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洪　李赛　杜亚灵

摘要： 将社会资本引入风险分担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关系模型，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方法对选定的42个工程项目所获取的156份有效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合理的风险分担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高水平的社会资本情境下，合理的风险分担更有利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提高；相比共同语言，网络强度和信任对风险分担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更为显著。

关键词： 社会资本；风险分担；工程项目管理绩效；调节效应

中图分类号：F283；F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2-0061-05

1 引言

合理的风险分担在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缩短工期和提高效率。长久以来，它被认为是提高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重要途径之一[1]。然而，在工程实践中却存在着与此相悖的现象：某些工程项目并无严密的合同或先开工后补合同、不断地补充修正合同却成功地实现了项目目标；相反，一些采用了完备合同进行风险分担的工程项目，却出现工程项目管理绩效不高甚至项目失败的现象[2]。针对这种现象，有必要重新分析风险分担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关系。

现有相关理论指出，风险分担与工程项目绩效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正相关或负相关[3]，为了更好地理解风险分担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关系，需要考虑工程项目所处的情境，特别是合同双方的社会资本[4]。据此，本文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研究风险分担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影响，试图寻找通过风险分担提高项目管理绩效的增值途径，以促进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进一步改善。

2 理论基础

2.1 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指标体系

基于H John Bernardin和 Jeffrey S Kane等学者对绩效的研究，本文认为工程项目管理绩效主要是指项目结果，与经济贡献及利益相关者满意度的关系最为密切。现有研究将工期、成本与质量作为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关键评价指标已经得到普遍认可[5]，但也有学者，如R G Koelmans（2004）和杜亚灵[6]等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指标体系进行了拓展，将安全文明施工、最终用户满意度和第三方关系等作为评价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将工程项目管理绩效划分为工期、成本、质量、安全文明施工、最终用户满意度以及第三方关系6个指标。

2.2 风险分担的指标体系

随着当今工程项目复杂性提高、参与方增多、风险巨大等特征的变化，风险分担在建设工程领域日益受到重视。风险分担是以合同为纽带、贯穿于项目交易全过程的复杂制度设计，合理的风险分担是合同双方博弈所达到的一个相对稳定状态，能够通过合理的风险分担为工程项目管理预设治理依据，有效地规范合同双方后期的履约行为，提高交易效率。有关风险分担测度的文献将风险分担具体分为：风险分担的完备性、合理性、 公平性、补充性、调适性和可执行性6个评价指标[4，7]。

2.3 社会资本的维度划分

社会资本是企业通过合同双方的关系网络所能获得的现实和潜在资源的总和（Bourdieu，1985）。现有研究认为，它可以从结构、关系和认知3个基本维度来理解（Nahapiet和Ghoshal，1998）。因为社会资本的内容非常宽泛，3个维度的内涵也很丰富，因此可以在多种研究领域中应用，并逐渐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伞式概念。为了便于研究和简化分析，基于Tsai和Ghoshal（1998），Yli-Renko（2001）和柯江林[8]等人的研究，本文将合同双方的社会资本划分为网络强度（结构维度）、信任（关系维度）和共同语言（认知维度）3个维度。

3 研究假设

3.1 风险分担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关系

合理的风险分担有利于改善工程项目管理绩效，这一观点最早被Levitt和Ashley（1980）所论述。他指出工程项目中合理的风险分担能够节约大量项目费用和时间，并逐步成为工程项目管理界相对公认的基本观点，受到普遍认可。之后，不少学者又对此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如Frederick（2002）提出合理的风险分担应使各参与主体承担风险的总经济成本最小；F Ahwireng-Obeng和J P Mokgohlwa（2002）提出合理的风险分担能够最优地实现对 合同双方的激励，确保工程项目的高质量交付。Hayford O （2006）指出合理的风险分担能够以更低廉的价格实现更高质量的项目成果。由此可见，风险分担能够改善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部分关键指标，贡献于工程项目的管理绩效。但工程项目管理绩效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其多个指标之间也是相互关联甚至此消彼长的，有必要将其视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其受到风险分担影响的作用机理。

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分析了风险分担对工程项目绩效的积极影响，如M Loosemore和C S McCarthy认为合理的风险分担有利于建设项目的和谐、效果与效率的实现[1]；Xiao-Hua Jin（2009）指出工程项目的管理绩效明显依赖于风险分担是否合理。显然，以上研究都只进行了定性分析，然而理论上得到的结论在工程项目实践中往往会出现偏差甚至背离的现象，因此迫切需要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改善路径进行实证检验。

基于上述分析，风险分担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整体及其部分关键指标均有着不可忽视的正向影响，本文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H1：合理的风险分担对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3.2 社会资本的调节效应

社会资本能够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对合同双方的交易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9]，尤其在面对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风险时，相对于严肃的合同约束，社会资本能够起到补充作用，提高风险分担作用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效率和效果，贡献于实现有效交易（Jurong Zheng，2008）。杜亚灵认为社会资本是工程项目所处的特定客观情境，会影响风险分担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作用效果[4]。Eric和Jessica提出社会资本关系维是对风险分担契约维的补充，是实现治理均衡的关键，有利于项目的成功[10]。由此可见，社会资本对风险分担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关系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endprint

