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中坤 潘镇

摘要：跨国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除需要考虑传统区位理论涉及的东道国因素的差异外，还需要关注企业生产率等异质性因素的差异。然而，目前理论界在东道国因素和企业生产率两者在区位选择决策中的作用关系方面尚未达成共识，相关研究对生产率在区位选择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解释模糊甚至意见不一。基于理论分析并利用590家中国上市公司的1 891项海外投资项目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偏向于到市场规模较大，资源丰裕度、工资水平、产业技术水平较高，文化距离较近，制度距离较大，双边政治关系良好的国家和地区投资，进入成本已经不再属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考虑的主要因素，地理距离的影响也逐渐减弱，而企业自身生产率与东道国因素在区位选择问题上是互补和替代关系，企业生产率实际上弱化了区位决策中东道国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使跨国公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东道国因素的约束，更多根据企业内部资源来进行决策，让一些先前不具有吸引力的东道国也有可能成为投资的目的地。

关键词：企业异质性；东道国因素；区位选择；调节效应

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66（2019）09-0093-10

一、引言

自梅里兹（Melitz M J）[ 1 ]提出企业异质性理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企业异质性与国际化行为之间的关系，其中就包括企业异质性与区位选择的关系问题。区位选择是国际化研究中的一个老问题，讨论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 DI）区位选择问题除了要考虑传统区位理论涉及的东道国因素外，还必须关注企业生产率差异所产生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认可[ 2-7 ]。但就目前而言，在理论层面，对东道国因素和企业异质性因素两者在区位选择决策中的关系尚未达成共识，特别是对异质性因素在区位选择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解釋模糊甚至意见不一；在实证层面，受企业层面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实证研究远未达到充分的程度，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实证分析更是屈指可数。随着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已经成为国内外学界探讨一个热点话题，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企业样本深入探讨企业异质性、东道国因素与区位选择三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企业异质性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尽管学者们普遍认可企业异质性表现的多样性，但现有文献对企业异质性的讨论仍然集中在生产率异质性方面。生产率是助推宏观微观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生产率差异可以视为企业间各方面差异的总体表征，就像克鲁格曼（Krugman P R）所阐述的那样，生产率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但从长期来讲，它代表一切。[ 8 ]因此，在梅里兹之后，大多数学者都是基于企业间生产率的差异来衡量企业异质性的。

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存在一个自我选择机制，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对成本收益的考量是其进行区位选择的一个基本依据。企业区位选择的一个基本逻辑是，当企业在特定东道国投资所获得的收益（包括品牌提升、技术习得等隐性收益）高于外部区位成本（冰山运输成本、外来者劣势、贸易摩擦）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可以获得正的收益，会选择继续在该处投资或进一步深化投资模式；当企业在东道国投资所获得的收益低于外部区位成本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为负，就会选择退出这个区位，转向其他可供选择的区位。而影响企业在东道国收益与成本高低的因素主要包括企业自身的异质性因素（如生产率）和东道国因素。

