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旭

摘要：晚清符霖的小说《禽海石》在小说主题和作者创作思路方面有一些的含混、悖逆的现象，而当代文学中的症候式分析正是关注这一现象的分析方法。《禽海石》的主旨意图是对封建婚姻制度进行批判，并倡导爱情和婚姻自由，然而从小说所表现出的种种“症候”来看小说并未沿此道路前行，反而因为其晚清时代的背景而折射出作者自身难以解答的由传统与现代矛盾冲突带来的时代困惑和迷茫。

关键词：晚清;写情小说;症候式分析

晚清写情小说的大量出现说明人们对“情”的认识已经开始从礼教法规等束缚中分离出来。与吴趼人的《恨海》相比，《禽海石》受到的关注算是少的，尽管两篇小说极为相似，也同是1906年出版的，但这样的差异还是让人忍不住思考其原因所在。

《禽海石》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讲述了“我”与意中人三逢三别的故事，小说对以孟子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代表的封建婚姻制度进行了批判，倡导爱情和婚姻自由。然而细读小说，却能够发现一些与作者所述主旨不符的细节所在。这其实是蓝棣之所说的小说的“症候”所在。“以文本的各种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现象作为突破口，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寻找这些现象的意义”，症候分析擅于关注这些反常的情节结构，发现其背后可能隐藏的意义。

一

《禽海石》的故事从两小无猜开始，主人公秦镜如与心上人顾纫芬在学堂相识，两人懵懂相恋，却因镜如父亲进京供职而分离，这是第一次分离。男女主人公在北京意外相逢，定下亲事后遇义和团杀入北京，秦镜如与父亲避难去往南方，而纫芬一家仍然留守北京，这是第二次分离。男主人公辗转杭州找到纫芬得见最后一面之后便香消玉殒，这是第三次分离，也是死别。在有了作者前后不断呼应点题的“主旨”——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批判之后，这篇小说故事情节与“主旨”之间出现了貌合神离的含混状态。

作者借男主人公之口发出控诉：他与他意中人是被周朝的孟夫子所害。其后他解释了缘由：孟子说世上男婚女嫁都是听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千百年来人们都遵循这样的规矩生活，但生活不幸福的大有人在。孟子的原话是这样的：“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本意是形容那些想当官但一定会走正途找官位的君子，而这个例子中的“父母国人皆贱之”表现出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认知：私定终身是不允许的。如果这是作者的“论点”的话，那他接下来的“论据”其实并不能支撑他的观点。

小说中，自秦镜如和顾纫芬二次重逢之后，因为住在前后院，他们的关系日益亲密，男主角登堂入室，与纫芬共处一室，这已经是对传统未婚男女关系的越轨行为。小说中一个很大的主旨断裂在于——作者一边强调人之情爱的自由结合，一边严守着传统礼教。

自从这晚之后，我便天天半夜溜到纫芬姊妹房间里去鬼混……有时我吃醉了，就在那纫芬又香又软的榻上睡了一觉。

我因是与纫芬两人都能以礼制心，时常用些强制工夫，所以首尾年余，我两人亲密的情况虽然真有如张敞所说“闺房之中更有甚于画眉”的光景，至于温柔乡中趣味，却是没有领略过的。

从上面第一段可以看出，男女主人公夜半私会，但他们仍然严守着礼教之防，以礼制心，并未有更进一步的逾矩，这就出现了一种情与礼的冲突。

小说男女主人公的第三次相逢，已经是纫芬灯尽油枯之时。纫芬被骗卖到上海妓院，不堪侮辱吞鸦片自尽，救活之后日渐消瘦下去，等见到秦镜如之后便死了。这幕爱情悲剧至此，已经不复只是被封建婚姻制度所害了，这是在战乱时代背景之下无所依靠的少女被社会和强人所害，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被意中人所负——男主离开她独自逃生去了。从这里看出其实造成悲剧的原因与作者所说的“被孟子所害”的原因相去甚远。

在小说开始，男主角无限憾恨地说：

咳，我若晓得现在文明国一般自由结婚的规矩，我与我那意中人也不至于受孟夫子的愚，被他害得这般地步。

“文明国”自然指的是西方国家，“自由结婚”也是就恋爱婚姻自由。从故事情节看出，男女主角早已经自由恋爱，但无法自由结婚。

十九世纪末期，晚清帝国遭受到了来自外国侵略者的种种打击，刺激了上层知识分子改革的决心，巨大的危机迫使他们向西方学习，于是1900年后的社会主流思潮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对西方文化政治民主、自由价值的认同与尊崇，成为民族主义情绪中的一种反作用力;西方文化的扩张性、强权政治的非正义性被悬置，西方文化的科学理性、进取精神成为中国人钦佩和模仿的对象。在不知不觉间，‘西方标准成了中国人价值评判的重要依据。”预设他抛弃掉中国封建婚姻制度，于是选择了西方的自由恋爱自由婚姻，如果把这样的选择当作一种“觉醒”的话，晚清社会一直处在这种背弃与接受之中，导致的结果就是看似脱胎换骨实则是更深的思想混乱。作者符霖在小说中一面以开明的态度宣扬婚姻自由，一面以保守的态度坚持传统礼教，这样的矛盾体现了作者所处的晚清的时代困惑。

