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

听说小古道巷二期拆迁有新动静，便又回了一趟倒脱靴。

把车停在磨盘湾小学对面拆迁办的院子里，刚出来没几步，忽然听见有人喊我。转背，身后那家换送煤气罐的小店里，坐着我的小学同班同学，至今仍然住在倒脱靴的隔壁邻居凯伢子，是他喊我。我连忙搭白，虽然颇觉意外。多年来我们难得见回面，偶尔在巷子里碰见，也就点个头而已。

凯伢子从小性格孤僻，在巷子里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如今老了，依旧如故。不过小时候，我跟他还算玩得好的。

我走拢，他用脚把一张矮板凳拂过来，说坐啰坐啰。我反正无事，便坐下。他旋即掏出一包软盒蓝芙蓉王，烟盒一抖，跳出一根烟。我说早戒了。他仍固执要递，烟都递到我鼻子跟前了。说戒么子卵烟啰，莫把命看得太重哒。

其实我也并未把命看得太重，便接过烟来，顺势在鼻子上闻了闻，说你咯是好烟啊。凯伢子二话未说，叭哒一声，又点燃了打火机。我赶紧叼烟，凑拢过去。

我原本烟瘾并不大。除开喝酒聊天打麻将，一天一包的样子，且上午一概不抽。戒煙的原因也简单，大概十多年前吧，是个极热的夏天，几个朋友在湘宾开了间房，邀我过去打麻将。四人奋战一天一晚，未出房门半步，连盒饭都是叫人送进去吃的。且因开了空调，门窗紧闭，却抽烟无数，整间房子乌烟瘴气，但四人沉溺于四方城內浑然不觉。待凌晨回家，忽觉喉咙发燥，猛然巨咳，舌间处涌出一股怪异的甜味，忙奔至卫生间，竟发觉咳出来一口鲜血，吓了一跳。还不敢声张。第二天去医院检查，幸亏结果是支气管高度干燥，引起毛细血管破裂所致，有惊无险。但借此便将烟戒掉了。

虽说未把命看得太重，但人终归还是怕生病吧。

我叭了口烟，已然生疏地把烟从鼻孔里喷出来，顺便问凯伢子坐在这小店里做什么。他说不做什么。从这里过身，冒得事进来坐一下。旁边那个打赤膊的外地小店主，也憨厚的笑了，重复说，凯叔冒得事就进来坐一下。又补一句，呷根烟就走。我忽然就来了兴趣，近两年不正打算写点有关倒脱靴的往事么，何不趁此机会跟凯伢子扯扯谈呢。

难得他主动跟我打招呼，还递烟。

便跟他东一句西一句聊起来。

“快得很呵，一眨眼几十年过去了。”我来了句老生常谈。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凯伢子说，没想到这句话居然是他的口头禅，“一个人活一百年，也是每天吃饭睡觉屙屎。一个人活一百天，也是每天吃饭睡觉屙屎，有什么区别？当然，这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你说是不？”

“是呀是呀。”我说，且附和了他一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肯定是。”

凯伢子是他家里的满崽，姓凌，叫凌凯华。上头还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隔两岁一个，隔两岁一个。奇怪得很，凯伢子直到七八岁时才开始长牙齿，此前一直是个扁嘴巴。屋里人因此对他宠爱有加，也因此惯肆了他。但凯伢子读小学时就写得一手好钢笔字，乒乓球也打得极好，还得过全市小学乒乓球比赛的冠军，奖品是一只正宗红双喜的双胶粒球拍，这是足以让其他同学羨慕不已的。

倒脱靴九号公馆最初的主人原本是国民党一位高官的姨太太。一九四七年因为要随丈夫去台湾，便将房子卖给了凯伢子的祖父凌子倪，价格很便宜。凯伢子说，八十年代初期，这位姨太太在后人的陪同下还来过倒脱靴，找到了这栋曾经属于她的公馆，拍了些照片走了。

凯伢子的祖父解放前是民生厚的大股东，亦是长沙床单厂的老板。文革时期开斗争会，将他与隔壁倒脱靴十号的李福荫一起斗，说他们解放前一个是长沙的“百货大王”，一个是长沙的“南货大王”，都是资本家。其实他们两家虽然隔壁，平时却素无来往。不可思议的是，受文革的冲击，李福荫的太太中了风，凌子倪的太太（即凯伢子的祖母）也中了风，只是程度稍轻。最深的印象就是她祖母的嘴角，老是不由自主地抽搐。

