倒了一杯水，抱着杯子凝望窗外说，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一九九七年，农村承包地二轮调整，乡里组织重新分田，全乡都分得七不离八了，就沿北村三队分不下去，皮尺也让人扯断了，乡里派我坐镇指挥。我下去之前，先揪住村支书杨福全，问他情况。他说，三队的人穷狠，蛮不讲理。我说，都有哪些恶人，说我听听，我专治斜头。杨福全掰着左手指头数了五个，又勉强在右手掰了一根，是松亭。我又问，这些人怎么个恶法？杨福全说，都想着自家多分点，抢皮尺、拔灰桩，最狠的是强三那混球，嫌尺拉得太紧，扇了拉尺的一耳光。我说，要是这么个情况，我请派出所来帮你分田。杨福全脸上堆笑说，那不至于，你老人家出马，一马平川。我瞪了他一眼，他比我大十岁，叫我老人家，不是折我寿吗。后来，他带我去三队的地界，小队长陈家林领我们先看了看田，看完了田，我在灌溉渠边的石闸上坐下来歇脚，叫陈家林去把几个斜头找过来，我要会一会。陈家林请我到他家等着，喝口茶。我说，我就坐这，不想挪。陈家林叫的人都慢吞吞朝渠边来了，我瞟了一下，五个，问还有一个呢。陈家林说，就这五个为分田闹得凶。杨福全说，还有个恶归恶，恶在肚子里，你瞧，正在那边田埂上背风筝呢。我说，这人真闲。陈家林说，可不？好吃懒做的败家子，也没个手艺，就这样浪着。我说，看着一表人才，可惜了。那五个斜头聚齐了，我叫杨福全和陈家林先歇着去，我要听听他们怎么说，看看他们的头到底斜到什么程度。起初都不肯开口，装大家闺秀，我三五句一撩拨，就活络了。第一个说，拉尺的是我邻居，为界址争了十几年，他拉的尺不放心。第二个说，我家儿子十九岁了，按理好算“大龄”（预留一份媳妇的田），我家没算，陈家林姘头的儿子就大三个月，凭什么好算？第三个说，量给我家的田是个斜角尖，实量实算我不干，凭什么人家的田都方方正正？第四个说，陈家林弟弟家和我家人手一样多，田也紧挨着，夜里我偷偷量了一下，他家的多出一公尺宽。第五个说，给陈家林姘头家量田时，皮尺松得像蛇蜕，谁服气？我问，陈家林到底几个姘头？一个说，明面上有三个。另一个说，你老眼光了，下一辈儿的小媳妇少说也有三个。又一个问，不是听说两个吗，又搭上谁家的了？我说，还分田不，眼看该种麦了，你们种天上去？一个说，分得不公宁可不分，大家种不成，咽不下这口气。我说，这些情况杨福全就不能解决？一个说，杨福全和陈家林一条裤子，说了有卵用，不如不开口。我说，一把尺子量到底，斜角打八折，你们分不？一个说，说得好听，你能做得杨福全的主？除非重找人。我站起来说，当然重找人，我还要重选小队长哩。他们都张大嘴巴瞪我。我叫他们分头把全队的代表都喊来。我没跟杨福全商量，就在五个斜头面前把陈家林的小队长撸了，杨福全说我莽撞，我说老子雷厉风行，现场办公。我让全队的代表拢到渠边推选小队长，有威望的嫌老，生龙活虎的都跟建筑队出去了，再小一辈进厂的进厂、上学的上学，没一个能用的，难怪陈家林这小队长滋润呢。我说，你们选不出，我给你们指一个。大家说，你指就你指。我说，好，就那个背风筝的吧，对了，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杨福全灰头土脸嗡了一声，陈松亭。后来，杨福全把松亭喊了来，松亭一听要做队长，思索了片刻说，也没什么不可以，不至于比放风筝难吧。又说，就是算账有点麻烦。我说，不是有二队长嘛。二队长其实没这么个职，是小队长自找的帮手，从公用工里记点工分算作报酬，这也算是潜规则，乡里村里都有数，心照不宣。三队的二队长我见过，是个画匠，画菩萨、中堂一把好手，白白净净斯文人，算账在行。松亭说，多大个事，当了。当时我也不确定这个人能不能胜任，我确实莽撞了。我说，试用三个月，不行再换人。松亭说，没听过小队长还有试用期的，信不过，我背我的风筝去，你另找高明。他当时瞪我的那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有时我梦里还看见。我拍了大腿说，就你了。你知道松亭一个闲人，为啥一口答应当小队长吗？你猜他说什么，他说看不惯陈家林人模狗样，有机会把他顶下来，搁谁不愿意？后来松亭果然没让我失望，三天时间分田到位，没一个出头搅事的。我在各种场合说过这事，今天又说给你听，哈哈哈……这是我干得最好最漂亮的一件事，漂亮呢！哈哈哈……一眼看准一个人，谁能够……

