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良

一

从电视新闻里，我得到了来自家乡的消息：从省城通往广州的铁路就要修建了。

在高铁飞速发展的时代，修建一条铁路，本不算什么稀奇的事，关键是这条铁路与我们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省城通往广州的铁路建成后，火车将要开过我们的村庄。因此，修建从省城通往广州的铁路的消息一公布，便着实让村里的人激动了好一阵子，大家奔走相告：火车将要开过我们的村庄啦！

晚上，我打电话问父亲家乡修铁路的事情。

父亲读书少，文化低，是一个退休工人。退休之前在镇中学做后勤工作。父亲之所以能够进入学校当工人，还是与爷爷有关，也就是靠顶爷爷的职进去的。三十岁那年，爷爷退休后，父亲才得以顶职。难怪，他的双腿，一条跨在学校里，另一条踩在田地上。学校工人的身份，骨子里流淌的还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的血液。每当课余和节假日，父亲都要回家忙田地里的活。退休后，父亲又回到了村子里，当回了农民，与母亲和睦相处。

我到省城工作后，父母也不愿跟我们住进省城，而是留守在村庄里，自食其力。

“村里修铁路的事一点也不假的，那些土地都征得七七八八了。”父亲乐呵呵地说，“我们在水坑边那块蚂蟥田，也得了一万多元的补偿款呢！”

那是水坑边一块有名的蚂蟥田。当初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分田地时是通过抓阄来进行的，村里人最担心的是抓到那块蚂蟥田。但无论好丑，田地总得有人要，结果三叔手气不好，抓阄抓到蚂蟥田。抓阄抓到蚂蟥田的三叔怎么也不肯要，在村里大吵大闹。生产队长便劝父亲让一让，发扬一下风格，结果老实巴交的父亲风格一发扬，便将母亲的那块一等田换来了三叔那块蚂蟥田。

蚂蟥田果然蚂蟥极多，名副其实。那里一年四季，水草丰茂，牛们都很向往。可牛一旦下去，吃是吃好了，走上来时，大腿上便是一条条吃得饱饱的蚂蟥，有点得不偿失。

“有时，我觉得吃亏是福。”我听得出，父亲说这话时是挺高兴的。

火车将要通过我们的村庄，在省城工作，我的心变得舒坦起来。铁路开通了，便可以大大缩短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距离。到时，我带上妻儿回村去过双休也不成问题了。

火车的确是个好东西！想当年，我对火车是何等好奇，充满着神往之情！可直到读初中，我对火车的印象还只停留在电影里的模样，真实的火车到底与拖拉机有什么不同，我也不得而知。

多少年来，火车像磁石一样，深深地吸引着我的心。

二

第一次看见火车，还是我跟苏一修逃课跑去玉林看的。

苏一修是我村里的本家邻居，虽然论辈分我比苏一修大一辈，但因为他比我大几个月，所以，我还得称他为老侄哥。

我跟苏一修逃课跑去玉林看火车，那还是读初中时候的事情了。

一天放晚学后，我们几个同学在校外的山头散步，突然从遥远的天边传来呜呜的声音，这声音好像是火车的，也好像是飞机的。我们都没有见过火车，也没有见过飞机，而玉林就有火车。于是，我提议，到玉林去看火车。苏一修对我这一提议非常赞同。为此，我和苏一修于第二天，在学生做了早操后，便偷偷地溜出校门，绕过一片田野，向着玉林的方向走去。走了大半天时间，约莫到了学校午休起床时分，我们终于来到了那个叫名山的地方。

我们走下山岭时，一列火车正鸣着长笛，快速地从岭脚下开过。那是一条黑色的长龙，匍匐在铁轨上，敲击着轰鸣，看都看不清楚就滑过去了。这让我们好生失望，我们只好或蹲或坐地在铁路边的小石子上，静静地等待着火车的再次到来。因为那时交通尚欠发达，等下一趟火车要等很长的时间。那条铁路的双轨，直直地并排着在我们身前和身后延伸。我们如大海中找不到方向的一叶小舟，不知火车将从哪头开来，只好焦急而又热切地这头看看，又那头望望。