特别地，网络强度通过合同双方持续的互动关系，能够加强彼此的了解、发展出共同的行为标准，减少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纠纷（Hamel，1991），有利于双方合作效率的提高；信任在很多方面能够限制自利行为（Uzzi，1997），抵消合同双方对彼此机会主义行为的担心，降低由于高度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使合同双方能够在共同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措施对风险分担进行调整，强化交易主体对问题解决的双边适应性，进一步支持合同在项目管理中的使用（梁永宽，2008），进而为合同双方的合作关系提供保障；共同语言是合同双方进行交流的基础，能够通过项目成员的预先知识储备促进合同双方知识和信息的获取、传递、吸收和利用，减少合同双方交流过程中的信息误导，为企业顺畅地进行交互作用提供保障（Weher等2003）。

尤其，工程项目具有建设周期长、不确定因素多的特点，即使进行风险分担谈判的时间再长，各项条款规定再明确，也不可能包含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所有状况。而高水平的社会资本有助于形成有关处理不确定性的柔性规格和程序，当不可预见事件发生后，合同双方能够通过相互调试而维持双方的交易关系[11]，以提高工程项目的交易效率。因此，本文认为社会资本（网络强度、信任及共同语言）对风险分担与项目管理绩效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并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H2：社会资本正向调节风险分担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间的关系。

H2a：网络强度正向调节风险分担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间的关系。

H2b：信任正向调节风险分担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间的关系。

H2c：共同语言正向调节风险分担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间的关系。

3.3 待证模型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风险分担和项目管理绩效视为一个整体框架，以动态发展的思想来进行统筹安排与设计，并引入社会资本，[JP3]构建了社会资本对风险分担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间关系具有调节效应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PS，BP#]

4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4.1 量表开发

本文中相关变量的度量题项如表1所示。具体包括：①自变量：基于杜亚灵[4]和赵华[7]的研究，设置了6个题项度量风险分担；②调节变量：基于Nahapiet和Ghoshal（1998）和柯江林[8]的研究分别设置了4个题项度量网络强度和共同语言，基于Y li-Renko等（2001）和高展军[12]的研究，设置了3个题项度量信任；③因变量：基于R G Koelmans（2004）和杜亚灵[6]的研究，设置了6个题项度量工程项目管理绩效。所有题项均用5点李克特量表进行度量，1表示非常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

4.2 数据的获取

基于在天津、北京、河北和山东选定的42个工程项目，课题组通过电子邮件和上门访问的方式，共发放调查问卷200份，回收问卷182份，剔除无效问卷和数据缺失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56份。受访者中，80%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417%为高层管理者；受访者的平均工作年限为65年。因此，填卷人员对其所在企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能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相关信息。

4.3 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文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并分别对各[JP3]潜变量进行信度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Cronbachs α系数、 KMO值和组合信度（CR）均高于0 70的建议标准，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水平。运用LISREL870对所有变量做验证性因子分析，[JP3]结果显示，各度量指标标准化因子荷载均大于04的建议标准，χ2/DF等于3，NNFI、CFI和IFI均大于09，NFI接近09，各项指标均达到可接受的水平，可见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比较各变量的AVE和相关系数（见表2）后发现，各变量的AVE算术平方根均显著大于因子相关系数，说明量表具有明显的区分效度。

特别地，网络强度通过合同双方持续的互动关系，能够加强彼此的了解、发展出共同的行为标准，减少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纠纷（Hamel，1991），有利于双方合作效率的提高；信任在很多方面能够限制自利行为（Uzzi，1997），抵消合同双方对彼此机会主义行为的担心，降低由于高度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使合同双方能够在共同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措施对风险分担进行调整，强化交易主体对问题解决的双边适应性，进一步支持合同在项目管理中的使用（梁永宽，2008），进而为合同双方的合作关系提供保障；共同语言是合同双方进行交流的基础，能够通过项目成员的预先知识储备促进合同双方知识和信息的获取、传递、吸收和利用，减少合同双方交流过程中的信息误导，为企业顺畅地进行交互作用提供保障（Weher等2003）。

尤其，工程项目具有建设周期长、不确定因素多的特点，即使进行风险分担谈判的时间再长，各项条款规定再明确，也不可能包含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所有状况。而高水平的社会资本有助于形成有关处理不确定性的柔性规格和程序，当不可预见事件发生后，合同双方能够通过相互调试而维持双方的交易关系[11]，以提高工程项目的交易效率。因此，本文认为社会资本（网络强度、信任及共同语言）对风险分担与项目管理绩效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并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H2：社会资本正向调节风险分担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间的关系。