这么好的事，你后悔啥？吴乡长连说带笑的时候，我冷不丁插了句。他哑在那里，长吁一口气说，不提了，我下村去走走。

三

松亭伯的小隊长没几日便做得风生水起，这我是知道的。松亭伯的屋子和我家一字线，中间隔一户，我常看到有脚踏车停在他家门前，都是找他办事的。脚踏车离去时路过我家门口，不用问我也知道，事情办妥了，他们嘘着口哨呢。

二队长也常去他家，背着一只帆布包。我一看到二队长来，也赶紧跑过去。二队长叫高忠，小松亭伯几岁，我叫他高忠叔。他会画画，这也是我一见到他就奔过去的原因，我喜欢画画。我把老师用剩的粉笔头偷偷攒起来，带回来在墙上画画。不单我家的墙，左邻右舍，包括松亭伯家的墙，凡我够得着的每一块青砖，都有我的画作。

等小队长跟二队长谈完了全队大事，我在门口递给高忠叔一支粉笔头。他自觉地在高处的青砖上画一匹马，或一架飞机，才得脱身，他吃不消我磨缠。他总是画得飞快，走时轻蔑地对我说，你个小东西，做我徒弟吧。我才不呢。画画糊不了口，我是知道的，高忠叔家条件很差，墙上倚的中堂都是替别人家画的，自家没舍得挂一堂，老娘又是青光眼，三十多岁的男人，媳妇都没娶上。

他们散了，我一人能在松亭伯家的墙根下蹲半天。这是松亭伯当上小队长给我带来的最大福利。我说，松亭伯，你当官了，真好。松亭伯说，好个屁，一个队的屎尿屁全得一个人兜着。按说小队长算不上官，连村支书都不算官，搁古时候县太爷也不过是七品芝麻官。松亭伯却是一本正经把小队长当成官的，时刻把自己跟普通群众划分得清清爽爽，把过去的自己跟现在的自己划清界限。他常说，当官就得有当官的样子，不留人说闲话，篱笆扎得紧，野狗进不来。他还在全队社员会上说，做官的人什么都要注意，放屁都得先瞧瞧后面有没有人。三队的人笑他，你撑死也就小队长的料子，官做大了能让屁砸死。他当上小队长第一年的年底，驮猪腿的，拎大青鱼的，捧烟花的，从我家门前路过，都是来送年礼的，当然他们都是趁天黑来的。但他们在松亭伯门口牵扯出了动静，松亭伯的嗓门很大，再不拎走，我砸你脸上。还听见我婶的帮腔，你快走，他真会砸，大过年的别破了相，惹一身荤腥。这话，整个沿北村三队的人都相信不是玩笑话，松亭伯真做得出。他说得出做得出，因此他恶名在外。那些人从我家门前仓皇而逃的时候，我猜他们的脸一定和这夜色一样。