当我们怅然若失想回去的时候，突然听到了火车的呜呜声。跟着，一个黑色的高大的火车头便挟风裹云呼啸而来。我们不约而同地站起来，顾不了拍拍屁股的尘埃，便举手高兴地叫着“火车，火车！”火车开得很快，从我们身边开过，发出轰隆轰隆的声响。那声响撞击着铁轨，仿佛也撞击着我们的心房。我们激动地叫着跑着！待火车开过后，我们还沿着铁路，跟着火车跑了好远的一段路。

回到学校后，班主任张老师把我们批评了一顿，还让我们写了检讨。

张老师与我们同村，都是茶地村人，与我们父母都很熟悉，好在他没有告诉我们的父母。

虽然我们受到了张老师的批评，也写了检讨，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心情的激动，因为，我们亲眼见到了火车。在这之后的好一段时间里，我和苏一修在同学当中俨然成了众星捧月。同学们一有机会就来向我和苏一修打听见到火车的情景。这让我们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可热情冷却后，我和苏一修也会黯然神伤地相互发问：什么时候我们的村庄也有火车开过呢？

我和苏一修逃课去玉林看火车这事过了一段时间，张老师又旧事重提——这不是在算旧账，而是用于对我们的激励。

张老师满怀期待地说：“大家要把精力放到学习上，不用去玉林看火车，以后我们这里也会有火车的。说不定到那时，大家就都可以坐火车去读大学了。”

对张老师的说法，我深信不疑，因为老师是不会说谎的。

老师不会说谎，可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到长沙读大学了，家乡还没有修建铁路。为了坐火车去长沙，我去玉林火车站买不到票，又去省城火车站，还是买不到票。为此，苏一修專门又陪我去省城排了两天的队。这让我心存不尽的感激。

如果家乡有了铁路，那该有多好！不用自己跑上跑下，也不用麻烦别人。可直到我大学毕业，也在省城工作了好多年，家乡的铁路依然停留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

现在好了，火车将要开过我们的村庄了。虽然我没有能够坐上火车上大学，但我从省城回家乡也方便多了。铁路开通后，从省城坐火车回去，只要一个多小时呢！

三

听说，为修建从省城通往广州的铁路，村里征地、清表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进行。

趁着有十多天的公休时间，我决定回村里看看。

我的家乡的小村子——茶地村地处桂东南丘陵地带，那里地处边远，贫田穷地，交通落后。

母亲告诉过我，我出生的时候，她属于难产，生产困难。十婶儿来看到后，觉得不对劲，非要送她去乡卫生院不可。于是，十婶儿踮起双脚，回家拉了一架木头车，与其夫一起，将我母亲拉出去。

十婶儿也就是张老师的老婆，本来我应该叫她师母的，但村里人都叫她十婶儿，我也就跟着叫。

她不是接生婆，但那时村里的妇女生孩子，都是在村里的，她喜欢去看看，慢慢地就看出了一些门道，积累了一些经验。所以，当接生婆不以为然时，她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决定。

好在我已经走出了贫穷的茶地村，成了省城的人，并有了一官半职。副处级干部，父母不知道是多大的官，但村里陈支书告诉过他们，相当于蒙副县长。

父母在电视里见过蒙副县长。他的确是威风：大会坐在主席台，出行都有靓车载，下乡众人围上来……好不风光。

生活在茶地村，条件是谈不上好的，但父母一直为我而自豪。在村里，父母也算是有脸面的人了，连陈支书见了面也主动跟他们打招呼。

每次回村，十婶儿都要到家里来看看我，给我说一些村里的事情，也说张老师讲给她的我们读书时的趣事。当提到我们逃课去玉林看火车被张老师批评的事时，她也会笑出眼泪来。

有时，十婶儿会对我说：“你无论在外面当多大的官，都不要忘记十婶儿;如果不是十婶儿，就没有今天的苏木。”

对十嫂儿，对张老师，我一直心存感激。

回到县城，我便去找老侄哥苏一修，问他要不要回去看看村里的情况。

苏一修刚从县人民医院回到家。他的姐姐被人打伤住院了。苏一修神情忧郁，提到村庄，他有说不出的痛楚，高声地说：“不去，我屙尿也不向那个方向了！”

