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璐

《文化偏至论》最初于1908年8月发表在清末日本留学生创办的杂志《河南》月刊第七号上，署名为迅行，是鲁迅早期重要的论文之一，也是其留日时期“个人”思想的集中体现。论文思路清晰、超前，大致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西方新思潮涌入后中国社会实际的审视、分析;第二部分是梳理西方社会物质化、民主化的进程;第三部分则是对“个人”的阐释及分析“民主”的危害;第四部分主要谈及物质主义的危害及精神世界的重要性;最后一部分则是总结前四部分的阐释并呼吁中国做出改变。通过对各部分的提取总结，显然鲁迅希望中国有强力意志的“个人”即文章中的“绝大意力之士”出来开路，推进“立人”，进而“立”原先的“沙聚之邦”为“国”。纵观鲁迅的文学作品及其自身经历，希求“绝大意力之士”是贯穿鲁迅一生的重要主题。

鲁迅在文中列举了一系列个人主义者的思想，从多个方面说明“个人”的意义。他从率先出现的个人主义思想家斯蒂纳开始，举其观点并总结斯蒂纳的意思为“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即是说但凡为一个人，他的思想行为，必须要以自我为主导中枢，也以自我为终极，即实现自我本性的绝对自由。在叔本华处，鲁迅提取的则是在“盲夫瞽鄙倍之众”即愚昧盲目、浅陋悖理的大众面前“个人”自觉的重要性，因其重要性更应“主我扬己尊天才”。到了挪威剧作家亨利·易卜生，鲁迅说他是高扬“发挥个性，为至高之德”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诠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