沿北村三队的人起初对这个新队长不怎么待见，队长嘛，一茬接一茬，一个德行。何况大家都知道，松亭是个斜头。后来渐渐发现，松亭这个队长当得和以往的大不一样。大家要办什么事，找松亭，松亭一口应了，行就行，不行就是不行，不二话。竟有人家老了人，凑不齐八个扶重的，请松亭伯帮忙，他也不二话。不像从前的队长们，能把人急死，总是抽几根烟才冒出一句，你别急，这个事有难度，我再帮你想想办法，周旋周旋……尽是模棱两可的屁话。需要找村里、跑乡里的，松亭伯帮着跑、带着跑，从不废话，这样省了不少事。最大的不同，松亭伯不吸烟，不喝酒，从不东家吃吃西家喝喝。大家都议论，这个队长不像队长，后来醒悟过来改了口，这个队长才像个队长。

只有一个人不以为然，便是陈家林。陈家林在三队失了势，姘头们也看他不上眼，夹紧了腿。他常一个人在家喝酒，喝得像从前一样红光满面。他酒后说，别看那狗日的人五人六，他是个比狼还凶的狠角儿，等他露了尾巴你们一个个哭都来不及。这话是敞开了说的，很快传进松亭伯的耳朵里。松亭伯非但不生气，还笑了，我夺了他的饭碗，还不作兴他发两句牢骚？

松亭伯和陈家林的隔阂由来已久。

起初是松亭伯背风筝，糟蹋了陈家林的麦田。那时队长还没轮上松亭伯，队长是陈家林的。陈家林队长扛着锄头，代表三队的村民出来伸张正义。松亭伯草草收了风筝，连打了几声招呼。陈家林队长高昂着雄鸡般的头颅，后脑勺朝他说，管好你的脚脖子，别让人敲断了。此后，松亭伯就在田埂上背风筝。春天里，田埂上的蚕豆苗蹿起来了，松亭伯不小心踩倒了几棵，又是陈家林家的。陈家林队长再一次扛着锄头出来伸张正义。松亭说，田埂不就是让人走的吗？陈家林说，田埂是让人走的，不是让野狗疯的。话还没落地，陈家林就连人带锄头滚到自家麦田里，糟蹋了铺盖大的一片麦子。陈家林队长躺在麦田里，像在自家铺盖上翻来滚去，说受伤了，得上医院。其实松亭也就一推一搡，把他放倒而已，没下重手。那时田埂边看热闹的十几双眼睛盯着，赤脚医生也在人堆里，他说，队长，上来吧，到我那拿两张膏药，算了。陈家林队长说，我腰闪大了起不来，你那里顶屁事，非上乡里医院不可。松亭伯拾起陈家林的锄头，你要上医院是吧，我送你上火葬场。陈家林队长一骨碌爬起来，夺了锄头便跑了。我听说那是陈家林当队长以来最失威风的一次，自此让着松亭伯远远的，背地里帮着松亭伯四处扬名，陈松亭那狗日的不是个东西。松亭伯继续在田埂上背风筝，没人再说什么，队长都吃了亏，谁敢说什么。

其实这之前还有一件事，我拿不准，谁也没敢告诉，再说，我婶吩咐了，不许跟任何人说。那天中午爸妈都睡了午觉，我蹲在墙根下画画，突然听见我婶在她屋里喊，松亭，松亭，你死哪去了。我直起腰望了望，松亭伯在老远的田野里背风筝，风筝作势欲飞，松亭伯跑得像一匹馬。这么远，他是听不到我婶喊他的。我收起粉笔头，决定当一回义务通讯员。我在她屋外问，婶，什么事，我帮你喊松亭伯去。吓我一跳的是，陈家林队长竟从屋里溜出来，脸上明晃晃三道血痕。陈家林队长说，没事没事不用喊，记得喊你老子开会，顺便也去通知一声松亭。我忽然记起来，他才从我家门前路过，还嘱咐我，叫我通知爸下午开社员会来着。我只顾着画画，投入了，差点误事。我惶惑地说，我记着呢，你放心。他捂着脸跑了。我婶出来说，这老狗，该拉去枪毙。我问什么事。我婶说，没事了，小孩子不要乱讲话。她又自言自语，要让松亭晓得了，非叫你蜕层皮。我长大后想起这档事，捉摸出来了，要真让松亭伯晓得了，怕是那天躺在自家麦田里撒娇的陈家林队长真有可能被送上火葬场。