我知道，他对村里的亲人很失望。而令他失望的不只是他的亲人，还有这个村庄。

与我相比，苏一修的命运是坎坷的。

我考上大学那年，他回校补习了。补习一年之后，他才考上了师范学校。

他家里比较贫穷。因为有两个姐姐，他属于超生儿，父亲直到死了，不但没有留给他什么家产，还要欠下超生的罚款。所以，他成为教师之前，还得先帮父亲交清超生的罚款。

现今，我已经在省城央直单位里混了个副处，他依然在县城的小学里当教师，生活艰难而清贫。

苏一修没有跟我一起回村，我多少有点失落。难道是因为我和他的地位今非昔比了？

四

回到村子后，我独自悄悄地在村里转了一圈。

茶地村依然是茶地村，楼房与瓦屋并存，树木与杂草共生。所不同的只是村子里静悄悄的，那些青壮年男女几乎都去广东打工了。没有见到我的同龄人，大概他们的脸上早已布满了沧桑。

吃饭的时候，我说：“我到县城见了一修哥，本想叫他也回来的，可他死也不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母亲叹了口气，告诉了我这些年来有关苏一修的情况。

每年清明节，不回来拜众山的，都或多或少地另外给一些钱，他却没有，只是凑了个份子。村里人总说他忘本，看不起他，所以对他没有多少好感。

苏一修的父母死得早，有一个姐姐远嫁广东，另一个姐姐嫁在邻村。最初几年，家里的田地都让嫁在邻村的那个姐姐来耕种，但没种几造，她便不干了。于是，那些田地便由堂兄耕种。有人耕种，总比丢荒的好。堂兄耕种苏一修的田地，苏一修不要他的租金，觉得不用自己交水费公粮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样的日子过去了好多年。苏一修对那些责任田地从不过问，堂兄以为苏一修记得不清楚了，渐渐萌生将其占为己有之心。

直到这次修建铁路征地，堂兄把那块三角地卖了。嫁在邻村的姐姐回去，要堂兄把卖那块三角地的钱交出来。堂兄不肯，于是两人开始吵架，并且不断升级，由动嘴到动手。最后，堂兄将一块砖头砸到了姐姐的头上，鲜血顿时如注……

回到了村中，苏一修找堂兄要说法。明明在公路边那块三角地是苏一修的，可堂兄硬说是他的。没有地契，也没有什么土地使用证，苏一修可以拿出来的只是一本很旧的公粮簿。可公粮簿只能证明你有多少田地，并不能说明你的田地是哪一块。苏一修没有证据，唯一可以作证的是村里的人。

公路边那块三角地，苏一修是清楚地记得的，他相信上了年纪的人也都清楚地记得，并且可以为他作证，可就是没有人肯为他作证。

他去找了村民小组长，小组长没有好脸色，很长时间没有说话。苏一修转身离开时，小组长才说，那块三角地是堂兄的，你在县城了，还回来争一块地做什么？难为你读了那么多书，还是一个人民教师！

在村中的日子里，有好心人悄悄地告诉他，大伯公那里有一本田丘图，记录着全村各家各户的田地。

大伯公是当时生产队的会计，生产队田丘图的绘制人。分田地时，所有的量度和记录都是他经手的。他保管有一本田丘图，当是可靠的信息。这让苏一修看到了一丝希望。可当苏一修去找到大伯公时，大伯公摇头晃脑说：“我没有什么田丘图，人老了，什么都记不得了。”苏一修乘兴而去，失落而归。

明明知道那块三角地是苏一修的，可村里就是没有人肯为他说话。背地里甚至有人说：“得罪你苏一修一个人，好过得罪堂兄，因为你苏一修三年都不回来一次，人家朝见口晚见面的，远亲不如近邻嘛！”

苏一修去到村委会找陈支书。对苏一修的境遇，陈支书十分同情，却也表示爱莫能助，毕竟村里人没有一个人肯说句公道话。苏一修无奈地摇摇头：“堂兄，你要那块三角地也可以，但有话好好说啊！你这样做与明火抢劫有什么区别？”