H2a：网络强度正向调节风险分担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间的关系。

H2b：信任正向调节风险分担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间的关系。

H2c：共同语言正向调节风险分担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间的关系。

3.3 待证模型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风险分担和项目管理绩效视为一个整体框架，以动态发展的思想来进行统筹安排与设计，并引入社会资本，[JP3]构建了社会资本对风险分担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间关系具有调节效应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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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4.1 量表开发

本文中相关变量的度量题项如表1所示。具体包括：①自变量：基于杜亚灵[4]和赵华[7]的研究，设置了6个题项度量风险分担；②调节变量：基于Nahapiet和Ghoshal（1998）和柯江林[8]的研究分别设置了4个题项度量网络强度和共同语言，基于Y li-Renko等（2001）和高展军[12]的研究，设置了3个题项度量信任；③因变量：基于R G Koelmans（2004）和杜亚灵[6]的研究，设置了6个题项度量工程项目管理绩效。所有题项均用5点李克特量表进行度量，1表示非常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

4.2 数据的获取

基于在天津、北京、河北和山东选定的42个工程项目，课题组通过电子邮件和上门访问的方式，共发放调查问卷200份，回收问卷182份，剔除无效问卷和数据缺失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56份。受访者中，80%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417%为高层管理者；受访者的平均工作年限为65年。因此，填卷人员对其所在企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能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相关信息。

4.3 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文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并分别对各[JP3]潜变量进行信度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Cronbachs α系数、 KMO值和组合信度（CR）均高于0 70的建议标准，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水平。运用LISREL870对所有变量做验证性因子分析，[JP3]结果显示，各度量指标标准化因子荷载均大于04的建议标准，χ2/DF等于3，NNFI、CFI和IFI均大于09，NFI接近09，各项指标均达到可接受的水平，可见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比较各变量的AVE和相关系数（见表2）后发现，各变量的AVE算术平方根均显著大于因子相关系数，说明量表具有明显的区分效度。

特别地，网络强度通过合同双方持续的互动关系，能够加强彼此的了解、发展出共同的行为标准，减少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纠纷（Hamel，1991），有利于双方合作效率的提高；信任在很多方面能够限制自利行为（Uzzi，1997），抵消合同双方对彼此机会主义行为的担心，降低由于高度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使合同双方能够在共同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措施对风险分担进行调整，强化交易主体对问题解决的双边适应性，进一步支持合同在项目管理中的使用（梁永宽，2008），进而为合同双方的合作关系提供保障；共同语言是合同双方进行交流的基础，能够通过项目成员的预先知识储备促进合同双方知识和信息的获取、传递、吸收和利用，减少合同双方交流过程中的信息误导，为企业顺畅地进行交互作用提供保障（Weher等2003）。

尤其，工程项目具有建设周期长、不确定因素多的特点，即使进行风险分担谈判的时间再长，各项条款规定再明确，也不可能包含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所有状况。而高水平的社会资本有助于形成有关处理不确定性的柔性规格和程序，当不可预见事件发生后，合同双方能够通过相互调试而维持双方的交易关系[11]，以提高工程项目的交易效率。因此，本文认为社会资本（网络强度、信任及共同语言）对风险分担与项目管理绩效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并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H2：社会资本正向调节风险分担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间的关系。

H2a：网络强度正向调节风险分担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间的关系。

H2b：信任正向调节风险分担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间的关系。

H2c：共同语言正向调节风险分担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间的关系。

3.3 待证模型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风险分担和项目管理绩效视为一个整体框架，以动态发展的思想来进行统筹安排与设计，并引入社会资本，[JP3]构建了社会资本对风险分担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间关系具有调节效应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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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4.1 量表开发

本文中相关变量的度量题项如表1所示。具体包括：①自变量：基于杜亚灵[4]和赵华[7]的研究，设置了6个题项度量风险分担；②调节变量：基于Nahapiet和Ghoshal（1998）和柯江林[8]的研究分别设置了4个题项度量网络强度和共同语言，基于Y li-Renko等（2001）和高展军[12]的研究，设置了3个题项度量信任；③因变量：基于R G Koelmans（2004）和杜亚灵[6]的研究，设置了6个题项度量工程项目管理绩效。所有题项均用5点李克特量表进行度量，1表示非常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

4.2 数据的获取

基于在天津、北京、河北和山东选定的42个工程项目，课题组通过电子邮件和上门访问的方式，共发放调查问卷200份，回收问卷182份，剔除无效问卷和数据缺失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56份。受访者中，80%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417%为高层管理者；受访者的平均工作年限为65年。因此，填卷人员对其所在企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能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相关信息。

4.3 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文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并分别对各[JP3]潜变量进行信度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Cronbachs α系数、 KMO值和组合信度（CR）均高于0 70的建议标准，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水平。运用LISREL870对所有变量做验证性因子分析，[JP3]结果显示，各度量指标标准化因子荷载均大于04的建议标准，χ2/DF等于3，NNFI、CFI和IFI均大于09，NFI接近09，各项指标均达到可接受的水平，可见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比较各变量的AVE和相关系数（见表2）后发现，各变量的AVE算术平方根均显著大于因子相关系数，说明量表具有明显的区分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