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美建交40年来，两国经贸关系既有合作又有摩擦。特朗普执政后，以“美国优先”为宗旨，奉行贸易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采取加征关税、限制投资等经贸限制措施，单方面挑起中美经贸摩擦。从表面来看，中美经贸摩擦的起因是中美贸易逆差，美国经贸谈判的诉求是减少对华贸易逆差；但本质上，中美经贸摩擦不是简单的经贸之争，而是美国以冷战思维判断中国，视中国为强劲的战略竞争对手，打着贸易保护主义名头阻碍中国发展，是在位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崛起的遏制，是由于发展模式、意识形态、文化文明、价值观等差异所引发的世界领导权更迭之争。中美经贸摩擦在短期内可能是边打边谈，其逻辑演化的过程应是“磋商谈判—对抗升级—再磋商谈判—和平妥协或全面对抗”。因此，要客观、理性地认清美国的真实意图，进一步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开放引领，加强机制对接，推动贸易畅通高质量发展；坚持自主研发、科技创新，助推实体经济发展；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逐步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全面提升自身经济活力，以不变应万变，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引起的外部冲击。

关键词：中美经贸摩擦；中美关系；经济影响；“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F75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66（2019）09-0042-12

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持续蔓延，贸易与投资争端不断加剧，全球产业格局和金融稳定受到强烈冲击，世界经济运行风险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向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为发展中国家构筑完善的基础设施，为其经济腾飞创造良好的条件，致力于逐步解决全球经济发展与分配过程中的严重失衡问题，积极推动新一阶段的全球化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愿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创造世界经济更加美好的明天不懈努力[ 1 ]。

一、中美經贸摩擦的本质剖析

中美建交40年以来，两国关系一直错综复杂。1979年中美两国刚刚建交，当时中国国力相对较弱，为了联中抗苏，美国在军事、技术、商业方面给予了中国较为宽松的政策，有效地促进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快速发展；但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对华政策始终在“接触”“围堵”之间摇摆，中美经贸既有合作，又有摩擦，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逐步实行强硬的歧视性贸易政策，特朗普上台后，更是不断挑起中美经贸摩擦。

（一）中美经贸摩擦的本质

从表面来看，中美经贸摩擦的起因是中美贸易逆差。美国经贸谈判的诉求是减少对华贸易逆差，即要求中国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并通过加征关税减少美国自中国的进口。但由于中美经济结构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差异，决定了美国家庭和企业对产自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具有较高的依赖度，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加征关税阻挡来自中国的进口短时间很难见效。美国加征关税后，美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不减反增，如表1所示。

中美经贸摩擦的本质其实是美国对中国定位的转变，从美国官方的种种表象（如表2所示）看，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全面的挑战者，中美关系也已由合作转为全方位的竞争，这种竞争对立体现为政治制度、外交政策、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等多个层面的冲突[ 2 ]。

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认为只有美国才是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当今中国已是世界最大贸易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正在快速推进，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已有93个正式成员国，由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联合国决议、安理会决议，这一切彰显了中国对全球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贡献，中国正在参与制定或者重新改写国际规则。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升引起了美国高层的恐慌和美国政客的敌视，究其根源是美国以三种冷战思维判断中国，即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 3 ]。

1.对中美政治制度迥异所持的冷战思维

不同的政治制度可能是国家之间对抗和冲突的重要原因，美国常把具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视为竞争对手，这也是美国对华战略长期存在两面性和不确定性的根源之一。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反腐败与党内反寡头政治方面所制定的“集权式”顶层设计，被美国定性为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趋于固化，这可能引起更多国家效仿中国的政治体制模式，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形成了最大威胁与挑战。据《华盛顿观察周刊》2019年5月4日报道，美国国务院国家政策发展主任斯基纳领导一个工作小组正在拟定对华战略，首次将中国列为“异我文明”。

2.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持的冷战思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制度日渐成熟，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美国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将其定义为“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认为中国政府推行的“国家资本主义”迟迟不取消中国国内门槛，阻碍市场自由化的推进；中国政府在出口限制、产业补贴、强制技术转让、本地化采购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实行不当干涉行为，使得中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拥有对国外企业不公平的优势；中国利用巨大的国家资本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以此作为中国“外部扩张”的主要手段，其政治原则远高于经济原则。