最可惜的是，风闻会要抄家，凯伢子的父亲要祖父事先把金器藏到外头去，祖父不肯。结果半夜里铁道学院的红卫兵冲进屋里抄家，祖父两腿发抖，五分钟还未扛住，打开柜子主动交了。

“藏在一个美国克宁奶粉的洋铁罐里，大半筒呢，”凯伢子说，“里头还有两块劳力士金表。”

街上的邻居都叫凌子倪做凌爹爹。白头发白胡子，瘦，且高，却佝着背。文革时期已行走不便，很少出门。出门便是参加街道上的政治学习。左腋窝拄一支单拐，右手提一把圆凳面的高脚椅，椅子背面写着三个工工整整的毛笔字：凌子倪。

那时候参加街道上的学习，都要自己带椅子。

这把椅子我熟悉。到凯伢子家去玩时，见过凌爹爹在厨房里，坐在这把高脚椅子上细细地切一块极小的肉。现在估摸，那块肉顶多不过五平方厘米。但凌爹爹切得极认真，如同在制作一件工艺品。精的放一边，肥的放一边。

凯伢子家的那栋公馆，因为少年时候他邀我进去玩得较多，样子还记得比较清晰。进门后经走廊，要上几级麻石台阶才入正房。迎面也是堂屋，比十号的堂屋要小一些，叫客厅应更合适吧。迎面墙上挂一架罗马数字的西式壁钟，状如木屋。每到正点，木屋上方的小窗突地打开，伸出一只小鸟，竟发出布谷鸟的叫声。伸一下头“布”，缩一下头“谷”，几点钟叫几下，“布谷、布谷”，煞是有趣。钟的下面还有一长一短两根铁链，各挂一纺棰形的金属悬垂物。最初不知何用，怯怯地问凯伢子。凯伢子不屑地说，代替发条噻！于是不敢再问。

另有大概四五间住房，几间杂屋。还有个不小的花园，但并非正朝大门，而是在正房的左边。层层叠叠靠青砖墙摆了上百个花钵，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偶尔还可以捉到蚱蜢。那面高大的青砖墙上，爬满了叶蔓密密匝匝的爬壁藤，常见壁虎出没。

从正房左面走廊到花园里，也要下几级台阶。

印象最深的是凯伢子家的水井。过去长沙人但凡家境稍殷实，且独门独户，有口水井很普遍。一律都是用系上井绳的吊桶直接至井里扯水。但凯伢子家里不然。他家的水井上方架了个坚固的木梁，上面悬了一只生铁制的定滑轮，一根大拇指粗细的棕绳穿过其间。如此利用金属滑轮朝下用力扯水，自然比弯腰徒手往上扯水省力得多。这个在当时堪称现代化的装置，除他家以外我再没在别处见过，在当时的长沙城里恐怕也极罕见吧。

且因为省力，那铁吊桶要比别人家里的吊桶足足大上两倍。

我常常在凯伢子家井边看他扯水。当凯伢子双手用劲朝下扯时，一瞬间身体竟然可以悬空。就这样反复运动七八次，至盛满井水的吊桶被扯到井口上方，凯伢子便腾出左手，借用惯性轻轻托住桶底，将满桶井水移至水缸边沿，顺势朝里一倒，整个动作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极具刚柔相济的美感。

凯伢子家的厨房也大。用具显然也比一般人家富实。固定在墙上的木碗柜被桐油搽得泛亮，木框架牛圞心灶台，左右的生铁瓮缸至少比我家的大一倍。还有煤槽，煤耙子，也至少比我家的大一倍。甚至连生火钩子都是在铁匠铺里定制的，根本不像我家，随便弄根铁丝，纡弯就成。案板亦足有一米五六长，厚约寸许，底下则是一排木柜子。