苏一修简直有冤無处可伸。最后，苏一修来到那块三角地边。三角地早已面目全非，原来的模样没有了，已经被铲车推平了。不经意间，他的眼泪不由自主滴到了地上。这是祭那块土地的眼泪，也是祭那个村庄的眼泪。他默默地在那块三角地转了一圈，然后便怅然地离开了村庄，回到了县城。

回不去的村庄，才是故乡。故乡留在苏一修心底的，不是乡愁，而是一枚锋利的针，扎得胸口麻麻地痛，永远也无法消除的痛！我终于理解苏一修与我见面时，一副神情忧郁的样子了。

知道我回来，有几个同学来聚聚，陈支书和分管地的李副镇长也来了。他们都说茶地村征地工作顺利呢！

我高兴地说：“应该感谢你们，为家乡的发展辛苦了！”

五

去看望了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回到村边的小路上，踢着路面一颗小石头，竟然打了个四仰八叉。裤脚满是泥尘，我用手拍也拍不净。到路边的水坑蘸水，慢慢地抹去。谁知，脚下一滑，一条腿也滑到了水里。

我知道，这是很不吉利的预兆。我心里怦怦地跳，不知道前面等着我的将是什么。

在屋角，我遇到了十婶儿。

她神秘兮兮地拉住我：“苏木，你已在外工作了，村里的事你就不要理那么多了。”

十婶儿的话，让我一头雾水。村里的事，我管了吗？

“没有签字的几户人决定不签字了。”十婶儿说。

“为什么？”我问。

“补多补少都是大众的事，你又不占一分一厘。”十婶儿答非所问地说，“自己的头难剃啊！”

我不知道她的具体所指。征地问题，我家不是解决了吗？父亲一向积极，他的儿子是央直单位副处级的公务员，他不可能落后的。我上次跟他通电话时，他不是说那块蚂蟥田，早早就签了字，还得了一万多元的补偿款吗？

带着满腹的狐疑，回到家，我又问父亲。父亲说：“还有六户村民，本来已经做通了工作，但因你的回来，他们突然改变了主意，不肯在征地协议上签字，其中包括你三叔。”

三叔不肯签字，与我有什么关系？兄弟分家成邻居，三叔的问题怎能说是我家里的问题呢？

我知道，现在的农民，不再像前几年了。他们懂得了法治，不再受村镇干部一吓二喝了。平时可以不理你，但有事了，他们就可以找你，你有意见也不得不办。农民们这才成了真正的上帝，你能奈何他们什么？

农民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十分珍惜，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征地是为了修建铁路，造福桑梓造福人民，不是与民争利。

“你去跟他三叔说说吧！”母亲忧心忡忡，怯怯地对父亲说。那语气近乎哀求。

父亲与三叔一向不和。对母亲的哀求，父亲颇感为难，一言不发。

父亲与三叔不和，还得从头说起。

爷爷原先是一个老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回村接受贫下中农的专政。在贫下中农专政的日子里，他吃尽了苦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爷爷得到了平反。可得到了平反的爷爷刚做了一年多便退休了。爷爷退休后，按当时的政策，可让一个子女顶职。三叔那时年纪尚小，父亲又已满三十，最后还是由父亲顶了爷爷的职。

那时，教师的工资很低，工人的工资更是不多，但学校离家近，父亲经常回家帮忙农活。虽然父亲的工资不多，可有他不多的工资补贴家用，一家人的生活就过得比村里好些人要滋润。

这样过了几年之后，三叔渐渐长大了，读不了书，回家当农民，直至娶妻生子。为父亲顶职这事，三叔在三婶的教唆下，不断地找话使爷爷为难，说爷爷看小他，偏心，把好处都给了我父亲。在分家后，三叔又认领了爷爷，因为爷爷有退休金，把体弱多病的奶奶推给父亲赡养。

奶奶去世后，爷爷的身体又差到了极点，爷爷的退休金已经不够用于他的治病了。这时候，三叔又将爷爷推回给父亲赡养。父亲没有什么怨言，觉得儿子赡养老人是理所当然的。可父亲这样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并没有得到三叔的半点谅解。

三叔有两个子女，读书读不进，而我上了大学，又在省城有了工作。虽然我的工资比不上人家出去打工的多，可毕竟是国家干部，所以，三叔心里很不平衡。他老是说，如果他能顶职，子女不会像现在这样没出息。