向来小队长都是谁横谁当，这几乎是沿北村人的共识，嘴里不说，至少心里是这么认为的。轮到松亭当了队长，大家都以为天下便是他的了，放风筝这等小事，别说田埂上，在田里横着跑竖着跑都得由着他，跑进谁家的田是谁家的荣幸，就像皇帝宠幸妃子。谁也没想到的是，松亭把风筝背到老沿河里去了。这有点不像松亭了，或者说，松亭有点不像队长了。李仙家还曾撺掇他，发动几个人，把你家墙上的大家伙扛出来亮亮。松亭伯说，那东西中看不中用，就是晾墙上的命。

四

松亭伯说，队长不单要兜着一个队的屎尿屁，还要落实上面的政策，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那时，乡里、村里正时兴带民致富。别的工作都好做，这带民致富松亭伯直咂嘴。要不是当这队长，自己就是个无业游民，家里家外全靠我婶顶着。为了劳什子带民致富，我婶说，几宿没听到松亭的鼾声。

带民致富，光长水稻小麦油菜不顶事，松亭伯吃了午饭，不听收音机里的评书了，支在饭桌上听广播。广播里每天这个辰光都有“致富经”，全县各地如何致富，一套一套的。有用大田长果树的、长土豆的、长大蒜的、长番茄的，也有利用沟塘养鳖的、养蟹的、养鸭的、养鹅的，各有各的窍门，总之殊途同归，都致了富，或者都走在了致富的路上。除了广播里，去村里开会，也常听到类似的新闻。杨福全在村干部会上说，沿南村的支书放卫星了，流转了三百亩地带领百姓种白菜，成了全县的典型，今年准备提拔副乡长了。你们看看，才干了三年的村支书就要提拔副乡长，我都干五年了。你们也要解放思想，多谋划谋划，不是我们眼红人家升官发财，我们要为了全村的老百姓谋福祉。

松亭伯找高忠叔商量，不能眼瞅着外面发了财，自家干瞪眼，在队里交代不过去。两人说来说去，最后却归结成一点，都说，弄一定得弄，但不能盲目，万一翻了船，全队的人跟着喝西北风。松亭伯决定先吃螃蟹，自家试一试，不然号召全队没有说服力。他看准了牛蛙，搞就搞新鲜的，这些天广播里围绕牛蛙的养殖技术、幼苗供应、市场需求等方面持续轰炸。

松亭伯是个事不过夜的脾性，第二天天一亮就跨上摩托车到邻县一家养殖公司考察去了。隔了两天才回，回来就跑到自家稻田边。高忠叔老远望见他，踩了脚踏车赶过来，跨在车杠上问，咋弄的？松亭说，先喊两个壮劳力，来帮我挖口塘，后天人家公司就送幼蛙来，先订了五百只养着试试。高忠叔说，就成了？松亭伯说，我出马哪有不成的，人家公司三包服务，送苗到户，技术指导，包教包会，蛙长成了包收购，叫咱踏实地养，稳赚不赔。

送蛙那天，我飞奔到稻田边，隔着新围的塑料网欣赏洋种青蛙，和本地青蛙也看不出太大区别，就是不爱蹦跶。听说这小东西肉嫩味美，城里人爱吃。我说，松亭伯，等长大了留一只我尝尝。松亭伯说，怎么少得了我侄少爷，让你每天吃一只都成。

那时牛蛙在农村里是个稀罕物，松亭伯家稻田边总有人来人往，有看西洋景的，有参观学习的，也有看了跃跃欲试的。新鲜劲过去后，只剩下松亭伯忙前忙后，把心思全扑在他人生中的第一份事业上。渐渐的，夜晚有了牛蛙叫声，真像牛叫似的，悠长而响亮，冷不丁钻进耳朵，浑身直竖鸡皮疙瘩。后来秋凉了，牛蛙叫声渐稀了，再后来，夜晚又回归到秋虫唱晚的世界。牛蛙冬眠了吧。我想看看牛蛙冬眠的样子，可是塘里只剩一塘浑水。我找松亭伯说，你把牛蛙藏哪冬眠了？松亭伯说，冬眠个屁，跑的跑了，病的死了，早散伙了。我没敢提吃牛蛙的事。松亭伯却没有想象中的失落，反而很高兴：幸好我先试了，不然大家跟着我亏。