3.对中国“新帝国主义”所持的冷战思维

美国从战略竞争的视角看待“一带一路”倡议，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与其对华战略定位同向同行，将中国塑造成“新帝国主义”和“国际扩张主义”。美国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已大大超出经贸合作的范畴，是利用不平等的金融交易使沿线国家欠下巨额债务，而中国则从中获得了政治优势，这将对受援国构成风险，并对美国在海外的战略利益造成损害。于是，美国方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调动各方资源实施针对性的行动，诋毁、抵制甚至妄图取代这一倡议，其逐渐升级的竞争性方案和破坏性行动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一大阻力。

（二）中美经贸摩擦剖析

1.中美贸易顺差记录在中国，真正获得更多利润的却是美国

特朗普政府以中美贸易逆差为借口，挑起了中美贸易摩擦。而事实上，中美贸易顺差记录在中国，真正获得更多利润的却是美国。许宪春、余航[ 4 ]从贸易总值统计、中美贸易不平衡贡献者、跨国利润转移、贸易增加值统计四个方面讨论中美贸易逆差问题，认为计价方式、转口贸易、贸易加成、旅行项目中包含货物等因素导致美国高估了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且中国对美迅速上升的服务贸易逆差缓解了双边贸易不平衡；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美国投资企业既贡献了很大一部分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还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中美贸易顺差记录在中国，但贸易背后的利益顺差多在美国，总体上双方实现了互利共赢。

2.美国要求中国更多地购买美国商品，但美国出口中国商品非常有限

美国出口中国的商品分为五大类，增幅非常有限。

（1）农产品，如大豆、玉米等。这类产品占到美国出口到中国产品中的20%左右。

（2）航空产品，如波音飞机等。但由于波音飞机近5个月内发生的两起空难，导致其信任度不断下降。

（3）洋垃圾。美国大量日用废弃品通过海运销往中国。李克强总理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进污染防治取得更大成效，严禁“洋垃圾”进入我国。

（4）电脑产品。美国苹果产品的制造已分包至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苹果公司向中国输出的不是制造业，而是服务业。

（5）汽车。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汽车主要是多功能运动车（SUV），如宝马、捷豹等，而这些本是欧洲的品牌，欧洲人在美国设厂，然后把汽车销售到中国，美国人的身份则是欧洲品牌代理商。

3.美国高技术对华出口管制是导致中美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根源

早在1996年，美國及其盟友签署了《瓦森纳协定》，决定从1996年11月1日起实施新的控制清单和信息交换规则。在《瓦森纳协定》中有两份清单，即军品清单与军民两用商品和技术清单，主要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设置了巨大障碍。

对照我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与《瓦森纳协定》，在11个重点领域的68项优先主题中，有9个重点领域的34项优先主题的相关研发重点受到《瓦森纳协定》军民两用产品限制清单的出口限制；在27项前沿技术的相关研发重点中，有15项在《瓦森纳协定》清单的出口限制范围之内；在民用领域13个重大专项的相关研发重点中，有9项受到《瓦森纳协定》清单的出口限制[ 5 ]。

美国智库研究机构相关报告显示，如果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放宽，对华贸易逆差可减少35%左右。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到要掌握核心技术，并指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最大的隐患，而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

综上所述，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贸易逆差无关。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4.美国认为中国崛起对美国形成了极大威胁

当前有相当一部分美国人认为中国是最强的经济体，已经是引领全球的经济体。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持续下降，尤其是在2012年美国推行重返亚太战略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而排除在外之后，对中国的负面印象不断加深。

（1）中国GDP占据全球比重不断增加。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GDP总量达到84万亿美元，美国继续稳居第一，达到20.5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比重的24%，相比2017年美国经济总量占全球24.4%进一步下降；中国GDP达到13.4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比重从2017年的15.4%增加到16%，中国经济总量已占到了美国经济总量的65.4%。而在2000年，美国GDP为10万亿美元，中国GDP为1.2万亿美元，中国经济总量仅为美国的12%。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美国人心理上的不适感与危机感越来越强烈，视中国为强大的战略竞争对手，这是中美经贸摩擦产生的根源之一。

