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文进　何爱芹　黄时华

摘要 目的：探讨男性服刑人员人际信任与人格特质、社会支持的关系。方法：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和人际信任量表（ITS）对188名男性服刑人员和155名对照人员进行调查。结果：男性服刑人员在ITS量表中对父母信任因子、SSRS量表中社会支持总分和主观支持因子、EPQ量表中精神质P和掩饰性L因子上得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男性服刑人员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人格特质P和N呈正相关，与人格特质E和L呈负相关，对照组人际信任与人格特质N和主观支持相关显著，与其他因子相关不显著；男性服刑人员的人格特质P对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的调节作用显著。结论：男性服刑人员对社会支持的主观感受少、对父母信任度低；男性服刑人员人格特质P能调节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间的关系，高精神质男性服刑人员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正向预测作用更强。

关键词 男性服刑人员；人格特质；社会支持；人际信任；调节效应

分类号 B848

犯罪学家康均心和张晶（2004）从信任的角度解释犯罪，认为犯罪反映的是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张和冲突，在更深层次上实际反映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不信任关系。人际信任缺乏，就容易引起人际关系紧张，导致冲突，生成犯罪。增进人际信任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提高个体的社会支持，不少研究也证明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呈正相关，即，个体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对社会及其他个体的信任度就越高（谭雪晴，2008；池思晓，龚文进，2011）。但是，杨菲菲和黄欣（2011）、金艳玲和顾昭明（2010）研究发现，研究生的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即，社会支持越高，人际信任越低。这些不一致的研究结果提示个体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的关系可能受到个体文化水平、社会地位、性格因素等的影响，丁道群和沈模卫（2005）的研究就发现个体的人格特质会影响其对社会支持的感知。那么，提高服刑人员的社会支持系统能否达到显著提高其人际信任的效果？同时，这种效果如何受到人格特质的影响？这些问题至今仍没有明确的答案。如何有针对性地对不同人格特质的服刑人员开展帮教活动，使得其社会支持系统的力量能够最大化发挥，从而减少人际冲突，提高再社会化程度，是公检法系统心理矫治工作者们在实际工作中最为关心的问题。因此，本研究引入人格特质变量，探讨服刑人员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的关系，为完善监狱系统心理矫治工作以及为社会各界人士合理开展帮教活动提供建议。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服刑人员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抽取广东省某监狱同一监区所有服刑人员作为被试，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8份。其中，年龄最小者20岁，最大者59岁，平均年龄为31.9±7.7岁；来自城市的29人，农村的159人；独生子女37人，非独生子女151人；文化程度方面，小学19人，初中137人，高中及以上32人；初犯177人，累犯11人；已婚44人，未婚144人。

对照组采用最大限度配对法随机选取广州市番禺区高校保安、流动商贩、建筑工人和佛山南海区部分工厂男性被试为调查对象，采取逐个询问和问卷派发的方式发放了2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55份。其中，年龄最小者17岁，最大者53岁，平均年龄为28.6±7.2岁；来自城市的25人，农村的130人；文化程度方面，小学7人，初中45人，高中及以上103人；独生子女17人，非独生子女138人；未婚82人，已婚73人。所有被试均无明显精神障碍。

1.2工具

1.2.1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uoneaire，EPQ）

该问卷共88道题，有内外向（E）、神经质（N）、精神质（P）、掩饰性（L）四个分量表。每个题目以“是”或“否”作答。

1.2.2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

该量表由10个条目组成，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量表得分越高，表明社会支持水平越高。该量表重测信度介于0.73～0.89之间。

1.2.3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Rating Scale，ITS）

该量表共25道题，包含对父母的信任和对社会及无关者的信任两个因子，采用五级评分法，总分介于25分（信赖程度最低）到125分（信赖程度最高）之间。量表分半信度为0.76，间隔3个月重测信度为0.68。

1.3统计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分析。统计方法包括数据的描述性分析、t检验、皮尔逊积差相关、回归分析和调节效应检验。

2.结果

2.1男服刑人员人际信任概况

服刑人员人际信任总分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犯罪类型、年龄、生源地、婚姻状况、刑期、初（累）犯在人际信任总水平以及对父母的信任因子和对社会及无关系者的信任因子的水平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独生服刑人员人际信任总分和对社会及无关者因子信任得分显著低于非独生服刑人员（t=-2.30，p<0.05；t=-2.18，p<0.05）。另外，不同文化水平男服刑人员人际信任总分和对社会及无关者信任得分均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对父母的信任上存在显著差异，F（2，29.7）=3.54，p=0.031，n2=0.037，小学组文化程度服刑人员对父母的信任度显著高于初中组和高中组文化程度服刑人员。