有些研究认为，企业生产率与区位选择之间的联系在于，高生产率强化了东道国优势对企业收益的正向效应，弱化了东道国劣势对企业收益的负向效应，因为面对同样的东道国条件，高生产率的企业显然更能发挥市场规模、资源丰裕、投资保护政策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更容易从东道国获得反向技术溢出并将之转化为自身技术优势，也更有能力减少高进入成本和政治风险对企业利润的威胁。但上述观点能够解释高生产率的企业为何比低生产率的企业更容易进入某一特定东道国，却无法指导一个生产率给定的跨国公司如何在多个东道国之间进行选择，而在后一个问题上企业决策的困难之处，并不在于判断哪个东道国条件更优，而是在于判断哪个东道国的条件更有利于企业自身垄断优势的发挥，这就同时涉及企业自身因素和东道国因素两个方面。我们可基于资源基础论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对特定跨国公司而言，在海外市场发挥垄断优势需要企业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资源的共同支持，企业在决策过程中必须将这两类资源放在一起考虑，东道国条件在各方面必然是不均衡的，当东道国一方面条件有利于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发挥而另一方面条件不足时，跨国公司就会思考能否通过企业内部资源（如企业生产率），来弥补该方面的不足，使得投资能够继续。以市场规模为例，当东道国市场规模较小时，对生产率较低的公司来说，可能会因难以从有限的市场中获得足够的收益来弥补成本而放弃进入，但对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来说，即使市场规模较小也可能获得足以弥补成本的收益。因此，在区位选择问题上，本文认为，高生产率更大的意义在于，弥补了东道国资源的不足，削弱了东道国因素在区位选择决策中的影响，使得先前不那么具有吸引力的东道国也可能成为投资目的地。该观点也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如陈（Chen M X）等[ 2 ]基于法国企业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决策中存在自我选择机制，生产率较高的企业相对于生产率较低的企业更倾向于到投资环境不友好、市场规模不大、关税水平较低、固定投资成本较高的东道国投资，在控制企业与国家层面相关影响因素后，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企业生产率水平所带来的自我选择机制非常显著；朱荃等[ 6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相比于生产率较低的企业，生产率较高的中国企业更有可能在一些市场条件较差的国家进行投资。其内在逻辑是，对中国企业而言，市场规模较小、进入成本更高、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具有更高的临界生产率，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中国企业才能在该国投资，以避免过度竞争。

企业生产率除了对东道国因素的弱化外，同样也弱化了东道国与母国距离远近在区位选择中的影响。这种远近并不仅仅涉及地理距离层面，还涉及文化和制度距离层面。高生产率能够帮助企业克服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及其他距离因素引发的成本，降低距离因素的负面影响，实现更大地理范围内的投资。如企业产量较高，物流周期较短，那么远距离运输所产生的物流成本分摊到每件商品上必定会比产量较低、物流周期较长的企业要低，这就使得地理距离在企业区位决策中的重要性降低了。艾威（Aw B Y）等[ 9 ]对中国台湾地区企业生产率与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选择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在控制国家层面、产业层面、企业层面相关因素后发现，相对于中国大陆地区，美国在地理、文化、制度等各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在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前往美国投资的中国台湾地区企业其总体生产率水平要高于到中国大陆地区投资的中国台湾地区企业的水平，而生产率水平最高的企业能够同时到中国大陆地区和美国市场进行投资。肖慧敏等[ 10 ]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地理距离与企业生产率门槛值正相关，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一般选择进入母国周边市场，而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则更有可能投资于距离母国较远、市场需求较小的东道国。

企业生产率的上述效应进一步体现在企业可投资东道国的数量上，由于能够克服东道国各方面区位条件和距离较远的不足，高生产率的企业也就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若杉（Wakasugi R）等[ 11 ]基于对12 000家日本企业数据的考察发现，在美国和欧洲同时拥有投资项目的企业比只在美国或欧洲拥有投资项目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若杉等[ 12 ]基于对中国台湾地区企业的研究进一步发现，相对于投资目的地少的企业而言，企业投资目的地越多，越有效率。王方方等[ 3 ]基于广东省企业层面数據进行类似研究发现，企业生产率越高，其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数量往往越多。陶攀等[ 4 ]基于2003—2007年中国企业层面数据，探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并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进行实证检验。其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中存在自我选择效应，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能够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时企业生产率越高，其所投资东道国的数量越多。

综合上述理论分析与模型演绎，本文得出传统异质性理论在解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方面存在以下假设：

假设：在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区位决策问题上，企业生产率与东道国因素之间存在互补效应，在区位决策过程中，企业生产率的意义在于弱化东道国因素在决策中的影响，使跨国公司可以更多地根据企业自身内部资源进行决策，这就使得一些先前不具有吸引力的东道国也有可能成为投资目的地。

三、样本选取、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接下来，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验证我们提出的假设。