（2）中国科技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2018年，美国仍以5 529.8亿美元研发投入保持全球第一，并同比增长2.86%，但其研发投入占全球投入的份额由10年前的33.3%缩减至25.25%。中国的研发投入持续强劲，2018年以4 748.1亿美元占到全球的21.68%。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9年7月在印度新德里发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的创新指数排名继续攀升，从2018年的第17位升至第14位，排名连续4年上升。

（3）中国六大类产品出口显著增长。全球制造业出口如纺织、金属、机械制造、化学、电子产品等六大类，尤其是电子产品，涉及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日本和美国出口急剧下滑，而中国一直保持稳步增长态势。美国认为中国在技术创新领域正在上升，大有取代美国之势。而实际上，虽然中国从2010年成为全球体量第一的制造大国，但是高端制造业还较为落后，制造业出口占据的多是产业链中低端部分，还没有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处处受制于美国。美国不但挑起中美经贸摩擦，还对我国科技企业、人才交流、技术引进等采取了层层加码的打压措施。

（4）“去美元化”的趋势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发展机遇。美国在服务领域的控制力虽有下降，但仍占据了全球主导性地位，而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发展明显不如制造业。有了金融服务这一利器，美国才能真正挥舞着制裁大棒到处恐吓别的国家，其背后的支撑是美元霸权体系，美国占据了全球性金融服务的主导地位，就控制了全球的经济[ 6 ]。美国恶意利用金融手段制裁、打压他国，迫使更多国家从国家安全和战略角度加快了“去美元化”进程。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希望加强在国际支付与清算领域的协调，在国际结算、支付、储备中降低美元比重，增加非美元份额，以此来减轻制裁的伤害。这种“去美元化”的趋势，为中国加强与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货币协作提供了有利的外在条件，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回望历史，美国当然不能容忍美元霸权受到挑战。萨达姆执政的伊拉克于2000年11月宣布石油贸易用欧元结算，美国联合英国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2018年3月，中国悄然推出了人民币原油期货交易，这与美国发动中美经贸摩擦时间节点刚好吻合。人民币原油期货运行一年多来，成交量和持仓量均稳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西德克萨斯（WTI）中质原油期货和英国布伦特（Brent）原油期货。

二、中美经贸磋商历程及经贸摩擦的走向

特朗普上任以来，以“美国优先”为宗旨，奉行贸易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挥舞着加征关税“大棒”，将自身利益诉求强加于他国。美国无视中国多年来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改善外资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不懈努力和取得的巨大成绩，对中国做出诸多不客观的负面评价，采取加征关税、限制投资等经贸限制措施，单方面挑起中美经贸摩擦[ 2 ]。

（一）中美经贸磋商历程

2018年9月，國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特别肯定了中美两国贸易对全球经济和中美经济的贡献，也坚决地回击了美国对中国贸易和产业政策的不实指控。2019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再次发表《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论证了由美国单方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对中美两国所造成的巨大损害，揭穿了美国在贸易磋商中多次出尔反尔的行为。中美经贸磋商历程如表3所示。

（二）中美经贸摩擦的走向

2019年5月，经历了十一轮的高级别中美经贸磋商后，双方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自2019年5月10日起，对2 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关税。2019年6月29日，在G20峰会期间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晤，中美双方达成共识，愿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美国承诺不再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新的关税。2019年8月5日，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双“破7”，美国财政部随即宣布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2019年8月13日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部分中国商品推迟至12月15日加征关税。回顾中美经贸摩擦的整个过程，中美双方均有达成合作意向的诉求，正所谓“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但中美经贸摩擦的起点是美国对出口至美国的中国商品实施的单边关税，中美重启了双边经贸谈判，加征的关税并未取消，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摇摆不定与反复变化，又大大降低了其外交可信度，因此，不排除中美经贸争端卷土重来、继续升级的可能性，中美之间的大国博弈，长期化、复杂化或将成为常态[ 7 ]，如图1所示。