晚清文人的婚恋态度正处在欲变未变的尴尬境地，“激烈者讨论婚姻形制时，已要求‘至求婚之期，任男女游行各社会，相与交接，以为约婚之准备，并肯定：‘约婚由于男女之自由，至其父母则仅有裁度之责，而无阻止之权。也即是说，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现代意识，在这些作者心目中已十分明确。”但在实际的操作上，却显得畏首畏尾，小心谨慎。夏晓虹教授在举例的时候，用到晚清学堂教育的例子，办学者想把新思想传播，想宣扬婚恋自由，可是学校里对男女学生、男女老师之间的交往仍然有着严苛的约束，“一面是理念上对于‘自由结婚的向往与推崇，一面是行动中对于师生或同学之间异性往来的小心谨慎，处此两难情境而寻求破围之方，当年的新学界也曾做过不少有意义的尝试。”学校里尚且如此，推及社会，人们对新风气新思想的接受则更晚了一步。作者在小说里表现的犹疑和矛盾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二

在此理解的基础上，接下来探讨小说里隐藏的另一个故事，其意义就变得有些扑朔迷离了。

这是一个稍不留神就会遗忘的故事，讲的是女主角顾纫芬的姐姐顾漱玉和她的意中人陆伯寅。奇怪的是，不同于男女主角的以礼相守，书中仅有的对他们的描写显得十分暧昧：

我又留心再看漱玉和美少年两人，只见他尽管低着头向着甬道的西面走了十几步路，抬头看见了一间禅房，便挨身一同进去。我为是怕漱玉认得我，只好远远的望着，不便跟到禅房里去。望了许久，不见他们两个人出来。

到后来，漱玉被我拌熟了，就是他与陆伯寅相契的大略情形，也肯与我吐露一二…只有纫芬十分面嫩，他碍着漱玉在旁，自己又是个黄花闺女，说到了差不多的话，他就羞颜答答的，不肯再说下去。

漱玉一向心高气傲，纫芬对姐姐的描述是“是我父亲的内记室，自幼受了家庭教育，写作俱佳，他是我父亲所最钟爱的，他眼界很高”，很难想象这样的人会做出逾矩之事，不管是否真有其事，小说确实处处暗示，让人不得不起疑。这才是前面提到的孟子原话里的情形——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那么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孟子说的“则父母国人皆贱之”的结果呢？

当然不是。顾老爷在北京死后，顾家败落连棺木都买不到，最后陆少爷帮忙盛殓。在小说中用了一句话交待了这个故事的结尾：“我家太太因为受了陆少爷这些好处，就把我家大小姐给他带去，算他做了顾家门里的女婿。”寥寥两句尽可得知，漱玉与伯寅得了善终。若是按照主线情节发展下去，他们的私情暴露，“会断送了他（漱玉）的性命”;或是必得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能结为夫妻。联想到张爱玲《倾城之恋》里香港沦陷，倾城“成就”了白流苏和范柳原;而这里北京城破、顾老爷身死，国破家亡在某种程度上也“成就”了漱玉和伯寅的爱情。连接起男女主人公的主线故事，这条隐形的故事似乎更为吊诡，“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因果无人知晓，故事的结局去题万里，折射的是这个时代的荒谬。

作者在建构男女主人公故事的时候，以“发乎情止乎礼”的要求设定他俩的恋爱，可是在漱玉与伯寅的故事处理上，作者的态度暧昧犹疑。自由恋爱，私相授受，这是传统道德和礼教观念所不齿的，作者既想说明自由婚恋、自由结合的一种可能形态，却又不大张旗鼓地宣扬，偷偷在小说里埋藏下这个故事。他本来已经在主线故事中表明他对情礼冲突的矛盾心理，在这个隐形故事里他又假设出另一种可能。