想当年曾家无辜破落，凌爹爹倚杖端坐于极具形式感的长脚圆椅上，亲自在偌大一张案板上薄薄地切一块不足五平方厘米的肉，不免有些感慨。

与倒脱靴其他几家公馆相比，凯伢子家的大门倒是窄很多，但看去显得低调而结实，且要上幾级台阶。左扇门几乎永远处于关闭状态。右扇门上有只黑色的生铁门环，门环下则是锁孔，装的牛头牌乓锁。家人进去得用钥匙开门，万一没带钥匙，就只能敲门环了。

凯伢子在家里最烦外面敲门。偶尔他的哥哥或姐姐忘带钥匙只好敲门，凯伢子开门的同时必定高声呵斥：“又不带钥匙！咯是最后一次啊！”

哥哥或姐姐只能低眉顺眼，灰溜溜地侧身闪进。

巷子里一班细伢子最喜欢的恶作剧，便是敲凯伢子家的门环。以倒脱靴一号的八伢子为首。悄悄蹓上他家门口的台阶，用最快的速度一顿猛敲：呯呯呯、呯呯呯！旋即拔腿便逃。待凯伢子或其家人出来开门张望，他们早已跑得不见踪影。且屡屡故伎重演，乐此不疲。这是凯伢子最为深恶痛绝之事。

八伢子上面还有好几个老兄，五伢子六伢子七伢子。他们家拢共有十个兄弟姊妹，不过一般都是各玩各的。几个伢子在巷子里都是会讲狠的顽皮角色，却没有一个会读书的。

我多少明白，这是八伢子一伙对凯伢子一贯蔑视他们，从不理睬他们最为方便的报复。直到后来衍变为一种猫鼠互戏的游戏。头次敲门凯伢子并不理会，先端来一盆洗脸水，再从门上一小孔內朝外窥视，待八伢子他们二次偷偷逼近，便猛然开门，兜头一脸盆水泼将下去。直将他们泼得如同落水鬼。

除开我，凯伢子从来不邀任何人去他家玩。说实话，我每次去他家里，也很拘谨，从不放肆。尤其若碰到他的哥哥姐姐，更不自在。因为他们从来不搭理我。在他们眼里，我近似于无。但凯伢子在家里很霸道，他的哥哥姐姐都怕他。动不动对他们眼睛一瞪，甚或断喝。于是哥哥或者姐姐，能做的只是识趣的、不与他一般见识的悻悻走开。

跟凯伢子扯谈时，我还有意回忆当时的情景。凯伢子居然有些不好意思，说小时候其实他们不是怕他，是跟大人一样宠他，放让。我想也是吧。凯伢子的哥哥姐姐都对他好。尤其在广州的大姐，迄今对这个弟弟仍有不菲资助。凯伢子的女儿从小学至大学的费用，亦由大姐全部负担。

文革初期有段时间里，我和凯伢子交往也算密切。一则是同班同学，又住贴隔壁，何况出身都不好，有点惺惺相惜。凯伢子比我大方，口袋里散碎银两也比我多，最多时有过四五块钱。当然这些钱的来路并不光明正大，主要出自于偷卖家里的旧报纸旧杂志。凯伢子是主犯，我是从犯。那时候他们家订了好几种报刊杂志。过刊也舍不得丟，由他哥哥姐姐捆得整整齐齐，摞在一间小杂屋里，久而久之竟有半屋之多。

这间杂屋里平时一直锁着，无人进去。凯伢子约我爬窗户进去过一次，才发现里头有不少稀罕东西。比如华生牌电风扇，大喇叭口留声机，胶木唱片，铆着铜铆钉的老式皮箱什么的。还有两个摆滿旧书的书柜。甚至还有一架立式钢琴。我试着打开盖子，没轻没重敲了一下，嗡地一声，吓人一跳，且感觉那回音在屋子里经久不散。凯伢子则气得对我鼓眼咧嘴，却不敢做声。

到后来偷报纸，凯伢子便独自翻窗入室，只要我在窗台外头接应。

那时候旧报纸一角二一斤，几捆报纸也有二十几斤吧，到手往往也有两三块钱，于是一起上街大肆挥霍。豆浆油条包子烧卖，酸梅汤汽水冰果露，《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那些钱一天怎么花也花不完。