1.渐进式修复和改善中美经贸关系

2019年6月17—21日、24—2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拟对华剩余3 000多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召开听证会，90%以上的与会代表反对加征关税；2019年7月3日，100名美国亚洲问题专家联合署名写给特朗普和美国国会一封公开信，表达对中美关系恶化的担忧，指责美国政府敌视中国并试图将中国与全球经济脱钩，有损美国国际角色和地位，伤害全球各国的经济利益。

美国西海岸的高科技企业对当前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经贸政策多数持不赞同态度，如禁止中国企业对美国科技公司投资、对中国技术出口设置种种限制、禁止与华为科技往来等引起的中美贸易争端升级。在美国高科技企业的游说与施压下，2019年6月29日特朗普宣布对华为解除部分限制，允许美国公司继续向华为出售零部件产品及其通用软件服务，这也代表着鸽派商界与鹰派政界博弈的阶段性胜利。

中美两国之间经贸摩擦将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两国关系未来可能呈反复的波浪形走势，随着两国政治与经济高层的利益博弈和磋商谈判，在经贸、科技等多个领域仍然存在着广泛的合作空间，中国广阔的市场容量对美商界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此，对话合作应该是永恒的主题，渐进式修复、改善中美经贸关系更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

2.警惕美国通过非经济手段瓦解他国商业巨头的行径

《美国陷阱》以自述方式陈述了这样一个事实：2013年4月，法国阿尔斯通公司的高管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在美国机场刚下飞机，即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以涉嫌在印度尼西亚项目中进行商业贿赂而被捕，美国以《反海外腐败法》为依据，实施长臂管辖，对阿尔斯通公司处以7.72亿美元罚款，其能源业务被竞争对手美国通用电气收购，法国自此失去了重要的工业资产。

美国1977年颁布的《反海外腐败法》提出：禁止一切针对国外企业、政府和政党的行贿行为。该法律条款最初目的是约束美国本国企业，1988年、1994年、1998年经美国国会三次修改后具备了域外效力，将所有使用美元支付的公司都纳入了管辖范围之内（甚至仅通过设在美国的服务器收发、存储邮件都要被美国管辖），让美国政府获得了干涉他国企业、发动经济战的“权力”。

华为在5G领域的领先地位严重影响到美国相关利益集团的地位，使得美国政府与企业产生了危机感，于是时隔5年多，皮耶鲁齐所遭遇的那一幕再一次上演。2018年12月1日，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被捕，理由是美国指控她违反了《制裁伊朗法案》。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政治行动，是美国动用国家权力对一家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政治追杀，试图通过扣押孟晚舟对华为形成震慑，逼迫华为像法国阿尔斯通公司一样迅速缴械投降。然而，令美国始料不及的是，华为不是阿尔斯通，中国政府更不是法国政府，在中美贸易摩擦逐步升级的形势下，中国政府仍然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利益，而华为也制定了备胎计划来应对美国的险恶用心。

3.中美经贸摩擦可能会全面升级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美国认为其全球霸权地位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特朗普执政的美国依然保持着商业资本主义扩张的本性，中美两国依然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政治制度差异，美国鹰派认为中国的发展将使世界经济局势朝二元化方向发展，在“自由贸易”无法维持美国攫取利益时，由美国单方面挑起的对华经贸摩擦呈现愈演愈烈之势，这与美苏冷战时期对苏联进行经济封锁非常相似。在1947—1991年间，以美国为首的美欧联盟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欧联盟，历经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在此期间，美国对苏联采取经济封锁、联盟对抗、军备竞赛等一系列的对峙行动，聚焦于争夺经济资源和全球地位，冷战发生的主战场在全球地缘热点、交通要塞以及资源分布集中地区，最终以苏联解体而告终。