明知父亲与三叔一向不和，母亲却要让他跟三叔“说说”，那是怎样的苦楚与无奈啊！

六

征地一旦变成政府的行为，就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如果三叔不是我的亲叔叔，人家一声令下，便可以将土地推开了。人家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给我面子，更主要是因为我在省城央直单位，他们摸不清我背后的关系。

按说，父亲与三叔不和，村里人包括那些村干部都是有目共睹的，可村镇干部们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平时不认亲兄弟，那是锅头不热;当锅头热的时候，那情形就不同了。

我想去找陈支书，我想去找李副镇长，我要当面跟他们说清楚，村里人反悔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更不会从中挑拨。我是党多年培养出来的干部，这一点儿觉悟我还是有的。况且，路通财就通。铁路修好了，火车将要开过我们村庄，那是多大的好事啊！

思前想后，我又不去了。那样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我没有去找他们，他们却找我来了。

那天早上，陈支书带着李副镇长、派出所马所长来到我们家里。

陈支书和李副镇长都没有了当初的热情和客气，代之是一脸严肃的表情。

李副镇长说：“从省城通往广州的铁路，不是镇、县说了算的。早几天，在县里的征地项目推进会上，县委杨书记已经下了死命令，要大力推进征地项目，级级都表了态。我们村的征地情况是比较好的，但还有六户村民没有签字，特别是你三叔。”

马所长插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他适时地将一副手铐放到桌子上，还故意弄出叮当的声响。

“你什么意思？”我表现出极不满地说，“三叔没有在征地上签字 ，与我何干？你们搞株连式的策略，就体现你们作为领导者的智慧？”

李副镇长严肃地说：“不要以為你是央直单位就管不了你。只要是共产党的天下，我们都能管——”

陈支书咳嗽了一声，李副镇长咽了咽口水，才不再往下说。

“李副镇长意思是说，希望你配合一下，帮做你三叔的思想工作。”陈支书脸上露出尴尬的笑。

这次谈话，我们不欢而散。

火车将要开过我们的村庄，这本是一件好事，可是……

晚上，陈支书又来了。

他一来，就说：“我们自己人说自己话，你昨天在马所长和李副镇长面前说的话是欠思考的。如果不是考虑到你是省城央直单位的干部，他们肯定会采取果断的措施了。”

我没有说话，我猜想，陈支书所谓的果断措施，大概就是抓人了吧！

一会儿，陈支书又对我说：“我们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说多一句也没有意思，还是让三叔签字算了，不要搞那么多名堂。”

陈支书的话，让我很反感，好像是我叫三叔不签字似的。他签字不签字，关我什么事？

父亲对陈支书，一直唯唯诺诺地赔着小心。在陈支书离开我们家时，父亲一直送他到家门外。

我本以为，这件事就可以这样结束了，然而没有。后来所发生的事情，远远超乎所有人的意料。

这没有签字的六户村民，本来已经兴不了什么风浪，只要强硬地动一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让他们的思想防线土崩瓦解。陈支书带领征地工作队挨家挨户再去做思想工作，好话说尽，最后，又有几户村民签字了。

陈支书对他们说：“这就对了嘛！众人的事需要众人办。你们看，苏木也要回来协助征地了。”

也许正是陈支书这句话，让三叔更加确信我回来的真正原因，从中看到了更大利益：不是增加他的收入，就是断送我的前程！

我清楚地知道，能够进入省城这个央直单位，是我一路打拼过来的。当初在长沙读大四时，我参加国考，竞聘这个职位有一千零八十人，也就是说，我击败了一千零七十九人，才得到了这个职位。这个虽难，但我毕竟成功了。

父亲已经跟三叔好多年没有说过话了，形同陌路人，可是，为了我，他却厚着一张老脸，去求三叔把字签了。

父亲对三叔说：“苏木从小读书，从学校到工作，没有干过多少苦力活，又做了那么多年机关工作，如果你不签字，他的前途就完了。”