尤其被抄家后，一大堆旧书旧唱片在他家走廊上无人问津，遂使凯伢子又发了一笔不大不小的财。记得其中还有一套线装本的《金瓶梅》。反正不管三七二十一，分期分批，偷出去卖了个痛快。但我截留了两本，头一本是《四游记》。因原来只晓得《西游记》，孰料还有东南西北四游记，所以很感兴趣，印象最深的是《东游记》，说的是八仙过海。另一本叫《风萧萧》，作者叫徐訏，解放前出版的，繁体字竖排书。写抗战时期的上海，一个爱国青年跟一个叫白萍的百乐门舞女，俩人合谋偷日本人情报的故事，最后白萍牺牲了。

我躲在晒楼上一个人偷偷看，看得惊心动魄却不忍释卷。此书藏在家里多年，最后不知所终。

时光荏苒。这部在解放后遭到严厉批判的“特务小说”《风萧萧》，于八十年代初又重新出版了。且偶然得知，此书近年被沪上女作家王安忆改编成了同名话剧，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在上海艺海剧场公演。

在换送煤气罐的小店里，我跟凯伢子聊得还蛮投入。当然主要是听他说。我还从未听他说过那么多的话，估计两人抽掉了他半包烟。也因此得知了他家里，以及他自已我先前不知道的一些事情。

就倒脱靴九号公馆而言，凯伢子家里先后吃过两次亏。

文革开始不久，凯伢子的祖父为了表示进步，与过去的自己划清界线，主动将倒脱靴九号的产权交给了政府。政府欣然接受，且很快安排了几户无产阶级住了进去，由房地局收房租，不过还是免了凯伢子一家的房租。

八十年代初期开始落实政策，政府打算将公馆产权退还，但前提是他们家亦须退还多年的房屋维修费。房地局说，产权既已打算退还私人，公家多年来承担的房屋维修费也理应退还给公家。细想其实不然。因房屋交公以后，房地局先后安排进来的几家住户，所缴房租可一律是归了公家。若真正落实政策，这笔钱亦理应退还给原主呀。

但谁还会计较这些事情呢。能做到屋归原主，用凯伢子母亲的上海腔说，“就已经是阿弥陀佛了”。

凯伢子的父亲是地道的长沙人。四九年前应该享过一阵少爷福吧。解放后一直在建湘瓷厂做会计。建湘瓷厂在北门外头的伍家岭，离南门口颇为遥远。早出晚归，每天骑一部老掉牙的英国“兰羚”牌单车上班下班。

每逢礼拜天，凯伢子便将父亲的单车搬出来玩。这辆老式英国单车尺寸比国产单车大很多，且是用脚倒剎，生手极难撑控。但凯伢子车技很好，可以在逼仄的巷子里原地转好几个圈。他也让我骑，但我个子比他矮，骑起来很费力，没转上两圈便掉下来了，但咬着牙又骑。

倒脱靴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麻石巷子。夕阳时分由巷口朝巷尾看，但见逆光中两个少年，一高一矮，轮流骑一辆老式单车，在窄狭的麻石小巷里原地转圈，人与车投下极长极长的影子。

在家里，凯伢子唯独怕一个人，就是他父亲。凯伢子的父亲与一般长沙人说话粗声大气不同。讲话从来轻声细语，不苟言笑，有一种暗藏的森严。得知公馆产权可以退还的通知后，他未跟家人商量便作出了一个决定。即，将退还的公馆请政府再行回购，价格任由政府定夺。所得款项全家人不论长幼，一律匀分。

家里无一人敢有异议。

这样一来，政府自然暗喜。且装模作样算来算去，除去历年房屋修缮费，此栋公馆尚值人民币二千一百元。凯伢子一家，爸爸妈妈加上五个兄弟姊妹，共计七人，刚好每人分得三百元。当然，公馆仍由他们家租住。

从此，凯伢子一家开始了给曾经属于自家的房屋交房租的日子。大致估算这栋公馆之总面积，应该有三百平米左右吧。

这便是凯伢子家吃的第一次亏，有老邻居还记忆犹深。

凯伢子的祖父祖母在文革结束后不到两年里，先后去世了。他母亲将他们床上的铺草搂成一捆，准备搬到大门外烧掉。刚刚将铺草倚在墙角，不料从里头掉出个小手帕包。打开一看，包的竟然是几只金戒指，令凯伢子的母亲喜出望外。文革时抄家，这包戒指居然躲过一刧。