松亭伯的第二份事业瞄准了野鸡，那是他当队长第三年的事，他依然为带民致富忧心忡忡。他在自家屋后搭了简易鸡舍，购了小野鸡，人家公司也是三包服务。我没事常去欣赏野鸡，野鸡越长越漂亮，尤其是雄的，很花俏，很高傲。我看着它们常常想，不知道和我家的小土鸡比，味道怎么样。那年年底，我如愿吃上了野鸡肉。亲戚们请年酒，家家用上了野鸡肉，都是腌制的，又咸又硬，不过嚼着挺香。松亭伯的野鸡长成了，找公司回购的时候，公司不见了。

松亭伯谋划过第三份事业，养殖土鳖虫，深思熟虑了很久，还是被我婶果断掐住。我婶说，你趁早背你的风筝去，谁家经得起你这样败的。松亭伯说，吃两堑长两智，第三回一定成功。我婶说，别折腾了，你休想再从我这拿一分钱。松亭伯像一只落败的公鸡，没有经济后盾，一切免谈。在他失落的时候，听说沿南村闹事了，一大帮人坐到乡政府找他们的老支书，三百亩白菜烂在地里没人收，二毛一斤还得请拖拉机送进城。松亭伯这才顺了口气，看来这事不简单，还得仔细谋划。

没事闲着，松亭伯窝在家里扎风筝，家里大大小小的板鹞墙上挂着，地上躺着。他雕刻哨口时专心致志，比我写作业还认真，我想不明白，这么个急性子怎么坐得住的。我说，松亭伯，你扎这么多风筝干吗呀？他说，你不懂，手上忙着心就静了，好谋划大事情，当年刘皇叔还不是一边打草鞋一边谋天下的？我在风筝堆里东看西看，看来他谋划好一阵子了。送一个给我玩吧，我说。他说，合适哪个拿哪个。我说，你家里都堆不下了，不如拿出去卖了吧。他抬起头，过一会儿又埋进哨口里，谁稀罕这玩意儿。我说，我的同学们都喜欢玩，你把这些小的拿到学校门口卖，一准成。松亭伯说，你个小屁孩懂什么。

高忠叔来谈事情，踮着脚从风筝缝里进了屋，嘲笑说，你这是批量生产吗？松亭伯說，你要的话，全批发给你。高忠叔说，我卖给谁去？松亭伯说，到学校门口试试。高忠叔说，学生哪有闲钱买这个，嘴巴还顾不上来呢，到县城公园门口说不定能成。松亭伯说，你还当真了，我这风筝扎是扎得一流，卖不出去的。高忠叔说，凭啥？松亭伯说，这板鹞风筝是门民间艺术，我会扎，不会画，这光板儿自家玩玩还行，拿出去丢人现眼。高忠叔说，画画不简单吗。松亭伯眼直盯着他，在他眼里，高忠叔一直是幕后军师，帮着算账的，反倒忽视了他的老本行。松亭伯说，对呀，你画菩萨是菩萨，画罗汉是罗汉，帮我画几幅呗？高忠叔说，你说画点啥？松亭伯说，牡丹啊脸谱啊八仙过海啊哪吒闹海啊，画啥都行！

高忠叔真把他的家当搬了来，他下笔很快，用他的话说，是批量生产，一批出炉的五只风筝，图案一模一样。我从没见过还有这样画画的，看得心痒手痒。松亭伯欣赏着板鹞，满意地点头，他娘的就脱胎换骨了。高忠叔说，要是这玩意真好卖，你一人致富了，能带民致富吗？松亭伯说，怎么不能？我们三队年壮的都跟建筑队出去了，剩下些年纪大的，没事扎扎风筝还不是轻巧活计？不用地不废田，现在关键是找销路。