可任由父亲如何絮絮叨叨地说，三叔都没有心动，好像心里还有一阵冷笑。也许我的前途完了，这正是三叔想要看到的结果呢！

三叔没有好脸色，对父亲一阵奚落。然而父亲仍然没有死心，他低声下气。他回来对我说：“苏木，你还是去找三叔说说吧！我们这辈人的恩怨，与你们年轻一代无关。”

的确是这样的，父辈人的事我从来没有参与过。虽然有时旁人对我说三叔的不是，可我都装作不知道的样子，见到三叔依然跟他打招呼。虽然他对我的态度冷淡，不太友好，但平时回来，我都会给他一两包香烟的，他也没有说什么，照收不误。我相信，单凭这种关系，他也许会作出让步的。事情到了这一步，我只好去试试，也许他就是争一点面子，要我去求求他呢！

我到三叔家里时，他正在修扁担。我把两包红塔山放在他身边的一张小椅子上。他眯着眼睛，看了看那条破开的竹子。我开门见山地说：“三叔，那征地的事，你签字了吗？听说个个都签字了，就差你没有签字？”

他没有说话。

一会儿，我又说：“三叔，我觉得差不多就行了，现在陈支书给了我们台阶，下了吧！都说‘胳膊是扭不过大腿的’，我们正是胳膊，人家才是大腿。况且俗话说，‘斗官穷，斗鬼屈’。”

他依然没有说话。

我急了，说：“三叔，你到底要怎样才签字呢？”

许久，他终于放下竹子，说：“苏木，我不是故意难为你，你看，我们四万一亩地卖出去，人家赚多少钱？四五千元一平方，一亩就两三百万元。我那块土地是最好的，没有了，我喝西北风去？你没有土地，有政府养;我不种地，就会饿死。”

我马上说：“三叔，这样吧！我另外给你加两万元。”可一说完，我就觉得后悔莫及，真是蠢笨到家了，怎么可以这样说呢！他会贪得无厌的。

那好，三叔停止了手上的活，用惊奇的目光看了我一眼，说：“苏木，你去做你的工吧！我心中有数的。”

我长长嘘了一口气，毕竟三叔松口了。我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父亲也说：“我就说嘛，你去求他说一句好过我说一百句，到底你三叔也不是完全沒有良心的人。”

七

然而，当陈支书找到三叔时，三叔还是不肯签字。

这次回村，正值村里征地的节骨眼上，我感到回得很不是时候。

下午，我来到村边的防洪堤上走来走去，心情有点沉重。我怎么就这么背时呢？

这些年来，在省城工作，我不断地回望我所走过的道路，回望生我养我的村庄，回望我村里的父老乡亲们。眼前，这里的一切都是如此的熟悉，却又是如此的陌生。防洪堤边有一丛竹子，那是父亲在分田到户那年种下的，因为与三叔的竹林边较近，三叔便硬说是他的。这些年来，每年的竹子，都是他斩的。

当时发生纠纷，我曾对父亲说：“算了，一年就是十条八条竹子，值什么钱？”父亲说：“山大揽来就是柴，一年十条八条，十年就是百条八十条。”在我的耐心劝说下，最后父亲便不跟三叔计较。可这并没能讨得三叔的欢心，他总觉得父亲因为顶了爷爷的职，心里有所亏欠。于是，三叔便得寸进尺，变本加厉。

从防洪堤走回到家中，我看见父亲也在天井里踱来踱去。这时，李副镇长给我打电话，问我家里的事情办妥了没有。我告诉他：“没有，我三叔就是不肯签字。”他挂了电话，我听得出，李副镇长的一声叹气，不知是出于同情，还是抱怨。

而我是叹气和抱怨都兼而有之的。

父亲问我：“李副镇长来电话怎么说？”我反问：“那能怎么说？”父亲没有再说什么，默默地走出门外。那是黄昏时分，太阳将它的光辉，如同殷红的血一般的光辉涂满了天边。

在父亲走出去后，屋里显得异常安静。几天来，为三叔这事，我觉得很累了，从身到心，于是便回到房间里蒙头大睡。

不知什么时候，我睡着了。我做了一个梦，一列火车，像一条黑色的长龙，正在向着我们的村庄呼啸而来。人们高兴啊！他们挥动着手里的家伙，或帽子，或树枝，或铁铲，借以表达着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不久，我也已经由副处转为正处了。一天，我坐着火车回到村里，人们更是兴高采烈地叫着跳着……