因为是隔壁邻居，凯伢子的父母我算很熟悉的了。尤其他的母亲，街坊邻舍都叫她凌妈妈，一个上海女人，性情极为和善，见人肯定先打招呼。有叫花子上门讨饭，必装上满满一碗，再打发几分钱。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在老百姓中间，麻将很快死灰复燃了。凌妈妈几乎每天下午凑上一桌上海老乡，在她家里打，算得上领风气之先。凌妈妈打牌喜欢抽烟，但姿态很优雅，屡屡令我联想起民国时期有钱人家的太太模样。

并且有个奇怪的现象。巷子里除了凌妈妈是上海人外，还有一个倪妈妈、一个晏妈妈、一个邵妈妈，都是上海人。且她们几家的关系尤其好，相互间往来很密切。这几家人是什么原因，先后住进倒脱靴这条小巷子里来的呢？我始终未搞明白。

倒脱靴巷子里的居民，当然以湘籍为多，语言则绝对是长沙话占垄断地位。但巷子里的人称呼这几家上海人时，居然也都随了她们，凌妈妈长倪妈妈短的，而非按长沙话叫曾娭毑或倪娭毑，也有意思。

料想不到的是，气质优雅且善良和蔼的凌妈妈，后来竟患了老年痴呆症。早些年我回倒脱靴看母亲，在巷子里碰见过她幾次，一个人踽踽而行。我喊她凌妈妈，她却漠然看了我一眼，全然不认得我了。

没过几年，凌妈妈去世了。

大约是二○○二年左右吧，房地局决定拆除倒脱靴巷内挨在一起的四栋旧公馆，即九号、十号、十一号、十二号，在原址盖一栋四层居民楼。房地局的如意算盘打得蛮好。这四栋公馆中，九号十号原本就只有一层，且已全属公房，十一号十二号虽说仍各有一半为私人产权，也只有两层。而新建居民楼有四层，即便原住户占去两层，还有两层可由房地局自由支配。

对于原租户，当时有两种分配方案。一是可以用集资建房的名义买下来，五年后拥有正式产权；二是续签租约，自己既可长期租住，亦可转租他人。对于拥有私人产权的住户，则在以面积换面积的基本原则上，再适当给予一定面积的优惠。

凯伢子家虽已不属私房，但当时几间正屋仍由他们家租住，所以也可以买两套三居室。如果按集资建房的名义，加上父母及本人工龄，每平米仅七百元左右。可是凯伢子家决定放弃购房资格，仍选择长期租住。当然话说回来，当时的房租也确实便宜。

这亦即凯伢子家吃的第二次亏。

如今毗邻南门口，离黄兴南路商业步行街东侧仅一箭之遥的倒脱靴，乃长沙市之黄金地段，拆迁价听说每平米已逾两万元。幸亏那年鬼使神差，我以父亲的名义选择了集资建房。凯伢子家当初若买下那两套三居室，如今至少在理论上值好几百万吧。

凯伢子这辈子混得不算好，但他并不怨天尤人，还能自宽自解。那天扯谈，他说及几十年来的一些经历与感受，一脸的无所谓。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凯伢子说，并且为了强调其意义，他又重复一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的亿万富翁比尔？盖茨，中国的亿万富翁马云，跟我有什么区别？再有钱，屙屎也只能占一个茅坑。腿一伸都一样，火一烧，一蒲灰！”

我大笑了。

但凯伢子仍然满脸认真，“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范冰冰跟其他女人有什么两样？电灯一关都是一样！”这我就不敢苟同了，但也无意反驳。

凯伢子也算当过几年芝麻官，长沙橡胶厂的厂长。只不过是所谓留守厂长，一只烫手的山芋而已。他原来当过车间主任，办事公正，从不徇私，所以尽管一天到晚板起一副脸，口碑倒不错。但九十年代末赶上了下岗大潮，继而工厂破产。一个烂摊子无人想管，上面公司又把凯伢子唆使出来，请他处理工厂善后事宜。让他火线入党，封了他一个厂长，说是替厂里排忧解难，凯伢子便答应了。我说总还点別的利益吧。他说有卵利益，想搞油水都冒得办法搞。我说，好歹是个厂长啊，也算老板吧。凯伢子哼了一声，说如今摆夜宵摊子炸臭干子的也喊老板。