以史为鉴，由美苏冷战预测中美经贸摩擦可能会全面升级。一是特朗普政府可能将中美之间的高额关税壁垒长期化，迫使国际产业链重组，实现中美经济脱钩。2019年前4个月，中国对美国出口萎缩12.75%，从墨西哥、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新兴经济体将得益于中美贸易纷争可见，美国利用加征关税达到国际产业链重组的企图已初步见效；二是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遏制中国获取核心硬科技的举措，加码对我国进行科技封锁。2018年11月，美国商务部公布一份清单对人工智能技术（AI）、芯片、机器人等新兴技术进行出口管制，中国是被限制国家之一，美国国会还通过了《外商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以阻挠中美两国之间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劳动力的合作，加大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打击力度；三是通过破坏中国形象、挑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阻止“一带一路”建设等提高政治施压级别。美国已开始积极布局对“一带一路”的围追堵截，調动各方资源展开针对性的行动，诋毁、抵制甚至妄图取代这一倡议，以阻止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四是美国将中国视为其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中美军事上的对抗可能会进一步升级与常态化。美国在巩固亚太同盟和发展防务伙伴关系时，防范和压制中国的意图明显，中美之间呈现出日趋紧张的地缘战略对峙，美国推行东海和南海争端的军事化，中美海空力量在第一岛链内形成了竞争性共存的态势[ 8 ]。

在美国政府长期宣传下，“中国威胁论”及“压制中国获得国家安全保障”等观点已经渗透到社会各领域，而且还在不断自我强化，并开始出现美国社会精英阶层达成共识的迹象。美国将中国的发展定义为与美国际地位之争，制定全面遏制中国发展的政策，努力形成限制中国发展的包围圈。中美之争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博弈，美国甚至认为，中国胜，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就会没落；美国胜，中国也会面临经济倒退、政局不稳、台海冲突失控等诸多问题。

因此，中美经贸摩擦在短期内可能是边打边谈，其逻辑演化的过程应是“磋商谈判—对抗升级—再磋商谈判—和平妥协或全面对抗”，打是为了在谈判中讨价还价，适当让步是为了争取最大的整体利益，斗而不破；随着中美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以及经贸竞争性的增强，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若管控失当，中美贸易摩擦全面升级，不排除后续扩大到金融战、经济战、资源战、地缘战等，美国可能将动用其二战以来建立的霸权体系，从贸易、金融、汇率、军事等方面全方位遏制中国崛起。中国要面对的不仅是贸易摩擦，还有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网络、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全方位综合实力较量[ 9 ]。中美两国之间的全面对抗和升级或许是无法避免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路上可能面临的问题。

三、中美经贸摩擦对中美及国际经济的影响

2017年8月美国启动单边色彩浓厚的“301调查”；2018年5月1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举行了针对中国的301关税清单公众听证会，7月6日对出口至美国的34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8月23日对出口至美国的16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9月24日对出口至美国的2 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2019年5月10日起对出口至美国的2 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还声称将启动对剩下的3 250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关税的相关程序。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对中美两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一）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2 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为25%，以及可能将对剩余的3 250亿美元中国出口至美国的商品进一步加征关税。海关总署2019年6月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受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2019年以来，中国对美进出口金额及占比降幅明显，美国已由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降至第三大贸易伙伴。2019年1—5月，中美贸易总值为1.42万亿元，下降9.6%。其中，对美国出口1.09万亿元，下降3.2%；自美国进口3 352.7亿元，下降25.7%。中国对美进口降幅远大于出口降幅。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按出口分类贸易价格弹性估算，美国对我国2 500亿美元输美商品加税后，出口将因此减少309.1亿美元，连带出口增速放缓1.2%，相应的GDP增速将放缓0.25%，若美国对中国剩余的3 000多亿美元输美商品加征关税至25%，与前两轮合计将减少出口569.8亿美元，拖累出口增速2.6%，进而使得GDP减少0.45%；分行业来看，通信设备、计算机及电子设备制造业等我国竞争优势不明显的行业价格弹性较大，而纺织业、塑料制品业等我国市场占比较高领域价格弹性则很低；从汇率来看，经贸摩擦再度升级，人民币汇率短期承压，连续快速贬值，目前已“破7”且继续下行风险增大，这可能将加剧资本外流压力。[ 10 ]