松亭伯的第三份事业又启动了，我婶不好说什么，没动她的口袋。松亭伯主要任务是跑市场。县城的批发市场、公园、广场、学校，到处打听，风筝开始一点点卖出去了。后来他又跑邻县、跑市、跑省城，发现艺术风筝不如简易风筝好卖，又学做简易风筝。他做的风筝虽简易，质量却是上乘，他的第三份事业渐渐有了起色。先是一些年纪大的跟着扎风筝，后来，一些找不到工作的妇女也跟着扎起来。高忠叔也对老本行进行了转型，不画中堂、菩萨了，专画风筝。

就在事业有些起色的时候，松亭伯突然走了，说走就走了，毫无征兆，据说是因为心脏病。夜里睡得好好的，第二天早上没醒过来。大家都问，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那阵子三队的人见面打招呼不问吃了吗，在哪忙，都只沉声说，天老爷不长眼。那时开春不久，正是万物复苏的时节，是松亭伯在河坎里跑得最欢的时节。他的那只占了半片墙壁的板鹞与纸扎的轿子、楼房、汽车，一并烧给了他。

松亭伯一走，扶重的又成了七缺一，队里抬得动棺材的壮劳力寥寥无几，替别人扶重的，自己走了怎能沒人扶重？老队长陈家林主动上门要来帮忙，我婶轻声细气说，不劳你大驾。高忠叔自觉地顶上了，他是个文气人，身形单薄，抬得两脚直绊，让人担心他随时会把棺材摔翻了。送葬的队伍在田间小路上蜿蜒曲折，哭声一片。我也让西照的残阳刺得直流泪。

五

松亭伯去世十几年了，当年我还是个没长开的孩子，要不是吴乡长时常在办公室里念叨，我几乎想不起他的具体模样了，我也不可能仔细去搜索他留在我童年里的印迹。

吴乡长说，提松亭做队长也是他最后悔的一件事，我一直没弄明白，直到乡里第十五届风筝艺术节开幕。

乡里搞风筝艺术节有年头了，一年比一年红火，本来是本乡本土的群众自娱自乐，后来乡政府出面支持，搞场面，壮声势，县外也有爱好者慕名参加。前期的准备工作我也出了些力，我手头有一堆台账等着迎查，吴乡长硬拉我出来踩点。吴乡长说，再忙你也得出来，你家门口的活动你能不出来帮忙？乡里把艺术节的地址选在废弃的那段老沿河里。开春不久，河坎里半人高的枯草漾着春风此起彼伏。我深吸一口气，这地方谁定的。吴乡长说，我定的。我说，吹吧，你一个过气的副乡长能做得了主？吴乡长说，我提的意见党委书记哪回不采纳？我说，之前不都在乡里广场搞的？吴乡长说，这地开阔，我早就想把艺术节放这了，广场屁股大的地方转不开。我说，放这里，一片荒河坎，你不算算多大的工程量。吴乡长说，把这些枯草捋平了，能跑人就成，又不是搭台唱戏。我笑说，亏你想得出来，放风筝就该在这种野地方，我也早就看广场不顺眼了。我眼前突然闪过松亭伯当年在河坎里背风筝的身影。我说，松亭伯当了队长后，就在这里放风筝，他说这里比在田里放更容易上天。吴乡长说，其实选这里，也算给你松亭伯一个交代。我说，交代什么？吴乡长蹚进枯草里，两手拨开草秆子，像一个拓荒者，这里头说来话长——