我大笑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还替厂里多赚哒三千万咧！”凯伢子说。

“有个房地产老板看中了九尾冲厂里那块地皮，最高价出了九千万，我冒搭白。那个老鳖想拖我下水，请我喝酒，唱卡拉OK，做按摩。我怕懒得，喊我去我就去。打麻将故意放我的炮，让我赢，我装做不晓得。但地价老子绝不松口，一亿二千万。那个老鳖见我油盐不进，有天装了一档案袋子钱给我。这我就不能收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就是受贿，就是犯法了！”

前前后后耗了将近两年，最终这块地皮硬是以一亿二千万成交，一分不少。凯伢子颇为得意。且不知不觉跟他们厂里的一个女会计混成了红颜知己。

“其实我跟她并非某种意义上的关系。两个人就是有话讲，跟别个冒得话讲。我老婆疑心生暗鬼，跟我吵，喊要离婚。我说，离就离噻，莫后悔啊。结果她又不离了。”凯伢子说，“其实几十年的老夫老妻了，我哪里会跟她离呢？何况她对我好，总放我的让。”

这事一晃又过去了若干年。

不可思议的是，凯伢子迄今仍跟那位女会计保持着“并非某种意义上”的密切关系。基本上每个礼拜都要约出去唱次歌，跳回舞。但仅此而已，彼此绝不逾雷池一步。有人不肯信，说这么多年，未必一次都冒搞过啊？凯伢子说，“搞哒就搞哒，冒搞就冒搞，一是一，二是二。只要搞一次，就会收不了场。如果硬想在外头搞，到发廊里去就是，随你选。搞完了把钱走人，了撇得很！”

此说让我极为欣赏凯伢子了，并且完全相信了他讲的这个故事。因为倘以常识而言，俩人若真的发生了那种“某种意义上的关系”，那么，这种“某种意义上的关系”，似不可能维系十多年之久吧。

尽管这几乎可算得上个奇迹。

我又问凯伢子，平时在家里还搞些什么事呢？他说还有什么事做？每天买回菜，看两张报纸，礼拜五做一天饭（老婆每周五去她姐姐家玩一天）。上网只看新闻，只看美剧。警匪片枪战片，最近在看《反击》。好看得很。其他一概不看。早两天女儿问我看不看《湄公河大案》。国产动作片，票房好高。我不看。從某种意义上来讲，国产片比欧美片差得太远，我一律不看！

我说打麻将打得多不？同事邀了偶尔打打，凯伢子说。但跟我打麻将有三个规矩。第一，不准迟到，不准延时，正负五分钟。第二，莫扯跟打麻将无关的空头话。不讲话最好。第三，各抽各的烟，各用各的打火机。我说，你的规矩还蛮严格啊。凯伢子说那当然。要不然莫玩。约好上午八点半架场，我肯定会早到。但先不进同事的屋，站在楼下抽根把烟，再看时间，八点半准时上楼敲门。有回我进去，等到八点三十五分了，其他两个同事还冒来。我转身就走。刚下楼，碰见那两个同事上楼。问我哪里去？我讲回去。同事说不打麻将了？我讲不打哒，你们迟到哒！

像凯伢子这般秉性乖张的人，如今这世道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

却没想到早一晌小学同学聚会，我跟凯伢子翻了脸。酒足饭饱后有人约打麻将，叫了我跟凯伢子。我打麻将话多，且喜欢开开玩笑，尤其有点喝高了。不料凯伢子把他跟同事定的那套规矩搬出来了，冲着我说，打牌就打牌，哪里这多空头话？我便有点不快，但没有吱声。没过好久，我又跟另外一个同学说笑了几句，凯伢子竟然又跟我生起气来，说，你嘴巴哪里这么多啊？再讲话老子不玩哒！这一下把我惹火了。我把桌上的麻将朝地上一拂，指着凯伢子的鼻子说，老子还不想跟你玩哒！

说罢起身便走，把其他两个同学搞得目瞪口呆。

但事后一想，都这把年纪了还意气用事，何苦呢。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跟凯伢子也曾经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一条藤上的苦瓜啊。下次若再有机会聚会，还是主动跟凯伢子打个招呼，碰杯酒，以释前嫌吧。

不过，恐怕再难得跟他一起打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