（二）中美经贸摩擦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由于受到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2019年前5个月，中国自美国进口3 352.7亿元，下降25.7%，中国对美贸易顺差7 506.2亿元，扩大11.9%。很显然，中国对美进口降幅远大于出口降幅，这也说明美国对中国商品更具需求刚性。中国输美商品主要为日用消费品和中端科技产品，越南、印度、中国台湾等虽能形成一定替代，但其经济体量较小，短时间内产业链难以形成大规模转移；而美国出口中国商品中的工业品基本可以从欧洲找到替代，农产品可以从拉美等地找到替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9年5月23日发布的《中美贸易紧张局势造成的影响》显示，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几乎完全”由美国进口商承担，进口商通过降低利润率来吸收部分关税成本，而大部分关税已转嫁给美国消费者，这对低收入家庭造成相当程度的损害。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总额为6 210亿美元，创2008年以来最高水平；货物贸易逆差高达8 913亿美元，增幅10.4%，创史上最高纪录；对中国大豆出口下降了50%，对中国的汽车出口也下降了20%以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结果显示，中美经贸摩擦给每个美国家庭带来831美元的额外支出。美国智库的研究表明，如果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全部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将使美国失去223万个就业机会。

中美经贸摩擦限制措施损害了美国工人、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并给美国就业带来压力。由此可见，特朗普旨在缩减贸易逆差的政策收效甚微，甚至起到了“南辕北辙”的反效果[ 11 ]。虽然当前美国经济正处于持久的扩张阶段，但不断扩大的中美贸易摩擦造成的后果可能会抑制企业支出，并可能导致制造业生产放缓，同时加征关税降低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进出口，可能导致企业推迟投资决策，减少资本支出，从而拖累美国经济增长。

（三）中美经贸摩擦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2019年1月19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布了《2019年世界经济分析报告》，其中提到六大变量正在影响未来世界经济走势，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中美贸易摩擦”。

1.将重塑世界贸易体系和价值链分工格局

自2018年4月中美经贸摩擦全面爆发后，由于双方相互加征关税而导致两国进出口贸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为了减少经贸摩擦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中美两国均采取商品进出口目的地转移、厂商迁址海外等应对措施。从中国出口结构来看，2019年1—5月，中国输美商品的减少主要由向欧盟、越南、中国台湾、墨西哥等国家与地区的出口增加所替代。从美国进口结构来看，2019年1—5月，对中国输美商品的减少主要由对欧盟、墨西哥、越南、中国台湾、韩国、印度等国家与地区的进口增加所替代。因此，有更多的国家受中美两国经贸摩擦的影响，其贸易份额和产业结构也发生了转变，贸易的区域化属性增强，全球产业链分工或重塑。

2.影响全球贸易增长率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2019年4月2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了《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报告，其中提到全球贸易增长率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全球贸易增长率2017年为4.6%，2018年为3%，预计2019年仅为2.6%，其主要原因是经贸摩擦升级和经济不确定性加剧。WTO呼吁其成员要遵守基于规则、非歧视性和公平的贸易体系，以促进贸易便利化，稳定国际经济关系，并充分发挥国际贸易在就业率、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中美经贸摩擦的加剧对中美两国及其他贸易伙伴都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如果新加征关税扩大到中美之间的所有贸易，可能会严重挫伤商业及金融市场情绪，扰乱全球供应链，预计将导致全球经济增长率下降0.33%[ 12 ]。

与此同时，美国在其他各领域与世界各国的博弈也开始升温，美国针对墨西哥、印度等国也开始使用加征关税工具，这都将给已经放缓的世界经济带来更大的压力。这一情况短期内仍然无法见到明显好转的迹象，未来数月世界贸易和资本市场还将需要应对更巨大的挑战。

四、中美经贸摩擦下我国的因应之策

2019年6月29日，在G20峰会上中美元首会晤，同意重启经贸磋商，解禁华为部分供货，并不再加征新的关税；2019年7月9日，美国政府表示将免除从医疗设备到关键电容器等110种中国商品的高额关税。从表面上看，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出现适度的缓和。但中美兩国的核心矛盾并未消除，以华为为例，美国仅同意对华为在不威胁美国国家安全领域内的产品向美国企业颁发供货许可证，但并未将华为从“不予许可”的交易“实体清单”中删除；对110种商品免税是由于对中国产的设备和零部件追加关税后导致其一部分企业收益大幅减少，迫于压力不得已而为之，对于中国暂缓加征新的关税是特朗普为了在大选中获得农业州的支持。而中国则坚持中美经贸摩擦的起点是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单方面加征关税，双方要达成一致协议，美国加征的关税必须全部取消的立场。因此，短期内中美经贸摩擦不会很快平息，和谈与对抗交替将成为常态。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加快改革创新以提升自身经济活力，才能以不变应万变，成功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引起的外部冲击。