2.2男性服刑人员与对照组人际信任、人格特质和社会支持的比较

从表1可知，服刑人员在ITS量表中对父母的信任显著低于对照组；在EP0量表中的精神质P、掩饰性L上的得分虽然均低于对照组，但P、N得分显著高于常模得分（E=10.63，N=11.26，L=12.17，P=5.96，p<0.001）（李瑶，等，2011）；在SSRS量表中的社会支持总分和主观支持得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其他因子均无显著差异。

2.3人际信任与人格特质、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

由表2得知，服刑人员人际信任与人格特质E、L呈显著负相关，与P、N、社会支持各因子均呈显著正相关，但对照组人际信任只与神经质N和主观支持得分相关显著，其他均不显著。

为进一步考察精神质P的调节作用，根据服刑人员在精神质维度的得分将其分为高低两组，将得分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以上的服刑人员划分为高精神质组，将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以上的划分为低精神质组。分别对两组样本进行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精神质组中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解释权重高达32.8%（卢=0.59，t=4.74，p<0.001）；低精神质组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解释权重有28.2%（B=0.54，f=4.59，p<0.001）。说明随着个体精神质得分增加，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预测力度提高，精神质P在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之间具有调节效应，精神质P得分越高的服刑人员，其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正效应越强。

2.4服刑人员人格特质对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关系的调节作用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正向预测并不稳定，提示人格特质可能是其中的调节因素。因此，本文对人格特质对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的调节作用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直接效应为33%（F=96.2，p<0.001）。进一步做调节效应检验，依次将人格特质各因子E、N、P、L作为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之间的调节变量，社会支持作为自变量，人际信任作为因变量，按照温忠麟、张雷和侯杰泰（2006）提出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见表3。对所有数据进行去中心化，然后将社会支持和精神质P的乘积项作为两者交互作用项纳入回归模型做层次回归分析，第一层为精神质P和社会支持，第二层为精神质P、社会支持和两者交互项，每一步回归模型中各变量的回归系数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精神质P与社会支持的交互作用对人际信任的回归系数有统计学意义（t=2.69，p<0.01），说明精神质P对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效应。

3.讨论

本研究发现，男服刑人员总体人际信任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但是对父母的信任水平很低；男服刑人员社会支持中的主观支持因子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说明他们很难感受到来自外界的帮助。服刑人员对父母信任水平和主观支持感受度低与其家庭原因密不可分，李瑶等人（2011）的研究表明，服刑人员反社会人格与童年时期的创伤经历有关，童年时期父母的暴力、冷漠、抛弃等不良行为都会严重妨碍亲子信任，阻碍个体健康人格形成。家庭关系不良导致人格障碍及对亲密关系缺乏信任，进而无法建立起以亲人为核心的社会支持系统，还会带来对社会及人际关系的普遍不信任（程利娜，2013）。因此，帮助服刑人员改善家庭关系对提高其社会支持水平、改善人际关系有益。

对服刑人员的人格特质进行分析发现，男服刑人员P分和L分虽然低于控制组，但P分和N分都显著高于常模，特别是P分几乎是常模的2倍。N分数高者常表现出焦虑、担忧、郁郁不乐，遇到刺激会有强烈的情绪反应，以至出现不够理智的行为；P分高者常孤独、不关心他人，难以适应外部环境，不近人情、感觉迟钝、与他人不友好、喜欢寻衅搅扰、喜欢干奇特的事情并且不顾危险。研究结果揭示出男服刑人员存在一定的人格偏离，多表现出个性情绪更易失控、缺乏同情心和罪恶感。

对服刑人员社会支持、人格特质和人际信任三者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社会支持能直接预测人际信任，但加入人格特质P作为调节变量后，回归模型拟合度尺。增加，模型解释度更好，说明人格特质能调节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间的关系，高精神质服刑人员社会支持对其人际信任的正向预测作用更强。研究结果表明，对于高精神质的服刑人员，他们可能看起来孤独不合群，但他们内心更加渴望得到社会支持，且获得社会支持后更有助于他们提升人际信任水平。监狱工作人员和社会帮教人员都应该更加关注这部分群体，帮助他们加强社会支持系统，这对促进其再社会化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