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子

1

春夏秋冬，黄土高原的皮肤由青黄、深绿、暖金，变为满目的雪白，一阵春风吹过，黄沙莽莽而起，降下几滴春雨，那沙尘便安分起来，甘愿化作一抷泥土，现出新一轮的五颜六色来。如此周而复始，四季流转，颜色总是饱满而明快的，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受着这目不暇接的视觉冲击，心也跟着大地的律动勃勃跳跃起来了。

我的故乡黄土高原，人人说到那里，便想到天地玄黄，风沙漫卷，千沟万壑与信天游的歌声，想到苍凉的传说和豪迈粗犷的高原性格，但只有真正从那片大地上生长起来的人才懂得，一抷黄土亦有它的风情万种和滋润绵长。一场春雨从天而降，饥渴的黄土地上长出无数张小嘴，拼命地吮吸来自苍穹的乳汁，或许大地懂得甘霖的珍贵，不敢浪费一分一毫，施展一身气力开个满塬满峁万紫千红，高原的草芽便攒动得比别处更加虎气，高原的花儿便开得比别处更加忘我。百里春风里送来泥土的香味，带着些许的沁凉、憨甜与草腥味，那是人世间最不可名状的动人香水。

当然，记忆总是带着美化与虚荣的成分，生活在山河壮丽的大地之上的人们，亦携带着与生俱来的辛劳、苦痛与奔波，日复一日仓促而用力地活着。我想说的是，我的几个姐妹，关于她们或离开故乡后我的生活。

我成长在一个大家庭里，自小四五个姐妹混在一起生活。一张火炕睡四个女娃娃，两个人一张棉花被，半夜里，这个的脚趾露在外面被老鼠啃一啃，那个的肚皮露在冷风里吹得发凉尿了床。总是不会安分的，半夜被无辜冻醒，姐姐偷着踹妹妹一脚悄然抢走大半张被子，妹妹把姐姐搁在自己肚腹上的大腿蹬下去，把抱着自己肩背的手臂掐一把，使劲儿抢回棉被狠狠压在身下，以免待会她睡梦中感觉到冷又来拽自己的铺盖……如此黑暗中赤膊相对的较量是不会停止的，经常在三更天因为抢被子的事，你打我，我捅你，便哭闹起来了。外奶奶闻声而起，一人捶上一顿，女娃娃们便穿好衣服和衣乖乖躺下，脸上挂着泪珠抽噎着渐渐入睡。那晚的梦里，定然也在梦见与别人打架，被外奶奶抽屁股蛋子，梦见自己憋得发急跑到水渠边尿尿……醒来后，一定有个不争气的女娃尿了炕，苦苦求着与她同个被窝的伙伴不要叠被，不要去告诉外奶奶，但一定有人转身就告了状。我小时候性子很坏，飞扬跋扈，那时候表妹尿了炕，总把头垂得很低，不敢说话，像做了很坏很坏的事情，我第一个跳下炕飞跑着去报告。若我尿了炕，就瞪着眼睛警告姐妹们，谁要是敢去告密，今天晌午山坳里等着我的挑战！外奶奶一掀被子——发现了，我鞋都不穿逃出门去，喊着：那是玲玲尿的——

玲玲，是我表妹的名字。

我自小在外奶奶家里长大，把外爷外奶也唤成爷奶，表姐表妹也都是姐姐妹妹乱叫，反正人太多了，分也分不清楚。

那时五表妹六表妹还没出生，只有我们四个，站在一起成一长排，窑洞的门都被堵实了，大人们进进出出总是很烦，吆喝着：“走开走开，去别处耍！”外奶奶与远亲近邻聊天，亲戚奶奶羡慕我们姊妹一团凑在一起热闹活泼的样子，外奶奶却常回一句：“养活这么多女娃娃有啥用，你爱，卖给你一对儿。”

