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社会提倡国民性改造，并对国民奴隶性问题进行全面分析的关键人物，对国民奴隶性的揭示和批判，是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方案的主要基础。梁启超对国民奴隶性问题有完整而系统的认识，为晚清改造国民奴隶性思潮提供了完整的范本，为改造国民性思潮奠定了理性的基调。

关键词：晚清;奴隶性;国民性;梁启超

目前学术界对于晚清知识分子对国民奴隶性问题的研究，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动态变迁的过程，时间上从戊戌维新一直持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其思想渊源方面，张锡勤认为中国人自己开始自觉地揭示、清算自身的弱点、劣点，是受了严复所介绍的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说的刺激和启示。[1]袁洪亮则认为在内在理路上，却与儒家思想模式一脉相承。[2]在改造奴隶性的途径方面，如何处理国家和国民关系问题上，学界也存在分歧。郑大華，朱蕾认为为了帮助国民剔除其身上积存的“奴隶性”，清末知识分子们存在矛盾的心理，他们一方面大量使用西方近代的公民价值要素来启发国民，另一方面，而当回落到现实中时，他们又往往“变通”的提倡从日本学来的以国家为本位的国民思想。[3]鲍绍霖，王宪明，高曼则认为欧洲人提倡培养适合于现代化的国民性的口号影响了日本人，并且通过他们转而影响了中国人。[4]在以往研究中，普遍倾向于从整体上把握和审视晚清知识分子对国民奴隶性的揭示和批判的过程，但却忽略了晚清知识分子个人对国民奴隶性问题的系统看法。本文以梁启超对国民奴隶性问题的揭示和批判为立足点，从国民奴隶性形成原因、国民奴隶性的具体表现和对国民奴隶性的改造途径，进行系统的个案研究，以丰富国民奴隶性的研究内容。

一、揭示国民奴隶性的形成原因

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体制是国民奴隶性形成的根本原因。

梁启超认为长久处于专制政体下的中国民众，最容易产生依赖顺从卑躬屈膝的奴性心理。“吾民族数千年生息于专制空气之下，苟欲进取，必以诈伪，苟欲自全，必以卑屈。” [5]27长久处于专制政体下的民众容易养成卑躬屈膝，诈伪自全的劣性，正是这种劣根性导致民众产生依附权势只求自保的臣民心态。梁启超将这种丧失独立心，卑躬屈膝的臣民观念概括为国民奴隶性。他将中国专制统治下的国民与西方政治体制下的国民相比较，指出中国民众将忍气吞声、卑躬屈膝，视为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为此他感叹道奴性姿态表现在：“依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6]20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由上到下成为“制造顺民的大工厂” [7]371

中国传统的经济体制也是造成国民奴隶性的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社会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自古以来就有“重农抑商”的观念，农业是支持国家经济的主要来源，中国历代以来对农民所要缴纳的赋税和徭役都有严格的规定，形成一套严密的经济制度，由于赋税徭役与国家经济收入直接挂钩，因此历代对农民赋税徭役的征收都相当重视，并且基本呈现赋税徭役繁重的问题。生活于专制经济体制下的国民，将缴纳赋税徭役被动的视为一种责任和义务，而这种现象也是造成国民奴隶性思想的一大原因。

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浸润，是导致国民奴性观念产生的主要原因，面对外来侵略者施加的种种压力和负担，国民却不能有清晰的认识，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国民依旧按照传统中国社会的生存法则挣扎其中，梁启超等晚清知识分子将救国目光转移到民众个体身上，认为“国家之所以成立，乃由人民合群结约，以众力而自保其生命财产者也。”[5]66他们通过深刻的剖析国家内部机制和几千年来形成的惯性思维对国民造成的影响，企图通过揭示国民奴隶性的问题让民众有所觉醒，开辟一条救国的新路径。

二、国民奴隶性的具体表现

首先，奴隶性最根本的表现为无自尊意识。

梁启超对无自尊意识的国人举止行为写到“悲哉！吾中国人无自尊性质也。簪缨何物？以一钩金塞其帽顶，则脚靴手版，磕头请安，戢戢然矣。”[5]137国人磕头请安是其奴隶性的一种外在表现，同时，在处事方式上，面对外来侵略者的欺凌和掠夺，其奴隶性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其次，奴隶性表现为无权利思想。

欲保存国家，欲使国家不再受欺凌，国人自身要有权力思想，但是当时国人普遍呈现权力思想薄弱的状态，又加上两次鸦片战争以来签订的多个不平等条约，面对日以削割的领土，政府民众却无动于衷，麻不不仁。遇强则弱的奴性思想，始终禁锢着国人的权力意识。梁启超写道“如所谓百忍成金，所谓唾面自干，岂非世俗传为佳话者耶？[5]92

最后，奴隶性还表现为国民的依赖顺从心理。

梁启超认为国民有“责人不责己，望人不望己之恶习”[5]6，这是维新运动不能持续的一大原因。梁启超认为一个国家应该是“君相常依赖国民，国民不依赖君相”[5]5的状态。政府的专制统治使得国民日益养成依赖归顺的习惯，造成人心涣散，无凝聚力的后果。这种依赖顺从的劣根性，最终将会导致国人不能自立自强，进而依赖路人甚至依赖仇敌的恶果。

梁启超将奴隶性分为身奴和心奴，其中心奴最为关键。“辱莫大于心奴，而身奴斯为末矣”。[5]111他人要奴隶于我，我可以拒绝，可以想办法摆脱，这并不是最畏惧的，最怕的是已经将自己奴隶于他人，依赖他人，最终受人鱼肉任人宰割。

