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曾

紫砂器真是一种神奇的器物，它能够融合诸多工艺技艺、艺术形式，成为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瑰宝，是因为它承载着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众多文化元素之精髓，使得历代的文人雅士热爱追捧，更是众多中国人的心头之爱。清代中期，金石篆刻这种人文气息颇浓的艺术形式，使得书坛、印坛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这种景象无疑给紫砂的创作注入了鲜活的动力，文人紫砂的代表人物陈曼生首开先河，而何心舟也是后继之中的佼佼者。

何心舟，字子陶，号韵石、石林、石林居士，斋号曼陀华馆、林园，浙江绍兴人，清道光至同治年间成绩最高的制壶名家之一，工书法、篆刻、壶器。何氏与海上画家任伯年、梅调鼎、胡公寿、虚谷等书画家常相往来，梅调鼎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左右还在与他合作制壶。何心舟曾与陶友王东石于浙江宁波建玉成窑，造紫砂壶，底款常署“曼陀华馆”、“石林何氏”，盖钤“心舟”印款。何心舟是陈鸣远后受文人影响较深的陶人，作品稀珍。据记载及传世品所见，凡浙宁玉成窑出品每见奇品，极具文人味。

欣赏“清代何心舟制东石刻玉成窑花盆及盆托”（见图1），我们从中或许能得到更多的艺术美的享受。花盆上刻“洛仙，丁亥夏艾农书东石作”，盆托上刻“珠盘玉露”。正文和落款都写得极具金石味，非常有趣味、很生动，这种字体在紫砂的装饰非常得宜，历久弥新，越品味越有味道。在当时这种感觉应该是给人耳目一新的，而现在看来依然既有古趣又具新意，这一点似乎是所有陶刻作者要积极努力汲取的营养吧。在当今的紫砂创作中，很多人可能过于追求工艺的精湛，而忽略了古雅的情趣表达。而其实，这种古雅的情趣也是颇难表现的。同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在落款上不难发现，此件器物是三个人合作，何心舟制、艾农书、东石刻。王东石是清朝道光至同治年间紫砂壶艺人、陶瓷艺人。制壶善仿古，刻工精细，制壶兼刻铭，技艺之巧，匠心独具。当时文人雅士善与其配合制壶，所传壶器多且精。如“东坡提梁壶”，型式艺全，设计得恰到好处，壶身由山民刻铭。虽然艾农作者情况不详，但从书作字体可以看出，合作的三个人都为一时高手俊彦，作品的质量和价值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了。

古人把梅兰竹菊称为“四君子”，很多人都以之自比，寄予个人情志向往。这件花盆上刻“洛仙”二字，可见这是兰花盆。洛仙是春兰的一种，瓣型为水仙瓣，特征是外三瓣大头细收根，观音捧、大圆舌、质糯肉厚、色淡绿、花平肩、花葶高，花壳白如玉，飄飘然若凌波仙子，故以此为名。而盆托则刻了非常有诗意、有美感的一个词“珠盘雨露”，兰花含露吐珠的芳姿宛若眼前，使人心情愉悦，不能忘怀，这是文字的魅力，由此我们也可想见古人心中的雅趣情怀。

这件作品的拓泥也是很有时代特征，并因为时光的流转，颜色变化更是增添了作品的古意。在清末民国时期，陶刻作品拓泥之风大行。我们不难发现，现今留存下来的当时的紫砂器物很多都是拓了白泥的。时间长了，白泥的颜色会泛黄发暗，古意顿显。时间所赋予作品的美感有时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古代文人作诗填词、为书作画都是极其讲究古意的，这件器物的古意盎然也就不足为奇了。正是因为这种文人的静雅、书写的美妙、琢刻的精到，这种盎然的古意和趣味足堪玩味，摆在案头赏心悦目，这应该就是陶刻艺术的魅力所在吧。