（一）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面对美国对中国“新帝国主义”和“国际扩张主义”的无端指责，中国早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就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在中共十九大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特别强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崇高理想，更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和历史使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倡导在世界现代性的发展方式上坚持“以人类为本”，发展格局上坚持“和而不同”，发展目标上坚持“共享共赢”，在道路、理论与制度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全球化的全面超越[ 13 ]。

美国鹰派政客一再抹黑“一带一路”倡议，称“中国的‘一带一路’让多个国家陷入了债务危机，中国利用债务陷阱达到其政治目标”。而真相是，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阴云”密布、全球范围内经贸摩擦骤然增多、世界经济增速下滑的大环境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量快速上升。2018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4.62万亿美元，增长12.6%，其中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1.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3%，高于同期中国外贸增速3.7个百分点，占外贸总值的27.4%。2019年2月，美国智库全球发展中心网站发布一项研究预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额2019年将增长1 170亿美元，对中国来说这将意味着出口增加560亿美元，同时中国还将从约80个国家多进口价值610亿美元的商品，这将使2019年全球贸易增加0.3%[ 14 ]。

“一带一路”建设聚焦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简称“五通”），经过五年多的夯基垒台、立柱架梁，中国与沿线国家政治互信不断增强，政策环境进一步优化。中国加大对外直接投资，使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迅猛发展，经济结构趋于合理化，在降低失业率和沿线区域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

（二）坚持开放引领、加强机制对接，推动贸易畅通高质量发展

美国一直在炒作中国市场不够开放，指责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破坏国际贸易体系。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不仅符合自身国情，也认真履行了国际承诺；中国融入国际贸易体系不仅使自身受益，也使国际社会受益；中国不仅是国际多边贸易体系的坚定捍卫者，也是积极促进者。

1.支持自由贸易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

多边贸易体制的原则是非歧视性、自由贸易、可预见性、促进公平竞争、鼓励发展和经济改革，其目的是使贸易尽可能地自由进行。发达经济体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同时也面临着传统产业空心化的挑战，以美国为首掀起了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已逐渐形成气候。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经济形成了巨大的负面冲击，打乱了全球供应链条、增加进口成本、削减全球贸易量、打击商业和消费信心、造成金融环境紧缩，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中国始终坚持开放引领，支持自由贸易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从激发进口潜力、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深入发展等五个方面推进扩大开放，持续降低贸易投资壁垒，建立健全贸易投资促进机制，签署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促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截至2019年6月底，中国已与25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17个自贸协定，自贸伙伴遍及欧洲、亚洲、大洋洲、南美洲和非洲，目前还在与多个国家进行自贸协定谈判或升级谈判[ 15 ]。

2.加强机制对接，推动贸易畅通高质量发展

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五通”之一，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因此，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以互利共赢为基础，合作方应按照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和标准，加强各国之间经贸政策对接，推动贸易畅通高质量发展，惠及区域乃至全球更多产业和更广泛区域。中国已与83个国家签署了贸易畅通协议，與“一带一路”沿线54个国家签署了税收协定，与全球600多个主要港口建立航线联系，截至2019年6月底，我国参与34个国家42个港口的建设经营，海运服务已经覆盖“一带一路”沿线所有的沿海国家[ 16 ]。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领域广泛，沿线国家政策法规差异较大，应大力提倡合作国共同遵守WTO的《贸易便利化协定》，加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推动海关、税务、交通运输、资金结算等多领域之间的标准衔接，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多途径培育贸易新增长点，拓展服务贸易，持续推进“一带一路”跨境电子商务，支持外贸企业转型发展，在国际双边、多边合作中倡导推动绿色投资，发展绿色金融；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吸引更多国家与地区、国际组织和企业参与，充分发挥多方优势，将优势产能、先进技术和实际需求有效对接，不断拓展合作领域、优化开放布局。