可能自那时起，姊妹们小小的心灵里便有了这样的种子，有了某种自轻自贱的悲凉感，觉得自己不值钱，四个人加在一起不值一个未怀上的弟弟。可越是如此，我们越要努力地生长与表现，越要展示自己的分量与存在感。我们几个打小干活都很卖力，上山放羊、割草，下田牽牛耕地、割麦、挖草药、拾杏子，挑水做饭样样都要比试，看谁做得更好，没有人敢要退缩的。那时，在天高地阔的山野里放羊时，我们姊妹常常幻想长大后的生活，姐姐说要住到城里的楼房里去伸手可摘星星，玲玲妹说要嫁个恩爱如蜜的好丈夫把她宠成宝，还想当歌星唱很多歌，珊珊妹想开个大商店天天有吃不完的零食喝不尽的汽水，我想当电视主持人想朗诵诗歌，还想去很多阳光灿烂的国家，虽然彼时那样的国家连名字一个都叫不出……反正我们都想走到外面的大世界里去，永远离开黄土高原那个鸡飞狗跳的山沟沟，去到车水马龙的繁华都市，去到没有寒冷黑夜的霓光之城。

2

转眼我们就长大了，结了婚，成了家，为了生活祖国各地四面八方地跑。

我们的姐姐，她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作朝霞。

2005年、2006年的时候，我们几个妹妹还在读小学，姐姐辞了学校去外地打工。那之前奶奶从一棵槐树上坠下意外去世了，我想姐姐的辍学跟奶奶的离世不无关系，姐姐是抱养来的，奶奶是家族里最疼爱姐姐的人。当时，我们那地方的人都流行外出打工，尤其是年轻女孩，她们不读书了也不寻思嫁人，都跑到外面的城市里去。再回来的时候，穿着电视里的漂亮衣裳，头发直得跟瀑布一样，眼皮上画着一抹淡蓝色眼影，仿佛那飞鸟的绚丽翅膀，实在是让我们这些还未长成的小毛孩子羡慕极了。村里的媳妇婶婶也羡慕姐姐们，她们带回来的皮靴子、牛仔裤、超短裙、卷发器、口红盒、假睫毛，都使村庄里的女人好奇不已。

姐姐也加入了打工队伍的行列，为此我们三姐妹自豪极了，每日热切盼望着她过年回家能为我们带回来复读机、MP3、洋娃娃等流行物品。可是姐姐的性子与一般姑娘不同，人家姐姐回来后都变成了花枝招展的蹁跹蝴蝶，我们的姐姐回来后，把长发剪成了参差不齐的毛寸，烫得五颜六色，一条宽大无比的牛仔裤上缀着铁链子还破着洞，走起路来叮当作响。这是当时村里人无法理解的审美，我们几个也觉得很尴尬，见到姐姐要躲远一些。听村里外出回来的人说，姐姐在城里混得并不好，有人见到她在餐馆端盘子，有人看到她在服装店卖衣服，有人碰到她在街头给人擦皮鞋……总之众说纷纭，后来姐姐就不见了，听说她去了遥远的广东，那一年，她十七岁。

她在广东待了七年，二十三岁，她回老家来，和一个认识仅一个月的男人结了婚。那男人非常非常瘦，两个加起来都不抵一个姐姐，姐姐自小身体高大壮实，结婚后愈加肥硕。姐姐说，与那男人结婚，是因为看上他家在董志塬，离我们的老家很近，她累了，想回到家乡过安定的生活。至于她在广东的那七年，没人知道她做什么工作，经历了些什么。

去年夏天，我从广州回到老家，在西峰小城见到姐姐。小时候，总记得姐姐比我高半截，总是要仰着头才能看到她黑黑的眼珠，可现在，发现她竟矮了许多，变成一个粗重笨拙的妇人了。她与姐夫关系不和，在婆家待不下去，独自来到小城打工，租房子住。姐夫也在同一座城里打工，可一年中他们从不见面，只有等到过年时才回到老家装个团团圆圆。

姐姐租住的房子在城北极偏僻的地方，那是一排拥挤在高楼大厦夹缝里的砖瓦房，房间里一张床，一个简易衣柜，一张塑料板凳，一张靠墙放的桌子，桌上歪歪斜斜放着几罐廉价化妆品，吃剩的零食，半瓶矿泉水，半碗炒面……