三、对国民奴隶性的改造途径

梁启超对国民奴隶性问题进行了深刻又较为全面的揭示和批判，从国民奴隶性的具体表现来看，国民奴隶性观念属于个人精神层面的问题，梁启超对于国民奴隶性的改造方案，主要从改变国民固有的思想意识方面着手。

首先，培养国民的自尊意识是对国民奴隶性改造的关键。

在如何培养国民的自尊意识的方面，梁启超提出要明白自尊的含义，先要做的就是清楚的让国民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需要去做什么才能有自尊。

第一，自爱是自尊的首要条件。真正能够自爱的人，他们拥有皑皑冰雪般冰清玉洁的气节，然后能显现出如云鹤般傲然独立的精神;在芸芸众生中能有如松柏般坚韧不拔的品德和操守， 然后才能承载五岳千山的气概。

第二，自治是自尊的首要表现形式。梁启超认为自治是人区分于禽兽的明显标志，人的自治力是群体强弱的标志，因而强势的群体，其个体的自治力必然也强势。

第三，凡是自尊的人必然自立，自立是人之所以能够自尊的第一要义。要达到自立，就要摒弃依赖的秉性，保持一颗独立的心态，凡事亲力亲为，在生计上能够达到自劳而活，有能力有体力养活自己，在学问上能够自己独立修炼并且有持久的进步。

第四，凡是自尊的人，必然是自牧与自任的。谦谦君子，温和如玉，心怀责任感和使命感，保持一颗谦卑的心态，培养个人“温、良、恭、俭、让”的美好德行。

梁启超认为个人达到自爱、自治、自立、自牧、自任五個条件才能够逐渐摒弃国民身上的奴隶性，成为适应近代化进程合格的新国民。

其次，培养国民的自由观念，摆脱中国传统固有观念的束缚，是国民摒弃奴隶性的必要条件。

“辱莫大于心奴，而身奴斯为末矣。”[5]111剔除国民的奴隶性，关键要从剔除个人心中的奴隶性观念开始。

第一，“勿为古人之奴隶”。古人所传授下来的四书五经等经典，在今天的社会并不一定全部都适用，应该保持一颗独立、自由、善于思考的心态，追求学问的无止境，“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5] 112以心中所坚守和追求的公理为第一要义，不被古人的思想、学说和言论所束缚，有明辨是非对错的能力。

第二，“勿为世俗之奴隶”。不被世俗潮流所浸染，不人云亦云，有明辨是非曲直的能力，有坚定的立场。

第三，“勿为境遇之奴隶”。中国人最善于谈论命运，将个人的境遇与先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唯命是从，被动的接受，丝毫没有自主权，不争不抢，不破不立。人生于天地之间，能够战胜困难的境遇，才能有立足之地，如果在困境中不能与之战斗坐以待毙，将会被困境所吞噬，成为困境的奴隶。

第四，“勿为情欲之奴隶”。 情欲是束缚个人道德心的关键，只有克制情欲，才能使心灵不被顽劣污浊的躯壳所束缚，独来独往，“以己克己”才能真正的做到遵从本心。

做到以上四点，国人才能摆脱心奴的束缚，拥有对自由的观念意识和对自由精神的追求，自由的精神是国民摒弃依赖性，摆脱任人宰割被人鱼肉的困境，进而争取个人权力平等、国家地位平等的基本条件。

余论

在晚清国民性改造思潮中，梁启超清楚的认识到奴隶性问题是旧国民身上存在的最大弱点，因而揭示和批判国民奴隶性是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方案中最关键的一部分。梁启超对国民奴隶性不只停留在揭示和批判层面，在揭示的同时，他更加关注国民应该如何摒弃自身的奴隶性，并设计改造国民奴隶性的途径。作为揭示和批判国民奴隶性问题的首要人物，梁启超对国民奴隶性问题有着系统而完整的认识，为晚清改造国民奴隶性思潮奠定一个完整而理性的基础和路线。

但是梁启超对国民奴隶性的改造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实践意义。一方面梁启超对于国民奴隶性的改造方案，从理论层面来看，直接来源于严复所介绍的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社会有机体论过分夸大个体的单向决定作用，而忽视了群体对个体的反作用，梁启超在运用的过程中也只是单方面从国民入手，没有考虑到国家群体对国民的作用。另一方面，梁启超是在揭示和批判国民性问题为基础上，进行他新民思想的宣传，因而对于国民奴隶性问题的揭示和批判，有矫枉过正或过于夸大的迹象，造成国民心理上难以接受。同时，梁启超所提出的自由、平等、权力、国家等观念，基本上都来源于西方学说，这些概念要让大部分学识素质普遍低下，挣扎于生存困境中的民众理解和吸收是困难的，因此，导致民众对平等、自由、权力等这些西方抽象的概念，普遍缺乏认同感，产生冷漠无视和排斥的反应，从而导致奴隶性改造方案，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而缺乏实践性。

参考文献：

[1]张锡勤. 论中国近代的“国民性”改造[J]. 哲学研究， 2007（6）：30-35.

[2]袁洪亮. 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研究综述[J]. 史学月刊， 2000（6）：135-141.

[3]郑大华， 朱蕾. 论国民观在清末的兴起[J]. 学术界， 2011（6）：189-201.

[4]鲍绍霖， 王宪明， 高曼. 欧洲、日本、中国的国民性研究：西学东渐的三部曲[J]. 近代史研究， 1992（1）：37-46.

[5]梁启超.新民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6]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7]吴虞.说孝[A]，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是资料选编（第 1 卷）[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8]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作者简介：

赵婷婷（1992-），女，甘肃武威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近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