（一）样本选取

目前，研究中国企业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数据来源主要有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和国泰安中国股票市场交易（China Stock Market Accounting Research，CS？ MAR）数据库，这三个数据库数据易得性高，但在研究企业对外投资问题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比如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没有企业对外投资区位数据，《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没有企业相关财务数据，再如朱荃等[ 6 ]曾使用国泰安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下中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研究数据库中的关联公司基本文件来寻找海外子公司信息，我们在研究开始时也有过这样的思考，但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发现，存在企业年报明确报告了当年新设立了海外子公司而关联公司基本文件中却没有相关记录的情况，且这种情况多次出现，因此我们放弃了该方法。此外，也有一些研究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进行配对[ 13 ]，还有部分研究采用地方商务厅提供的数据或企业调研数据，从这些非公共渠道获得的数据指标更加丰富，与研究目的适配性往往更好，但获取难度较大、成本较高且样本量一般较少。

获得中国企业层面的海外投资数据非常困难，这也是导致该领域相关实证研究较少的一个主要原因。上市企业是中国现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且上市企业数据披露比较完整可信，本着数据可得性和准确性原则，本研究选择以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为确保本研究数据的完整性，我们采用最原始的方法手动查阅2002—2013年沪深两市2 585家A股上市公司的20 952份年报，从其中的上市公司子公司情况一览表中提取每一年每一家上市公司海外子公司的信息，主要包括子公司名称、投资所在地两项信息，同时通过国泰安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收集企业其他财务信息，整理汇总建立数据集。初步统计显示，观测期内，共有590家上市公司开展了1 891项海外投资项目（不含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国澳门、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百慕大群岛等，若包含则为3 655项）。开展海外投资的上市公司数量约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4，涉及东道国108个，几乎覆盖全世界主要的国家和地区。

（二）建立检验模型和数据结构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既受到东道国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企业异质性因素的影响，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多因素影响问题，而是一个特定企业条件下的方案选择问题，因此本文采用条件逻辑（C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该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研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该模型隶属于离散选择模型，能够形象地描述个体在每次选择中都会面临的多个方案的情形；另一方面，与其他离散模型相比，该模型不仅考虑了随方案改变不随个体改变的解释变量，而且融入了既随方案也随个体改变而改变的解释变量，与本研究主题相契合。

结合本研究，由于企业在投资决策中会同时面对n个东道国备选方案，因此企业每次投资都存在n个预期效用。假定企业i在t期投资j国的预期效用为Uijt，表达式如下：

式（1）中，X是一个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向量，其中既可包括仅随备选方案变化的东道国因素，也可包括企业异质性因素；β是要进行估计的系数，它衡量企业i在t期选择某国作为东道国的效用随X变动的情况；ε是随机误差项。企业必然会选择预期效用最大的东道国作为最终的方案，那么企业i在t期选择j国作为东道国的概率为：

如果式（1）中的随机误差项ε满足独立不相关的假设，也就是说企业i在t期选择各区位的概率不存在相互影响，那么设Yit代表企业i在t期的区位选择，则j国被选中作为东道国的概率可以表示如下：

这样，我们就可以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该模型的系数β进行估计。

基于上述模型，我们按照霍尔伯恩（Holburn G L F）等[ 14 ]的方法构造数据结构，将上述108个国家作为企业对外投资可能的区位选择集合，1 891项投资事件每项对应108种可能的区位方案，最终被选中的方案记为1，没有被选中的方案记为0，按照上文匹配后的数据共有204 228条包含“企业—年份—区位情况—是否选中”等信息的数据表。

（三）变量选取及测量

式（3）中涉及的变量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具体参见表1。

1.被解释变量：东道国被择判定

我们需要分析企业为何选择某东道国而非其他东道国作为投资对象，因此“企业—年份—区位情况—是否选中”条目中的“是否选中”即为我们要解释的变量，将之命名为“东道国被择判定”。

2.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是影响企业做出该判定的考量因素，主要是东道国因素。基于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选取东道国市场规模、自然资源丰裕度、工资水平、产业技术水平、进入成本、制度环境、投资保护政策、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制度距离、政治关系等11项作为解释变量列入考察范围。