怎么租这样破败的房子？我问姐姐。

姐姐笑笑说，房租便宜啊，一个月只要一百五十块。

那的确，在广州，即使住城中村不见日光的黑屋子，一个月加起来也要一千块房租呢。

姐姐并不是那种勤快的人，她有一张巧舌如簧的嘴，却也时常好吃懒做，做一份工作几乎很少超过三个月的，总是这里换一家那里换一家。所以，住这样破落的房子，我心里又痛又恨，觉得姐姐自己在选择堕落。

姐姐手指间夹一根香烟斜躺在那张窄小的床上，背靠着后面粉白的墙壁朗声大笑起来，她说起自己的事情，抖抖烟灰，一副没关系的态度。

她说起那些年在广东的生活，脸上忽然泛起光芒，眼睛变得如小时候一样漆黑明亮。

那年，十七岁的姐姐与她的亲姐相认，她带着奶奶去世的伤心和对父亲的痛恨，跟着她的亲姐一同去到广东打工。在一座不知名的城市里，她的亲姐带走了她身上所有的钱和她的身份证，将她一人留在城市黑夜宽阔无边的马路上。她就坐在马路边一直哭一直哭，她想给爸爸打个电话，可是她觉得自己已经背叛了他，而且一旦电话接通就是原谅，她还无法原谅他，如果不是他的争吵，奶奶或许就不会离开……后来，姐姐说，是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带走了她，买饭给她吃，介绍她在那座城市里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我至今未曾搞清楚，姐姐说的那个让她流落街头的城市到底是哪里，我只知道她后来混得风生水起的那段日子，是在东莞。事情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姐姐每次讲述起来都含糊其辞，她只是反反复复诉说她最辉煌的那段时光。我猜想，最开始的时候，也在理发店做洗发妹替别人洗过或长或短或干或枯的头发，也在酒店里做过服务员帮别人端上红酒捧上鲜花，也在KTV里做推酒小姐穿着露肚脐的超短裙笑容天真魅惑。到后来，她混得好一些，交了一个男朋友，男友管理着一家大型娱乐会所，每夜人来人往钱如水流，姐姐凭借着自己聪慧的头脑和伶俐口齿学会一口好粤语，并且轻易说出一股江湖港味儿。她成了他的左膀右臂，二十一岁的她，手心里掌管着许多年轻女孩的前途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个词儿听过吗？还有一个台湾富商想把我养起来呢，我爱着当时的男友，虽然我们经常拼了命打架，但我离不开他……”

姐姐记忆里的那座城市，她如今回想起来只有灯光，红色的紫色的橙色的青色的霓色的，无数魔幻色彩杂糅在一起点亮了她青春岁月里所有的黑夜，直到七年之后离开，她从没真正看过那座城市的白天长什么模样。

说到最后，姐姐把扔在砖地上的烟头用脚踩灭，她哭了，黑眼珠里含着泪，随即又笑了，笑得泪珠子跌散开来，破碎了一脸。

我想那或许是她一生里最好的时代，那时候，她有强烈的爱和恨，她活得那么大胆，无所畏惧，以至于把现在的日子照耀得黯淡无光。看过她，起身离开小屋，送我出巷子口的路上，姐姐说，她觉得自己没有奔头，生活一潭死水，婚姻行尸走肉，只有想起她的小女儿时，想起她叫她妈妈的时候，她的心里才感觉到一股希望的力量。

有一次，我去深圳参加一个文学活动经过东莞，商务车在东莞的街道上转来兜去，日光惨白，日光之下这座城市的街道脸上布满“金色时代”“蓝色港湾”“帝豪休闲”“东南海水疗”这样的大字招牌，如同用弃的假睫毛戳在半眼睑，截留不住半分美感。我不知道姐姐曾在哪一块招牌下浪掷过她的青春，我想，或许只有等到夜幕降临，无数的霓虹为这座城市浓妆艳抹，当眼影、口红、黛眉都画起来的时候，把精神强打起来，血色与笑容武装起来，灯火绚烂下，这座夜之城看起来才不至于那么苍白突兀。