（三）坚持自主研发、科技创新，助推实体经济发展

中美经贸摩擦的持续升级，使中国人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大学教育、关键核心技术、军事实力等领域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当前，中国经济繁荣更多的是基于科技应用，而核心硬科技研发存在着明显的短板，更要厘清中美经贸摩擦本质是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征收高额关税，遏制《中国制造2025》强国战略的推进。以“中兴事件”为例，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以中兴违反了美国限制向伊朗出售美国技术的制裁条款，禁止美国公司7年内与中兴开展任何业务，包括软件、技术、芯片等，导致中兴陷入困境，经过国家层面的多次斡旋，最终结果是中兴付出了14亿美元的罚款和董事会及全部高层离职换得解除禁令，这是一代中国“缺芯”企业的求生缩影。因此，必须坚持自主研发、科技创新，拥有自主品牌和核心硬科技，开启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将核心硬科技的研发全面纳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制定国家层面的硬科技发展战略，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原创性成果，列为国家“刚性”支持计划；加快核心硬科技合理布局，夯实发展平台和基础条件，形成核心硬科技的生态体系，建立健全核心硬科技发展的长效机制；完善核心硬科技发展政策、优化环境，强化符合科技创新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系，优化扶持方式，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促进核心硬科技的转化和应用，助推实体经济发展[ 17 ]。

（四）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逐步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

美国霸权主义的底气，主要来源于武器装备和美元无以撼动的国际化地位。截至2019年6月底，美元在全球跨境支付、全球外汇交易中占比均超过40%以上，在全球储备资产中的占比超过60%以上，依然雄霸天下。随着中国的科技与经济发展和国际声誉提升，人民币也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确定为官方结算货币。从2016年10月起，人民币正式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占比达到10.92%，排在美元与欧元之后，名列第三，已超过了日元与英镑。这表明人民币在全球市场的吸引力显著提高，人民币国际化地位获得了进一步的实质性确认。但从金融市场维度来看，中国与美国在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与流动性方面依然有着较大的差距。

因此，为了确保中国经济能够在未来10年继续保持相对快速增长，一要尽快推动国内经济结构性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服务业对民间资本的加快开放、更具包容性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经济增长率；二要加强防范化解金融重大风险，要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进一步积累，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三要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让人民币汇率在更大程度上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四要大力发展人民币作为国际计价货币的功能，进一步发展人民币计价的国际性大宗商品市场；五要加大国内金融市场向国外机构投资者开放的力度；六要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鼓励人民币跨境使用，培育沿线国家对人民币的真实需求[ 18 ]。

中美经贸摩擦不是简单的贸易之争，而是美国打着贸易保护主义名头对中国的遏制，是新冷战思维引发的在位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崛起的遏制，是由于发展模式、意识形态、文化文明、价值观等差异所引发的世界领导权更迭之争。我们要客观、理性地认清美国的真实意图和底牌，客观、正确地采取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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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sence of China-US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s

DU Yong-hong

（Xijing University，Xi’an，Shaanxi710123，China）

Abstract：Over the past 40 year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US diplomatic relations，there are both cooperation and frictions in th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 Since the Trump took the office，America takes“America First”as the principle，pursues trade unilateralism and protectionism，adopts such measures as additional tariff and limitation on investment，and triggers trade frictions. On the face of it，the reason of the trade friction is the trade deficit between China and US；but in essence，the trade friction is not simple trade competition，but that the America，who has taken cold war as the way of thinking，views China as the strong strategic rival，and tries to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by holding trade protectionism as the flag；and this trade friction is the fight for leadership of the world which aroused by the differences in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pattern，ideology，cultural civilization，and value. The logic evolution process of this trade friction should be“negotiation–confronting upgrading–negotiation again–peaceful compromise or overall confronting”. So we should，first，objectively and rationally understand the real intention of America，further champion the idea of“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and deep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second，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opening up，strengthen institutional connectivity，and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trade development；third，we should adhere to independent innovation，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al economy；fourth，we should accelerate RMB normalization，and gradually establish the efficient supervision coordination mechanism；and fifth，we shoul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economic vitality，maintain the status quo to deal with the external impact brought by trade friction.

Key words：China-US trade friction；China-US relation；economic impact；the Belt and Road；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收稿日期：2019-08-15

作者簡介：杜永红（1969—），女，陕西省西安市人，西京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