本文采用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取实际GDP）来反映东道国市场规模；采用燃油和矿产出口占总出口比重来反映东道国自然资源丰裕度；采用人均GDP来衡量东道国工资水平；采用高科技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来反映东道国产业技术水平；采用世界银行出版物《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评价一国营商环境优劣的十项指标之一——创办企业的便利性来衡量该国进入成本；采用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数衡量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优劣，涵盖腐败监管、政府效能、政府稳定、监管治理、法律制度、民主自由权利六项指标，每项指标得分处于-2.5～2.5之间，本文取其平均值，得分越高，说明该国制度环境越完善；采用该国是否与我国签订有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 ty，BIT）来衡量东道国对我国投资企业的保护情况。对于地理距离，本文采用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即我国北京到各东道国首都直线距离的对数，数据来源于法国国际预测研究中心（CEPII）数据库。对于文化距离，基于霍夫斯泰德（Hofsted G）的国家文化模型，按照萨洛蒙等[ 15 ]的测度方法进行测量，对于部分数据缺失的国家，以地理邻近且宗教相同国家的数据补齐，如果仍然没有合适的国家，则退而求其次，以地理邻近国家的数据补齐。对于制度距离，借鉴文化距离的计算方法，通过衡量东道国和母国在腐败监管、政府效能、政府稳定、监管治理、法律制度、民主自由权利、市场自由度指数等七项指标上的差异化程度，来判定两國间制度距离的远近。其中，前六项数据参考全球治理指数，市场自由度指数来自《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年度报告》。对于政治关系，采用潘镇等[ 16 ]的测度方法进行测量。

最后，为避免各变量因量纲不一致导致回归系数过大或过小，本文对所涉及的全部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3.调节变量

根据上文分析，企业生产率在企业国际化区位决策中扮演着调节变量的作用。综合过去的文献，衡量企业生产率常用的方式主要有劳动生产率（LP）和全要素生产率（TFP）两种。其中，劳动生产率是一种单要素生产效率估计法，评估的是单个员工的产出情况，通常以企业增加值/企业从业人数来衡量；全要素生产率通常被解释为总产出中不能由要素投入所解释的剩余，这个剩余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及生产创新等。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的方法很多，这里我们采用列文森（Levinsohn J）等[ 17 ]提出的LP法来测算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步骤受篇幅限制不再展开，具体可参考袁堂军[ 18 ]、鲁晓东等[ 19 ]的研究。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为便于读者直观了解样本项目投资流向与东道国情况，我们统计了1 891个投资项目的地区分布情况（见表2）以及108个东道国的基本情况（见表3）。由表2不难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海外投资主要还是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在排名前十的东道国中，发达国家占了8席（利比里亚之所以排名靠前，主要是因为招商轮船在利比里亚投资注册了大量的船务子公司），且排名前十的国家累积投资项目数占到总项目数的60.6%，可见中国上市公司海外投资的区位分布还是比较集中的。由表3可以看出，东道国之间条件差别较大，导致中国对外投资在区位选择上又表现出一定的多元化。

（二）东道国因素的主效应检验

1.东道国因素的主效应

由表4可以看出，东道国市场规模是吸引对外投资企业的显著性影响因素，说明市场寻求是中国上市公司海外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东道国资源丰裕度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正向且显著，说明资源型对外投资也是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工资水平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正向且显著，对上市公司海外投资的具体项目进行观察不难看出端倪，上市公司中工业企业基于寻求海外廉价劳动力的投资明显偏少，而金融业、公共事业、房地产、商业等非工业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主要看重东道国的消费能力，因此倾向于向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投资，这也说明在中国上市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寻求廉价劳动力已经不再是主要目的。东道国产业技术水平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上市公司的海外投资带有很强的学习动机。进入成本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进入成本并不是上市公司海外投资区位选择考虑的重要因素，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任何一个海外投资项目对上市公司来说都是重大战略决策，与投资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收益相比，进入成本对上市公司而言微乎其微，并非企业海外投资考虑的主要因素。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很可能在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目的复杂，既存在大量以经验学习和技术学习为目的的学习型投资和为国内商品和服务寻求海外市场的市场型投资，也存在大量以获得战略性资源特别是自然资源为目的的资源型投资。其中，学习型投资普遍倾向于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市场型投资部分投向制度比较完备的发达国家，部分投向制度环境普遍较差的不发达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地区的第三世界国家（主要为之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型投资投向制度环境较差国家或地区的倾向更加明显，并由此导致回归系数显著性降低，如果对样本按投资目的进行分类，相信能够得出更加清晰的结论。双边投资协定（BIT）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在全样本分析中显著为正，说明双边投资保护协议的确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意愿。