3

珊珊妹的城市在西部，那些年她在西部的许多城市游荡，新疆阿克苏、乌鲁木齐，西藏拉萨，甘肃兰州，青海玉树，最后定居在三省交界处的省会之城西宁。

她与姐姐一样，初中未读完就出门打工了。每个辍学出门打工的姑娘都有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每个外出打工的姑娘只要在城市里找到饭店就找到了暂时安身的去处。珊珊外出打工的理由我没有分析得清楚，只记得，她十六岁在酒店里做服务员一个月工资八百块，她拿了五百块给我去买手机，虽然那手机最后被我妈拿到菜市场买菜弄丢了。她又辗转去了新疆，总是陆陆续续往家里打钱、寄东西。有一年我高三，她从外地回来，穿一件紅色毛茸茸的韩版上衣站在校门外等我，戴着绒线帽子，眼眸清澈羞涩如同湖水，她站在那里，亭亭玉立，像青春剧里善良腼腆的女主角。可是只有我知道，安静无欺只是她的外表，她的内里是一个坚韧强悍勇敢激烈的女孩子，从小跟着母亲流浪街头无家可归的那些日子，她早已学会了用一张恬静可人的面容讨好这个世界，同时用锐如刀锋的内心铸好防垒抵抗伤害。

她在学校旁边的酸菜鱼餐馆请我吃饭，这个馆子，我读书三年从未进来过。她叫老板娘捉了一条大鱼下了锅，临走，往我书包偷偷塞了一千块钱……这些记忆都是突然涌现而来的，我上大学期间也还常受到珊珊的接济，但这些与我此刻要进行下去的讲述无关。

珊珊十八岁嫁人，嫁给甘肃定西一个爱唱秦腔与陇地花儿的小伙子，她跟着他到处打工，开食堂，做生意。最后留在青海西宁定居下来。我大学毕业留在广州工作，寒暑假不爱回家，爱往珊珊那里跑。前年冬天我去到西宁的时候，他们还租住在城西偏僻杂乱的三其村，临街的一家小店铺，住人与做生意挤在一处，每晚入睡，听见卷闸门外胡喊乱叫的醉汉与莽撞呼啸的北风同时顶着门窗，猎猎作响，仿佛长夜太黑太冷，他们在四处奔走寻找一个归宿。

妹夫在附近的西宁钢厂上班，珊珊买了辆三轮摩托车，进了许多香烟饮料零食面包等货物，每日清晨五点去钢厂门口摆摊，趁着上班的人流赚点小钱。

那一个月我每日清早陪着珊珊一起摆摊。清晨五六点的西宁还是黑透的，薄薄的雪花从天上飘下来，落在五颜六色的食品包装袋上，落在珊珊身上裹着的军大衣和帽子上，她眼睫毛结了一层厚厚的霜，毛茸茸的，像一只松鼠，她闪动着松鼠般的眼睛，只顾着用塑料袋一遍遍去盖住货摊上那几层香烟，“烟最贵了，不能湿了！”她着急地说。

我在旁边冻得直跺脚，心里嘀咕这不是人过的日子，三更半夜降雪刮风的，在外面受冻！但看看她，生了冻疮的双手依然灵活地在各种货物之间穿行，口罩边沿露出的眼睛在雾气腾腾里依然笑意盈盈。钢厂的工人们进进出出都喜欢在她这里买东西，那些穿着黑色大衣戴着围巾手套的男人在我眼里都长一个模样，可珊珊却能准确记住他们每一个人抽哪种烟，习惯一次拿几包，只要那人远远走来，珊珊已把香烟亲切地递上去，还时不时赠送一只打火机或一包纸巾。珊珊不是那种伶俐狡猾的生意人，她做事都是勤勤恳恳、真真切切的，那双裸露在外质朴天真的眼睛已传遞了一切，那些顾客也感知到了，来来回回对珊珊也都亲切，无论戴眼镜的领导还是穿制服的工人，他们都笑着与她打招呼：“早啊——”“嘿，天太冷了！”虽然只是简单的一两句呼应，听来已让人感觉到无限温暖。