这种矛盾的摇摆的心理状态恰恰与晚清时代的文学特征相契合，“晚清文学是一个左支右绌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传统行将就木但迟迟不去，现代据说到来却又不见踪影——借用康德形容他的时代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启蒙的时代（age of enlightenment），却不是个已被启蒙的时代（enlightened age）”，现代与传统从未像晚清时候这样，正面交锋，却迟迟未落下帷幕。传统未被驱逐出历史舞台，而现代性未完成，这个缓慢的、不断遭受反抗和冲击的混沌过程，直到五四才渐渐明朗起来。因为处于这一时期的人们，面对着新鲜的西方事物、观念的源源进入，对他们和整个社会来说，这“是一种冲击，也是一种启迪，但并不表示它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变化。投石入水，可能会有许多不同的波纹，我们不能仅从西方的来源审视这些波纹”。

由此可见，符霖在小说《禽海石》里表现出的主线故事与隐线故事主旨的悖离、小说主题“论点”与故事“论据”的断裂，种种含混、反常的症候背后，隐藏这个时代最大的特征。作者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混沌时代里勇敢又怯懦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同时表现出了他对现代的接受与对传统的反抗，进行的实验和试探，在“写情”的背后，其实是这个时代的“无情”。

三

《禽海石》的刊印经历过一些波折。“《禽海石》直到1906年5月才出版，但序言所署日期为‘乙巳长至前五日，即1905年12月…小说中重印了《小说林》出版社编辑徐念慈的短简，其中赞扬小说的文学价值，特别是它的结构，但‘本社因宗旨所限，不可代为印行，因此拒绝了它。”《小说林》杂志的宗旨是宣扬小说的美，它不应用于教育群众、改造社会，而是应该从审美的方面去欣赏它。所以明确表示抨击传统婚姻制度、要求许人自由婚姻的《禽海石》遭到了《小说林》的拒绝。

自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后，把小说提高到社会意识形态众多形式之上，“欲新道德，必新小说”。二十世纪初期的报刊里刊登的小说都带有极其功利的目的，“小说被视为政治启蒙、道德教化乃至学校教育的最佳工具”，起的是“载道”的作用。所载之道变成新思想、新文明，来自于西方的开明思想。《禽海石》这样大胆表露作者心迹，宣扬自由婚姻，也是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它敢发巨声，为情造势，宣扬婚姻自由，已属不易。尽管它的不足显而易见：“未能展示那个时代的精神束缚，未能真正进入到人的内心世界，从人物所遭受的封建宗法制度的精神束缚和思想禁锢上来展现纯真的爱情悲剧，从而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悲剧来源其实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王朝的腐朽，导致社会动荡黑暗，渺小人物在大时代背景下的艰难处境和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

作家主观上意图从男女之情入手，以悲剧现实反诘传统婚姻制度，拷问其悲剧根源，宣扬婚恋自由的思想，但作品本身却并未循着此路而前进，反出现了数处矛盾、含混的地方，也就是说，“小说的具体描述与创作意图互相抵牾，而是恪守于儿女之情的一方小小天地之中”。而就连这一点对儿女之情的呼唤，在纷飞战火中也带上了一种回天乏术的苍凉之感，“对情感过度向往的展示，恰恰指示出‘情的付之阙如”，暗示了其失败的最终结局。

尽管这部小说从主题表现上来讲是有些失败的，但正是这种失败，才让它变得独特。因为它不完美，这不完美里投射出的是晚清那个时代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交错杂糅的思想氛围，文人在在其中走过的艰辛道路，发出的艰难呐喊。直到这段被遗忘的历史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我们才有机会回溯当时发生的故事。《禽海石》以“写情”冠名，以情开始，以情作结，只可惜，有情之人总被无情之时代所恼。

注释：

蓝棣之著，《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4月，第3页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1月，第143页

符霖著，《禽海石》;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第2集·第8卷·小说集六），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4月，第889页

同，第890页

同，第862页

杨联芬著，《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6页

夏晓虹著，《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第39页

同，第40页

同，第880页

同，第889页

同，第875页

同，第918页

张爱玲著，《倾城之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第221页

[美]王德威著，《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30页

李欧梵著，《未完成的现代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8页

韩南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第202页

同，第25页

张炯、邓绍基、郎樱总主编，王飚本卷主编，《中国文学通史》（第7卷）《近代文学》，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2月，第473页

罗晓静著，《“个人”视野中的晚清至五四小说——论现代个人观念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8月，第101页

同，第44页

参考文献：

[1]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主编.符霖.禽海石[M].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第2集·第8卷·小说集六）.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4.

[2][美]王德威.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

[3]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4.

[4]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

[5]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0.

[6]李欧梵.未完成的现代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6.

[7]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5.

[8]罗晓静.“个人”视野中的晚清至五四小说——论现代个人观念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