2.东道国与母国的距离因素

东道国与母国地理距离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总体上不显著。总体而言，随着交通工具的快速发展以及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管理现代化，地理距离对企业日常运营的影响大大降低，特别是在金融业、商业等非工业领域，由于不需要大量的物资运输，地理距离的影响更小。东道国与母国文化距离对企业区位选择表现出较高的解释力，说明文化距离是影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东道国与母国制度距离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中国企业更加偏好到与我国制度距离较远的国家和地区投资，这可能与一般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不符。仔细观察数据不难发现，中国的制度环境得分并不高，多年来一直在-0.5分左右徘徊（总分为-2.5～2.5），与中国制度距离加大的国家或者是制度环境更差的亚非拉欠发达国家，或者是制度环境较好的欧美发达国家，中国对外投资的确对这两类地区情有独钟，很好地呼应了有些研究提出的中国企业的高风险偏好，也说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的确对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构成了挑战。东道国与母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对企业区位选择影响显著，回归结果表明，与东道国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大大提高了中国企业到东道国投资的概率。

（三）企业生产率的调节效应检验

如表4所示，分别检验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对东道国因素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对11项东道国因素中的10项产生了显著的调节效应。

我们再通过调节项回归系数的符号来看调节方向。除制度距离外，其他所有调节项的符号都与解释变量的符号相反，這意味着企业生产率的确放宽了对区位因素的要求。比如，对东道国市场规模的调节，由模型可知，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大小与企业选择该东道国进行投资的概率显著正相关。东道国市场规模每增加1%，企业选择该东道国进行投资的概率就增加0.412 7%，但企业较高的生产率水平可以放宽对这一因素的要求（表现为调节项系数显著为负，与原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相反），这就意味着，即使东道国市场规模不大，企业由于生产率较高，也能在该市场获取足够的利润，使得该东道国被选中的概率增加。再如，地理距离与企业选择该东道国进行投资的概率显著负相关，东道国与母国距离每增加1%，企业选择该东道国进行投资的概率降低0.027 4%，但企业较高的生产率水平可以削弱地理距离的影响（表现为调节项系数显著为负，与原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相反），使距离较远的东道国被选中的概率增加。这有力地支持了我们的理论假设。其他调节项作用效果类似，本文不再一一解释。

制度距离的调节效应方向之所以为正，一方面可能与样本和数据本身的问题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我们在变量测量时制度距离采用的是绝对值有关。实际上，如前文所述，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表现出两个极端，一类是比中国制度环境更加完善的欧美发达国家，另一类是比中国制度环境更差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两类东道国与我国的制度距离可能数值相同但情况却完全相反，并由此对最终调节效应的方向产生影响，该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四）稳健性检验

参照陈等[ 2 ]的做法，利用控制函数的办法来解决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之间可能存在的逆向因果关系，我们以与企业生产率相关、能够影响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却无法观测到的企业特征变量v作为式（1）中向量X的新增维度，代入条件逻辑（Clogit）模型。v由以下方程估计：

式（4）中，θit是企业i在t年的生产率，Zit是用来估计企业生产率的工具变量，采用的是该年与企业i位于同一地区的所有企业的平均生产率和与企业i位于同一地区且同一行业的所有企业的平均生产率。利用式（4）回归获得v后，以这一估计作为未观测到的与企业生产率相关的异质性代入第二阶段的回归中。回归结果参见表5。

由表5可知，将v加入估计函数后，生产率调节项的回归系数、方向和显著性与前文基本一致，说明确实是企业生产率而非其他未观测到的因素放宽了企业对东道国条件的要求，结论稳健。

五、结束语

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由东道国因素和企业异质性因素共同决定的观点已经得到学界普遍认可，但有关两者作用机理的研究尚未形成一致观点。本研究从理论分析入手，提出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问题上，跨国公司企业生产率与东道国因素之间存在互补效应，高生产率的意义在于弱化了东道国因素在区位决策中的影响，使跨国公司可以更多地根据内部资源来进行决策，这就使得一些先前不具有吸引力的东道国也有可能成为投资目的地。本文利用590家上市公司的1 891个海外投资项目数据证实了上述理论假设。