去年冬天再去西宁，珊珊一家已搬进了新房子，新房装修得典雅大方，许多物件都是她一件一件亲自购置装饰起来的，她在厨房里做饭，在阳台上浇花，从一间屋子穿进另一间屋子，蹦蹦跳跳，笑声朗朗。

只是第二天天还未亮，我发现她依旧穿上那件深绿色大衣，戴上围巾口罩全副武装起来，出门卖货了。我哪里肯再睡下，匆忙套了厚棉衣追出门去陪她。天空中依旧是黎明时分扬扬洒洒的雪花，马路上依然是横七竖八泛着白光的冰凌积雪，西钢门前的一座小货摊上，她的笑也没有变，那样的拙朴，盈盈温暖。

怎么不换个工作呢？我说，这活儿还是太苦了。

女儿刚上幼儿园，需要人陪伴，这活儿刚好，一天赚个两百块，除了进货、整货，一天只站两个小时班，不耽误接送女儿上下学，我觉得挺好。

她笑笑，得意地说。

4

表妹玲玲打电话说要来广州打工，她在那家里待不下去了，第二天她便买了一张南下的火车票，她老公也撵着来了。

玲玲嫁在西安临潼，秦始皇陵墓的所在地，骊山脚下，华清池的旁边，好山好水好地段，风流往事名人佳话使此地的旅游业发展得热气腾腾。按理说玲玲守着文化古城的资源，随便捯饬点生意或做做导游也能把日子过活起来，加上她家还有一片十几亩的石榴园，日子不会差到哪里去。

但玲玲不肯，她不愿待在家里，“现在年轻人都往外走，谁愿意守着一堆古墓过日子？还要大眼瞪小眼受婆婆的气，我宁愿出来外面受别人的气。”

那一天，我陪玲玲在广州天河区的繁华地段各处转悠，想帮她找一份面包师的工作。那些年她也未曾好好读书，高中念到一半学姐妹们出去打工了，进了饭店，她不做服务员，只往后堂跑，跟着男孩子一起切菜、配菜。她与老公也是在后堂认识的，他掌勺炒菜——这似乎成了许多打工女孩的一条规律，进酒店，然后找个酒店后厨的男孩做丈夫！

玲玲想进面包店学做烘焙，学好了手艺明年回西安在她家附近开个面包店。可我们冒雨跑了两天，辗转于无数家面包房，才发现而今面包店的鲜面包大都是郊区工厂里用机器加工而成，包装完成后配送至各家小店，只有极少数的糕点面包才在店里用烤箱制作，但那些粤式糕点，她学了回西安也用不上。撑着伞，跟着手机导航一遍遍寻问过去，终于在石牌桥附近问到一家现做面包房，但那家给出的工资很低，一个月只有三千块。玲玲租住在上社的城中村，除去每个月的房租、水电费、饭钱，每日来回上班挤公车的车费，一个月所赚就所剩无几了，甚至还不够生活……

细密的雨滴从高楼大厦之间浇淋下来，我的鞋子湿了，她的裤管也湿了，我们躲在玻璃大楼的下端，相顾无言。那一瞬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记得儿时，与表妹在山上放羊，她占领一座山头，我占领一座山头，我们对着沟渠密林隔空喊话：

你在吗？玲玲——

我在呀，姐姐——

那时的山，即使再高再陡，只要铆足了劲儿我们还是能够攀爬到山顶上去，可是现在，偌大的城市里我们如蝼蚁一般地迷路。看着她脸上落寞的表情，我觉得自己这个姐姐当得真无用！我的拳头发痒，在那一瞬间我很想打人，但我不知道该打谁，我只是把拳头伸出伞外在雨幕中空舞了两下，雨水飞溅，泼了一脸。