突然，一阵急促的拍门声，把我从梦中惊醒了。好一个白日梦啊！

这时，我从床上爬起来，听到村里吵吵闹闹的。我心里怦怦狂跳，预感到村里出事了。我忐忑不安地走到门口，只见母亲哆嗦地站在那里，面如土色：“你爸被三叔打倒了。”

“怎么會这样呢？”我惊慌失措地跑到地边。

三叔也惊慌失措地说：“你爸，你爸，被我夯死了！”

“爸——”我一声尖叫，哭了起来。

当时，父亲走出去，看见三叔正蹲在他那块地头，手里把弄着一块泥土，还放到鼻子底下嗅嗅。见此情景，多少年来的郁闷，瞬间化为怒火，父亲不动声色地走上去，一把铲柄打到三叔的肩头上。三叔站起来，夺过父亲的铲子，拍到了父亲头上……

虽然是父亲动手在先，但把父亲打倒了，三叔也痛哭流涕，悔不当初。他第一件事就是找李副镇长，把名字端端正正地写在征地协议上。

经过医院的抢救，昏迷了三天的父亲苏醒过来了。苏醒过来了的父亲第一句话便是问三叔签字了没有。

听到三叔已在征地协议上签字的消息，父亲倒是欣慰地笑了：“苏木，你可以安心回去上班了。”

原来，父亲一直以为我是回来参加征地的，三叔不肯，我就将会丢官弃职，所以才有了冲动。

我可怜的父亲啊！

八

在茶地村不到十天，就发生了那么多事，我感到很郁闷，悔不应该在这时候回来。如果我不在这个时候回来，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误解、麻烦和伤痛。

夜晚，村中格外的静，天上微弱的星光，让人产生苍茫之感。我迷茫的时候，我想到了苏一修，于是我打电话给他，诉说心里的苦闷。

苏一修的反应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强烈，却是淡淡的，很像早有所预料一般。然后，他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一段路，走了很久，依然看不到希望，那就改变方向;一件事，想了很久，依然纠结于心，那就释然放下;一些人，交了很久，却感觉不到真诚，那就选择离开;一种活法，坚持了很久，依然感觉不到快乐，那就选择改变。放下来，让心归零。

我知道，苏一修正在静心修炼佛法。他的意思是不是让我离开这个村子，像他说的一样，屙尿也不向那个方向了？

父亲的伤还没有痊愈，我便急着要回省城了。这次，我决意要带父母去省城。在经历这件事后，父母坚守村子的决心便有了动摇。

临走前，父母带着我走了一圈自己的山地竹林，每到一处，他们都要说一通，比如叫什么地名，有过什么记忆。在长田边，父亲无限感慨地说：“都说笨过拉犁，我就拉过呢！”

母亲白了他一眼：“尽说那些旧事，鸡儿记谷种，那时谁没辛苦过？”

想到那些田地山林的处置，我几乎没有考虑就说：“都给十婶儿吧！”

父亲想了想，说：“把屋边那块竹山地给十婶儿就可以了，其余的全部给你三叔。”

想想也是，三叔是我的亲三叔，三叔是父亲的亲兄弟。毕竟，血浓于水啊！

父母来到省城后，老是叨念着村里的人和事，可我对村子的记忆已经越来越淡了，如同黄土白骨一般被岁月一一埋葬。

一个秋日的傍晚，突然接到村里的电话，是十婶儿打来的，她说：“铁路已经修好了，将在国庆节正式通车，那时火车将要开过我们的村庄了。骗你期待了几十年的张老师，若有在天之灵也得到安慰了。”

茶地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太友好。在我的印象中，村里虽然杀人放火的事情没有发生过，但邻里长短、鸡毛蒜皮，总是矛盾多多。人们往往为一条竹木二寸屋地，兄弟也相互不让，大打出手。

我每次最怕接到村里人打来的电话，因为没有一样是好消息的。而十婶儿这次却是个例外。

“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虽然在征地这件事上，我受到误解，也为之付出了代价，但毕竟，火车将要开过我们的村庄了，这可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啊！因而我捏着手机，内心仍然有着一种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