松亭的队长当到第二年，整个三队太太平平，征收三粮五钱没一个说废话。相比之下，沿北村其他七个队的刁民却多了。杨福全在我耳边嘀咕，松亭这队长当得太矫情，别的队工作都不好做了。我说，队长不该这么当吗？杨福全说，该是该，但也要考虑农村的实际情况嘛。我说，你不思量着把矮子拎一拎，反而把高的压一压，我看你思想有问题。杨福全这才闭了嘴。后来，乡里提倡村干部争当致富带头人，各村支部书记纷纷带头创业。杨福全又拿话说，松亭带民致富拖后腿，游手好闲的坯料，还能指望他当领头羊？我心里清楚得很，他屁股一撅我就知道他要放什么屁，我说，你想把他撤了？他龇牙咧嘴的不说话。我说，小队长是你的人，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虽这么说，我知道他没这个胆。又过两年，乡里搞合并村，沿北跟沿南合并成了沿河村，村干部人数要减。村民小组不设小队长了，一个村只保留七到九个干部。当时我想把松亭拉上来当村委会民调主任，跟杨福全商量，杨福全一口说好，我没想到他这回倒爽快。可是没过两天，我听说乡纪委收到了关于松亭的举报信，说松亭有贪污行为，煞有介事地开展调查。我不知道一个小队长能贪污到什么。乡纪委书记说，有举报必须查，这是原则，何况在合并村的敏感时期，贪没贪不凭空口说，认账说话，要是屁股干净的我给他澄清。他们在村里翻了三天的账，竟然真查出了端倪，三队有些不该报的钱出现在账面上，加起来差不多一千二百块钱。我当时气愤得不行，当即去找松亭。松亭说，身正不怕影子斜，我要贪污了天打雷劈。我说，你们队里的账上，怎么会有猪头肉、黄酒、洗衣粉、卫生纸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松亭说，狗日的吃了猪头肉才记账。我说，账上白纸黑字。松亭垂下头，挠一阵头皮说，走，一起到高忠家去。高忠很快全盘托出，承认都是他记的。他说，我也是跟其他二队长们学的，占点小便宜，我是记了一点，但猪头肉是陈家林的账，那时他说撸就被撸了，账没来得及消化。松亭冲上去给了高忠一拳，气愤说，我的名声全毁在你手里了。后来，松亭帮着把一千二百元的窟窿堵了，高忠家里确实困难。松亭的队长到头了，民调主任有了他人，乡纪委也没再计较。当时，因为松亭没有进村两委会班子，三队的人到村里闹，到乡上闹，好好的凭什么不让他继续做。乡里和村里统一了口径，说是松亭觉得压力大，自己不想当了。松亭也说，是我累了，不想当了，对不住大家。我没想到的是，松亭跟着就走了，一句话也没留下，我知道他憋着一肚子的气，他不是要当这蚂蚁蛋大的官，他是丢不起人。要是我当初不拉他蹚浑水，这会儿他还在背风筝呢……

吴乡长漫无目的地走着，野草四伏，我跟在他后面，看到他在揉眼睛。我说，人各有命，前面的路谁知道呢，这事也不怨你，一是我伯身体不好，二是小人作怪。吴乡长说，杨福全后来得了癌症，特地找我几趟，一遍又一遍来跟我打招呼，说对不住松亭，当年是他和陈家林背地里使了心计。我跟他说，陈年旧账，不提了。他临走我去看他，他又说对不住松亭，为这事，他记挂着到死。高忠这混蛋倒算有气性，松亭走了，他也没得二队长当了。他把松亭的风筝摊子揽了去，和松亭的丫头合伙开了公司，自己带了一帮子人专门跑销售，十几年里竟然发展壮大起来，从沿北三队辐射全乡，带动百十户人家靠手工制作风筝发家致富。风筝艺术节当初也是他思量出来的，艺术节的日子用的你松亭伯的忌日……

我们在老沿河的枯草里摸了很久，枯草歪七倒八记录着我们的运动轨迹。沿北三队的人看我们在老沿河里转，有的好奇，问，你们寻什么，难不成有宝贝？吴乡长说，寻松亭的风筝哩。渐渐的，大家都走下来了，老沿河里人头攒动，枯草伏地不起。

吴乡长问我，这工程量还大不？

我说，再踩上一会儿，这里放风筝呱呱叫。

河坎里有风，从野草头上拂过。我们一起仰头望天，一块白云远远地悬着，似一只硕大的板鹞盖住了天。我闭上眼，哨声呜呜，震荡耳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