要不进工厂？我试探着说，很多外地来打工的都进了厂子，工资高一些，但在里面人如机器，没有自由。

玲玲摇摇头，我不想从一座监狱出来，又进入另一座牢房。再找找吧！

后来在岗顶的尊宝比萨店为玲玲找了一份工作，那是香港的一家连锁餐饮企业，在广州有众多分店，福利待遇较好一些。每周末我去看她，要等到很久才能下班。

还是很辛苦吧？我问。

一整天屁股没沾椅子了，好多外卖订单，配料都来不及。她说着，擦擦额头上的汗珠，笑了笑，很疲惫又满足的样子，仿佛那忙碌是一味镇静剂，给她的生活带来一股踏实。

虽然这座城市的庞大时常让她感觉无助，以至于休息日那天她哪里都不去，只在出租屋附近的城中村内外转悠。但看得出，她依然努力与这座城市寻找着一种平衡，走路的姿势那么刻意地迅捷而笃定。城中村的拥挤小街上有一种小型敞篷公交车——叫作小白，乘坐一次一块钱，上班着急的年轻人常会挤上去赶时间。那天我在巷子口的另一端等玲玲吃饭，叫她坐小白下来，快一些。

十分钟后，她人到了，是慢跑下来的。

她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走路走习惯了，还能减肥。

果然是我们家族的传统！我感慨道，我们家的人就喜欢出蛮力，用高原上落后的原始思维来对付生活中的难题。

5

离开故乡的这些年，我一边读书也一边到各地打工，在西北小城的火锅店里端过盘子，在北京西城的尾货商城里卖过服装，在新疆阿拉尔街头摆过地摊，在深圳宝安区的工厂里做过流水线，在广州繁华地段的文艺书店里做过店员，在肯德基打过小时工，也为电影公司做过文案……毕业后，我留在广州工作已经两年，虽然表面上，至少在朋友圈，我看起来活得那样繁盛，洒脱自在，但只有我自己知道，一条不曾适应的神经始终束缚着我。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生活吗？今日的生活已比我小时候优越千万倍，今日的娱乐方式如此繁多，比起儿时在山洞挖泥巴的日子我甚至已经身在天堂。可是我不快乐！必须承认这一点，对这座城市我也时常感觉到陌生，它如此的庞大繁复，仿佛我只是它巨型身体里一粒小小的草籽，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土壤萌芽而垂头丧气。

每次被人潮挤在地铁里无法呼吸的时候，我便强迫自己，想想故乡青绿色的山坡和原野，想想原野上站立的大树，它们那样的孤傲、自由，独自接受日升月落的光阴流逝。想象一滴晶莹露水从高挑的枝叶上滑落，缓慢地、缓慢地离开叶尖，穿过城市的水泥地面，穿过呼啸隧道与车厢顶部，滴到我紧闭的双眼……渗入我的体内，由此，我才能重新开始呼吸，寻觅属于自己的空间。

回望一路的成长之途，仿佛遥望一条浩浩荡荡的大河，几个人世间最普通不过的女孩在这条河流上漂泊、挣扎、嬉笑，而今终于上岸混迹人海，双脚的泥腥味虽早已洗去，但依然能从她们孤寂的背影中窥见某种属于命运的掌控或这个时代的失落。我想，我们之所以习惯一遍遍在城市的天空下回望故乡，因为我们从未与这座寄身的城市真正和解过，我们从未真正拥有过彼此，从未有哪怕一瞬的和谐交融，我们不过是相互嫁接和利用的关系，城市利用我们的力气和激情实现它的野心，我们利用城市的包容与繁华实现今日的生存。

没有故乡可回的人是贫穷的，只能在水泥地上愈发努力地扎根。没有故乡可回的人是贫血的，为了补充新鲜血液，他们时常在某个缝隙或暗格里闭上眼睛，看见故乡四月的野花开遍了山坡，绛紫色、嫣红色、藕粉色、淡青色，随风轻轻摆动，宛若无数羽蝶颤动翅膀。一只真正的蝴蝶轻盈掠过，停留在一棵杏树的枝头，繁密绿叶下结了几颗青杏，毛茸茸的带着新鲜的露珠，那晶露漫游，贯穿了整颗杏子的脉纹，昏暗中的人便抖动一下身体，耳朵听见了玻璃窗外车水马龙的声音，他毫无选择地感觉到，新鲜血液再一次注满了他的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