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冰冰

(西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西安 710100)

一、问题提出

学术近亲繁殖最早由哈佛大学前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Eliot)于20世纪初期提出，他认为留任毕业生的做法是不明智的，且会为大学的发展带来致命的危险[1]，由此近亲繁殖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高等教育扩张时期，学术近亲繁殖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留任毕业生任教能快速弥补教师数量的不足，促进学术研究的快速发展[2]。另外，近亲繁殖对高校发展同样存在着容易被忽视的正面影响。例如，学术近亲繁殖能够降低雇佣成本和规避雇佣风险[3]；近亲教师对大学的忠诚度要显著高于其对学科的忠诚度[4]，有利于高校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等[5]。然而，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日益扩大，学术近亲繁殖对师资力量的补充作用逐渐减弱，其弊端也开始被学界关注。普遍认为，近亲繁殖会造成教师视野的狭隘和学术的停滞[6]，制约大学的发展活力[7]，影响大学学术的开放性[8]，导致“人际关系”的非理性和滋生学术腐败，进而影响大学的民主性[9]。可见，近亲繁殖对大学发展既有特殊的积极意义，又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大学的发展，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以保持其总体效应的最大化是亟待厘清的重要课题。

近亲繁殖最为研究者和管理者所诟病的是其对学术生产力的不利影响，但已有实证结果尚未形成较为一致的认知，主要存在3种不同的观点：(1)近亲繁殖对教师的学术生产力有负向影响。埃尔斯(Walter Eells)于1935年将近亲繁殖界定为大学教师在其任职院校获得一个或多个学位的现象[10]，并在后续研究中发现非近亲教师在晋升时间、学术产出和专业认可方面都显著优于近亲教师[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