本研究从理论上为进一步认识企业异质性、东道国因素与区位选择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因为早期有些研究将企业异质性因素和区位因素放在同一层面作为前因变量来解释东道国被选择的概率，在理论上是解释不通的。本研究认为，企业异质性因素并不能跳过东道国因素直接作用于东道国选择，因为如果不考虑东道国的优势和劣势，东道国除了在名称上的差异外对企业来说并无区别。可以考虑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即所有东道国都具有同样的优势和劣势，那么企业无论具有怎样的异质性，都无法做出区位决策，而最多只能做出是否对外投资的决策。近年来有些研究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改为把企业异质性因素作为调节变量代入解释模型，且有些研究的实证结果已经证明了生产率异质性的反向调节作用，可惜未能进一步深入探讨其中的机理，因此本研究着重在这个方面做一个有益的补充。

从现实看，自2000年中央确立实施“走出去”战略，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同时并举互相促进的方针以来，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快速增长，2000年对外直接投资额仅为17.75亿美元，2018年就达到了1 298.3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但“走出去”并不等于“走进去”，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非一帆风顺，有些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对东道国市场与产业环境缺乏深入考察，盲目投资，结果导致经营困难，造成了较大的损失。《2016年企业海外财务风险管理报告》显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有效率的只占1/3左右，进一步考虑跨文化因素，只有不到20%的海外并购项目能够真正取得成功。因此，作为企业国际化扩张的第一步，在东道国选择问题上我们必须慎之又慎。通过本研究我们可以认识到，企业是否到一国投资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自身生产率水平，二是东道国因素。实际上，东道国因素，如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运输条件等客观上形成了一个生产率阈值（即进入门槛），一国劳动力成本越高，市场规模越小，运输条件越差，生产率阈值就越大，企業只有达到并超过这个生产率阈值才能进入该东道国并取得预期收益，否则无法赢利最终只能退出该东道国。因此，中国企业在进行国际化扩张的过程中应当意识到，是否进入一国并不是取决于自身的生产率水平，而是取决于自身生产率水平与东道国因素所决定的生产率阈值的比较，实际上对每个企业来说这决定了它的盈亏平衡点，企业只有经过评估，确认自身生产率水平超过东道国生产率阈值，能够在该国给定的条件下达到盈亏平衡点，才能进入该国投资。在所有备选国家或地区中，企业应选择利润空间最大的国家或地区作为最终的区位选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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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vity Heterogeneity，Host Country Factors，and Location Selection of Corporate OFDI

JIN Zhong-kun1and PAN Zhen2

（1.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hangzhou，Jiangsu213000，China；2.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46，China）

Abstract：In addition to considering the factors of host country involved in traditional location theory，concerning location selection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we must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s in heterogeneity factors such as enterprise productivity. However，consensus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host country factors and firm productivity in making the decision of location selection of corporate OFDI has not yet been reached，especially the role of productivity in the decision-making of location selection is vague and even disagreeable. After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using the data of 1，891 overseas investment projects of 590 listed companies，the authors find that Chinese listed enterprises prefer to invest in countries or regions that have large market scale，higher salary，richer resources，higher leve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shorter cultural distance，longer institutional distance，and better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cost of accession is not the main factors they considered；the impact of geographic factors has been weakened；and the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and the factors of host countries are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The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actually weakens the decisive value of the host country factors，which makes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to overcome the constraint of host country factors，and makes them to consider more on their internal resources. And this will make some host countries that previously not attractive enough to become a destination of OFDI.

Key words：enterprise heterogeneity；host country factor；location selection；regulation effect

收稿日期：2019-08-04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区位决策研究：基于异质性理论的视角”（17YJC630052）；江苏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境外研修计划、江苏高校“青蓝工程”培养计划、常州工学院“青年学者”支持计划

作者简介：金中坤（1984—），男，江苏省盐城市人，常州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商务；潘镇（1971—），男，江苏省镇江市人，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商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